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控胶囊胃镜的中国胜利：连欧美日都做不出来

　　芯片专家的中国保“胃”战

　　随着安翰“磁控胶囊胃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这群科学家也正经历着向企业家的身份转变。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粟灵

　　编辑 | 王芳洁

　　1999年1月，经过英国皇家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英国消化病学家保罗·斯望在一个能看到地中海景色的旅馆房间里，吞下了世界上第1个胶囊内镜，次日吞下了第2个。这是世界上首次胶囊内镜人体试验。

　　2018年，中国的胃病患者小杨，仔细地端详着手中这颗“磁控胶囊胃镜”。白色的胶囊硬壳，头部透明可见如探照灯一般的微型照相机。

　　躺在检查床上，借着吸管喝一大口水，小杨吞下了“胶囊”。身边穿着白大褂的技师，熟练操作着磁控设备，让“胶囊”在她的胃里变换着角度、位置和焦距，并按照胃底、贲门、胃体、胃角、胃窦、幽门的标准顺序对胃部进行系统图像采集。

　　两天后，小杨收到了来自301医院医生的远程阅片报告。

　　“像孙悟空一样钻到肚子里。”安翰联合创始人、副总裁郇丹丹向《中国企业家》记者描述着安翰“磁控胶囊胃镜”的应用场景。

　　2009年，郇丹丹与吉朋松、肖国华、王新宏、段晓东等几位科学家一起联合创立了安翰，主攻可以全面查胃的胶囊胃镜。

　　创业之前，他们分别是芯片、电子通讯、光电等领域的技术专家。

　　今年4月，中兴事件让“芯片”等高新技术大热。但十年前，他们多埋头在实验室里进行科研工作。

　　随着安翰“磁控胶囊胃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这群科学家也正经历着向企业家的身份转变。

　　胃检之困

　　三年前，肖国华用“磁控胶囊胃镜”在自己的胃里找出了一块息肉，这种息肉5~8年后转化为恶性肿瘤的概率超过50%。

　　每每想到此事，肖国华都有些后怕。如果没有“磁控胶囊胃镜”，他很可能不会尝试传统胃镜检查。

　　“在过去，进行消化内科检查，是用一个很粗的管子插进去检查，这个过程很痛苦。很多病人告诉我，做内镜特别害怕。还有就是对内镜的安全有一些恐惧感，害怕交叉传染。”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主任李兆申曾如是描述我国的消化内科检查情况。

　　作为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胃癌。我国的胃癌发病人数也已占到全球的40%。

　　中国癌症统计一般滞后三年。2018年，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北京市肿瘤登记处）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统计的2014年恶性肿瘤登记资料，对2014年中国胃癌的发病与死亡数据进行了分析和估计。

　　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新确诊胃癌病例数410400例，占全部癌症发病的11%；全国因胃癌死亡病例数为293800人。

　　我国胃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仅为36%，同为胃癌高发区的日韩两国，其五年生存率均超过60%。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胃癌筛查的相对落后。

　　2018年6月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李兆申介绍，2015年，中国有将近3万名消化内镜医生可以做内镜检查。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不足3万人的医生队伍，或许很难真正满足筛查的需要。

　　在华为美国分公司任职期间，肖国华关注到以色列的一项先进技术。

　　1998年，专门从事无线内镜研制的GIVEN影像公司成立。公司囊括了以色列导弹工程师葛瑞尔·爱登，以色列胃肠病学家、消化内镜学家爱坦·斯葛柏，以及保罗·斯望等电子、医疗专家。在此之前，他们已在胶囊内镜方面深耕多年。次年，第一颗可吞咽胶囊内镜诞生。

　　这一研究，2000年在圣迭哥的消化疾病周和《自然》杂志进行了公开报道，并受到内镜学界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01，胶囊内镜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这标志着无线胶囊内镜时代的来临。

　　不过，在安翰成立以前，全球市场上的胶囊内镜产品均用于检查小肠。小肠检测的技术难度较胃部检测更低。胃是一个空腔的脏器，如果不进行主动控制，“胶囊”就会掉下去，无法实现胃部的全面检测。仅仅是把检查区域从小肠挪到胃部，就需要攻克很多技术难题。

　　肖国华隐约感觉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找到国内消化科医生，听取他们的意见，医生们觉得用这个技术做成产品很好。

　　2008年，他和段晓东、王新宏开始在硅谷起步。但在硅谷，他们很难拿到融资，美国人工成本很贵，准入壁垒很高。

　　2009年，三人带着项目来到武汉，并获得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首届3551人才计划500万元资金的支持。

　　回国创业第一天，三人就见了吉朋松。吉朋松是段晓东、王新宏的大学室友及清华校友，肖国华与吉朋松也于1999年在硅谷相识。郇丹丹则与吉朋松同为芯片领域专家，曾有过合作。

　　“一开始，大家不确定这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做出来。之前全世界都没有人真的把这种主动控制的技术应用到胶囊胃镜里去。”郇丹丹回忆，与平时做科研项目一样，大家一起开展讨论，虽然心里都没有底，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一场新的科研开始了，带着最初的兴奋，这群科学家走进了实验室。

　　从实验室到市场

　　那么，要如何在空腔的胃部脏器内进行非常精确的控制呢？

　　“一开始，我们都没有想好到底用什么方式去进行控制。是让它自己有手有脚地去走呢，还是通过外界磁场去控制？”郇丹丹介绍，科研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实验，最后选择了磁控的方式。

　　吞入体内的胶囊胃镜科研尽量做得简化，而相对贵重的外部磁场控制设备则可以反复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大幅度削减一次性耗材成本。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实验中，磁控技术比其他方式取得了更为精准的控制效果。

　　“磁铁跟磁铁的吸引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让它一度一度地转动，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这个就特别难了。”郇丹丹用手比划着解释，“胶囊”里面有芯片和传感器，受检者躺下后，外部的磁场设备便开始与“胶囊”产生相互作用。技师通过操纵磁控设备，可以对“胶囊”移动的方向、角度等进行精准控制，拍摄可以自动变焦。

　　磁控技术取得突破之后，动物实验、人体试验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2013年安翰“磁控胶囊胃镜”获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审批，成功投入商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可精准查胃的“胶囊胃镜”。

　　然而，从实验室到市场，安翰的科学家团队在起初的转型中并不顺利。

　　习惯了传统胃镜的医生们，对“磁控胶囊胃镜”心存疑虑。“现在还有很多医生在问，到底准不准？看不看得清？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市场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武凯告诉记者，在美国，科学家创业只需要完成其最擅长的科研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可以交由职业经理人来规划；但在中国，必须渠道和技术都要很强，“有产品的公司和最后成功的企业，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初在市场上受挫，这让安翰明确了高举高打的策略。这群科学家决定与中国顶尖的医学专家合作，重回自己所熟悉的学术环境，先占领学术高地，以学术带动市场。

　　安翰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李兆申的兴趣。他牵头联合上海长海医院、北京301医院、广州南方医院等七家三甲医院，做大样本和传统电子胃镜多中心双盲对照试验。试验结果显示，安翰“磁控胶囊胃镜”敏感度达到90.4%，准确率达到93.4%，在纯检查方面，“磁控胶囊胃镜”和传统电子胃镜可以相互替代。

　　有关安翰“磁控胶囊胃镜”准确性的研究文章，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2016年9月的国际权威学术杂志《CGH》上。《日本消化器内视镜学会杂志》也于2017年1月重点推介了这篇学术文献。

　　截至目前，全国29个省市的一百多家三甲医院和约500家体检中心已使用安翰“磁控胶囊胃镜”进行检测。

　　和市场化一样，安翰的融资道路也不十分顺利。

　　2014年初的一次论坛上，现在担任软银中国资本合伙人的武凯认识了肖国华。彼时，武凯刚以投资经理的身份加入软银中国资本。安翰于前一年刚拿到国家食药监总局（CFDA）的证书，市场推广并不十分顺利。

　　加入软银中国以前，武凯曾在通用电气公司（GE）工作了近七年。长期以来，在医疗设备领域，GE与飞利浦（Philips）、西门子（Siemens）形成了“GPS”三巨头，并垄断着超过80%的中国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市场。

　　在武凯的印象中，中国本土医疗器械公司主要从事的是进口替代工作，通过学习模仿西方先进技术，制造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他曾调研过以色列GIVEN影像公司（后来GIVEN被跨国巨头美敦力公司收购），也详细考察过一家胶囊内镜的本土企业重庆金山，知道胶囊内镜的磁控技术是世界范围内待解的难题。

　　“为什么欧美人、日本人都做不出来，就你们做得出来？”武凯就此向肖国华提出疑问。

　　尽管如此，他还是向软银中国推荐了安翰。但在软银中国的内部讨论中，大家判断这个案子虽然刚刚拿到注册证，但是初步的市场调研结果不太尽人意，一些临床医生对于磁控胶囊的技术存在偏见，认为不如传统电子胃镜来的简单，因而软银中国一开始并没有准备在安翰这个项目上下注。

　　武凯再次听说安翰是在2015年年底的一场GE前同事聚会上。问及彼此近况，一位前销售部同事告诉他，自己正在做安翰上海地区的代理。安翰“磁控胶囊胃镜”销量不错，一家医院一天能用十几颗，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上海三级医院表示出对这个产品的兴趣。

　　对于安翰的市场进展，武凯有些惊讶，在快速进行市场求证后，他在内部的例会上重新汇报了这个项目，希望能重启谈判。这一次，软银中国的全体高层对安翰的案子非常重视。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双方高层会面不下十次。

　　2017年2月，安翰正式宣布完成B轮融资，软银中国资本向其注资千万美金。同年8月，安翰又获得大中投资、软银中国资本、虔盛投资、厚新健投、同晟资本共同投资的1亿美元。

　　未来何方

　　七年前，“中国抗癌第一药”凯美纳的上市发布会，比安翰“磁控胶囊胃镜”要轰轰烈烈得多。

　　凯美纳是中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靶向抗癌创新药。发布会在颇具政治意义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卫生部长陈竺将之比作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凭借凯美纳，贝达药业迅速崛起，并登陆资本市场，成为“抗癌第一股”，市值曾一度接近400亿元。

　　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单品打天下的贝达药业出现了六年来首次业绩下滑。年报显示，该公司2017年实现营收10.263亿元，同比下降0.84%；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为2.58亿元，同比下降30.12%。

　　贝达药业业绩下滑的背后，是其持续创新能力的缺失。这也为安翰敲响了警钟。

　　目前，安翰获得CFDA批准上市的产品仅有“磁控胶囊胃镜”一项。

　　“必须把触角铺得更深，让产品线更加丰富。”武凯曾经与安翰团队进行过探讨。考虑到医生对传统电子胃镜的使用习惯，他建议传统电子胃镜与胶囊胃镜两条腿走路。

　　但安翰的科学家们更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对传统的突破。郇丹丹告诉记者，围绕整个消化道，公司有十余款产品正在研发，其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有三款。

　　“进入临床试验的有一款振动胶囊产品，已经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绿色通道了。安翰‘磁控胶囊胃镜’是在医院进行检测的；振动胶囊机器人是在家里服用的，通过手机控制‘胶囊’振动的频率和强度，做消化道按摩，可以治疗便秘。”郇丹丹说。

　　2014年，安翰“磁控胶囊胃镜”拿到欧盟CE认证，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市场逐渐打开。

　　更大的市场来自国内。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是我国医疗卫生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很多企业进行了互联网医疗和医疗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尝试。

　　创业之初，安翰“磁控胶囊胃镜”就伴随着远程医疗一同成长。无需医生亲自到场，由受过训练的技师采集图片，通过互联网上传给有资质的医生，医生即可完成远程阅片。

　　不过，基于前期与顶级医院的合作，医疗人工智能领域或许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医疗作为重点领域被提及。“医疗器械公司做医疗人工智能，在‘数据+场景’方面有天然的优势。通过医学影像设备、智慧医疗云、影像中心，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海量、专业和优质的数据，来‘哺育’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反过来，当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完成以后，上述的设备、智慧医疗云、影像中心又是智能算法的天然落地场景和投放渠道。”联影医疗董事长薛敏向《中国企业家》记者分析道。

　　同为医疗器械公司的安翰也已开始在医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布局。在他们之前，医疗人工智能公司Airdoc在眼科领域的尝试可为之提供借鉴。由于布局更早，Airdoc的产品已经走向基层。

　　2017年8月，安徽淮北矿工总医院引进了Airdoc的人工智能产品。这个积累了广州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北京同仁医院、上海长征医院等国内顶级眼科医院医疗经验的产品，开始帮助基层医生进行眼底病筛查。

　　通过这个相似的案例，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安翰的人工智能产品在基层的应用场景。

　　“下沉基层需要增强研发实力，把成本降下去。”武凯介绍，目前安翰终端产品“胶囊”价格较高，基层群众似乎难以承受。要将之纳入中国居民消化道筛查，一方面要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商业保险甚至国家居民医保的进展。

　　这是郇丹丹所负责的工作。她告诉记者，目前，安翰“磁控胶囊胃镜”在上海已纳入医保，但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纳入，公司还在积极争取与各地的医保谈判。与此同时，与慕尼黑再保险等保险公司的合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曾经在市场推广中受挫的安翰，找到了一条适合他们的高举高打的学术之路。然而，无论是拓展海外市场，还是下沉基层，复杂的市场环境还将向他们提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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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