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金融机构进一步市场化 需监管措施间有较好反应

　　新浪财经讯 6月14日消息，2019陆家嘴论坛于6月13日-14日在上海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会上表示，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地市场化，需要监管当局的很多措施有较好化学反应。比如关于嵌套、金融衍生品以及影子银行等问题，这些作为金融创新的载体，同时就隐含着金融风险。对这一块的监管，要做到措施互相不掣肘、不冲突。现在在这方面，我们都还有改善的余地。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谢谢彭董事长为我们明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证明其实已经差不多达成了。最新的一个是来自英国一个调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指数当中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东京，上海排第五，香港第三，伦敦第二，新加坡是第四。所以，上海进步真的很快。彭董事长刚才已经告诉各位了，除了中投公司董事长之外职务还很多，他时间比较忙，先行离开，我们掌声给他。

　　刚刚彭董事长已经谈到，如果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公司的治理很重要，整体的系统、法治建设也很重要。我们国家金融实验室的理事长就在这里，李扬先生，您最近的实验室也搬到了上海。

　　李扬：落户上海。

　　主持人：落户上海，这代表了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当中有一个智囊机构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刚才彭董已经谈到上海需要这样一个系统性的，不管是发展也好，或者是监管也好，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系统性的看法？

　　李扬：今天的题目是金融治理，我理解治理其实是一个体系，有很多环节，还有好多机制，刚刚几位比较多地谈在这个体系中金融机构的地位以及非金融机构的地位，这个都非常重要。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有其它几个环节也要强调。

　　最上面的环节应当是监管当局。今年大家对陆家嘴论坛好评颇多，有一个方面就是这次这几个领导讲话不冲突，其实很善意，过去常有冲突。这就是大问题。

　　主持人：您的冲突的意思是“矛盾”吗？

　　李扬：“冲突”比“矛盾”还要大，这就是监管的第一条，要协调。如果说我们专业化，“一行两会”，一部、一委在中国是两个部门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的，有分工的好处，就是专业化。说实话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分工，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很多的监管为何物，什么“巴塞尔3”在中国恐怕很难实施。这是好处。坏处是它各自为政，于是就有不协调，就有冲突的问题。不冲突了，这个变化得益于去年开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委的成立。不只是一个议事机构，其实在此之前有一行三会的议事机构，大家在一块儿吃个饭，闲聊两句。这个机构我们说是有牙的机构，很大的政策要拿到这上面去讨论。如果冲突的话，在政策层面上就协调了。这是最上面的，要有一个专业的并且是协调的监管系统。

　　这个监管系统要制定一系列的监管规则，我们看到中国这些规则在逐渐完善。同时这些规则要有法律保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市场，能够让这些规则有效地不损失地传递出去，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些问题。

　　然后就是金融机构。刚才各位讲了很多，我非常同意，金融机构本身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否，与我们监管效力是否高有非常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在监管的架构下，有一些监管的职责实际上是赋予金融机构自身的，巴塞尔3就鼓励并且支持一些好的机构自己设立自己的风险评估，自己实施，监管当局在旁边看着。这是整个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就是这个监管是不是有效，非金融部门怎么对监管当局的措施，它放出的信号反应不反应？它是不是正确的反应？这也很重要。在中国所有的环节都存在一些问题，下一步应当逐渐地再完善。

　　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地市场化，要对监管当局的很多措施能够有比较好的反应。现在还可以重新去探讨，比如从前年开始，我们的资管问题。资管新规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中间出过好几次细则，上上下下讨论。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并不是特别得令人满意，昨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人说资管新规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这就是个问题了。刚刚好几位都讲到了嵌套问题，讲到结构性金融问题，讲到金融衍生品的问题，讲到影子银行的问题，如此等等，作为金融创新的载体，同时就隐含着金融风险。于是对这一块的监管，如果没有一个理论上逻辑一致，在措施上不掣肘、不冲突，是会出问题的。现在在这方面，我们都还有改善的余地。

　　主持人：谢谢李院长。我能不能理解您的话是这样，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其实已经很市场化，但是我们的金融监管还需要更市场化？

　　李扬：我从来认为在一个体系里没有说它更好、它不好的情况，市场化程度都有，也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因为它是普照之光之下不可能说谁更好一点，谁更差一点。

　　主持人：您在讲话当中有一些无奈，监管很重要，但是大家都希望有各种不同的监管方式，造成很多监管的复杂性和监管的成本。说起监管的成本，最近有金融机构的朋友在反映，说中国的监管成本挺高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可能一些监管的人员配置，假设在海外是3个人就够了，在中国要10个人，他需要写各种报告，应付各种不同机构的询问等等之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的是李扬院长，如果看中国的监管成本，监管成本的背后究竟代表了什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金融风险、金融调整、金融管控，这样的监管成本在所有国家发展当中是不是必然一定会提高的监管成本？

　　李扬：他用“监管成本”这个词实际上不只是说的是监管问题，说的是它的运营成本，不只是监管方面的问题。监管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是好解决的，我们把我们监管的职能要明确清楚，这些职能用适当的法规给它确定下来，透明度等等，这还是可以改善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其实还是可以再进一步改善的。

　　我体会这些外资机构在中国所谓的困惑，不只是监管的职能，而是运行的环境。

　　有一个数字，比如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我们看到他们的资产占中国整个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让它来干，而是它觉得不能干或者干不了，干了之后不挣钱，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干。是这样的问题。拿陆家嘴论坛来说，11年前办的时候，那是外资云集，后来慢慢人来得少了。其实挺说明问题。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来的又多了，说明又有了新的希望。

　　有很多问题，是大监管问题，比如说税，如果是实行安格鲁……系统的税，有很多税是没有的，特别是金融交易的很多税是没有的，但是在我们这儿是有。金融的利是很薄的，稍微一点税就把利益都吃完了，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在反映，营业税、增值税，有这样一些问题。还有比如外国机构在他们的整个业务中，信托作为一个业务是非常普遍的，不像在中国，中国的信托要专门给中国信托公司做，其它公司不能做信托业务。信托里就有一个税的问题，有一个资产割离的问题，国外的税收是中性的，我们是做不到税收中性。说实话信托业务在中国不能做，好多事情就不能做了。这是一个方面，是税，已经不是金融了。

　　再比如金融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投资债券，现在中国的债券非常火，外国机构都想进入，但是进入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你的基础设施并不太支撑国外其实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债券投资的格局，中国债券现在基本上是机构投资者进入，一笔几百亿、几千亿，但是外国要分销给一个一个个人。这样的业务如果进入中国的操作平台，马上这个平台就崩溃，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债基本上还是机构投资者的事情，在国外债是个人投资者的事情。我们必须适应它这样一种商业习惯来确定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监管的一些规则，甚至包括所得税等等怎么去课征，这些问题也要解决。

　　中国的这个市场中的监管，除了公开公示给大家的那些监管规则，还有潜规则。当然现在我们逐渐是要把潜规则都公开化。这些事情人家不知道，房子是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于是人民银行就会给你好多窗口指导，外国机构高Reits就搞不了，也不太明白这个话很中国智慧的表述，他们对这个也不是特别理解。很多外国机构说在中国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他看中国的机构都赚得盆满钵满，像中国股市，大家也能看到，中国股市中外资的比重其实都在下降，但是中国有很多人在股市中挣钱，当然70%的人不挣钱是另外的事，但有人挣钱，他是看懂了中国这个文化，股市中很特殊的一种东西。但它不敢碰，首席风险监管官肯定过不去。但是在中国觉得风险就是收益，这是金融学的定律，但是他理解的风险和外资机构理解的风险还不太一样。

　　我想讲的意思是，习主席以及货币当局最近接连不断地宣布，我们不会关，只会越扩越大，确实也有一些法律的修订跟上了步伐。但是下一步要让外国人进来，能够存下来，成为你的公民，能够为你的税收做贡献，你要让他舒服，能够让他习惯，于是就进一步提出了我们要改革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方向肯定是市场化的、国际化，这方面我们应当说还是任重而道远。

　　大家都在说这个政策、那个政策是不是先行，说实话在国外投资者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什么叫“先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能做，在别的地方不能做？而且“先行”也是经常变换的，就不好理解。所以，稳定的制度，市场化的制度，法律保障的制度是第一重要的。下一步我们要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

　　主持人：掌声给李扬院长。马上要追问的是Sheila BAIR女士，作为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您了解了中国这种语言表述，了解了中国的监管文化，了解了这种在中国的先行先试的语境，您是不是了解中国目前的情况？另外，您觉得如果外资进到中国这个市场，它不是进来，它还要走进去深入到中国的市场，这样的话中国应该创造一些什么样的环境给外资？

责任编辑：赵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