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改革要有关键突破 防止政策空转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出席并发言。其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比较困难、改革比较胶着的格局下，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第一，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的阻力。第二，要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特别是防止左祸再起，再次危害中国。第三，在改革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的突破，防止改革政策空转。

　　以下为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论坛，前面很多大家从多角度对中国改革做了解读，我想要谈改革的话题，首先要了解、判断改革处在什么状态，所以我想用这样比较敏感的题目“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我大概讲三个观点：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成就很大，但是整体上改革处于胶着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第二，如果改革不能突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面临的风险。第三，要走出改革的困境，需要三管齐下。

　　全面深化改革成就很大

　　我之所以要下改革整体处在胶着状态这样一个判断，首先我充分肯定十八大以后，全面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比如说国务院用三年时间取消下放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改革发生历史性改变，户籍制度改革有重要突破，农民工市民化开始迈出关键的步伐，社会保障制度的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度的三规合一，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我的判断是，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应该看到改革整体处在胶着的格局没有改变，这种胶着的格局和中国反腐败是同步的。就像我们前两年的判断是，反腐败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现在的主要判断是，反腐败正在取得压倒性胜利。我认为这两个是同步的，当反腐败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或者正在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过程中，就决定了改革必然会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

　　而这个胶着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标志：第一，关键部位的改革在制度层面上还没有实质的突破，比如说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第二，改革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这个动力不足既表现在官场，也表现在民间，从官员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现在绝大部分官员缺乏上世纪80年代的官员的改革锐气，不作为甚至变成一种软抵抗，从民间来讲也是一样，老百姓对改革的评价是，能不能让改革成果被全民共享，如果说我们把改革从老百姓那里掏钱的代名词，老百姓不会欢迎。老百姓说住房改革使人买不起房，教育改革使人上不起学，医疗改革使人看不起病，如果改革变成从老百姓腰包那里掏钱的状态的话，老百姓不会拥护你的改革。所以官场和民间整体上的改革内生动力都和上世纪80年代不一样。第三，改革政策似乎有碎片化的倾向。我们看到深改组召开的几十次会议，讨论了很多的改革建议，但是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改革头绪多、要求急，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下面贯彻事实、政策有碎片化的倾向，很难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改革政策在很多地方真正难以落实，有空转的风险。我给的判断就是，改革整体上目前还处在一个胶着状态，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第二，改革难以突破，进一步加剧中国的风险。十八大以后，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现在下结论可能为时尚早，尽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的风险并没有化解，这个风险我概括为四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而这些风险在某些方面还在上升，而这个上升的趋势，我认为和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包括最近通过的党内两个重要的文件都有涉及，我叫三个四：中国执政面临四种考验、中国执政面临四个危险，我们要坚持四个重大。四个考验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种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贪污腐败的危险。四个重大是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我认为总书记强调的这三个四（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四个重大）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我前面四种风险上升的一个高度概括。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者叠加的困局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看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者叠加的困局。什么叫三者叠加？一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刚性目标，全党工作往这里聚焦。第二，应对经济新常态。第三，中国在这两者的过程中，还要同时实现经济三大战略的转型，由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走出去、对外扩张型，由学习模仿型转向自主创新型。这三大战略性转型在前面两个叠加中能不能实现，我认为并不容易。我们往往处在一种困境中，如果说注意了转型，可能稳增长受到影响，注意了稳增长，可能转型的目标难以实现。这是应对经济新常态。我以经济下行压力为例，大家看到从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掉头下行，2013年增长7.7%，2014年增长7.3%，去年增长6.9%，今年前三季度全面掉到6.7%。尽管大家对经济造成下行的原因分析很有争议，看法不一，但就我个人观察，我认为有5个相对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第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第二是23万亿的地方债务风险，第三是金融体系相对滞后，拉了实体经济的后腿。第四是大量的产能过剩，第五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很多资本走了，人也走了。如果说这个领域不能重振的话，中国经济下行可能还没到最关键的时候。这是三者叠加带来的困局。

　　我们如何应对面临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实现中国的战略转型，这会影响到中国在未来的定位。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有三个定位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在社会上初步定格，过去中国是一个穷国，没有人管你，现在你强大起来了，但是能不能受到大国的尊重，不一定。第二，中国的价值在过去的定位，现在我们和西方渐行渐远，我们强调走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这个道路能不能走到大家公认的民主、法制的道路，也正在定格。第三个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中定格，我们成为全球老二了，但是有没有获得老二的尊重，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规模，比如说你能不能保护知识产权，你能不能保护环境，能不能减少碳排放，能不能让改革的成果被全民共享，所有这些软的要件，可能是世界能不能尊重你更关键的因素，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面临的风险。

　　第三，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齐下。在目前这样一个比较困难、改革比较胶着的格局下，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个困境呢？我讲三句话：第一，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的阻力。第二，要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特别是防止左祸再起，再次危害中国。第三，在改革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的突破，防止改革政策空转。前两句话我不想多讲，大家都很清楚，改革的阻力最大的来自两个层面，第一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羽翼丰满、势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改革被利益集团绑架。利益集团计划了官民冲突、激化了老资冲突、激化了贫富冲突，这三种冲突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我们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既得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拉帮结派，十八大以后，开展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就是要清除这个依附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上的毒瘤。第二个阻力是政府，政府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观念、审批改革、部门利益。从观念上来讲，我们不缺少权力思维、不缺少人治思维，我们恰恰缺少的是法治思维、法制性质精神。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的讲话，我认为到现在都不过时，他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下台。我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这个判断到现在并没有过时，特别是十八大以后。

　　在关键部位上要有实际突破，这个关键部位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供给侧改革，专家们做了很多评价，但是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不完全在经济层面，而在政府。你们可以想想，这么多的过剩产能，难道是市场机制配置的结果吗？很显然不是，过多的产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产物，明明生产得多了，为了GDP还在上产能。而政府宏观调控后面有三个东西在起作用，第一是政府要收入，第二是政府要增长，第三是政府要政绩。政府的“三要”逻辑是产能过剩后面的三个推手。   光有经济改革还不够，还要在政治层面上有实际的突破，过去的改革是政治体制的下端，在它的上端还有更重要的要素，宪法、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这个更高层面上实施改革，我们的难题才能真正的摆脱，中国未来的发展才会是一篇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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