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蕾

　　“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早在200多年前，卢梭就用天才般的哲学思想告诉人们：人其实就是个“两难”的动物。

　　如果说卢梭的感悟是一种哲学境界，那中国产业当下面临的则是最现实的“两难”问题：为什么GDP逐年升高民众幸福感却一降再降？投资不惜重金环境却日趋恶化？楼宇越来越多百姓却望房兴叹？……

　　当富士康的员工用结束生命的惨烈方式来了结自己无法穿越的“两难”时，我们应该知道，这就是代工模式所付出的青春代价。我们在全球分工产业链中所处的那个低成本制造环节至今仍是我们的痛，但更是我们的现实。这正是我们产业升级“两难”的一个缩影。

　　把这个缩影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三分之一的货轮在运送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国需要的能源、粮食及工业原料，所以中国还生产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和钢铁。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让我们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站上了世界第二的傲人位置。但它同样消耗了大量能源，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用青春和资源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我们想要的幸福。

　　其实，改变并非没有可能，重要的是有多少意愿和多大决心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我们一直在说要优化产业结构，但却又不得不面对严重扭曲的现实产业结构。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2.6%，这是一个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比重最高的数值，但即使这样，这一数值也只是低收入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处的水平，而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都在60%以上，甚至超过70%。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我们一直在努力实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未到位。

　　改革的道路不仅仅铺满鲜花，更需要经历阵痛甚至付出鲜血的代价才能换来新生。而我们所以存在着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过低的扭曲情形，是因为不够决断，一方面想关掉那些产业附加值低、产能过剩和对环境坏破严重的产业，一方面却又担心由此引发的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或局部经济利益受损以及来自就业的压力。

　　在多数行业处于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竞争力较弱的情况下，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是必然的选择，但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源保护”让这种重组变得异常艰难，在“利”的引导下，污染企业没有受到应有的整治，而应该进行的兼并重组也无法顺利完成。

　　产业转型不仅仅包括传统制造业行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还包括新兴产业的推动和兴起。而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还是新兴产业的规划推动，都离不开创新。可以说，只有创新才是真正打开产业升级“两难”的钥匙。而如何让创新的种子在企业生根发芽？如何让创新在整个产业环境中自由而有序地成长？如何让创新者能得到与贡献相匹配的回报？换句话说，如何构建一块能长出众多创新植物的土壤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长远的眼光以及先进的管理和制度。我们现在之所以缺少创新和核心技术，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更多还只盯在眼前，管理也跟不上创新的步伐，制度更无法为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如果说技术垄断会阻止创新的出现，那行业垄断则会破坏创新环境。我们目前的现状是，技术垄断不敢奢望，我们至今也没能出现一家像微软那样的有技术垄断优势的公司。但行政主导下的行业垄断却比比皆是。虽然之前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已开始向民营企业开放，但大门只开了个缝，很多小门却依然紧闭。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是一个国家创新活力的主要源泉，堵住了这个口子就等于堵住了创新的通路。要知道，阿里巴巴、腾讯等民企500强的全部利润加起来，也抵不过中石油和中移动两家企业的利润总和。

　　产业升级进展缓慢，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更令人担忧。在“利”的诱惑下，服装巨头和家电企业都开始涉足主业以外的地产、煤炭等高利润行业，连制造业的标杆联想也出现去制造化倾向，并开始转向利润更高的金融运作。当买一块地或几套房就能获得50%甚至更高的收益时，谁还愿意投资设厂去苦心经营15%甚至更低的利润收益呢。于是，生产制造大量资金由此从实体经济领域不断流出，形成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这让产业升级变得更为艰难。

　　而在房地产业不断膨胀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储蓄被吸空，大量的消费需求被抑制。在不断被推高的房价面前，更多的百姓只能望房兴叹。这种不合理的内需结构是目前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隐忧。但与此同时，一段时间内一直都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和规划的房地产业由于目前无法找到替代产业，对楼市的调控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已经有土地财政依赖性的地方政府每次出台措施和政策都是慎之又慎。

　　房地产无法找到替代产业的根源正是因创新不足，在其他领域尚不能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由此，我们发现，产业升级这个我们眼下最迫切也最棘手的老问题其实是个大价值框架下整个产业链条间的循环难题，仔细梳理这些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就可以发现隐藏在这些链条和环扣背后的价值逻辑：“利”字当头。以利益为核心，以利润为导向。在这个价值体系之下，产业升级是个难以真正突破的循环死结，这正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今天无法超越的软肋所在。所以，要突破产业发展的诸多“两难”，必须要打破目前的价值体系。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价值体系下，“逐利”成为企业理所当然的价值目标，当企业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像紫金矿业的“污染门”、三鹿的“三聚氰胺门”、乳企之间的“恶意营销门”就会不断上演。富士康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当企业只追求利益而极端忽视对人的尊重和关注时，当企业沦为一架毫无人性和情感的机器时，站在这架机器旁的员工所面临的是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境，这时，企业为社会创造多少财富都无法掩饰它给社会带来的问题。

　　卢梭说：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追求的金钱是我们成为奴隶的一种工具。卢梭所说的人和金钱的关系恰似目前产业现状中的“人”和“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围着“利”在转。在高速运转中，我们的确让自己变得更富有，同时也付出了我们一直“不以为意”的代价，当“道德的血液”在这架巨大的机器中开始流失时，我们猛然发现赚来的钱已经不能让自己幸福。这时“手里的金钱”已变成卢梭眼中“追求的金钱”。如果我们不想把自己变成奴隶，就要放下“利”字，重塑产业价值体系，以“人”的价值为导向。

　　如果我们能学会围着“人”转了，解决“两难”问题或许就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