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缘何高企？

　　周文渊（华创证券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

　　5月6日早晨，市场再次迎来了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准备金利率。此次央行对外的具体公告表示，这是为了贯彻国务院的常务会议要求，促进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针对聚焦本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消息传来，市场反应不一。不管市场未来反应如何，有一点事实却是必须要承认的：连续调整准备金政策以来，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从16%的水平逐步下降至11%。虽然这个水平已经比先前降低许多，但纵观全球准备金率水平，当前11%的准备金率依然明显高于主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较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准备金率更是相差较大。

　　如果将全球经济体按准备金率从高到低来划分层级，大概有四个。第一类为脆弱的边缘国家，其准备金率普遍高出正常值。如委内瑞拉准备金率为57%，阿根廷为41.4%，摩尔多瓦42.5%。第二层为准备金率处于正常区间上轨区域的国家，如尼日利亚22.5%、巴西21%、白俄罗斯17%、菲律宾18%、埃及14%等。第三层为准备金率处于正常区间中间区域的国家，包括中国11%、伊朗10%、韩国7%、土耳其7%、以色列6%等。第四层为准备金率较低的国家，包括印度4%、越南4%、欧盟1%、日本0.78%。

　　准备金制度具体发挥了哪些功能？回顾20世纪50年代日本银行实施准备金率制度的过程，可以寻找到问题的答案。

　　由于日本银行是私营的，因此在是否设置准备金率制度的讨论中，日本大藏省持保留态度，大藏省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操作属于行政权，制度的执行需要得到政府许可。1957年日本施行《关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法案》，该法律规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性质是金融调节手段，日本银行拥有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权，但必须获得大藏大臣的认可。

　　日本在设置存款准备金率的争论之中，对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功能存在分歧。最初在1948-1951年日本制定《金融业法案》《新银行法案》过程中，就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制度还是作为金融调节的制度发生争论，最终日本的立法主体将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作为金融调节的制度达成一致。之后，在设置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权限博弈之中，大藏省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一项行政权利，该制度带有较强行政强制色彩；日本央行作为私法人非政府部门，引入该制度就必须特别立法。而日本央行曾考虑以契约而不是法律为基础来创建存款准备金制度。结果并未被采纳，日本出台了专门的《关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法案》。而在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之中，存款保险制度与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日本的存款准备金无利息，因此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与存款保险费一样，也被视为一种对银行的调节税。

　　总结一下，存款准备金制度至少具备了存款保险、货币政策调控、政府行政干预和税收调节的功能。正是由于其具备强烈的行政色彩和一定的征税效应，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普遍已经将准备金制度边缘化了，其货币政策的调节更多地依赖于价格工具。而基于货币政策调控的逻辑，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又衍生出两项功能。

　　一是，基于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功能。当银行处于资产扩张动能很强的周期，央行有动力提高准备金率，控制银行的房贷冲动；当银行处于对企业信贷投放趋于谨慎的周期，央行降低准备金率，刺激银行放贷。目前这一宏观审慎功能，在银行业全面推行《巴塞尔协议》和实施MPA之后，准备金制度的宏观审慎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替代。

　　二是，基于资本管制的货币池功能。中国资本项目管制下，基础货币投放主流还是依靠外储储备——外汇占款。为了吸收过度投放的人民币资金，需要通过准备金率政策来建立一个蓄水池。在资本流入时上调闸门，在资本流出时下调闸门。

　　因此，由于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数量和价格工具目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数量调控的主要工具，它承担的功能较其他国家更为多元，法定准备金率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主流国家。

　　从趋势上讲，中国的准备金率有继续下调的空间。加大双向开放下的新格局之下，货币政策的调控最终将实现数量向价格的转型，利率将取代准备金率成为货币政策锚；与此同时，宏观审慎的功能也从调控资产转向调控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适度放松也会造成资本流出的压力，蓄水池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仍然要发挥作用。（编辑 李靖云）

责任编辑：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