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时锋

　　伍峰是记者的朋友，在北京对俄出口集散地雅宝路上打拼多年。每当记者有外贸问题需要问人，他总是一个可信的咨询对象。

　　这几年，中国的对俄贸易总是随着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变动而起起伏伏，伍峰的生意也因此时好时坏。记者也曾问他，国内高调扩内需，为何不试试转内销？他却很直白地说，想过，但内销远比外销难。

　　“做外贸，我只需要组织国内货源，货一转手，市场销售都是外商负责，省力省心。做内贸，并不是货好就好卖——不仅市场需要自己开拓，而且国内销货‘水太深’，各处都要打点，隐性成本很高。”伍峰说。

　　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也对记者说过相似的故事。

　　这几年，江涌多次到广东调研，同很多的外贸加工企业主有过接触。一些企业主对他说，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企业转型的必要性，但一没技术积累，二没内销市场渠道，想转，但转型很艰难。

　　“今年下半年我去上海开会，又遇到一些企业主，”江涌对记者说，“由于去年市场不好，他们现在干脆不再做生意了——不愿意再受那份累，宁可将钱交给资金管理公司打理。他们说，以前很鄙视食利者，但如今自己却顶上了这个‘恶名’。”

　　被扭曲的外向型经济循环

　　曾让中国引以为豪的出口制造业，如今已走到了不得不调整的关口，其中的变迁历程耐人寻味。

　　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外向型经济都曾是其国家腾飞最初的加速器。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辉煌，也得益于出口领域的资本积累。

　　这些积累不仅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也随即转为银行系统的储蓄和家庭收入。如果按照良性循环的模式，出口制造业本身的积累不仅可以先引导行业内部的产业升级，还能带动行业内部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升。获得基本积累的企业将在市场配置下，将资本投资到国内其他领域，而在制造业中所形成的市场化要素价格机制将引导其他行业资源价格的形成，从而进一步引致市场在国家范围内实行资源优化配置。

　　但当一个国家的主要资源和收入都依靠政府为主导的力量进行分配时，资源价格扭曲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顿也就不可避免。

　　一方面，外向型经济在现有经济中被定位为全部经济的“输血者”，而很少得到资源和政策的反哺，导致企业升级的原动力不足。“两头在外”的外贸经营模式不仅导致国内初级产品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急速上升，而且又使得中国无法将通胀压力对外转移。

　　几十年来，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本质变化，加上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有限、投资渠道单一，外贸积累的资本大多在现有模式下能做的是规模扩张，“两头在外”的外贸经营模式一直在延续。

　　尽管中国被外界称为“世界工厂”或“世界车间” ，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之中，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中。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只能用低要素价格及由此扭曲生成的庞大的政府财政“扛”着。随着资源产品在容量和价格上的双约束加剧，以及全球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贸易摩擦加剧，政府总可能有“扛”不住的一天。

　　江涌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兴建了很多工业园，但总体看来大多并不算成功，因为这里只有“工厂化”而没有“社区化”，人口红利下看似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仅是其中的匆匆过客，缺乏户籍制度改革的城镇化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脱节。

　　“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有利于人口的社区化，而现有的工厂化单一发展只能让工业大而不强，从而使工业化的成果‘空洞化’。”江涌对本报记者说。

　　另一方面，在长期维持外贸顺差的情况下，储蓄大于投资是必然的结果。但政府主导下的净储蓄的分配并不经济。作为中国社会储蓄主要的分配渠道，银行信贷更青睐同政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投资，而政府本身的投资也总绕不开“铁公基”这三大重点，产业结构和资源价格进一步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同居民消费实际需要相脱节——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据测算，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亦称投资率，指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32%左右升至2009年的46.8%；而最终消费率(指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在同期由67%左右降至48.6%。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受到抑制，究其原因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产业、居民收入、城镇化，各个方面显示，既有发展模式的扭曲已将中国的经济问题扭成了一个结，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单一方案能解决现有问题。

　　结构调整的政府责任

　　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我们看到了政府宏大的进一步改革布局。政府将通过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贸易发展战略调整和需求结构调整这六大调整，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

　　而在这六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都至为关键。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政府来主导，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由市场和企业自发完成的。

　　美国是世界上市场经济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产业升级恰恰受政府作用影响最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引以为豪的半导体产业全球龙头的地位被日本超过，美国政府牵头制定并执行了半导体产业复兴计划——不仅由美国的国防部同多家IC企业成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产业联盟，还利用政府采购来创造产业需求，通过风险投资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还利用外交和贸易手段为国内半导体行业护航。

　　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环节。从19世纪以来，大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种种努力——调整劳资关系、推动消费、创造新市场等措施——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科技进步推动了产业革命。近年来，全球的科技创新步幅相对说来并不显眼，政府必须“抛砖引玉”。

　　去年，美国推出了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也开始实行绿色技术研发计划，这些都是为了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抢占新的制高点。

　　今年6月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文章，题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李克强在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关切：“我国的产业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趋势、抢占先机，就会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一些参加过政府产业升级战略制定的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其引导作用时，需要做得“更为精巧和细致”，要把握政策对象的层次划分，同时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过去几年，中国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但也随即承受了主要贸易伙伴国对于中国是否在进行贸易保护的质疑。中国在高铁、特高压输电等领域拥有了国际最为领先的技术，但受益于这些高技术的中小企业仍然有限。因此在对“外”和对“下”两方面，中国政府在产业升级上的作用值得探讨。

　　城镇化的重点在于乡村再造

　　在“十二五”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下，六大结构调整都和城镇化结缘，推进城镇化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主要抓手。

　　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6.6%。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城镇化水平偏低，制约着中国内需的扩大，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慧勇对本报记者表示，根据他的测算，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个农民，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在当下将带动消费增长1012亿元，消费多增长0.8个百分点。

　　“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要基础设施投资6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基础设施投资8008亿元，投资多增长4.1个百分点。”李慧勇说，城镇化对经济的促进可见一斑。

　　有很多地方已经进行了城镇化的探索。一些地方在取消二元户籍制方面取得了突破，试图打通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身份转变的渠道；一些地方则通过宅基地流转的方法，将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土地置换出来，然后通过村民土地入股的方式发展其他产业。

　　还有一些中西部地区则在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摩根士丹利亚洲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说，在吸引投资方面，重庆是一个尤其成功的典范。

　　王庆表示，全球主要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之一惠普已开始在重庆的制造基地生产电脑。2012 年，惠普的产能将达到6000 万台，其中3000 万台将在重庆生产和组装。包括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在内的许多代工制造商(ODM)也计划紧随其后落户重庆，而这条产业链上的80 多家零件制造商也已投资重庆，这将使这个城市的笔记本电脑年产量超过8000万台。重庆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王庆说，如果沿海地区人口不包括在那儿工作的农民工，那么中国内陆地区的户籍人口是沿海地区的两倍，其人口结构非常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而重庆模式虽然目前显得最为成功，但其潜在瓶颈在于，要使农民进城，需要脱下农村的“三件衣服”(承包地、宅基地、林权)，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但政府存在融资难题，另外城市的土地供应也是瓶颈。在他的建议中，土地流转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江涌表示，他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地方简单地用让村民集中居住的方式将农村强行转变为城镇，但这样的简单复制容易给乡村引入大城市早已颇为头疼的城市病。

　　他认为，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乡土社会与西方城邦化的发展历史并不相同，中国的问题究其本质还是农村问题，所以中国城镇化的本质是要从乡村再造出发，而不是直接照搬现有的城市化模式。

　　李克强在其文中也同样点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怎样形成合理的城镇化布局，怎样筹措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资金，怎样使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与城镇化相适应等。总之，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