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前总统预测：2060年 中印将占世界40%产出

南非共和国前总统德克勒克，1993年与曼德拉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南非共和国前总统德克勒克出席并演讲。其表示近来新兴体的展非常迅速，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他预测，2060年中国和印度将会总共占到世界产出40%。

　　其认为，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现在正在经历着一个黄金的时期。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像现在一样，让这么多的人从相对的贫困中能够解脱出来，获得繁荣、安全以及自由。

　　以下为发言实录：

　　德克勒克：各位好，非常荣幸能够在第三届大梅沙创新论坛上跟大家做主旨演讲，我的演讲主题是是“转型和治理”。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进化论》表示，物种进化成功并不是基于它相对的优势或者智力，而是它们有应对变化的能力。现代人包括我们的祖先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不仅仅是适应当时变化的环境，而且他们还有能力能够改变他们所在的生活环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是所有物种中唯一有应对如此变化能力的物种，这是很多现象及成功背后的秘诀。

　　而在现在，我们人类所创造的环境也是基于我们对于变化的适应而产生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办公楼。我们对于变化的管理能力将会成为我们当下成功的关键，对于个体、对于企业、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如此。

　　27年之前我成为了南非的总统，当时我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做出一场巨变，对于我们过去国家发展的方向要做出一场巨变和变化。我经常会被问及的问题是，在我1989年9月份担任南非总统之后，他们会问我南非的这场转型是不是出于一些突然的思考或者是变化，其实并非如此，它并非来自于一个突然的方向上的变化，它背后其实是代表着一个长期的内省，以及一个长期改革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早从1978年开始，也就是我的前任当时博坦总统成为南非的总统，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不断地内省、自省，并且不断地接受变化和改变，是实现这场转型的第一步。

　　对于一种变化的抵抗和抗拒是深深地植入在我们的心中，在南非这样一个国家的案例中，我们有白人，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有很多充足的理由来恐惧和担忧，他们对以下的问题感到深深的顾虑。首先他们如何能够确保在国家这样一种多数派执政、多数派决定分配的原则下，如何来保护少数派合理的一种权益。我们也另外需要牢记的是，我们这个国家这样的一种决心，我们希望能够和其他的国家一样能够有做出自我决定的能力，也能够获得这种自我决定的权力。因此在这样一种多数派执政的大环境下如何确保少数民族的权益。

　　第二，当时在南非的白人也一直在顾虑社会的转型、社会的这种变革，不会很快地带来好处或者是引起社会的混乱，或者会推翻当时政府的政权，因为当时在非洲很多其他地方的政权被推翻了。上世纪80年代中叶非洲有超过80起不同的政变和军变，中间很少的国家在非洲大陆之后取得了成功或者是稳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当时是处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无论是从可持续性的发展还是从道德上的情况。南非当时白人有500万人口，非白人3500万人口，前者对后者持续统治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是充分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冲突和隔离，逐渐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向下发展的压力和势头。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基于我们的现实，我们不断地角逐，我们也需要对整个国家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也意识到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那时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不断支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不能再依赖当时的内忧外患或者是危机四伏的国家形势。

　　我个人一直在参加这场变革和改变，是我们当时国会的成员之一。1986年我们也接受了对于南非无论你所在的人种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要对于当时的宪政进行调整。我们做到了，并且做好了准备，下一个挑战需要避免的情况是避免假装在改变。经常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个人他们知道他们要改变，他们只是假装在改变，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因为他们在从事无法持续的行业，无法在一些新的尖端的技术上突破。在过去的多年里南非的白人同样也是自以为是，觉得他们能够对当时白人统治进行一种改革，也就是在当时的种族隔离时代还存在的时候，希望能够避免一些能够让他们感到非常具有压力的或者是带来创伤的这样一种决定和风险。而我的前任博坦总统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1986年的时候政府也已经废弃了一百多个带有启示性的法律，而且在当时也能够给到那些真正的工商、工会的权力给到黑人工作者，使得350多个不同的混合人群，也包括150多万个印地安纳原住人民给到他们参与国会的权力。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只是消除种族隔离的问题，也代表一个权力的问题，因为在当时这个需求不是说要不要改革，也代表着需要有一人一票投票体制宪政的权力转移。因此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能够去采取让我们感到极度不适的决定，或者冒着这样的风险，才能够让真正的变革发生。

　　下一个，如何够阐述一个清晰明了又能够落实可以实现的愿景，在1990年2月份的时候，我也对当时南非的国会发表了新的愿景，我们希望对于当时的问题能够制定出一个和平并且民主的解决方案。当时我所设立的目标包括建立一个全新的完全民主的宪政，并且去除所有形式的歧视和过去传统的执政方案，并且能够在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下确保公平公正，保护少数派和个体的权力，并且能够实现宗教自由，并且也能够实现全民的选举。

　　在四年之内南非取得了重大的成功，1994年4月27日，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全体人民参加的选举，也在那个选举上纳尔逊曼德拉成为我们国家的总统。

　　女士们先生们，我接下来的演讲内容是我们在整个南非实现转型变形中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是在于有效地沟通，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这些观点的产生往往和我们如何进行沟通以及我们所从事的事情密切相关。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向媒体、向世界传递好我们的愿景，领袖们必须要能够鼓励他们的支持者，让他们的支持者能够感到放心，并且能够做出说服他们根本性变化的需求。这种沟通是必要的。

　　第二点是时机对于变化的改革和管理非常重要，对于领导人而言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变革也是不明智的。或者即使在方案和方向上正确的，如果他们的追随者们没有办法能够看到、听到他们的声音，也能够带来不好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很多不同的市场或者是事件，有时候他的发展速度非常慢，让我们感到很痛苦，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发展速度又快得让我们跟不上。我想对于领袖和领导者必须审时度势，能够做出相应的定位。在我当选总统之前我也被经常批评，说我在进行改革步伐的时候节奏没有掌握好。1989年我也没有所在国大党的领袖，我也意识到这样一种发展的时机非常重要。

　　第三点强有力的引导力。对于有正确答案的人并不一定给你奖励，有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理论上的专家，要成为一个领袖，他的一个关键的艺术也是要在你整个过程当中要投入你的一生、你的一切，只有你真正对一些不同的事件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力，能够引导你的人，能够朝着你认为正确的方向进行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能够把愿景转化成现实的人才被世界真正认可，此外领导要对整个政治中所发生的新的方向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判断和预判的能力。我成为总统之后，我们当时遇到了在东欧和前苏联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他反而也是加强了我们在国家的领导。对于这种变化的管理需要进行风险预测和运算。我们也需要对南非进行转型变革的决定，他背后肯定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风险，甚至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事件，他们可能会有深远的并且是不可预测的结果。

　　有的时候就像在很快的速度上面踩你的油门，让你能够开始你的方向，能够做好相关的工作。这就好象是在急流中驾驶独木舟，你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力量，并且在行驶之中保持平衡，能够躲开暗礁，同时能够驾驶这个独木舟让它不至于倾覆。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的头脑和非常坚定果断的行动。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管理我们变革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成功。1990年我们确实在南非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杰出的宪政制度，我们的宪法可以保护我们人民所有的权力以及所有人群的权力，我们重新加入了国际社会，而且我们是几乎没有政治暴力和冲突的情况下来尽量大地实现了我们最好的愿景，同时我们在24年间一直在实现着经济的增长，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有一些小的停顿，当然现在我们也面对一些问题，有一些可能很严重。我们的经济在过去纪念的增长太过缓慢，我们的教育系统不够好，现在我们失业率比较高，不可持续，而且可能说我们还是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平等社会的要求。同时我们国家的这种腐败的问题也是不能接受的，不过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政策，我们相信应该还是会实现较快地经济增长。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有非常成熟的金融部门，同时在这方面也有世界上非常领先的公司，而且我们有一个增长很快的国内市场。我们也是非洲的一个大门，而非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洲。南非的未来就像今天在坐所有各位的未来一样，是由我们能够适应未来挑战的能力来决定的，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变革的管理。

　　不光是在南非我们在经历着非常快速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在过去35年间都在经历着经济实力以及各种权力的变革。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而新兴近来体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如果我们去定义一下哪些国家是属于新兴市场，基本上大家的共识包括像我以字母的顺序来描述的话，像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俄罗斯联邦，以及我们自己的国家南非，当然也包括泰国以及土耳其。这15个国家占到世界人口的53%，而且他们中所有国家在过去的30年间都经历了非常快速长足地发展。上世纪的80年代，他们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5.5%，而那个时候美国占世界GDP的总量25.6%，而欧盟占的量是34.6%。而今天新兴经济体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7.6%，而不是过去的15.5%。美国的占比已经降到了22.2%，欧盟的占比降到23.7%。

　　所有这些都对于数十亿人们生活的提升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可以说我们人类的漫长历史上，现在正在经历着一个黄金的时期。如果我们停下来回头看一下，去看一看我们所实现的进步，我们会发现现在正是我们的时代。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像现在一样，让这么多的人从相对的贫困中能够解脱出来，能够获得他们今天的繁荣、安全以及自由。

　　从上世纪50年代，1950年—2011年，世界平均寿命从47岁增长到了70岁，孕产妇以及婴儿的死亡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是1950年的一半。而所有这些也伴随着我们全世界稳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稳定增长是他的一个证明，无论是在人类的进步还有包括我们的收入、教育以及在公共卫生水平上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与贫困的斗争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成数价值，我们的贫困人口定义平均人均收入1美元25美分，现在这样的贫困人口从80年代的40%降到2011年的14%，过去35年当中中国也经历着非常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所带领的经济的改革，使得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大规模的人口成功地脱贫，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看到有超过4亿的人口几乎是整个人口的人口，他们从农村进入到了城市，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而仍然有几亿人正在经历着这个过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今天，在印度经济的繁荣也成为一个发展的主要趋势，这是伴随着他们的经济政策调整开始的。

　　而在17世纪和19世纪，我们面对的世界和今天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欧洲只占全世界GDP的12%，而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占到世界GDP总量的45%。1913年随着欧洲的崛起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的GDP几乎达到了世界总量的30%。而中国和印度的总量逐渐地降到了15%。1950年印度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总共只达到8%，但是现在我们也会看到巨大地变化，而如果预测2060年的情况，中国和印度将会总共占到世界产出40%。而我们也会看到经济的巨大繁荣，就好象他们在历史上曾经2000年的繁荣一样。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70年间，我们人类所经历的发展变化，他植根于很多的具体因素，比如全球化，比如相对的国家之间的和平状态，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像全球化这样的趋势打开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使我们都融入了国际贸易之中，来使得国际的生产变得更加一体化，也让更多的人从贫困的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国家的治理使得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还有包括社会的发展。当然他也需要有效率的政府，他所做的工作是包括像有效的治理，包括对于人民的财产以及权力的保护，同时也需要进行有效的治安以及和平的稳定，以及能够保证人们享有立法和公正的权力。国家的治理可以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医疗以及福利，能够让人们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的竞争。

　　同时能够带来自由和公平的市场获得未来的发展。同时他也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强的责任心，更正直的态度，同时也更加快速和敏锐地去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包括像腐败的问题，如果能够实现更好的治理，包括更好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也能够更好地去实现国家的预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好的治理以及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紧密的联系，全球的发展都是需要我们之间和平地维持。

　　在过去的16年间，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当然在中东还有一些冲突，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因为冲突而死亡的人数，在二战的时候这个数字是每10万人有300人死于武装冲突，而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3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过去在战争的时代完全不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现在当然也会看到会有一些国内的，因为像民族之间或者是不同语言的人中间，或者是不同宗教的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但是大多数时候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除了中东之外这些冲突还是可以控制住，当然在中东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国际化的倾向。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全球化现在正在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或者是欧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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