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在国有的框架里谈政企分开是缘木求鱼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出席并发言，他表示，政企一旦真的分开，这个企业一定百分之百不是国有企业。如果在改制中如果不想放弃国有控制地位，在国有的框架里探索政企分开，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是缘木求鱼。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瑞龙：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做发言，最后发言还是有压力的，第一个压力是来源于大家都饿了，再好的精神粮食都底不住硬约束。二是刚才听了几位领导，李主任、陈主任有非常好的信息给我，我毕竟是学界出身，话语体系和逻辑出发点都有差异，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我今天谈的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理论逻辑和探讨，我80年代开始对国企进行研究，说实在的，在讨论这个话题的话，我的内心深处觉得特别沮丧，为什么呢？80年代开始，当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其实我们最早认识比较清楚的就是国企改革，当我们想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无论早年提出国有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到后来建立新的市场企业制度，改革目标都是非常清楚的，改革目标非常清楚的改革，在过去二十年来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没有变化。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二十年前写的国企改革文章拿到今天来说、今天来发表，还是挺先进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企改革至少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讲，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进展，什么原因呢？当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讨论，实践中放权让利，我们确立改革目标的时候，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其实一包、一股都不灵，一包、一股在国外都是挺灵的，为什么到中国不灵？

　　国有企业改革道路上的两大问题

　　发现我们想要在国有框架内探索出一条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改革道路，但是这样大的框架里我们发现两大问题是难以逾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政企一定要分开，前面的领导非常强调这一点，我们探索了二十多年，就是这样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什么原因？在我看来，在国有的框架里探索政企分开，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是缘木求鱼，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在改制中如果不想放弃国有控制地位，所有权的主体作为国家是抽象概念，必须要代理人代表国家所有权，谁能代表国家？当然是政府。当你说这个企业是国有企业，毫无疑问政府要行使所有权，当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话，你想让政府追求利润最大化，无论哪个方面理论逻辑都是不应该的，就表现为行政干预。

　　你想改革目标实现政企要分开，政企一旦真的分开，这个企业一定百分之百不是国有企业。所以在国有框架里，探讨国有企业不政企分开，学者的角度来讲过去没戏、现在没戏、将来也没戏，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是从逻辑上来讲。

　　第二，当我们想让国有企业作为市场化的主体还要解决所有权一定要有流转性，所有权具有可流转性，在市场上才能资源配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有权可转让以后，在治理结构上所有者可以行使退出权，但是问题在于，所有权可以自由转让的话，这个企业的国有资本是保不住的，这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一定要对股份搞成分，法人股、个人股，为什么？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以后不管怎么上市，只要国有股大股东股份不能转让，在香港上市、美国上市、中国上市，政府在里面可以当老大，所有的性质不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以后，国有企业的老毛病还是改不掉。

　　解决两大问题的理论指导与政治逻辑

　　问题是我们解决这两大难题的时候，理论是没有指导的，我们缺乏理论指导，第一个理论是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理论在经济的假设里形成了一个个体主义的的方法，证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按照这个逻辑毫无疑问问动产权，有的人说得很明白要私有化，有的人说要产权明晰化，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是没法保证的，西方来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是没办法的，按照这个原则，最明白的就是私有化，在中国私有化肯定是不通的。

　　另外的路是，我们讲政治经济逻辑，按照政治经济的逻辑的话，国有企业毫无疑问还不够，边际还要往外延伸，延到多大地步？延到绝对控制，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走，何以见得是市场经济呢？看来这两个逻辑都不足以让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达成认识上的共识，这就导致由于理论逻辑上有很大差异，当下讨论国有企业改革，要看谁在组织这个会议，不要走错门。两个不同的逻辑说的是不同的话语体系，走错门把你批得什么都不是，当下国有企业改革要看清楚谁在组织会议，在会上是什么逻辑，因为话语体系不一样，逻辑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导致当下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文本中会看到不同的评价，对产权、并购重组、高管、现金、民营资本进入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论定性还是定量上，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给他非常好的界定和说明，我本人在90年代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里基于对国有产权的认识，当你保持国有的时候政企是难以分开的，所有权是难以转让的。基于这样的前提，我在委托代理框架里证明了，你要对产权多元化改革，国有产权的廉价投票权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是很难被解决的，我90年代初预言，国有企业改革难以避免一场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原因是国有资产缺乏保护。基于这个逻辑怎么办？我建议对国有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办法，应该针对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差异采取不一样的改革路径。把国有企业分为两种，一种是竞争性，一种是非竞争性的企业，非竞争性领域主要两类，一类是公共产品企业，一种是自然垄断行业，能源、原材料产业。我认为对于公共产品应该是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国家经营，如果一定要市场化为什么要国有，因为要国有，国有才能解决市场问题，争议在自然垄断行业。

　　应将混合所有制纳入分类改革原则

　　大型竞争类国有企业一步到位，我认为这个要采取产权多元化的改造，对于中小型的竞争性企业建议采取所有权放开，由市场决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该国有的就不要按照市场化逻辑改造，挺好的企业。该市场化的你国有，把国有的你市场化，该国有的政府好好的管，像公共产品，管资产，不要管资本，你就是要管企业，管资本、管人、管薪酬、管价格，这样老百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这类企业做市场化改革，用我的话，你们做市场化改造就张开血盆大口，最好的办法是涨价，因为他是独家垄断，国有资本的控制作用，这个是宏观效率为主，社会效益为主，尽管对中层可能有些不满。

　　非常高兴我1995年提出的分类改革，终于今年变成了文件，盈利性和非营利性的，但是大体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改革思路，分类改革恰恰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不同的要求，只要把这个问题明确了，下面的改革是有非常大的空间。

　　问题是分类标准，原来文件写的谁处置谁分类，谁处置谁分类是个问题。总书记讲的共产党执政基础，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统统是适用的。如果国有企业分类原则的话，国家该管的好好管住，该市场化的好好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这样的话就能把社会主义实现了。以后处于特殊企业，在这个法里面对这类国有企业好好监控，让他成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比重还是蛮大的，一定要把这个原则确定了，最后放开也没有人给戴帽子了，长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混合所有制一定要把分类改革纳入才有价值。分类是分两类：一类是央企，一类是产权多元化的企业。

　　总结一条，好的办法就是分类，该市场化的好好推进，该国有的好好管制，这样不至于有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的争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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