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刚 杨志

　　积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扩大同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信任，提高合作水平。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维护共同利益。深入开展多边外交，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维护我国海外公民和企业正当权益。加强公共外交，广泛开展民间友好交往，推动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在经济领域迅速崛起，由此引发世界政治格局也面临调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以大国心态坦然应对这些变化，如何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令国人深思，也令世人关注。

　　今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在人均上仍然很低，所以这一成绩本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但这一事实还是在海外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在全球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作为世界经济内在的一部分，中国将以什么姿态跟其他国家打交道？中国与其他曾经崛起的大国会有什么不同？崛起的中国，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还是创新者？……世界在打量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回应。

　　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一直在关注中国，并不断地撰文对中国政局发表看法。他最近的文章主张，中国既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应当体现出“大国大外交”的格局，不仅要培育理性的民族主义，还须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既要具有保护海外利益进入中国的能力，也需具有保护中国利益“走出去”的能力。“外交不仅应该为经济服务，经济也应为外交服务”。

　　那么，到底应以什么心态看待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应对一些国家的阻力和挑战？贸易摩擦和汇率纠纷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中国怎样适应旧有国际秩序，又如何创新国际规则？中国“大国外交”格局的建设，应从何入手？围绕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郑永年先生。

　　G2概念已事实存在

　　第一财经日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报道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国际环境来看，对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很多纠纷也随之而来，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更明显。在你的视野中，如何看待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面对这种身份的转变和确认？

　　郑永年：中国GDP现在是第二位，这对中国自己来说，似乎没什么，因为中国人均GDP还是很低的。但中国GDP超日本，这对国际社会的震撼还是非常大的。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非常重要的方面。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大国，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洗礼，大家对美国的作为是基本了解的，美国成为大国也是大家可以预期的。

　　后来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没有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威胁，因为日本和美国联盟，在经济上成为大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从来没有成为大国，它只不过被纳入了美国的体系。

　　而中国现在是不一样的。首先，中国经济上成为大国，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结果，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现在中国又是贸易大国，包括出口和进口都占很大比重。有种说法是，中国消费什么，什么就变得贵，中国生产什么，什么就变得非常便宜。这种说法，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中国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既然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经济上考虑问题，就要有相应的大国责任。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其内在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将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贸易平衡、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不能仅仅从国家本身利益考虑，而是要从整个国际体系的利益考虑。因为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如果这个经济体系垮掉的话，就会出现世界大危机。

　　当然，中国也在不断强调自身对世界的责任。在去年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的讲话，就指出：“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从政治方面看，中国与日本也不一样。日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从来没有独立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都是被美国消化。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不一样，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不确定性感觉更大。不少国家都在打量：中国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大家非常担心，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会不会同床异梦？加入了体系，就是同床了，但大家发现价值观很不相同，所以有人提出中国与美国“同床异梦”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就很好理解，美国为何老跟中国吵架，这属于正常状态。

　　但是，在争吵之外，中国要和美国维护共同的体系，需要共同价值，否则共识就难以达成。这就是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人称这种关系为“G2”。以前美国和英国、美国和日本是二国集团联盟，但中国和美国的G2不是共同联盟，不是共同价值体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G2，有争吵，有合作，有对世界的共同责任。

　　尽管中国官方还没有承认“G2”的说法，但从中国方面来看，这是实际存在的。中国只要处理好跟美国的关系，其他问题就相对好办。这包括经贸和汇率问题，也包括南海、东海等问题。

　　如果中美之间长期处于冲突之中，不仅对两国没有好处，对整个世界体系都没有好处。所以，既要有合作，又要有矛盾，这是一个常态，也是可以接受的，合作没有问题，如何建设管理冲突的机制就非常重要。

　　美国衰落不可避免

　　日报：中国有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世界上，美国的霸主地位不可取代，无论是美元本位还是贸易体系，中国更需要的是服从美国，而不是去挑战美国，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郑永年：对于中国，美国的心态其实也比较矛盾。一方面要防止老二挑战老大的地位，所以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地位，防止中国挑战它的霸权。所以美国要建立很多机制来防止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如在台湾、西藏、南海和朝鲜等问题上。另一方面，美国也承认，正如奥巴马曾说过的，帝国过分扩张会加快衰落。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警察，所以希望中国承担责任，今年美国安全报告还提到了“领导责任”，这是第一次提到。这就是矛盾的态度，既要防止老二挑战我，同时要老二承担责任。

　　但事实上，美国目前的霸权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对中国更加害怕。美国由于过度扩张，开始衰退，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只剩军事最强大，政治不如以前，实体经济都已经下滑，从实体经济到就业，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相对来说，中国状况要好很多，金融危机影响不大，经济仍处于上升阶段。从其他国家来看，如果美国生病了，这个警察谁来担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前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现在一不小心被推成了发展领袖，印度、巴西躲在中国身后。中国如果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可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话，现在则不能隐藏了，因为已经发展起来了，大家目光自然而然就转向了你。别人既然把你列为了NO.2，那么你就不仅要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还要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包括整个世界体系的国家。

　　避免成为另一个美国

　　日报：我们刚才谈的，似乎总是在围绕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你曾有一篇文章说，要避免中国外交的美国化思维。可是事实上，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陷入这样一种思维。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好像只有成为美国那样的大国，才是真正的“强国梦”。这个想法，导致目前除了向美国看齐，似乎失去了自我？

　　郑永年：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成为另外一个美国，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如果美国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这样就不好了。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中，中国有时也体现出了不同，如在缅甸、朝鲜等问题上，中国就不想像美国那样动不动经济制裁或者是军事手段，这也是中国在解决体系问题时做出不一样的地方。

　　再比如在与非洲、拉丁美洲关系等方面，中国的国际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现出特有的传统。中国在和这些地方进行资源外交的过程中，努力和这些地方发展出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关系，用这些关系来影响一些国家。西方则用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中国在这些地方的行为，如“新殖民主义”、“和西方竞争外交空间”、“搞全球外交”等。尽管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做，但因为中国陷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没有能够给这些国家的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合理的说法。由于建立不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些说法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缺乏影响力。这对中国很不利。最近西方开始利用“新殖民主义”的话语动员其支持力量，这势必损害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中国要确立能够解释自己国际行为的话语，就必须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

　　我曾经指出过，就中国外交而言，最悲惨的结局可能就是失去了自己的行为逻辑而陷入美国的大国逻辑，采用与美国相仿的政策。如果那样，既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世界。

　　如何建立“大国大外交”

　　日报：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以后肯定还会以更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以国际社会容易接受的心态跟其他国家打交道，如何开创“大国大外交”的格局，你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处于早期阶段。中国开始考虑如何做大国，但大国是要有大外交的。英国也是通过很长时期才成为大英帝国。美国1890年就成为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之后好几十年，美国并不想成为世界大国，而是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后来是在一战后不得不进入世界体系，二战后才逐渐成为大国。

　　中国改革开放也没有多长时间，2002年、2003年才提“走出去”的口号，也不过十来年的时间。所以，要成为真正的负责任大国，还有一段时间。

　　但首先，中国必须要有意识，没有意识永远成不了大国，要有意识才能成为大国。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要对全人类多作贡献，这就是一种大国思维，但如何作贡献，将给世界呈现什么礼物，是要思考的。大英帝国给世界的礼物是自由贸易，美国给世界的礼物是自由民主。中国给世界的礼物，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是一个理想，但不要是口号，要有具体的制度化和政策的行为。

　　其次，大国外交还需要外交资源的整合。中国各方面的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没有整合机制。比如说外交、商务和国家安全部门之间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应当是国家利益优于部门利益，但因为协调机制的缺失，结果就是部门利益优于国家利益。稀土的出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没有协调管理，不仅导致国家战略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自己的资源，但话语权好像在他国手中。

　　外交方面，美国有很大的协调机制，以前大英帝国的外交体制也是很宏伟的。各个国家部门没有整合，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只有部门的利益，一个国家的外交部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中国须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对整个世界体系负责。如果仅仅对某一个国家负责，那是对外关系。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走出去”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界定和培养中国的国际关系观。在中国具有国际观之前，很难有大外交格局的出现。

　　除此之外，健康而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和自信心，对于建立“大国大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