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券市场之父”我所认识的高坚

　　“中国债券市场之父”我所认识的高坚

　　■兆丰

　　认识高坚已经36年了。1983年我从湖北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毕业，分配到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简称“综合司”）统计研究处工作。高坚比我早一年进综合司，他是1982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我们综合司综合处。我到财政部第一次出差，是参加司里的两个片会，北片会议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开，南方的片会在安徽省黄山市开。我和高坚都参加了这两个片会，而且是住同一房间。由此结缘，此后36年，尽管我们工作都很忙，单位有变动，甚至不在同一城市工作，但交往从未断过，我们也由同事成为朋友，成为兄弟。

　　高坚，1949年8月生，内蒙古人。我到财政部时是23岁，他到财政部时已是30出头了。他的经历堪称传奇。他当过农民（知青）、工人、解放军战士、人民警察；当过学生、博士、教授、博导；当过处长、司长、行长、董事长；在意大利学习进修过，做过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他没有没干过的。

　　高坚一生经历丰富多彩，但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开拓、建立和完善中国债券市场上所作的贡献。他也由此被业界和媒体誉为“中国债券市场之父”。作为同事、朋友、兄弟，我评价他一生工作，用“一、二、三”来高度概括。“一”是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贡献，配得上“中国债券市场之父”这个称号。“二”是他一生主要成就出自于两个部门：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三”是他工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国债市场的市场化建设；深度参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的改革；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探索与实践。

　　由于时间跨度大，篇幅也有限，我试着用一些关键词句来概括。

　　一、关于中国国债市化建设

　　对中国国债市场建设的意义，可以用“两个开端”来形容。它是中国债券市场建立与发展的开端，是金融市场改革的发端。从1991年开始的国债市场的改革，实现了由非市场化发行向市场化发行的转变。有几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行方式从行政摊派到国债服务部推销，再到机构承销。在这个过程中，又走完了招标发行、承购包销、一级自营商承销三步曲。说起来，就连一级自营商这个名称，也是高坚依据英文Primary dealer 给直译过来的。发行从有纸化到无纸化，承销机构由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到交易所市场、电子交易系统的升级。1998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始建立，财政部也是第一个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机构。财政部逐渐从政府与市场监管人身份转换成市场主体身份，由此，中国国债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形成。国债的品种也由储蓄债券（凭证式国债），包括三年期、五年期、十年期扩展到短期国库券，从现货到国债期货。这当中，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导致国债期货交易暂停，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二、关于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改革

　　从1998年10月高坚调国开行到2012年9月退休，他在国开行整整工作了14年。关于高坚为何从财政部调到了国开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开行董事长陈元在其“见证国家40年金融改革的荣耀”回忆文章中，曾有过详细的描述：“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发债市场化，我就开始考虑怎么把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从派购转化成市场发债。这个先要找专家，环顾四周看了一下中国发债发得最好的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在发国债上是有很多经验的，我就想办法去从财政部要干部，我们就把高坚同志调来了，当资金局局长，主持市场化发债。高坚同志来了后，可以说夜以继日，昼夜地工作，研究市场化发债的一些方法。由于高坚同志对国内发债很熟悉，在国际上发债也很熟悉。他来了以后，把国内的经验与国际的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就开始组织市场上的认购银团，商业银行自愿参加，我们向他们路演，介绍我们发债的各项基本要求和发债过程当中采用各种市场化的定价机制，然后确定发债的方式。很快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就从派购发债这个最原始的行政式发债，一步走到国际最前沿的、最先进的发债方式。我们发债方式迅速地在国内被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复制过去，学我们的方法，一步就迈上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我到开发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解决了资金来源，把半个银行所缺少的另一半，也就是资金来源这一半弥补上，解决好了，国开行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完全靠政府派购，依赖政府来发债。”从以上陈元同志的评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陈元对高坚的赏识、器重、信赖和感激，对他为国开行债券改革所作贡献的肯定和称赞！

　　2017年5月，我到浙江省杭州市挂职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金融工作。高坚多次到杭州看我，闲聊起来，他对自己几十年职业生涯中这三大成绩是颇为欣慰并引以为豪的。谈到体会，他讲了三条：一是建立市场需要改革，改革需要若干条件。但凡改革就会付出交易成本，因为有利益集团反对。改革需要政府中的“企业家”，要有自我牺牲、勇气、执着。改革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改革的难点在于真正从思想上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

　　二是市场完全放开比局部放开更好。人们常说，渐进式改革或者平稳过渡更好。但高坚认为，在改革中，快和慢是一对概念，有步骤和无步骤是另一对概念，他赞成有步骤的快速改革。改革成功与否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有无步骤的问题。

　　三是发行人和投资人是长期共赢的关系。改革中依靠谁也很重要，市场参与人最希望改革。因此，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给市场积极性，是双赢的结果。而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市场规则。

　　高坚无论是作为学者、作为专家，还是实践者、过来人，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对待。作为36年的老朋友，每次见到他，那气定神闲、儒雅亲和的神态，坚定、明确、自信的目光，细声慢气的话语，总让人有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我常想，这不也应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精神风貌吗？

　　（全文见《华夏时报》网）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