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摘要：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创新与‘十三五’”。
数据显示经济增速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是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远远没有到。我们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减轻，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其还认为，信息化时代是“创意、创新、创业”连在一起，先有创意才有创新。先有创意的人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和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何在，一旦有了创意了，这个时候能够发现投资机会的这就是企业家。
数据显示经济增速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是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远远没有到。我们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减轻，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官产学各界的缺点在于更多关注现象层面问题，而非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导致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
近来新兴体的展非常迅速，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预测2060年，中国和印度将会总共占到世界产出40%。
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的技术基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经济上的激励是鼓励创新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市场会给予创新者回报。如果你的创新是有价值的，自然会有人为其付费。
很多地方奉行的土地财政，结果是富了政府的财政而不是富民，甚至虐民，那就应该马上来纠正。如果改革引起了贫富分化，这也是小平说的，改革就算失败了，应该是实事求是地来说话。
第一，改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从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形成共识。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第三，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要打造农业+科技+金融的产业发展模式，提升产业链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准的一种探索和实践。
新常态下，宏观税赋要进一步降低，特别是降低社保的交费率来降低宏观税赋。用国有资本的收益来补充降低社保交费所缺的财政缺口是合乎逻辑的。
政府列出负面清单规定资本市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除此清单之外都可以做。反过来说，政府说明我没说的可以做，出了事怎么办？赶快立法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做。
除非中国大部分城市房价降幅超过首付，不然的话，中国的银行系统性风险还不是很大。
沪港通和深港通启动一个共同市场的基本框架，“这三家交易所加起来是一个70万亿市值的流通市场，叠加交易量直逼纽交所。”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过去以汇兑和交易为主要着力点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了新的转机，从外汇开始转机到更多的人民币，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核心的意义。
马骏称，他接触的不少的香港金融机构和一些专业的服务机构，经常抱怨的就是不知道大陆的一带一路项目到底是怎么规划，在哪弄，要多少钱。
在“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上，香港企业现在觉得非常缺乏的就是跟内地的沟通机制，尤其是希望能够搭建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
中国经济已经很接近底部，今后一两年是触底关键期，如果一两年内不触底，经济会有大问题。
PPP承包商和地方政府合作，可以签一个固定价格的合约，不管发生什么，地方政府都给承包商补偿，但是中央政府需要给这个补偿设置一个上限。
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并且能够缔结地区性的贸易协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拉动，支持新的就业动力，也能够通过投资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未来是否到底，这“L”这一横要走多长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回到经济增长的本源上来。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
他认为中国的GDP增速在6%到7%区间内，放眼全球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
国现在对来自国外的科技有非常大的依赖性，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在专利申请量上最多的一个国家，但主要是中国国内的专利申请，在国际上的还不够多。
宏观经济正在消亡，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通过宏观经济把经济带回正轨。他表示他对全球的经济是持悲观态度，但是中国经济学家比他还要悲观。
没有一个经济体像中国和美国或者欧洲这样，单独是很难完成的，所以需要多方的协作或者是合作。
现在货币政策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复杂，还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通过这些方式真正地解决过去所有没有遇到的问题。
今天的国企改革应该把政企分开放在第一位。政府工作最擅长的工作就是审批。但坏就坏在审批又不负责任。
国企深层次体制问题最终要靠企业制度解决。目前顶层国企仍受企业法调节，政府管企业的体制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企业的价值是投资人和工人共同创造的，因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应该实现“利益共享”。为利润分成，可以把饼做大。
行业不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不能简单的用静态数据分析、比较不同所有制的经营效率，更不能用不准确的数据来分析评价。
国企改革大的体制上讲应该解放国企，企业层面要解放人。这些都是解放生产力。
政企一旦真的分开，这个企业一定百分之百不是国有企业。如果在改制中如果不想放弃国有控制地位，在国有的框架里探索政企分开，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是缘木求鱼。
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第一，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的阻力。第二，要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特别是防止左祸再起，再次危害中国。第三，在改革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的突破，防止改革政策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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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毛振华，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致辞嘉宾： 张思平，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 彭 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演讲嘉宾： 德克勒克，南非共和国前总统，1993年与曼德拉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詹姆斯·莫里斯，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德平，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邵秉仁，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在中美双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重，打破冷战坚冰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健康发展，借助美国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回归世界潮流的积极态度。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21世纪的全球秩序，这种秩序不仅仅只是基于两到三个强国或者地区的一种竞争，人类共同的敌人是饥饿、是贫穷、是疾病，以及环境污染。
在新常态之下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实行工业化，让高端的制造业发展起来，通过扶贫开发让农民既把环境搞好，也让收入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投资涨幅非常快。但是过去欠帐太多，按照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讲，还有很大的差距。
金融监管体制应从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从全国层面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发挥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的作用。
紧急情况下，动用一些行政手段也是必要的。经济过冷了，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要理直气壮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位，过热的时候及时退出抑制行为。过冷的时候，当其他经济主体都不投资的时候，政府也不必羞羞答答地觉得自己投资就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