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政治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即使不关心政治，政治也将每个人卷入，因为任何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结构、价值标准都是政治性的。”

　　罗敏

　　作为业余漫画作者的赵汀阳简笔画了两个人，他们赤裸相见，将手伸入对方的心里——图释了作为哲学学者的赵汀阳的基本命题：“他人的心是个政治问题”。每个人都依托他人而存在，却又无法完全理解他人或同化他者，因而有政治世界的种种博弈与调和，也正因此，每个人的幸福实则与他人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欧洲跨文化研究所学术常委赵汀阳始终强调，这种关系是处理政治生活的可取视角。他直言其灵感来自中国传统，“不过，没有必要强化中西界限。资源不分中西，优势资源总能够良好结合。”

　　他近日出版的新书，也有一个与此相关、意味深长的名字：《每个人的政治》。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赵汀阳表示，这一书名意指所谓“匹夫有责”，每个人的作为都对他人、对未来社会承担责任，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即使不关心政治，政治也将每个人卷入，因为任何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结构、价值标准都是政治性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寻找美好社会的解决方案时，你导入了“关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关系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对他人担负责任，进而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担负责任？

　　赵汀阳：关系概念是为了发展人性化的关系，人需要以人的方式去生活，当然意味着对他人负责任。事实上，如果不对他人负责任，就几乎不存在人的生活内容了，就不再有任何属于人性的故事、历史和社会了。人的责任就是我在书中所谓的“人义”，与“人权”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配合，人义是人权的保障条件。

　　日报：你始终将幸福视为非常重要的目标。关系意味着任何策略将是一个传递的策略，幸福的策略起始点在哪里？

　　赵汀阳：人之所求，无非幸福。关系策略是普遍可传递的，指的是经得起普遍模仿而无害的行为策略。我称之为“无报应”的可模仿策略，简单地说，就是不会导致因害人而害己、不会自取其祸、不会作法自毙的策略，这样的行为策略就是可普遍模仿的，也就是幸福的基本博弈条件。

　　日报：“和”并非“同”，因而不是消灭或同化他者而是包容他者。你提出了“和策略”，它依托于哪些条件比较容易实现？

　　赵汀阳：首先要说明，我定义的“和”与先秦的含义基本一致，在先秦的含义上有所推进，是古典含义的“和”。这种古典含义的“和”与当下流行俗语的“和谐”有很大差异， “和策略”指的是一种解决矛盾的积极策略，实现的条件需要创造互惠利益，还需要建立理性的制度抑制作恶，或者说，使得作恶成本很高，而且还需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

　　日报：你在书中提到的很多现象，如文化的平庸化、各种诉求的政治化等，现在很多人感同身受。价值混乱导致人心无方向，在你的理论中，它破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公正”。古典公正与现代公正主要有哪些差别？你更倾向的古典公正，可以从哪里开始重建或说恢复？

　　赵汀阳：古典公正，无论中西，其基本原则都是“对称性”原理，比如行为的对称性：你如何对待我，我就有如何对待你的正当性，或者行为与结果的对称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典公正是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基础。

　　现代公正弱化了对称性原理，以自由和平等两者相加去重新定义公正。自由和平等都是好东西，但如果因此挤掉了公正，就比较危险，因为公正是更基本的好东西。一般来说，自由与公正比较能够兼容，而平等必定削弱公正。

　　在现代条件下，也只能如此，既然人们想要平等，那就只能搭配被削弱的公正。作为现实主义者，要求不能太高；作为理想主义者，我们又必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正。

　　日报：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政治参与性很弱的社会。将个人转化为公民的路途漫长，在你看来，个人拥有怎样的信念，才是通向公民之径的前提？

　　赵汀阳：恐怕重要的是理性，而不是什么样的信念。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非理性，贪污腐败是非理性的，违法乱纪是非理性的，群众意见是非理性的，群体运动也是非理性的，拍砖煽动也是非理性的，支持什么是非理性的，反对什么也是非理性的，如此等等。无论什么样的信念，如果搭配的是非理性，都是危险的。

　　我看最需要的是制度的理性化和人的思维理性化，首先要理性地、客观地看问题，然后才能解决问题。政治学有个解释不清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民主能够造成成功社会，而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民主却导致失败社会？毫无疑问，各地各有特殊语境和麻烦，但我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是否拥有理性的人民。

　　日报：能否对你理解的“理性”稍作解释？

　　赵汀阳：理性概念是比较复杂的，我使用的理性概念既包括康德意义上的理性（reason），也包括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rationality），但作为rationality的理性需要重新理解和改进。

　　大概地说，我所谓的理性主要包括：（1）思想理性。就是怀疑精神，这是古希腊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它意味着思想的独立自主，不受权威支配；（2）知识理性。接近于俗话说的“科学精神”，要求实事求是，就事论事，逻辑融贯，以事实为准。这也是古希腊以来的知识论要求，所谓“把是这样的说成是这样的”原则。这两者也是康德支持的理性；（3）关系理性。这是我自己命名的，灵感来自中国古典精神。我认为，关系理性才是利益的正确计算方式。

　　日报：你提到“贪污腐败是非理性的，违法乱纪是非理性的”等等，会让人想到社会环境的因素，在一个犯错成本小而获益大的社会里，可能有些人会做这样的选择。那么，要建立一个好社会，是否存在一种社会理性？

　　赵汀阳：我更愿意说是“制度理性”或者理性的制度安排。其设计原理应该根据我推荐的“关系理性”。

　　我愿意再次强调，个人理性是很不可靠的，尽管看上去很美，人人都试图以个人理性为名进行私利最大化，但却忘记了每个人想要的，正是别人不同意你要的。因此需要关系理性去控制个人理性，否则制度将无法承受而崩溃。制度也是一种资源，就像自然资源一样，也是会枯竭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