陈晨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过去30年一直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梯队的沿海省份经济增速回落，其实质是，珠三角、长三角走过了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生产成本上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速排头兵的位置已经不能维持。”在中国中金公司宏观经济学家张智威看来，危机以来，随着中国从外向内的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东中西经济的梯队位次正在重新确立新格局。

　　如果将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美国各州之间、欧元区各国之间进行比较，会清晰地发现，中国这一差距比后两者要大得多。这种地区差距是过去30年成功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差距本身，则正是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巨大空间。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曾经比较过这种差距，他计算出中国各省份人均GDP的差异系数为0.64，这高出欧元区16国各国人均GDP差异系数0.49，更是高出美国各州之间的0.39。中国这种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距上，王庆将此描述成，“一个国家，三个经济体”。

　　过去30年，东部这个“经济体”引领了中国经济的成长，无论是东部自身的城市化、消费化，还是对外的贸易化、开放化。但自2008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中西部另外两个“经济体”成长起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龙虎梯队。

　　中西部地区在2008年危机以来的增长，以安徽、江西、湖北、重庆、四川、河南等省份为代表。这不同于2003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以来，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资源省份的经济增长。但资源省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危机之后也具有新的含义——城市化和产业转移的含义。

　　中西部城市化

　　由于很多种口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人们认识并不一致。以城市人口（而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看，2009年中国这一水平约为46%。但按照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 教授在著作《发展模式》（Patterns of Development）中的论述，城市化与人均GDP 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按照这种相关性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就应该达到56%~58%。

　　“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户口制度等限制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王庆称，在外向型战略下，低成本的劳动力造就了强大的竞争力。但是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将更多地依赖国内最终需求作为其增长动力，因而有必要重新考虑城市化的作用。

　　王庆称，在新世纪的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前进。如果这一速度得到保持，到202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58%。如果城市化被赋予更重要的政策使命，年平均速率加速至1.5%，202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3%。这意味着2020 年前，每年将有1200万~20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

　　城市化有很强的投资、消费含义。对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的展望，则隐含着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成长的含义。在投资方面，2008年中国农村人均资本存量为2.74万元，仅是城市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化所包含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以及住宅等私人投资空间巨大。根据王庆的测算，未来十年内中国城市化将带来15.7万亿~21.7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相当于2009 年GDP 的45%~63%。

　　在消费方面，城市人均消费同样是农村人均消费的三倍以上，2008年的人均绝对消费差额达到近万元人民币。如果入城后的农村人口消费达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2011~2020 年间，城市化将带来3.5万亿~5.0万亿元潜在的新增消费，相当于2009 年GDP 的10%~14%。

　　中国46%的整体城市化率背后，是东部地区接近55%的高水平，西部地区则在35%~40%之间。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率将更有机会得到快速提升。

　　产业大转移

　　全球知名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从珠三角的深圳、东莞地区，向中国经济腹地河南、重庆、四川、湖北等地区的转移，具有深刻的代表性。这种转移被认为是土地、人力、能源、优惠政策等多种成本因素考虑的综合效果，而且这种效果大于产业转移所导致的交通运输、产业配套等成本的提升。

　　富士康公司曾经是入世之后广东省出口爆发增长的领头羊，但今天富士康在内陆迅速扩张。同样的趋势在其他行业也看得到。2009年2月，英特尔宣布关闭位于上海浦东的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将其生产整合到成都工厂。英特尔成都工厂开始建设于2003年，二期工程2005年建设，2009年10月第三次增资，在成都投资累计达到6亿美元。

　　一个标志性的时点是2008年。2008年之前，仅仅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每一年这两个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都要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总和。但2008年之后，这种现象终于消失、改变。重庆2009年FDI增速高达47%，众多内陆省份成为FDI新青睐之地。

　　2008年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签订了外资企业投资项目45个，投资总额达46.05亿美元，在2002年，这一规模只有3.63亿美元。2009年的西博会上，仅四川一省签订的外资企业投资项目就达到88 个、金额134.73亿美元。

　　“这是一轮从中国沿海地区往中国内陆地区的产业转移，这一转移与东亚地区过去三次产业转移一脉相承。以这次产业转移为代表，中国经济的‘雁行模式’也已经全面铺开。”中金公司经济学家张智威称。

　　在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史上，战后的日本通过发展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其出口高速增长。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开始失去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产业链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区转移，转移速度在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后加速，导致了日本出口市场份额停滞的局面，而“四小龙”出口增长迅猛。这是东亚生产网络的第一次产业转移，从日本到“四小龙”。

　　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四小虎”也出现同样经济奇迹，成就了东亚生产网络的第二次转移。

　　第三次转移的目的地是中国珠三角、长三角。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产业开始崛起，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加大，东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链开始转移到中国沿海省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加快了产业链转移的速度。

　　而当前则是第四次转移，只不过本次转移将会在中国内部完成，使得中国一些内陆省份得以复制“四小龙”、“四小虎”的经历，实现经济起飞。

　　谁将引领未来中国经济？

　　内部的城市化增长、外部的产业链内移，将会使得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分化。实际上，每一次产业链大转移的时候都会出现未来几年新的经济领跑者。

　　中金公司将中国各省份列入四个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由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天津、山东、福建等省份构成的“第一梯队”引领中国成长。中金公司将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七省区市列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河南、江西、陕西、山西。此外的大部分西部省份受产业链转移不大，没有列入三个梯队之中。

　　中金公司认为，第二梯队是中西部成功承接产业链的“七小龙”，未来5年将领跑全国。其经济增速领先的优势来自于“天时、地利、人和”，包括：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地理与交通的便利、基建设施的改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良好的工业基础。

　　而第三梯队是中国经济的“八小虎”，由于交通与工业基础等原因承接产业链的规模不如第二梯队，未来增速可能略逊于第二梯队，但是由于正处于经济起飞期，第三梯队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高于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经济崛起，将同时意味着新的核心城市群崛起，中金公司称，重庆、武汉将成为领头羊。重庆与武汉未来五年可能成为中国大城市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而且增长质量会较高。

　　其余重点城市如长沙、合肥、成都等，随着结构改善、质量提高、收入增加、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加强，也将成为第二梯队的先头部队，带动相邻的城市圈齐步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