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正一

　　2008年的最后一天，66岁的三鹿集团前董事长田文华在审判席上当庭落泪，面对指控，她承认事情“属实”。她说：“我觉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我没想到，更不愿看到三鹿事件发生，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一切惩罚。”但这样的悔恨和泪水挽救不了婴儿的生命，也无法挽回对乳品行业的巨大冲击。

　　付出生命代价的，不止是中国的婴儿。

　　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将农业和食品生产工业化。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又使得许多年轻妈妈无法靠自身乳汁哺育儿女，牛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纽约鲜奶供需缺口高达20％以上。然而，短短几年时间，纽约市场鲜奶供应量就由每天8．5万升奇迹般飙升至11．5万升。

　　在供应量神奇增长的同时，精明的商人抓住商机打出了“儿童卫生奶”的旗号。在上层官员的推动下，“儿童卫生奶”迅速普及到全纽约，许多广告吹嘘说它是“最卫生的牛奶”、“营养赛过母乳”。

　　然而真相却并非如此光鲜亮丽，当时有媒体披露“儿童卫生奶”的真相：为提高牛奶产量，商人们无所不用其极，给奶牛喂酒糟，将奶牛四肢固定，用减少活动量的方法催乳。与此同时，商人们还将水、臭鸡蛋、淀粉等各种杂物掺入原本已经有问题的奶中，再加进石膏、蜂蜜和其他药物以清除异味。这便是当年美国商人发明的“毒奶”，这次事件导致超过5.3万名婴儿受感染。

　　当农民不再自产自销，当商家开始应付各种中间商和供应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被拉开。一切不再透明：农民不知道自己产的东西会被谁吃下肚子，而消费者也无法知道手中包装精美的食品本来面目。供应链变得很复杂，利益冲突开始错综复杂，每一个环节都希望从上一个环节处获得最大利益，让下一个环节眉开眼笑。很多人在其中迷乱了，于是食品安全险象环生。与此同时，工业化大生产则将某一环节的错误无限放大。一旦问题爆发，受伤的不再是几位街坊邻居，而可能覆盖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

　　人性难免贪婪，在经济腾飞之际，初次面对商业可以带来的巨大利润，很多人会沦陷。

　　当年，尽管有人揭露事实，有人呼吁，但纽约市上层官员和商家勾结在一起，这些声音显得苍白无力。1858年夏天，事态终于扩大了。纽约一年居然夭折了8000个婴儿，而且大多是喝“儿童卫生奶”的孩子。政府迫于压力介入调查，最终却依旧不了了之。直到1887年5月2日，奶商最大保护伞、纽约市议员图奥梅伊心脏病突发猝死。次日，《纽约时报》刊出题为“这家伙终于完蛋了”的文章，呼吁各界人士加把劲。最终，在各界的不懈推动下，“巴氏杀菌法”终于在纽约乳业中普及，1906年美国通过第一部食品和药品法，牛奶有了统一的质量检验标准，此时距“泔水奶”事件正式曝光已过了48年。

　　48年——近半个世纪的争取，数千名无辜婴儿的生命，换来了美国乳业的安全与信誉。这一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美国人等了半个世纪，我们需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