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嘉宾：

　　前亚洲开发银行官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温铁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

　　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此后，“包容性增长”开始成为政界、学界乃至普通百姓热议的话题。

　　不过，这个名词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尚属陌生。那么，究竟何为“包容”，怎样“增长”？包容性增长与收入分配改革、新农村建设乃至行政体制改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从战略眼光看，它又将如何指引未来10到20年的中长期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了上述几位较早提出包容性增长或类似概念的学者，共话他们眼中的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的政策应用。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包容性增长”成为一个各界热议的概念。作为最早研究类似课题或提出类似概念的学者之一，提出“包容性增长”是出于何种情境、何种考虑？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在2007年左右使用了这一概念。他们在研究过去的增长历史时发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时汇集到个人头上，而非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有人提出了对增长要有一定的制约或限制。

　　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我们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并在2007年出版了《以共享式方式促进社会和谐》一书。“包容性增长”在英文里是inclusive growth，我们当时把它翻译成“共享式增长”。在中文中，“包容”显得比较模糊，“共享”更清晰一些。但是，共享的概念只是经济上的，强调分配上的共享；而包容性概念更为宽泛，它强调增长本身就是机会均等。因此，我现在觉得，用“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更好。

　　温铁军：中国在包容性增长方面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总归是起步了。这源于1999年在“十五”规划指导意见中开始把过去的“以资本为本”调整到“以人为本”。真正的调整出现在2002年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之后，此后我们把这叫做“民生新政”。

　　为什么1999年能“破题”？部分是因为此前的一系列报告。1998年，经济学家马洪牵头形成了一个报告，指出中国从1998年起将开始遭遇生产过剩。林毅夫1999年明确要求中央政府及时开展新农村建设，以向农村加大投资为主要手段来提高农民收入。

　　从全球视角看，近年来各主要增长地区都普遍出现了“二八开”，即20%的人占据80%的财富。几乎世界上所有高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同时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差距拉大和工农城乡差距拉大，我们国内叫“三大差别”。原因在于，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弱势群体没能在增长中受益。

　　2000年前后，一些国际组织提出“包容性增长”，主要指的是与过去的“排斥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相区别。2000年，联合国千年峰会提出千年发展目标(MDG)，强调消除饥饿，减少贫困，改善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社会目标。这些都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日报：您个人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怎么理解的？

　　汤敏：“包容性增长”更强调机会均等，而非分配均等。在当前的中国，机会均等比收入均等更重要。如果过于强调收入均等，那就可能回到30年前的大锅饭时代。那种方式可能是共享式增长，但那是低水平、低增长的共享。我们吃过这样的亏。

　　而包容性增长强调机会均等，大家对拿更多钱的企业家没有意见，但对腐败和不正当的赚钱手段憎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穷、可以富，当然如果努力可以有比较好的工作、比较高的收入。

　　为什么有人会贫困？认真想起来，就是因为机会不均等。比如，他们没有享受与我们相等的教育，公共财政没有做到均等化。农村收入低并不是因为能力差，而是因为没有得到均等的机会。

　　我们现在机会均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且还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比如，“富二代”、国有企业的垄断等，其实都是机会不均等。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竹立家：我认为，包容性增长使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更全面、更完整、更深刻、更丰富。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科学发展观在经济上的体现，强调生产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不但要在经济方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文化方面同样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这比以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更为丰富、立体。

　　此外，包容性增长的深刻内涵在于人民权利的实现。要更充分地让人民群众参与发展，有参与发展的渠道和平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说穿了，就是要照顾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只有少数人参与发展，那么包容性增长是很难实现的。

　　温铁军：以往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属于“排斥性增长”，即“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而包容性增长指的是可持续的，能够使弱势群体也受益的增长。

　　排斥性增长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导致反抗者增压。在这种增长中获得收益的利益集团路径依赖地向弱势群体转嫁制度成本。而当弱势群体也不能承担制度成本的时候，利益集团就把这种制度代价转嫁给了资源和环境——它们最没有发言权。于是，出现环境严重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反过来就会影响全人类的生存。

　　现在，我们要积极地反思，反思为排斥性发展辩护的主流话语是否正确。与其继续沿着排斥性增长的路径依赖去维护少数人的权益，不如改弦更张，沿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包容性增长。这包括两大含义：对弱势群体的包容和对资源环境的包容。

　　日报：您如何看“包容性增长”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上的政策应用？

　　竹立家：包容性增长内含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来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社会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关于收入分配方面有九条建议。这是和下一步我们实现包容性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汤敏：我认为，我们要推进机会均等，而不是强调收入分配均等。否则，就会产生误导，产生政策偏向。目前，恰恰就有这个危险。现在，有一些民粹主义的声音，政府对此并不是很清醒。现在有人认为，增加收入，我们罢工就行了。我们不是反对集体谈判等，但如果把它当作挑衅，对我们的社会就会有破坏性作用。中国30年的发展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样，就把大家的努力化为乌有。

　　具体说，首先要解决竞争不均等问题。大企业、国企、得到资源的企业有很多机会；小企业、民企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就会极难。这会造成很大的机会不均等。比如，大学生求职时，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如一个好爸爸。这就是机会不公平的一个例子。

　　其次，公共产品要尽可能均等。例如，教育更多地投入基础教育，使得农村地区的小孩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更多投入到社区、农村，而不是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我们要加大对扶贫的投入力度。这符合我们的战略，而不是简单地分财富。

　　日报：从长时间的视角看，如何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总结检讨过去，设计未来10到20年的包容性增长政策乃至战略？

　　竹立家：从长远眼光看，我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政治含义更深刻。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求社会更合理、更公正。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要实现一个公平的社会，要考虑怎样实现人民的权利，怎样实现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过程。

　　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含义就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我们的政府要真正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府，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一个公共服务性的政府。目前，我们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要下决心对行政进行改革，在公共政策决定、公共预算制定、干部选举过程中推动民主化进程，让老百姓有充分的参与权，让公共行动做到公开透明。

　　对包容性增长，我们怎样去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要按照包容性增长的思路进一步完善科学发展观，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具体化、规范化。另外，把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制度化，而不只是一个口号。

　　汤敏：包容性增长是未来一个很大的战略。包容性增长首先是增长，这个必须强调。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就没有人民生活的改善。只不过增长的方式要注重中小企业的成长、带动就业、给贫困地区带来更多机会，以及反对垄断和促进竞争。

　　在国际战略上，也是要改变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例如，美国获取了很多资源，这就是一种机会不均等。我们在国际上也要争取机会。反过来，我们去海外投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我们也不能采取掠夺性的方式，而是要帮助当地社区的人民发展。我们也要帮助一些穷国，未来，中国要坚持不称霸，这样才能立足于可持续的市场增长。

　　温铁军：以往与包容性增长类似的思路，都受到了主流话语和主要利益团体的反对。要推动这种调整、转型，都要力排众议。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总结过去十年的调整经验，为今后二十年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奠定必要的思想和政策储备。

　　当然，中国人也不能沾沾自喜，认为过去十年取得了多大的成果。如果我们仍然用过去的视角来看待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可能还会带来麻烦。

　　日报：在中国谈包容性增长，必然要涉及“三农”问题。您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温铁军：2005年中共中央对“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意见中强调了八个战略，其中为首的是新农村建设。这意味着把过去追求资本化、资本收益为主的政策转向民生政策。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国家财政向农村的一般基本建设的投入已经史无前例地达到了1.7万亿元。加上2008年后的救市投资中向农村投资的部分，大数能到3万亿。经过我们计算，连续几年对农村共3万亿的投资应该能带动3000万到5000万就业。这解释了当2009年发生沿海企业大规模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没有大的社会动乱。

　　这几年中西部的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垒起了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可以使农民就近得到非农收入，并且不需支付大规模转移成本。所以，包容性增长在中国是有经验的，并且也是有成就的。

　　竹立家：“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包容性增长能否实现。问题是，如何实现共同性增长，使农村面貌有根本性的改变？我认为有三个要点：第一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必须进行，把户籍制度变成居民身份制度，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目的是要让人动起来，不要把人固定在一个地域。而要使人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去自由寻找财富。

　　第二，推动土地方面的改革。我一直主张“土地国有，居民持有”。具体政策是推行地票制度，集合全国的土地，实行地票制度。各县市可以搞土地银行，通过土地交易，使土地流转起来。有钱就可以买地，农民可以卖地，然后用这些钱买房，也可以用这笔钱去经商，逐步实现发财致富。现在土地资源还没有变成资本资源，要使土地转起来的话，土地资源就变成资本资源。财富就可以向农民转移。

　　第三，让城镇自主地发展起来，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都是动态增长的。只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国家都应该承认。比如像东莞的虎门，人口有三四十万，GDP达到七八十个亿，完全有建城的条件。国家只需要承认就是了。我们一直提要发展中小城市。当一些地区的区域效应形成之后，国家要及时承认，降低门槛帮助它们建设转型。要下放城市的审批权限，从国务院下放到各级人大。

　　总之，我的观点就是，若想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三句话：“让人动起来，让土地转起来，让城建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在未来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就可以占据主动。

　　(实习生许钊颖、崔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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