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两会金融业代表委员议案提案

　　来源：理财周刊 “保险”一词是今年两会的高频词汇之一。那么，作为保险消费者，有哪些保险关键词需要留心关注？这些关键词又与我们的切实利益有多大关联呢？ 聚焦“两会”四大保险关键词 文/本刊记者 张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增强，“保险”也随之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继去年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被提及13次之后，“保险”一词依旧是今年“两会”的高频词汇之一。那么，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有哪些保险关键词需要留心关注？这些关键词又与我们的切实利益有多大关联呢？ 关键词一：养老保险 “两会”声音：在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中，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内容。 关键词解读：养老保险一直是最受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历届“两会”频繁提及的保险热词。在我国，养老保险分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三大类，三者分别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承担，这样的结构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养老保险的“三支柱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中，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保基本”目标基本实现；全国已有不少企业建立了“第二支柱”，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企业年金积累资金总规模达14223.17亿元；而“第三支柱”，即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也在不断地推进过程中。综合而言，我国的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相对滞后，距离“多层次、可持续”养老保险体系还有一定差距。 对于大部分人群而言，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基础保障，能基本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求。但如果想在退休后过上更安稳的生活，个人还应该配置一些商业养老保险。目前国内市场在售的各类商业养老保险已经可以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养老保障，满足不同人群以及其家庭在风险保障、财富管理等方面需求。此外，商业养老保险一般还可选择相应的附加险或进行产品组合，合理地进行配置可以进一步规避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二：大病保险 “两会”声音：“两会”提出的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包含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医疗负担，加强重大疾病防治。 关键词解读： “大病保险制度”是今年“两会”期间被不少代表委员屡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制度。从2012年的“试点开展”到2015年的“全面实施”，再到2017年走向“大病保险全覆盖”，目前我国的大病保险制度基本建立。 从保障内容上来说，大病保险是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再次进行补偿的一项新的制度性安排，仍然属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畴。按照原有规定，大病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0%，按照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具体的划分方法和支付比例，视各地的财政、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等情况而定，保障所需资金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不额外向城镇居民、农民个人收取费用，不增加城乡居民的负担。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制度，显然是一项关系全国十几亿人民的重大政策，此次政府报告中明确进一步提升保险比例，意味着老百姓将能逐步享受更高额度的大病保障。 关键词三：长期护理险 “两会”声音： 在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中提到，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 关键词解读： 长期护理险是指为那些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而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从而需要长期照护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险，保险费用多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筹集分担。由于长期护理险的发展关系到很多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因此也一直广受关注。 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2.4亿，保守估计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4000万人。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成为刚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于2016年6月在15个城市开展俗称“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先期的目标是把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老年参保人群作为保障对象，为其提供日常基本生活照料所需的保障服务。综合而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最终制度一直在推进探索的过程中，目前各试点地区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群体、经办模式、给付标准等略有所不同。 关键词四：农业保险 “两会”声音：“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健全粮食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改革试点。此外，基于当前在种植业养殖业中，个体户或规模比较小的农户，在投保农险时往往得不到受理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冯玉宝建议：“应由政府牵头出资，提高农险对中小农户的保障力度，扩大农险的覆盖面。” 关键词解读： 目前，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负担大、收入低、不稳定，“农业+保险”被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点之一。 在我国，农业保险有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之分，主要包括养殖业保险和种植业保险。投保相关农业保险后，保险公司会根据合同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或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部分农业保险还将为防止牲畜疫病蔓延扑杀掩埋病畜等公共事业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也纳入理赔范围。 按照相关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享受财政补贴。具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依据地方的实际来确定，种类和范围在各地区都有所不同，另有部分特色农业商业性保险也可获得地方保费补贴。[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李克强说：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确实我们现在面临着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今年要多策并举多管齐下，让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降低一个百分点。[详情]

　　3月15日（星期五）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财新周刊记者 我想提问关于减税降费的问题，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税降费的举措，不少企业家反映企业税收依然很重，今年政府出台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我想请问您认为企业能得到实惠吗？财政可持续吗？谢谢。 李克强 近几年我们利用营改增等载体，平均每年给企业减税降费一万亿元，三年三万亿元。应该说，我们减税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今年下决心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把增值税和单位社保缴费率降下来，减税降费红利近两万亿元。这可以说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举措。 这样做有利于公平，因为按照规则各类所有制企业普遍能从减税费中受惠，而且政策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场主体。4月1日就要减增值税，5月1日就要降社保费率，全面推开。我看还没有其他办法比这种办法给企业带来的感受更公平、更有效。 今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实际上是一项重大改革和重要抉择。之前我们反复测算，有多种方案，有一种就是今后几年每年把增值税率降一个百分点，但在当前情况下企业可能感受不深。所以我们下决心把占增值税50%多的制造业的增值税率明显降低3个百分点。把建筑业等部分行业降1个百分点，其他所有行业也确保只减不增。由于税制的原因可能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些行业抵扣少了，税收有增加的可能，我们也做了认真的准备，就是对他们加大抵扣的力度，用打补丁的办法，并对所有的中小微企业实行普惠性减税，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对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我们还明确，可以从原规定的20%降到16%。 减税是要减收的，我们今年安排财政支出和GDP增长同步，确保民生重点领域、三大攻坚战支出只增不减。那么人们会问你钱从哪里来，赤字只提高了0.2个百分点，填不上这个窟窿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政府要过紧日子，不仅要压缩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而且增加特定的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进入国库，并把长期沉淀的资金收回。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筹集了1万亿元资金。我们还要求地方政府也要挖潜，把自己的功课做足。对中西部地区，我们将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支持。大规模减税降费，是要动政府的存量利益，要割自己的肉。所以我说这是一项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郭晓燕：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见习记者左希 作为人大代表，郭晓燕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感受到了国家对金融尤其是农村金融的重视。郭晓燕表示，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 “在这一点上，工行陕西分行下了很大工夫。”郭晓燕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地，切实履行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工行陕西分行作为工行西北地区最大的一级分行，以创新扶贫为支点，以融资产品和服务为载体，以金融精准扶贫为突破口，充分发挥金融助推扶贫优势，创新金融工具，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水平，积极支持陕西脱贫攻坚。截至2018年12月末，工行陕西省分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20.87亿元，较2018年年初增加3.04亿元，增幅17.05%，高于整体贷款增速9.94%。 “工行陕西分行创设产业脱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赋能深度贫困县的‘造血’机能；首创‘银行+保险+期货’扶贫模式，探索金融扶贫新范式；此外，还创设了‘融e购’电商平台‘陕西馆’，力推电商扶贫新模式。”郭晓燕说。 在郭晓燕看来，工行陕西分行在落实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政策上有自己的考量。一是深入发掘陕西资源禀赋，量身定制区位农业集群客户融资模式；二是推进深度贫困县金融帮扶，强化金融扶贫的“造血”机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不做小微就没有未来，已成为我们全行上下的共识。“郭晓燕如是说。 据郭晓燕介绍，工行陕西分行专门为小微企业设计了“一个平台、三大产品体系”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模式，目前通过纯信用、全线上的“经营快贷”产品，运用大数据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动授信，已累计为700多户小微企业贷款5亿多元；使用“网贷通”产品，已为800多户小微企业贷款90多亿元；利用“线上供应链”，为小微企业实现全链条授信融资，目前已经累计为近200户企业贷款近5亿元。 郭晓燕还提到，为了加大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力度，工行陕西分行还实行专门综合服务机制、专门统计核算机制、专门风险管理机制、专门资源配置机制、专门考核评价机制等“五专”机制。截至2018年年末，共扶持小微企业近5000户，贷款余额超500亿元，其中重点发展普惠口径贷款近50亿元，利率处于市场较低水平，为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作为基层员工，我们提供的是有温度的服务。”在被问及银行的智能化会不会对一线职工产生一定冲击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陕西铜川长虹路支行主任柜员郭晓燕对《金融时报》记者说。在郭晓燕看来，网点的转型升级，可以为客户带来更为便捷的服务，但机器是冰冷的，作为基层员工，他们向客户提供温情服务，针对不同客户设计个性化服务，让客户宾至如归。 郭晓燕认为，网点的智能化是顺应时代发展和客户需求的，通过引入智能机具，基层员工可以从一些简单重复的操作中解脱出来，发挥创造力，为客户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个性化服务，满足客户更多层次、更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网点服务现代化已使一个传统大行实现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型，也使广大客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更高层次的满足。”郭晓燕说。[详情]

　　原标题：为解决非法集资问题开良方 访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张末冬 “非法集资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严重扰乱了我国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但在解决审理非法集资的问题、案件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困难与瓶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晶莹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现有监督体制对非法集资缺乏有效监管。在她看来，“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的原则未严格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多元跨域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业务仍然采用机构监管、分业监管，并主要由地方政府金融局/金融管理机构施行监管；此外，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至今未能出台，非法集资入刑标准较低，刑事处罚力度偏轻；案件打击处置凸显跨省案件处置难和涉案资产处置难的“两难”问题。 “为有效化解非法集资存量案件风险，防范抑制新发案件风险，确保我国投融资市场的安全稳定，建议从社会治理的要素出发，包括从立法、监管、执法等方面完善制度，分类处置，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有效防控、标本兼治。”陈晶莹表示，首先，应尽快出台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建议“条例”中明确：非法集资的定义与范畴以及市场准入机制，变备案制为注册登记制，提高机构从业门槛；机构的分类，即对合规类、整改类和取缔类机构实施对应的监管措施；“参与非法集资者风险自担”的原则；严格的处罚制度，提高处罚力度和赔偿范围，如以机构注册资金或经营款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处罚标准，避免非法集资数额难以确定的瓶颈问题。 其次，进一步完善非法集资的监管机制。如修订《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研究制定跨省案件处置工作指引，提高处置、监管工作质效；督促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切实防控本行业领域非法集资风险，要管规则、管准入、管行为、管指导，消除监管真空；着重强化对投资理财等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的监管，进一步加强对融资类广告的管理，加快出台金融类广告负面清单，明确金融机构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发布任何融资类广告，力争从源头上铲除非法集资土壤；加强和充实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局）的力量，赋予其行政执法权，更好地发挥监管、防控地方金融风险的作用。 第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准确定罪量刑，突出刑罚的经济制裁功能，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要准确认定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和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既要对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又要充分考虑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办理案件的每个环节和阶段，要把挽回经济损失作为执法的一项重要标准，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要建立司法机关、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协作机制。司法机关在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各环节要相互沟通，力争在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的认定上达成共识；在立法尚未出台之前，可尽快就非法集资入刑标准、罪名适用、追赃挽损、涉案财物处置等共性难点问题制定两高司法解释。 第四，加快打造国家—地方监测预警平台，打造与各地互联互通、功能强大、数据共享的核心枢纽，形成覆盖全国的“天罗地网”。基于线上平台，做好宏观预警与微观预警，并通过线下非法金融活动分析研判推出重点行业和风险企业的预警提示。同时，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资金异动监测和风险防控力度，发挥好“前哨”作用。并持续推动举报奖励和基层网格化治理，进一步深化群防群治。 最后，通过推进宣传教育制度化和常态化、加强与各类新媒体合作、推动各地创新方式方法、引导社会公众强化“参与非法金融活动风险自担”的意识等方式，提升教育效果。[详情]

　　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刘峰：推动形成对民营和小微企业 “敢贷、能贷、愿贷”信贷文化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李国辉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在当前环境下，我们要处理好防范系统性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辨证关系，深刻认识防范好系统性风险是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服务好实体经济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在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同时，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全国人大代表、吉林银保监局党委书记、筹备组组长刘峰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刘峰介绍了吉林银保监局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成效。信贷投放方面，去年末，吉林银行业各项贷款增加1019亿元，同比多增219亿元，增长5.7%，高于各项存款增幅1.7个百分点；保险保障方面，提供各类风险保障24.2万亿元，增长19.9%，赔付支出增长9.8%；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方面，中长期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7.1个和1.4个百分点，农业保险增长20.3%，贫困地区贷款余额达1482亿元；减费让利方面，银行业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下降19.1%；风险防控方面，去年全年处置不良贷款272亿元，是上年的2.2倍。 针对去年民营和小微企业遇到的融资难问题，刘峰表示，吉林银保监局进一步加大指导推动力度，持续改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召开改进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座谈会，推动形成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敢贷、能贷、愿贷”的信贷文化。采取设置专营机构、单列信贷计划、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保险保障水平等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推进债委会和债转股等工作，指导债权银行一致行动，全力支持企业脱困发展，维护银行债权安全。 针对下一步金融如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刘峰表示，将督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围绕东北振兴战略，聚焦“一主六双”“五个合作”等重大部署，主动对接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有效增加信贷资金支持。大力推动不良贷款处置，为银行腾出更多信贷空间，提高放贷能力。继续在“破”“立”“降”上下工夫，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加大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力度。引导银行机构对信贷理念、服务模式、风险管理、考核评价等全链条梳理重构，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 谈到下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工作，刘峰表示，应积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风险。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突出重点、分类施策，标本兼治，做好防风险与稳增长、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依法处置高风险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出清。强化对银行保险机构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稳妥处理房地产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详情]

　　原标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 养老保险基金实现全国统筹的条件趋于成熟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班娟娟 北京报道 “养老保险基金实现全国统筹的条件正不断趋于成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两会期间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基本养老金不断增加的总趋势不会改变，确保养老金足额发放到位也有足够储备和保障。下一步重点是要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确保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今年中央调剂金规模比去年大幅增加，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到16%，也为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后，统一缴费率创造了条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在当前养老金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空间何在？“基本养老金不断提高的总趋势不会改变。”郑功成说，决定养老金提高的因素至少包括两个，一是养老金增长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随着物价上涨而上涨；二是要让老年人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今年养老金将上调5%左右，就是综合考虑了这两个因素。 不过，郑功成也指出，2016年以前，我国养老金保持10%左右的增速，这其中带有历史性补偿成分。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历史性补偿将终结，以后要建立正常增长机制，就要充分考虑物价变动情况、经济增长情况、在岗职工工资增长情况等，确立一个科学调整的公式，每年或者每两年自动调节，以合理适度增长，保障退休人员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同时也给所有老年人提供稳定安全的预期。 一方面，养老金要保持合理适度增长；另一方面，当前部分地区养老金收支压力仍较大。如何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公平性？在郑功成看来，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是关键所在。“去年确定的养老金中央调剂金制度，是基本养老保险从地区分割迈向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其释放出的正确信号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的制度，而非地方的制度，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势在必行，它将确保劳动者在全国范围内不因为自由流动而在享受同样公平的养老金权益上受到损失，真正实现制度公平。” 数据显示，2018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基金总规模是2422.3亿元，实际差额拨付610.3亿元。在郑功成看来，目前中央调剂金规模虽然还不是很大，但是已经对全国范围内养老金的调剂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按照有关预算，今年中央调剂金规模同比去年将增加一倍以上，调剂的力度更大。对于那些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部分地区而言，将能够起到更好的缓解压力作用。 “中央调剂金制度的建立，符合养老金制度的客观规律，是实实在在地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走向全国统筹。希望中央调剂金力度更大一点，尽一切可能加快步伐转向全国统筹。希望在今年能够制定全国统筹的具体方案，明后两年真正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郑功成说。 “从目前推进情况看，我们对于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充满信心。”郑功成说，养老保险基金实现全国统筹的条件正在不断趋于成熟。一是中央调剂正在加大力度，目前进展总体顺利；二是今年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到16%，不仅减轻了企业负担，也为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实现统一缴费率创造了条件；三是今年国有资本划转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的力度必定超过去年，从而有利于整体上进行调控；四是省级统筹加快推进，也为全国统筹的实现创造了更好条件。[详情]

　　原标题：防控风险要有底线思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 代表委员纷纷表示，只要我们按照坚定、可控、有序、适度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此基础上，不仅能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这种稳定增长又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成效初显  风险可控 回顾过去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扎实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任务取得积极进展。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稳妥处置金融领域风险，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改革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 对于这一年防风险取得的成绩，代表委员纷纷点赞。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指出，去年，我国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去杠杆、加强市场监管、做好政府债务的管理和控制，可以说是成效初显。 “目前，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初战告捷，金融风险发散的势头得到控制，结构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尤其是银行保险领域的此类现象得到遏制，贷款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持续提高，保险业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银行保险业的风险总体可控。”全国政协委员、湖南银保监局党委书记田建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介绍，2016年以来，我国去杠杆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前些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每年平均上升十多个百分点，风险逐步积累。2016年到2018年，宏观杠杆率每年平均上升只有5.8个百分点，速度下降了约一半。其中，2018年宏观杠杆率不仅没有上升，还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卫表示，自去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实施以来，刚性兑付、多层嵌套、资金池操作等资管行业内部的顽疾得到了有效遏制，为我国资管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地方债方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表示，去年，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既严控增量，也稳妥处理存量，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范化解。总体来看，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可控的。 严防叠加  多措并举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各方面原因，当前金融风险形势依然不能低估，一些领域的风险隐患比较突出，仍需下大力气进一步巩固攻坚战的成果。”田建华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认为，2019年要重点防范以下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规模大，债券市场违约风险上升，房地产市场风险可能在某些局部显现，并可能传导至金融机构。个别金融控股集团、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可能暴露，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网络借贷风险仍需关注等。金融市场对外部冲击敏感度高，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交叉传染可能性加大。国际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也会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就经济来说，最要紧的是要防住零散的矛盾和风险叠加在一起发生金融系统性的风险。要守住一条底线，不能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做好今年的宏观调控工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有效，要明确政策的方向力度和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防止“大水漫灌”，强调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金鹏辉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他建议，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对于P2P网络借贷风险隐患，台籍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林娜建议，针对主动退出的机构，中央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明确的清算规程。地方政府在中央的统一指引和协调下进行协同管理，有效解决地方政府跨区域信息和协调的困难。 “对于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引入科技手段，完善金融混业监管体系。建立和健全金融混业经营的统一监管框架，引入线上线下先进科技技术，加强监管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实时性。打造科技支撑的风险预警及金融监管体系，有序推进资管改革，及时有效监管新兴金融业态，将跨境业务纳入监管范畴，防止境内外市场风险蔓延传导。同时，改善融资环境，大力发展多层次、多品种的资本市场，培育直接融资市场，表内外投贷联动，优化融资结构，激发民企活力，有效缓解民企融资难及高杠杆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在介绍民进中央向全国两会提交的重点提案时说。 平衡关系  健康发展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我觉得这一条提的非常好。当前，我们既要稳增长，也要防止在此过程中出现新风险。平衡好二者关系后，不仅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而且这种稳定增长又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而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防控风险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防止紧缩效应叠加放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说。 张兆安进一步指出，具体来看，一是要有风险的预警机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控好一些风险点，对于哪些领域哪些层面容易出现风险的，要有预警机制。二是防风险的政策措施要精准，一旦出现风险，要非常果断、准确地把它化解。三是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节奏。 “要积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加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和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防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定力，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突出重点，分类施策，标本兼治，做好防风险与稳增长、调结构的平衡。要稳妥处理房地产及地方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强化政策协同，共同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田建华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泰证券董事长李玮告诉记者，我们应按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抓手，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范小云认为，要精准稳妥去杠杆，做好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一方面，要发行政府债券，规范举债，合理确定发债规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不能再走高负债拉动增长的老路，防止融资平台公司变相替地方政府融资，同时加强长效问责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建议，加快税收体系建设，加大财力向基层倾斜力度。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治理，针对不同风险级别设定相应政府偿债基金，确保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可持续发展，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虽然现在还面临一定的风险隐患，但我们有可靠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政策篮子，我们对中国的未来信心十足。”张卫国说。[详情]

　　原标题：充分释放污染防治中的绿色金融力量 来源：金融时报 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局良好，接下来将面临更艰巨的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污染防治要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等重点任务，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绿色金融是金融支持污染防治的主要途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支持污染防治攻坚战，金融部门可以发挥市场机制优势，广泛筹集资金、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持。 经过努力发展，我国的绿色金融已初步具有了数量优势。截至2018年末，我国最主要的21家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已达到8万多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16%。与此同时，我国境内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已经接近6000亿元，位居世界前列。 但是，目前绿色金融尤其是绿色债券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挑战。绿色金融的标准体系不统一、绿色债券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固定且成熟的投资者较少、绿色债券平均期限偏短……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金融资源供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我国的绿色金融要想更进一步，资金供给需要跟上资金需求。 填补绿色金融资金供需之间的缺口，首要任务是要构建我国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这个标准体系要求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一旦标准统一，绿色金融的参与方就能够被纳入同一个话语与操作体系，政府才可以推出更有效的激励措施来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解决绿色金融资金供给不足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明确和统一绿色金融标准的前提下，可用的市场化手段很多。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新兴经济体主要的绿色融资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关注的是资本回报，但是绿色项目往往直接收益率不高。因此，可通过降低绿色项目的资本占用使其净资产收益率上升，同时降低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也是必要的。 鲁政委的看法正体现了市场化手段在发展绿色金融中的功效。金融部门可以考虑运用降低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绿色债权受偿权优先、降低绿色项目的资本占用等市场化手段，来增加绿色金融的资金供给。 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绿色金融具有正外部性。无论是对冲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还是将绿色金融的正外部性内部化，都需要政府适度有效发挥作用。下一步，应充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 政府在发展绿色金融中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正向激励机制和实施差异化监管，从而引导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央行已经把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纳入了宏观审慎政策评估体系。下一步，可以考虑将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全国。例如，建立差别化的绿色贷款贴息机制和绿色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将评价结果纳入宏观审慎评估、建立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信贷专项机制等。利用这些激励手段，政府能够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营造出“注重绿色，就能得到更多更好金融服务”的企业文化与风尚。总之，政府高效而有限度的作为，可以将自上而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结合起来，充分释放出污染防治中的绿色金融力量。[详情]

　　冯芸清 全国两会期间，“小微企业融资”的话题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关注，不少代表、委员提出，要重视金融科技的力量，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 2018年，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央行先后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多措并举缓解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状况，但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尚未有效缓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建议，希望政府能够引导发动社会力量，打造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包括社保、用工、交易、物流、房屋租赁等，最后形成一个类似于公共图书馆一样的共享机制，金融机构在进行放款决定时，可以通过合理付费来获取相关的信用信息，有力支持金融机构对优秀小微企业进行信用放款。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根据大数据得出的信用分析本身就是重要的虚拟担保品，能够起到增加企业还款意愿的作用，形成更为有效的信用惩戒机制，能够把有能力且有意愿还款的小微企业和其他的小微企业分开，使得这一难题得到更好的解决。”金李说。 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同样建议，把信用信息平台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时间建设，这将为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做好信用服务、提高金融的信用服务效率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表示，小微企业遭遇融资难题，信息不对称是重要原因，这导致银行过分依赖抵押和担保，而实际上，无能力担保和过度担保的情况经常出现，一旦发生违约，整个担保链上的企业都将受影响。 殷兴山建议，在《民法》下一步的修订中，要平衡考虑债务人和担保人的责任问题，而在法律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对担保贷款建立保证登记制度。同时，企业对外担保要根据其资产状况设定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在接受包括第一财经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企业去银行贷款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或因经营不善而无法满足风控条件；另一方面，对于银行来说，借款100万元和借款10亿元管理成本差别并不大，因此小额贷款的利息高符合市场规律。 李东生同样建议从担保入手，比如由地方政府牵头，成立贷款担保公司，以解决企业因为信用不够借不到钱的问题，担保公司收担保费是能够覆盖风险的，虽然可能赚不了很多钱，但可以解决银行的坏账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天宇认为，要解决风险的分担补偿机制，利用税收奖补等措施建立国家、地方保险机构、银行企业风险分担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华同样建议，对于小微企业融资，一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应降低相关利率和费用，建立更合理的定价机制。同时，政府要健全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制风险分担的作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坚持公共定位，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为小微企业开放“绿色通道”。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还可以推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再融资。比如，债券类产品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都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认为，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除了需要大数据等新的金融创新方式助力外，传统的银行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原来就是万事不求人，客户到门店上来提出融资业务，现在我们要改变，从坐商向行商转变，要走出去到社区到楼宇到新经济体，主动争取各方面的需求。”李晓鹏说。[详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 坚守风险底线 推动金融机构资管业务转型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海平 北京、南京报道 评价货币政策的松紧是否适度，关键要综合考虑总量是否合理、结构是否优化。 “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江苏经济总量大、企业数量多，贷款总量持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二。与之对应的是，经济转型升级也更为紧迫，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不可忽视。 “对于存量风险的化解，要掌握一个稳字，防止处置时出现次生风险；对于增量风险，要突出一个早字，早做预判，完善应对预案。”3月14日，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表示。 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郭新明就金融风险等多个话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票据套利空间渐小 《21世纪》：当前票据规模快速增长，特别是2019年1月创历史新高，你如何看待？ 郭新明：从江苏的情况看，2019年1月汇票承兑金额为4549.6亿元，创江苏当月承兑金额的最高水平。 2019年1月末，江苏省金融机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比年初新增2461.9亿元，同比多增1860亿元。不过，从我们的调查看，主要在于传统春节、逆周期调节和利差这三个原因导致的。 一是惯例上，每年1月都是银行承兑汇票签发旺季，因为赶上年度支付结算高峰，尤其是今年春节赶在2月上旬，节前支付结算高峰几乎全部落在1月份，导致今年1月份票据增加较多。二是逆周期调节因素。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市场流动性总体宽裕，货币市场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下行，企业开票及贴现的意愿增强。三是利差因素。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利差收窄，企业开票的成本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票据业务量增加。 此外，社会上传言有企业利用结构性存款利率与票据贴现利率倒挂的机会进行套利操作，导致票据业务虚增的情况，从我们的调查看，这一情况只是个别现象的存在。当前，随着监管部门对票据业务监管的加强，以及结构性存款利率的下调，目前套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 从对1月份票据签发较多的部分银行的跟踪调查结果看，2月份以来，随着实体企业支付高峰的回落，以及银行旺季营销压力的缓解，银行机构票据业务增长已明显趋缓。 《21世纪》：外界对当前的信贷总量扩大的意见不同，你怎么看？ 郭新明：稳健是2019年货币政策的工作原则和指导思想。根据人民银行总行具体部署，结合辖区实际创造性地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评价货币政策的松紧是否适度，关键要综合考虑总量是否合理、结构是否优化。也就是说，货币条件是否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及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是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要精准把握流动性的总量，既避免信用过快收缩冲击实体经济，也要避免“大水漫灌”影响结构性去杠杆。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也应保持与名义GDP增速大体匹配，同时，还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第二，要精准把握流动性的投向，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滴灌的作用，在总量适度的同时，把功夫下在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上，放在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根据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增长情况，向其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 《21世纪》：江苏经济总量大，信贷投放量大，潜在的风险不可忽视，你对此如何看？ 郭新明：我国金融风险趋于收敛状态，已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 总体看，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较为稳健，存贷款总量持续增长，盈利能力和流动性保持合理水平，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不断加大。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良好，不良率较2018年年初有所下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自身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因素影响，省内个别银行机构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 当前，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和实施，跨市场跨区域影子银行业务快速无序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机构做好资管业务转型，促进商业银行表外回表和非标转标工作，保证过渡期内存量资管业务顺利消化。 《21世纪》：刚才提到的存量风险的化解，请问有何部署？ 郭新明：对于存量风险，坚持“顾全大局、稳妥有序、统筹推进”原则，在摸清风险底数的基础上，把握时机、整体谋划、系统研究、分类施策，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增强“复盘”意识，确保“打有准备之仗”和“打胜仗”，特别是对于突出风险点，要坚持用发展的观念和方法来化解风险，避免处置过程中造成的次生风险，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对于增量风险，要坚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原则，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强化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维护辖区金融稳定。 总体上，我们按照坚定、可控、有序、适度要求，在发展中逐步化解，把握好节奏力度，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平衡好促发展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1世纪》：人民银行总行一直发力要求引导资金更多倾斜小微企业和民企，从江苏的情况看，进展如何？ 郭新明：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在2018年第四季度进行了企业家问卷调查，整体上，企业融资获得感和融资成本感受持续改善，中小型企业融资获得感更为明显。 统计显示，到2018年12月末，江苏全省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625亿元，同比增18.8%，增速较2017年提高5.6个百分点；2018年，江苏共发行债务融资工具5826亿元，同比多发1173亿元，剔除央企口径后连续第七年保持全国第一。我们在总行的指导下，先行先试推动10只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落地发行，金额合计37亿元，2019年1月份民营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91.58亿元，同比多发60.58亿元。 可以说，多举措齐头并进，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 （编辑：陈洁） （本文来自于21财经）[详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患者奔波、医保诈骗、控费难？ 全国人大代表檀结庆：建议异地就医属地报销、属地监管 王佳昕 北京报道 异地就医难，是不少背井离乡的人的感慨。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7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2016年788家医院2700多万例出院患者中，7.16%是异地就医患者。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紧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尽快使异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持卡看病、即时结算，切实便利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 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工业大学国际事务处处长檀结庆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异地就医仍需优化。据记者了解，他所在的安徽省，是2016年患者流出最多的省份，占异地就医患者的12.16%。檀结庆建议，优化异地就医，实行属地报销、属地监管、属地结算。 全国人大代表檀结庆。资料图 异地就医监管难度大 《21世纪》：据你了解，异地就医的主要人群是哪些？你为何关注这一问题？ 檀结庆：异地就医的主要人群包括长期务工人群、随子女异地居住人群、限于本地医疗资源转诊至外地医院就诊的人群。 异地就医联网结报已执行多年，虽然解决了部分参保患者的切身问题，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随着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成立，医保管理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医保管理体制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借此东风，可以更好地优化异地就医管理。 《21世纪》：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及了异地就医。目前异地就医存在哪些问题？ 檀结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仍有许多医疗机构未开展异地就医联网结报，参保患者异地就医“跑腿、垫资”的情况依然存在。往返奔波多，经济负担重。 分级诊疗也未能有效执行。长期在外务工人员或常住人员未能纳入居住地医保部门管理，难以有效引导分级诊疗，合理就医。导致这部分人员往往盲目听从广告，选择一些不规范医院就医，遭受到过度医疗、医疗欺诈等行为的损害，难以保障该部分人员的合法权益。 《21世纪》：除了患者，异地就医为医保管理带来怎样的挑战？ 檀结庆：首先是骗保行为。来回报销的过程中，时有发票等材料丢失的情况发生。既给造假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也加大了经办机构鉴别真伪的风险。目前因发票等材料丢失，而使用假发票、假病历等手段骗保的情况比较多。 其次是控费难度大，过度医疗等情况较普遍。经常有参保患者反映，他们在外地医院住院时，同一种病，住院费用大幅超过同病房的当地医保患者。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地医保部门对医院有控费措施，实行严格的监管。但外地的患者则没有这方面的保护，容易造成部分医院在利益驱使下过度治疗，选择各种昂贵的药品及耗材。 最后，异地就医监管难度大，易流于形式。现行的医保政策，作为“买单方”的本地医保部门对异地医院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因异地就医的患者不属于异地医保部门参保服务对象，异地医保部门无法像管理本地定点医疗机构那样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同时，异地、本地医保部门缺乏沟通协调机制，使异地医保部门责任心缺乏，对过度医疗、虚假治疗、分解收费、违规收费等违规行为的监管流于形式。 建议属地报销、属地监管 《21世纪》：如何解决目前异地就医存在的问题？ 檀结庆：我认为应实行属地报销、属地监管。所谓属地报销，即加大异地就医联网医疗机构的范围及力度。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也都纳入异地就医联网名单。异地就医的患者在医院发生的医药费都可以直接属地报销。 属地监管则要理顺异地就医监管责任主体。医院属于哪个地方的医保部门管理，在该医院发生的医药费用就由该医保部门承担报销，医保基金的监管也由该医保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多数具有逐利性，只有属地医保部门对医院进行费用控制、规范诊疗等方面的全覆盖监管，参保患者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21世纪》：在异地就医的结算，该如何优化，以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檀结庆：我建议实行属地结算。属地报销的垫付资金由属地医保部门负责与之结算。 建立异地就医“调度基金+垫付基金”模式。针对长期居住人群，由“调度基金”结算。国家医保局可从中央财政配套资金中切块设立“调度基金”，再根据各地上年度长期居住人群数据，以类似于按人头付费的方式，经科学测算后拨付给属地医保部门。该部分资金超支不补、结余留存。 针对异地转诊的患者，由“垫付基金”结算，此资金可由各参保地划拨设立，由属地管理，用于支付医疗机构的报销垫付款。 通过属地结算，将异地就医患者的医药费用与当地医保基金池紧密联系起来，促使属地医保部门主动将异地就医人群纳入分级诊疗管理中。 《21世纪》：除了报销、监管和结算，还有哪些方式能优化异地就医？ 檀结庆：应统一补偿类型。现有的基本医保补偿类型各异，有住院补偿、慢性病补偿、大额门诊补偿、意外伤害补偿等，建议统一补偿类型，不同医保之间只有支付比例的区别，而没有补偿类型的区别。 此外，统一医疗服务项目。不同属地的医疗服务价格可以有差别，但收费项目应统一标准；加强信息化结算平台建设；因异地结算业务增加，造成的人手不足。可以探索“商保经办”，具体结算工作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医保部门专心监督管理。 （编辑：陈洁） （本文来自于21财经）[详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建议推动债券市场统一监管，统一监管规则及信息披露规则，建立债券市场违约追偿追究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资料图 “城商行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不能做全能银行，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专注特色，这样才有出路、有未来。”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王天宇看来，银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需要“站起来、飞起来、跑起来”。站起来就是要走出去主动了解客户的需求；飞起来，就是要插上科技金融和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两个翅膀；跑起来是摆脱同质化竞争，适时抢跑。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王天宇今年提出了两个议案：一是修改《证券法》，建立债券市场统一监管规则及违约追偿机制；二是出台互联网金融法，完善互联网金融长效监管机制。 建议建立债市违约追偿机制 《21世纪》：又是一年两会时，今年你准备了哪些议案、建议，为什么？ 王天宇：今年提交了两个议案，一个是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债券相关条款的议案。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企业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逐步提升，从2003年1.5%上升到2018年的14.85%，已经远超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融资规模从2003年的499亿元上升至2018年的24993亿元，存量达20.13万亿。 近年来，受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和金融市场信用紧缩的影响，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集中爆发，但部分违约责任难以追偿追究。原因是我国债券市场法制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在发行机制、信息披露、投资者权益保护、债务追究及统筹监管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针对其中的债券市场监管部门分散，监管标准不一致，存在“多龙治水”现象；债券市场信息披露不统一，规则执行偏自由化；债券市场违约追偿追究机制缺失，投资者权益保护亟待增强；现有关于债券方面的法律法规碎片化，难以适应债券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等主要问题。因此，建议推动债券市场统一监管，统一监管规则及信息披露规则，建立债券市场违约追偿追究机制。 另外一个是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金融法》的议案。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我个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正面临诸多困境，需要法制手段加以解决；互联网金融风险易发、高发，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规范；建立互联网金融领域法律法规，是完善互联网金融长效监管机制的迫切需要；我国在互联网金融立法方面已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建议方面，主要是关于缓解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建议；关于支持中小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建议；关于鼓励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议等。去年所提议案、建议，各相关部门都及时安排了面谈交流和书面回复，非常满意。 《21世纪》：去年以来，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被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作为城商行掌舵人，你如何看待金融支持民营、小微的重要性，怎样才能有效防范风险？ 王天宇：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但长期以来，民营、小微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小银行与民企、小微具有天然亲近的优势，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服务民企、小微的主力军。但缓解民企、小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仅仅依靠银行业，需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银行业等达成共识，发挥好“几家抬”的合力。 一是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鼓励银行业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包括优化不良指标考核标准，调整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实行差异化拨备覆盖率，优化“两增两控”监管指标等。 二是建立大数据征信平台，解决“瞎子摸象”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部门要整合工商、税收、物价、医疗、海关等碎片化的数据，建立大数据共享平台，为银行提供企业与个人征信基础数据。 三是解决好风险补偿机制，完善自上而下的担保基本机制。建立国家、地方政府、保险机构、银行企业风险分担机制，各负担一部分，更有助于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四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扩大对银行业的税费减免范围。比如，将符合授信额要求的小微企业主贷款利息收入纳入免征范围，延长农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日期至2020年末，后期视情况再适当延长等。 五是创造良好信用环境，设立专项支持基金。建立良好信用环境，完善民营、小微企业与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打击逃废债，建立便捷的债权追偿与保护机制，公检法司、金融机构与企业共治助推解决融资难问题。 特色化发展才能适时领跑 《21世纪》：过去一年，郑州银行营收小幅增长，不过净利润同比下滑，不良小幅攀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王天宇：2018年四季度，根据监管要求，我行将本金和利息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并足额计提减值准备，导致本行当年减值准备计提超出预期。根据我行2018年度业绩快报，实现归母净利润30.34亿元，同比下降29.11%。但2018年本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72%，拨备前利润同比增长5.36%，均保持良好增长。后续我行将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和核销力度，夯实资产质量，有利于今后稳健长足发展。 银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需要“站起来、飞起来、跑起来”。站起来就是要走出去主动了解客户，了解客户的需求和业务；飞起来，就是要插上两个翅膀，一是金融科技，二是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跑起来是银行同质化竞争越来越厉害，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要适时抢跑、持续领跑，才能保持持续竞争优势。 《21世纪》：你如何定位郑州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王天宇：城商行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不能做全能银行，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专注特色，这样才有出路、有未来。我行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确立了“商贸物流银行、中小企业融资专家、精品市民银行”的三大特色战略。 一是商贸金融争树全国标杆。与麦肯锡公司合作，开展深度的优势挖掘和资源整合，集全行之力开展商贸物流银行建设。目前在架构改革、制度建设、机制建设、系统建设和业务落地等方面均取得有效突破。 二是小微金融争创河南典范。全省首家成立小企业信贷部、首家成立小企业金融事业部，首家拥有独立牌照的分行级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未来将打造智能化风控体系、平台化商业模式。 三是市民金融争塑省会品牌。启动麦肯锡零售转型项目，优化零售条线管理机制、销售机制，围绕市民衣食住行，形成了信用卡、消费金融、智慧银行、生物识别、“金梧桐”理财、工会会员卡、代收水电费等全链条便民惠民产品。 《21世纪》：城商行发展受到科技力量不够，人才不足，环境不佳等因素制约。目前郑州银行在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引入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天宇：目前我们在科技投入与人才培养方面实施六大重点项目，即引入国际一流“外脑”，集全行之力推进六大重点项目，分别是麦肯锡对公、麦肯锡零售、麦肯锡信用风险、大数据风控、毕马威市场风险和新核心系统项目。 同时，推动十大能力提升领导小组建设，即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金融市场风险、“人才兴行”、“科技兴行”、零售业务、对公业务、附属机构管理能力提升领导小组和履职尽责巡察小组，由主要行领导任组长，明确牵头部门、配合部门责任，并通过完善督办、检视和考核机制，把能力提升工作抓在平时、落到实处。 2018年，我们还成功上线新一代信息系统，金融创新实验室、大数据中心、敏捷开发中心也开始发挥成效。 （编辑：马春园） （本文来自于21财经）[详情]

　　原标题： 全国政协委员、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中国金融市场深度开放 汇丰将进一步提升内地业务 来源：证券时报 当前的中国，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国际影响力来看，都可以说是今非昔比。我们预计，中国将于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监管层为推动资本市场开放所作的努力正在获得全球主流指数提供商的认可。可以预期，中国资本市场在国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中将日益受到关注。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从事银行业务近40年，王冬胜几乎完整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这位处事低调的资深银行家，职业生涯转战三大顶级国际银行，历经了金融业的风风雨雨。 在香港，王冬胜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自2003年来，他的亲笔签名就一直出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流通的钞票上，也曾四次担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 而作为汇丰亚太区业务的领军人物，他在全球市场推广中国机遇，参与各类相关的业务活动和会议，仅这些就几乎填满了他的日程表。因此，王冬胜鲜有时间与媒体做深入的访谈。 参加全国两会间隙，全国政协委员、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在汇丰银行北京分行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从世界经济形势谈到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谈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与汇丰的中国业务战略布局。 王冬胜表示，面对外部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既要通过稳货币、宽财政、扩内需进行自我调节，也要继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包括深化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中国是汇丰业务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我们会继续把握中国市场的机遇，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内地业务。珠三角地区是汇丰中国业务策略重点之一，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力争在2020年实现该地区营业收入倍增。”王冬胜说。 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日益重要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形势？前景如何？ 王冬胜：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无论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都面临新的挑战。当前的世界经济，整体前景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 中国GDP增长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萎缩迹象，部分新兴经济体陷入衰退；贸易紧张局势仍在持续、英国脱欧前景不明等等。我们也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继续小幅下降至2.6%。 压力之下，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呈抬头之势，现有多边合作框架机制面临边缘化风险，国与国之间贸易冲突加剧，中美贸易争端即是一例。 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二十年，当前的中国，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国际影响力来看，都可以说是今非昔比。我们预计，中国将于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格局变化，以及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王冬胜：在新的格局变化当中，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日益重要。 肩负更多责任并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可以从多个维度积极着手应对挑战：一方面，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通过稳货币、宽财政、扩内需进行自我调节。今年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面对民营和中小企业实施定向宽松等政策措施。同时，将鼓励 “新基建”领域的投资，以助力经济企稳回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需无疑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汇丰最近一项面向中国消费者的调查发现，超过80%的受访者计划在2019年保持或超过去年的消费水平。这印证了目前国内消费者信心依然接近于20年来的最好水平，服务业消费尤其亮眼。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相信，一个更为开放的中国市场将在多个层面上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 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国际化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其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近期动作频频，包括3月份MSCI宣布增加A股权重、4月份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等等。在您看来，外资和外资机构的进入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何帮助？ 王冬胜：中国资本市场正在迅速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主流。仅去年一年，中国债券市场外资净流入规模约为1000亿美元，占新兴市场的80%，排名第一。 监管层为推动市场开放所作的努力也正在获得全球主流指数提供商的认可。可以预期，中国规模巨大的资本市场在国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中将日益受到与之影响力相匹配的关注。 在汇丰看来，金融市场开放无疑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从资金来看，作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和第三大债券市场，中国资本市场潜力巨大。我们预计，MSCI宣布增加A股在其指数中权重的举动将在2019年为中国股市带来超过70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而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之后，还将带来约15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未来流入中国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外资会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这不仅满足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另外，从机构来看，外资机构的参与不仅可以丰富本地服务的多样性，也可以通过促进良性竞争，提升中国金融业整体的服务水平。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标普作为首家外资评级机构获准进入中国债券市场，不仅有利于提振外资对中国债市的信心，也会促进中国债券评级市场的整体水准，从而进一步推进债市的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 另外，就是资本的双向流动。当更多国企或者民企获得更多资金之后，都可以更有实力“走出去”，透过更活跃的贸易和投资行为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证券时报记者：您作为一位国际银行家，站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的金融开放？ 王冬胜：把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放到全球的层面上看，也有特别积极的意义。中国不仅可以以此提高金融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还可以就应对目前多边主义所面临的挑战起到积极作用，在遵守规则的同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推动多边机构改革。 目前来看，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上的参与程度仍然较低，如果要进一步提升，必须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双向开放，最终实现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大力促进海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总量，当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影响力。 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日益强大的中国可以就应对目前多边主义所面临的挑战起到积极作用，并在越发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及金融形势下，力争更大的话语权。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意义？ 王冬胜：在我看来，谈到大湾区的发展需要把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和香港的金融市场优势一起讨论，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长远规划将对其助益。 首先是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已经在跨境贸易结算和资本市场开放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让人民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全球化货币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努力，而大湾区恰恰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试验田去尝试很多新的试点措施，尤其是在促进人民币回流方面。 因为，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和机构通过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等方式持有人民币以后，他们就需要渠道可以通过投资等方式来规避汇率风险，以鼓励他们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因此，如何提供这种机制，令海外的人民币可以顺畅地回流到内地市场就显得格外重要。 而大湾区完全可以在国家现有试点措施的基础上，在资本项下推进人民币回流方面走得更快一些，通过尝试更灵活的方式，令海外机构投资者可以更便利地投资中国的债券和股票等金融工具及衍生产品。虽然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但总体仍然应当向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方向推进。 在“一带一路”方面，目前，很多沿线国家正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在与中资企业的跨境合作中存在人民币的交易和使用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初期，基建项目多由国有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但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日趋多样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逐步成熟，利用大湾区作为新的试点，为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提供跨境融资也大有可为，尤其是利用绿色债券发行支持绿色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及利用香港作为区域性财资中心的优势为内地民营企业提供净额结算等资金管理服务。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对于大湾区的讨论非常多，但从规划到落地，您认为还有哪些路要走？ 王冬胜：国家已经发布了规划纲要，在这个政策框架下如何通过相关细则的拟定和实施，将各项措施逐个落地是大湾区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 而其中，既重要也实际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在不同市场间形成监管措施的互认，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为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互联互通提供政策保障。 在金融监管领域，国际上已有广泛认可的一些市场标准，涉及支付、清算、资本金管理等等。在此基础上，未来需要聚焦的是大湾区其他城市与港澳在具体规定细则方面的差异性，并在“一国两制”及国家的法律框架下，减少相关差距。 举例来说，跨境交易需要有广泛认可的监管标准，以确保资金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自由流动。在金融犯罪防范方面，香港具备相对比较成熟的监管要求，包括了解客户等严格的尽职调查流程，这些要求是否与内地的现行做法对接，都是大湾区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 继续在珠三角地区加大投入 证券时报记者：无论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重大投资机遇。汇丰将如何利用其中的机遇，做好在中国内地的布局？ 王冬胜：作为汇丰的策略市场，中国是汇丰业务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我们会继续把握中国市场的机遇，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内地业务。 其中，珠三角是汇丰加快亚洲业务发展的重点投入地区，也是我们中国业务发展策略的一个侧重点。汇丰是最早投资该地区的外资银行，过去数年更是加大了投资力度。目前，汇丰作为在广东省规模最大、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64家网点覆盖广东全部地级市，其中50家网点设于珠三角地区。 截至目前，我们在珠三角地区无论是在数字化建设、产品创新，还是服务完善及业务拓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汇丰中国推出的独立品牌信用卡目前在该地区的发卡量已占其全国总量的一半左右；而汇丰前海证券的正式开业以及汇丰人寿在广州、深圳等地的布局更令集团在该地区具备了提供全面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 2018年，集团在珠三角地区的营收同比增长了三成，并将力争在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倍增，将其打造成为集团业务的“规模市场”之一。 从珠三角地区拓展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来看，规划纲要的发布给我们在大湾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凭借在珠三角市场的先发优势，以及在粤港两地的领先地位以及集团广泛的国际网络，我们可以为大湾区内的客户拓展国际市场以及海外企业把握大湾区机遇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举例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大湾区内的科创企业，汇丰于去年上半年先后在广东及香港两地设立了“创新与科技业务团队”，通过更紧密的粤港联动以及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专注为区内科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证券时报记者：汇丰目前在中国内地有银行、券商、保险等各类金融牌照，也有对交行、多家村镇银行的股权投资，您认为应该如何发挥集团军作用？如何看待与交行的合作伙伴关系？ 王冬胜：汇丰在全球以其综合金融服务模式见长，涵盖工商金融、环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零售和财富管理，以及私人银行四大业务条线服务近4000万客户。我们推动业务增长的核心之一就是在四大业务板块间通过合作形成合力，多层面、多渠道地服务同一个客户的多种金融需求。 在内地，我们在现行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也已在多个细分领域布局。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2017年底在深圳前海开业的证券公司。 成立内地首家由港资控股的合资证券公司，彰显我们在内地众多外资银行中的领导地位，因为我们由此形成了商行、保险、资管和投行的全覆盖，也是唯一一家具备这一综合服务能力的外资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在内地的金融服务。 而设立汇丰前海证券的时间点恰逢内地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绝佳时机，我们可以通过海外的网络，面向全球机构投资者和发行人，扮演好一个桥梁的作用，协助全球客户把握好中国市场开放的商业机遇。 谈到合作伙伴，汇丰与交行紧密合作已走过了近15个年头，获得了行业的广泛认可。双方凭借自身的优势，在跨境人民币业务、贷款及境外投融资、基金销售、托管业务、贸易融资、金融市场业务等方面持续合作，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三道防线”防范金融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除了“再开放”，近两年我国金融市场还有一个关键词是“防风险”，您在这方面有何建议？ 王冬胜：防范金融风险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具体到操作层面，需要从基础工作做起，以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为起点，并最终形成持续有效的机制： 第一，企业自身要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和债务管理水平，严守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企业本身就存在公司治理不规范、债务杠杆高等问题，就容易产生风险扩散、造成不良资产或形成违约，成为金融风险源头。 第二，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管控风险和风险定价能力，做好风险管理压力测试，强化其承担风险防范“第二道防线”的主体责任。 第三，要建立高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注重跨部门监管合作，重点关注跨行业、跨市场的风险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第三道防线”。同时，应避免运动式监管，确保监管的连续性。 总而言之，防范金融风险的“三道防线”中，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各尽其责；而政府监管应该控制节奏、高效协调，从根本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只有这样，才能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现阶段我国的金融风险水平？ 王冬胜：随着金融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正在进一步深度融合。目前我国金融形势总体稳定、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要清醒地看到，随着外部地域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波动，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是重中之重，因为经济和金融是肌体与血脉、共生共荣的关系。 近几年我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已经做得很出色，我们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突破性改革，尤其是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推进跨部门协调，弥补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监管漏洞所带来的风险，从而尽快形成一个统一、协调、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对有效分析和化解各种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崭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加强与各个国家及国际性金融监管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以进一步提升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有效应对海外市场政策效应及诸多挑战更有其现实意义。同时，此举也能为国家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对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的监管滞后在全球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对各国监管机构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长远来看，数字科技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尤其是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需要得到更大的监管重视，当然这需要各方协同努力，共同探索有效的监管方式。 [详情]

　　原标题：纾困民企暖风劲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看到政府工作报告里民营经济这部分内容后，这段时间睡得特别踏实。”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多蒙德实业集团董事长石磊日前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上感慨。 和石磊一样，多位委员对此颇有感触。在内部经济有下行压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家此前一度愁上眉梢。如今，伴随着纾困民企的政策如春风般拂来，多位民营企业家委员倍感欣慰、信心大增。 在小组讨论现场的民营企业家和银行人士不时出现观点交锋。比如，对于金融科技的使用，石磊认为，“在同一个担保圈中，银行决策只看数据。我不认识出问题的企业，却可能被‘误杀’，事实上，大数据并不知道企业的真实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银行原董事长牛锡明则表示，要减少担保抵押，不借助于大数据就解决不了问题。“一些小微企业报表不全，资金‘东跑西跑’，银行怎么把资金看住？只能通过担保抵押，现在要减少担保抵押，就得要把大数据用起来。” 石磊表示，现在政策性担保平台太少，小微企业要从担保平台获得支持很难。“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政银企担保体系，破除民企面临的‘担保圈’风险？可以先进行调研，再按照比例扩大范围。如果需要，欢迎把我的企业当成案例去调研。” 会场上，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仔细记录着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并表示将认真研究。他说，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目前已出现非常好的势头，要从政府服务平台、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来营造更好的环境。未来只有把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建设好，才能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银保监会日前公布《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服务民企、小微企业的相关目标和措施。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发酵、银行考核机制的调整，民企发展将迎来更好的环境、更优的服务。[详情]

　　原标题：完善金融支持机制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记者 杨洁 加快技术升级步伐 加快技术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已成为共识。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说，促进工业智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能更好地释放“效率红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他建议，尽快制定5G技术和智能物联网协同发展规划，加大对5G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物联网的投入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5G、工业互联网都是很重要的科技支撑能力，能够推动中国制造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不过，从产业链完善程度来讲，我国在部分核心器件上存在短板。 比如芯片产业，尽管芯片自给率已大幅上升，但高端通用芯片产业化技术仍然落后，产品市场仍被国外厂商垄断。5G所需要的基站芯片、高端光模块芯片等，尚待国产方案取得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傲霜建议，重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以安全、可控、适用为底线，加快国家重大专项在基础材料、核心器件、芯片装备、操作系统等方面的实施力度，用产业基金持续推动市场拓展，加快完成能用、好用到通用的产品完善和成熟过程。 此外，要利用我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健康医疗、节能环保等领域提升标准法规，推动科技创新，鼓励政府采购优先使用国内自主化产品，采用首台（套）订购和公益性推广等政策，鼓励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 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科研成果要形成能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离不开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实现产业化。但真正成功实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非常少，存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死亡之谷”现象。 对于“死亡之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志强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高校和科研院所一般能把一项科研成果的技术成熟度做到第四级，技术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需要达到第六级，达到批量生产水平则需要到第九级，技术成熟度越高，企业所能发挥的作用越大。所谓的“死亡之谷”就存在于技术成熟度四到六级之间，“让企业往这（死亡之谷）投钱，去提高技术成熟度，企业确实不敢，因为风险太大，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金往这投入。” 李志强进一步表示，解决“死亡之谷”问题，需要技术的持有者——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的需求者企业以及外部投资者形成合力，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提升技术的成熟度，或者让技术可能获得的收益更加显性化，否则资本在进入时往往难以进行风险收益评估，投资便非常谨慎，这需要政府来引导。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日前重点提到科技成果转化。他说，颠覆性产业出现的充分条件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接下来，政策、法律、金融、政府服务、产业界参与、社会各界支持等方面都是必要条件。 王志刚指出，包括设立科创板，目的也是推进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中间有很多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科创板把无形资产、能力作为重点，而不是把资金流、交易额当作重点，都是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王志刚认为，一定是市场机制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果的拥有者、承接者，这两个是主体；政府主要是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下一步，科技部将把科技成果转化当成工作重点：一是做好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技术转移基地、技术转移主体以及技术转移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二是推动符合技术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评价和管理制度建设。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正如王志刚所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科技成果是充分条件。没有科技成果，产业化、新动能，一切都是空谈。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建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建议，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例。他表示，从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例来看，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美国约为18%。而我国这一比例多年徘徊在5%左右，2018年也只有5.6%。作为加强基础研究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指标，建议结合国情，今年将这个比例提高到10%。 王志刚坦言，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入，而我国基本上是中央财政投入，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很少。科技部将思考、研究如何动员企业、社会各界重视、投入、参与基础研究，并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建议，从国家层面推动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多元化，除中央财政加大投入，鼓励地方、企业、公益基金、个人等社会力量多管齐下。同时，理顺联合研发合作机制，鼓励和引导有意愿的企业积极与科研机构联合研发，加强应用侧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力度。 马化腾表示，如果科研成果像沙滩上建高楼，根基不稳，那么未来风险非常大。可以说，过去国家其实也很重视基础研究，但是缺乏民间尤其是企业界的介入，因此希望更多企业能够一起投身到基础研究当中。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今年的提案也关注“基础科研”，建议出台更多举措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沈南鹏表示，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科研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社会捐赠为现有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科研提供更充足的资金；二是通过设立新的民间科研机构为基础科研拓展增量空间。[详情]

　　原标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再攻坚 杜川 周艾琳 陈益刊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如何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受到广泛的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总结称，去年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稳妥处置金融领域风险，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改革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 对于2019年的相关工作，李克强表示，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精准发力、务求实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 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继续进行，各代表团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下称“两高报告”）。在两高报告中，均提到要服务三大攻坚战，加大对金融、扶贫、环保等领域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要充分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客观现实，稳增长是基础、防风险是保障。”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称，要坚持打好三大攻坚战，牢牢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底线思维，科学合理地用好各项政策手段，用精准发力、务求实效的理念来防控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在防风险的表述上出现了变化。2019年的表述为，“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财政风险有效防控”；而2018年的表述则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各类风险有序有效防控”。 对此，民生银行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记者分析，这意味着，防风险目标明显前移，正进一步聚焦金融财政风险。 多位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当前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监管部门仍需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3月11日，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发言时表示，只有稳住了增长才能更防地放风险，把握好动态平衡对监管是一个考验。 周亮表示，去年在防风险方面，精准拆弹，金融脱实向虚得到了遏制。“这两年通道等高风险资产减少了12万亿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2017年和2018年两年处置3.48万亿元不良资产，今年的力度可能还要更大一点。处置不良是为了给金融更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虽然在监管部门的努力下，金融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仍需补齐监管短板，并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此前表示，银保监会今年要研究如何改组改造高风险机构，有的可能会退出市场，有的会兼并，逐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行业也需要淘汰落后、引进先进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金鹏辉表示，从国际金融监管趋势来看，构建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处置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是次贷危机后的国际监管共识，符合快速有序处置金融风险的专业化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白鹤祥则表示，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优胜劣汰的必然。从加快完善市场机制的要求而言，建立金融机构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十分迫切。 如何加强监管的协调配合，周亮表示，监管要更多地学会倾听市场及企业的声音，出台政策的时候要广泛深入征求意见，加强央行、证监会、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间的协调，形成合力，避免形成监管的叠加，尤其是负面叠加。要做到情况明、数据准、职责清、工作实、作风正。 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除防范金融风险之外，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之一。 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安全可控，不过隐性债务风险较大，目前还未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来管理隐性债务。今年防风险的重中之重是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然后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3月1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中称，有的地方仍违规担保或举借债务，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任务艰巨。 “确实有个别地方政府仍在法定限额外，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借债务，也就是所谓的政府隐性债务，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严格的措施，不允许发生新的隐性债务，同时稳妥化解存量。”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说。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首先要满足地方合理的融资需求。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限额定为30800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增加了9000亿元，这为地方政府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地方违法违规举债冲动，也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创造更好条件。 随着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财政部要求完善专项债券管理方式，推进实行限额规模全额管理，有关政府性基金预算必须首先用于到期专项债还本付息，严格将专项债券与项目资产、收益相对应，依法落实偿还责任，确保专项债券不发生任何风险。 刘昆介绍称，我们严禁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严禁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加大了财政约束力度，有效抑制地方不具还款能力的项目上马建设。同时，管控好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对没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或没有合法合规抵质押物的项目，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融资。 财政部也要求各地妥善处置隐性债务存量，督促高风险市县尽快压减隐性债务规模，降低债务风险水平。鼓励金融机构与融资平台公司协商采取市场化方式，通过合适期限的金融工具应对到期存量隐性债务风险，避免项目资金链断裂。 目前多数地方政府都提出用5~10年时间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主要手段除了用税收收入、卖地收入等直接偿还外，还包括盘活出售政府资产等。 防控输入性风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了“防控输入性风险”。李克强总理称，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 2019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下调2019、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0.2和0.1个百分点至3.5%和3.6%。IMF认为，贸易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等问题都是潜在的全球下行风险。 过去一周，欧洲央行降低了增长和通胀预期，马来西亚、菲律宾央行态度转鸽，由于许多央行对经济前景发出警告，除非央行通过实际的货币宽松政策来施救，否则全球风险资产将难以维持涨势。即使在有降息预期的国家，如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等，货币环境也只是从偏紧转为中性。 截至本周，美股自去年低位反弹近20%，上证综指反弹近25%，油价反弹近20%，全球宛若陷入了一片“再通胀交易”。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威尔逊（MichaelWilson）对此表示，当前的超跌反弹并不宜与V型复苏画上等号。以美国为例，当前的产能缺口已经从名义GDP的-1%（2016年初）上升到1.27%，这意味着盈利压力开始显现；其他新兴市场亦是如此，盈利压力和债务积压上升。 除此之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也使全球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政府工作报告称，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困难不容低估，信心不可动摇，干劲不能松懈。 徐光瑞对记者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要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并落脚在办好自己的事。这一落脚点，充分表明中央对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坚定信心，即依靠我国大国大市场优势，同步推动技术进步，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详情]

　　央行稳定局局长王景武： 可在重点区域试点“监管沙盒”机制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张莫 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两会期间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监管沙盒”是金融科技高速发展背景之下新兴的监管手段，为金融创新产品的跨业和跨地区金融监管提供了新思路。他建议，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规划已正式出台，应抓住契机，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监管沙盒”的实施经验，探索研究跨业跨地区的“监管沙盒”沟通机制。 王景武表示，金融科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的结合，为构建新兴金融业态、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促进金融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金融科技也扩展了原有金融监管范围、强化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传递、增强了风险隐蔽性，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为兼顾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需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率先提出“监管沙盒”理念，致力于鼓励金融创新，降低金融风险，提升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他指出，“监管沙盒”相当于一个安全空间，测试机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由监管部门对测试过程进行监控，并对测试情况开展评估，以判定是否给予机构更大范围的正式授权。 王景武表示，“监管沙盒”旨在创建“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通过有重点、有目的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区等重点区域进行金融改革试点，在小范围内试行“监管沙盒”机制，并以“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的模式，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总结成功经验和推广可行方案，进而制定相宜的新制度，可以为国家层面的整体改革积累经验。 他进一步表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规划已正式出台，应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契机，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监管沙盒”的实施经验，探索研究跨业跨地区的“监管沙盒”沟通机制。一是在大湾区内金融监管部门间，就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监管建立定期交流机制，交换监管经验和意见，共同探讨完善监管机制。二是大湾区内金融监管部门共享测试企业数据。中国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测试企业定期报送的测试情况和数据中积累经验和案例，为适时调整监管政策和措施提供支持。跨地区共享测试企业数据可以为各方提供更为丰富的测试样本和数据。三是探索与香港等已推出“监管沙盒”制度的地区建立沟通机制，对两地同时申请测试的项目通过简化流程、缩短测试时间等方式鼓励风险可控的金融创新跨区域推广。四是探索建立跨区域联合沙盒测试机制，对大湾区内推行的金融创新项目，在任一地区申请测试并通过审核后，可以按一定比例组成跨地区的消费者测试群体，多地同时进行测试。最终通过正式评估的项目，可以在多个测试地同时推广。 王景武指出，“监管沙盒”主要目的是为金融机构开辟一个“安全空间”，允许试验创新产品和服务，而不会招致在正常情况下从事该项活动可能产生的监管后果。因此，在“监管沙盒”内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体量不宜过大，以防范“监管沙盒”机制可能带来的相应风险。 他表示，当前，我国银行业在规范经营、风险防控、信息系统和人才储备等方面比较成熟，可在银行业先行探索“监管沙盒”的做法。试行之初，还可借鉴英国模式，确定测试项目，对每个测试项目指派专人跟踪沟通指导，增强对监管测试的针对性，及时把握测试中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对测试所反映政策、措施和法律事项的应对。[详情]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承载地、创新制度的试验田，上海市在今年又承接了三项新的重要任务——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金融业在助力三大任务落地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韩沂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科创之于上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法制环境、科研水平、制造业基础、国际化程度还是资金宽裕度，上海都有着先天性的有利条件，但是在金融支持科创企业上做得还是不够，2019年要把银行业机构继续往前推一步。” 金融机构支持科创企业力度再加码 日前，备受瞩目的科创板出齐各项制度，做好“开门迎客”的准备。科创企业在资本市场开启了一条融资成长的新渠道。这也标志着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下一步，如何为科创企业提供更优质的融资环境？韩沂认为，上海银行保险业在加强科创业务展业能力上还需进一步发力，“过去，银行信贷等资金大部分都是投向成熟企业，随着这些年改革，银行系统的各种融资手段具备了，资金逐步开始往企业成长的前期阶段走了，但是还不够，希望能尽量再往前走一些，手段更灵活些，资金投入再大一些。” 在保障机制建设上，监管部门正逐步完善。据悉，上海银保监局与上海市科委共同建立了科技专家库合作机制，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可通过该机制邀请库内科技专家参与授信评审、提供行业培训等。目前，辖内已有银行成功使用科技专家库，并获得了良好成效。 同时，围绕高端制造产业集群，下一步上海银保监局要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与科创产业园区、科创中心、科技金融服务站等加强合作深度，推动辖内机构综合利用并购贷款、租赁、承销或认购债券等金融工具支持重大科技项目、创新功能型平台及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在推进科技金融专业化经营方面，上海银保监局提出，应优化机构服务科创业务组织构架，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科技金融产品研发设计，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当然科创企业本身有风险，银行业不能像PE、VC那样投资，毕竟两者功能定位不同。但在支持期间，有一些损失不可怕，只要最终能盈利就行。”韩沂认为。 推动长三角监管信息联通共享 在金融创新改革的道路上，上海始终是先行者。从硕果累累的自贸区“金改四十条”，到如今正在推进的自贸区新片区金融改革，制度探索的步子正越迈越大。立足自贸区，辐射长三角的区域联动效应也正逐步体现。 韩沂提出，在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首先要强化支持长三角区域银行业保险业发展的制度设计，推动制定银行业保险业的明确任务目标和落实举措。 同时，要为区域内机构业务创新升级营造适宜的环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部分业务规模较大、经营能力较强、风控水平较高的银行保险机构，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创新试点，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韩沂表示。 要注意的是，联动发展亦需要联动监管和风险防控。近年来，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防范要点。韩沂指出，要加强跨区域、跨市场、跨境的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推动构建长三角银行保险业监管协同机制，促使监管规则趋于一致，在区域内消除监管壁垒，防范监管套利。 大数据时代，打通数据信息是实施全面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推动区域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以及区域内银行业保险业与其他行业信息互联共享，支持行业建设区域监管数据信息共享体系。”韩沂提出。 解决融资贵先要解决信息“贵” 支持民营经济仍是今年地方金融工作的一项重点。根据银保监会相关要求，上海银保监局已明确要求各银行机构于3月底前制定2019年度民营企业服务目标，要求在内部绩效考核体系中提高民营企业融资业务的权重，建立健全民营企业贷款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 除了政策制度上的引导，更需要激发机构主体的活力，让银企双方在市场化的环境中主动对接。韩沂在调研中发现，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银行服务民营与中小微企业迫切需要的信息，但目前这些信息尚未实现有效整合，银行无法免费快捷地获取，存在信息贵、缺、断的问题。 “如果要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共享效应，还须推进金融、税务、工商、社保、海关、司法、市场监管等相关领域信息资源的全方位开放，建立全国统一联网的信用信息系统。”韩沂指出。今年全国两会，他也带来了相关提案，建议实现政务信息与金融信息互联互通，通过便捷、低廉甚至免费的方式为金融机构提供包括税务、工商、民政、司法、海关、公积金、公用事业缴费、不动产登记等各类信息，助力银企双方有效对接。[详情]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 2019年经济增速整体稳定 国企上缴社保比重需提高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定军，张生婷，汪晓宇 北京报道 未来我们要更多地适应经济下行的趋势，要争取通过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通过稳定预期，实现经济低开平走、低开稳走，避免经济增速螺旋式下滑，更要避免经济失速或者硬着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资料图 今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 “从数据上来看，2019年如果不发生内外部重大冲击或事故，经济增速不会突然大幅度降低，更不会出现所谓失速或硬着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在谈到今年经济情况时说。 根据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中国经济目标为6%-6.5%，是多年来第二次设定区间目标。 尹中卿认为，从最近几年经济走势看，今年经济会相对平稳，仍可较好完成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2020年经济总量按照不变价比2010年翻番）的时序目标。 今年全国将实施大规模降低税费措施，包括个税、增值税、社保费等，另外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减税降费等情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在两会期间采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 2019年经济相对稳定 《21世纪》：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今年经济目标是6%-6.5%，第二次设定区间指标，如何看目前经济形势？ 尹中卿：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走势，离不开对我国最近几年经济运行态势的分析。从整体看，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到2007年近30年时间，是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均增速是10.03%。 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这十年，除了2010年在4万亿刺激计划之下短期实现了10.4%的增速，其他年份增速逐年放缓。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的GDP增速比2007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另外有两个年份经济增速比上一年降低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一个是2011年，增速为9.2%，比201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一个是2012年，增速为7.8%，比2011年低了1.4个百分点。 这十年里除2008年特殊情况，实际上在经济危机冲击下，除了2011年和2012年外，其他年份经济增速比上一年下降的幅度都不高于0.5%。特别是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这四年。 2015年GDP增速比2014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16年比2015年下降0.2个百分，2017年比2016年下降0.2个百分点，2018年比2017年下降0.3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几年来经济增速比上一年降低最大幅度也就0.5个百分点，即2015年，剩下的每年基本就是0.2到0.3个百分点。 《21世纪》：2019年经济会不会有较大下行压力？ 尹中卿：2015年经济增速是6.9%，2016年下降0.2百分点，达到6.7%。2017年又回到了6.9%，2018年下降到6.6%，年均下降的程度大概是0.2%左右。 按这个发展趋势，如果2019年经济增速比上一年下降0.1个百分点，增速就有6.5%，如果下降0.5个百分点，也是6.1%。如果低于6%，即下降超过0.6个以上百分点，就超过近五年的平均数，接近2011年和2012年。 从数据看，2019年如果不发生内外部的重大冲击或事故，经济增速不会突然大幅度降低，更不会出现所谓失速或硬着陆。 2015年经济增速是6.9%，2016年经济第一次确定区间预期指标，目标定位6.5%-7%，最高限比2015年高0.1个百分点。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目标都是6.5%左右，即已经在区间的最低限左右了。 2019年中央又确定6%~6.5%的区间，这是建国以来第二次采用区间指标，并且比2016年这个区间指标更加主动。2018年增速为6.6%，此次区间指标最高限比2018年还低0.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考虑的区间还是很充裕的。 关于2019年经济区间目标，有人认为是被动的，有人认为是主动的。从我个人而言，更愿意相信这个区间指标是主动选择。 未来我们要更多地适应经济下行的趋势。去年四个季度GDP和其他许多指标是高开低走，今年低开已成定局，不可能像去年那样高开。我们要争取通过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通过稳定预期，实现经济低开平走、低开稳走，避免经济增速螺旋式下滑，更要避免经济失速或者硬着陆。 要注意三个100万亿问题 《21世纪》：今年2.8%的赤字率有人说高，有人说低，你怎么看？ 尹中卿：今年赤字率为2.8%，但是实际赤字率比2.8%要高。原因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并没有算入赤字范围，今年增加8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实际债务率还是很高的。今年财政赤字合计2.76万亿元，其中中央1.83万亿元，地方0.93万亿元，年末国债余额接近15万亿元，地方债务余额超过23万亿元，这些债务每年需要支付利息超过1.5万亿元。 2018年我国GDP是90万亿元，但是政府、企业、居民住户债务余额超过两百万亿元，整个社会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依靠债务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不能为了保眼前短期一点点的增长，给财政留下了长远不可持续性的负担。 要注意三个100万亿的问题，即广义货币余额、新增贷款、社会融资现在每个月都新增1万亿元以上，一年都增加十几万亿元。 2018年12月末，广义货币余额182.67万亿元，同比增8.1%；人民币贷款余额136.3万亿元，新增16.17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194.7万亿元，新增19.26万亿元。 2019年1月末，广义货币余额186.59万亿元，新增3.92万亿元；人民币贷款新增3.23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新增4.64万亿元。流动性增加过快。 下一步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要注意隐性债务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基金、购买服务、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形式变相举债，导致隐性举债急剧增加。 减税后国资划转社保需提速 《21世纪》：今年要实施大规模减税，包括制造业增值税率有下调，另外养老缴费率也要下调，你怎么看？ 尹中卿：要确保大规模减税降费落到实处，确保主要行业的税负明显降低，确保所有的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实现“三个确保”，既要开源也得节流。 现在降低增值税率后，要解决地方资金的缺口问题，因为地方人大会都开了，预算已经定了。增值税不解决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地方政府降税降费的积极性肯定不高。所以，下一步要督促地方减税，同时中央也得拿出制定切实有效的减税措施。 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三公经费都要再减少。下一步要下决心调整预算，要把那些无效的支出压下来。但是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开支不能减少，怎么办？政府所拥有的资产可以减少，一部国有企业一部分股权和利润可以用于社保基金等。 目前，有的省养老金历年积累已经用尽，收不抵支，20多个省如果没有财政补贴，也出现当期支付缺口。尽管全国范围内养老金还是充裕的，也仅能支付17个月，但是地区之间严重不平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按照提交给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2019年中央国有资本预算中，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只有16.5%。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还相差将近一半。希望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预算。 （编辑：李博） （本文来自于21财经）[详情]

　　原标题：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强化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 来源：证券时报 一方面，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在立法方面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突出表现在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处置规则，缺乏明确的风险处置职责分工，未制定有效的风险处置触发标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现有的问题机构处置实践经验主要集中在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处置方式普遍采取“一事一议”的个案处置方式，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较低。 数百亿的存款保险基金如果真是用来救助濒临破产的银行，也是杯水车薪，应当强化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使其能够在“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的框架下尽早识别出问题金融机构及其风险点，尽快制定并启动干预措施和程序，降低金融机构倒闭的可能性和风险处置成本。 应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更充分直接的信息获取权、现场核查权及建议处罚权，确保存款保险机构全面并持续获得投保机构安全稳健经营的内控和监管信息，及时识别问题和风险，及时采取风险控制和纠正措施。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今年两会期间，监管部门高层频频“吹风”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正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所说，金融机构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据他透露，目前，银保监会正在研究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问题，如果达到标准，高风险金融机构就可以退出市场。 从高层的表态看，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退出不仅是银保监会正在研究的重要问题，央行也高度关注。金融机构不同于普通企业，其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服务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公众性等特征，单凭一家金融监管部门的一己之力难以推动涉众面广、敏感度高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金融监管之间形成合力并清晰界定各自职责，以及制定一套可操作性强、规则明确透明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的制度法规，才是推动金融机构正常“新陈代谢”的当务之急。 在制度先行方面，我国2015年出台实施了《存款保险条例》，存款保险制度平稳实施三年以来，尽管在保护存款人权益、维护金融市场和公众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心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存款保险的风险处置功能并未充分发挥。《条例》作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重要法规，在处置触发机制、处置权力、处置方式、处置工具、基金使用和后备融资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也是为何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议应尽快修订《条例》的主要原因，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国高风险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置的制度框架的完善，需要提高立法层级和法律效力，《条例》在完善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制定《存款保险法》，甚至《金融机构破产法》的制定也需要抓紧提上议程。 问题机构处置一事一议 市场化专业化程度低 毋庸置疑，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要秉承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特别是在法治化方面，我国对于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实则早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少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都表示，随着2015年5月《存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条例》与《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风险处置相关规定是有序衔接的。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框架主要由《条例》和《企业破产法》构成。 然而，虽说高风险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置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在实践中却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表示，一方面，法律层面缺乏清晰明确的有序处置机制安排，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在立法方面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突出表现在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处置规则，缺乏明确的风险处置职责分工，未制定有效的风险处置触发标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现有的问题机构处置实践经验主要集中在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处置方式普遍采取“一事一议”的个案处置方式，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较低。 “政府主导的处置模式着眼点通常是维稳和保护地方相关企业和机构，主动暴露问题意愿不强，更不愿意及时主动采取风险处置措施。而监管部门由于担心金融机构倒闭会被认为是监管失职，出现风险后也可能希望推迟处置时间。最终导致处置程序久拖不决，问题机构无法及时退出市场，例如，海南发展银行自1998年行政关闭至今，一直处于清算状态。”白鹤祥说。 全国人大代表、央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也表示，在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实践中，较常见的情形是地方政府牵头监管部门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与问题机构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投资人协商，谈判达成最终处置方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做法有助于迅速稳定局势，维系金融体系信用。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如不利于及时遏制恐慌和风险传染，没有法定的损失分摊机制，效率低下，欠缺公平等。如湖北辖内某城市信用社撤销18年，由于涉及利益方过多，迟迟未清算完毕。 因此，在现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框架基础上，逐步摆脱“一事一议”的个案谈判模式，形成一套清晰完整的处置规则和标准，提高处置的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则显得尤为重要。而尽快完善《条例》则成为不少央行系统代表委员们的一致建议。 存款保险机构需更多赋权 强化早期纠正功能 《条例》实施三年以来，官方未公布过存款保险基金规模，不过，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透露，目前基金规模高达数百亿元，但至今未动用救助过问题机构，“数百亿的存款保险基金如果真是用来救助濒临破产的银行，也是杯水车薪，所以存款保险基金的动用应该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尽量不要走破产清偿的道路，而是要多考虑重组兼并等其他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也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实际处置过程中，要基于基本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高风险机构特点，灵活采取多种方式。除了市场退出以外，其他的还有兼并重组、在线修复等。就我国目前情况来讲，用在线修复、兼并重组的办法更有利于稳定。 既然在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动用存款保险基金应该作为最后的“大招”，那么修订《条例》甚至是制定《存款保险法》的主要目的又在哪里？不少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认为，应当强化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使其能够在“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的框架下尽早地识别出问题金融机构及其风险点，尽快地制定并启动干预措施和程序，降低金融机构最终倒闭的可能性和风险处置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的强化，离不开对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赋权、对风险处置启动标准的明确以及对风险处置过程中各责任主体职责的清晰分工。 具体来说，在赋权方面，现在存款保险基金由央行金融稳定局管理，不少人士建议，下一步应专门成立单独的基金管理团队，实现存款保险机构的实体化，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存款保险机构相应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的权力。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就表示，下一步应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更充分直接的信息获取权、现场核查权及建议处罚权，确保存款保险机构全面并持续获得投保机构安全稳健经营的内控和监管信息，及时识别问题和风险，及时采取风险控制和纠正措施。 王玉玲还建议，应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明确其实施专业处置等职责，并赋予其必要的人事管理权、经费使用权、工作决策与执行权。 此外，在强化早期纠正功能方面，除了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更多的信息获取权和现场核查权外，也离不开早期纠正措施的进一步丰富。目前《条例》只提出了可以实施四方面的早期纠正举措，包括问题投保机构应及时采取补充资本、控制资产增长、控制重大交易授信、降低杠杆率等。 王景武则建议，未来可考虑增加“限制分配红利或实施激励、限制股权投资或回购资本工具、限制资本性支出、停办高风险资产业务、限制增设新机构或开办新业务”等措施，避免问题投保机构股东“吃完股本”通过分配红利或者实施激励“吃存款”，在早期纠正期间及时进行瘦身自救。 明确风险处置 启动标准和处置流程 明确风险处置启动标准，也就是指明确存款保险机构启动对问题投保机构处置程序的触发指标，这就涉及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标准界定。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12月，央行正式启动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工作，评级指标体系重点关注资本管理、资产质量、流动性、关联性、跨境业务和稳健性等宏观审慎管理要求，评级结果是核定存款保险风险差别费率的重要依据；2018年一季度，央行完成了对超4000家金融机构的首次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其中，评分结果在8级至10级的高风险金融机构达420家。 那么，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的标准是否能作为存款保险机构风险处置的启动标准呢？上述央行内部人士认为，央行金融机构评级方法更多是建立在非现场核查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其主要依据金融机构提供的财务报表，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很难完全掌握。这也是为何应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充分的信息获取权和核查权的原因，要通过“定性+定量”的充分了解，才能更为准确地判断金融机构是否高风险。 王景武也认为，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识别，需要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评估。定量分析从资本状况、资产质量、预期损失抵补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和经营规模等方面客观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和风险状况。定性分析则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资产管理、资本及其管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盈利能力、信息系统和地方金融生态等维度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充分参考非现场监管、压力测试、现场核查中发现的“活情况”，综合分析研判。 一旦问题机构触发了存款保险机构风险处置的临界点，存款保险机构的处置流程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结合不少代表委员们的建议，针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流程应是先要求其在限期内实施自救，也就是上述提及的早期纠正举措；一旦限期自救不成功，应当及时启动接管程序，由存款保险机构接管处置，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对问题银行实施专业化、市场化的处置；如果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后，问题机构仍无救活的可能，则应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并可在依法履行偿付存款的义务后，作为债权人参与银行破产程序，分配银行的破产财产，并就个人债权偿付部分优先受偿，最小化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 其中，对于存款保险机构担任高风险金融机构的接管组织后，可采取何种处置措施，金鹏辉建议，《条例》应与《商业银行法》等现行法律进行对接，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接管责任，完善风险处置手段，包括接管、强制转移资产和负债、债务减记或将债务转换为股权、设立资产管理实体处置不良资产、设立过桥机构、组织收购承接、限制股东权利、更换高管和董事、强制股东和无担保债权人承担损失、调整和终止合同、对存款人进行快速赔付等。 《金融机构破产法》制定应提上议程 “在总体思路上，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分‘两步走’。”金鹏辉称，近期，重点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细则，明确存款保险机构作为风险处置主体，清晰划分各部门的职责边界，理顺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长期，在《条例》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存款保险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明确存款保险制度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公共救助机制中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市场化风险监测与风险处置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要完善《条例》甚至研究制定《存款保险法》外，《金融机构破产法》或许也应抓紧提上议程。白鹤祥与其他多位人大代表今年联合提交的议案中，就建议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 白鹤祥认为，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虽然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明确了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但对诸如破产界限的标准、破产管理人以及破产清偿顺序等具体问题都未细化和明确，缺乏可行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 在白鹤祥看来，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市场基础和舆论氛围已经形成，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有了新认知，金融监管层面也已就健全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的法规基础已经具备。我国存款保险法律体系已经建立，针对金融机构破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法规基础，一些重要规范性文件也涉及金融机构破产问题。 同时，在国际上有成熟的金融机构破产立法经验可资借鉴，如俄罗斯制定有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规则，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普通破产法规范；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金融机构破产不适用一般破产法，其在《联邦存款保险法》及其修正案中，充分考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特殊性以及金融机构破产规则的差异性，使监管部门包揽对破产银行的一切权力并排除法院的干预。 “舆论不能对《金融机构破产法》谈虎色变，法律制度应该先行，体现出超前性。”白鹤祥对证券时报记者说。 此外，在立法模式上，白鹤祥也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建议。他认为，国务院可先制定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再总结摸索经验加速推动全国人大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应是立法成本较小和最理想的路径选择。在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中，涉及专业性、技术性的事项由监管部门来决定，而涉及破产金融机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确认、变更和终止的事项由法院来决定，这样的模式既快捷、灵活、权威，又能遵守司法程序的规定，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效率。 [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国家金融安全是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始终关心的问题。2004年，江浩然创办了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时，金融自助设备核心技术被国外厂商垄断。在存取款一体机方面，日系品牌占据国内市场，而存取款一体机的核心部件是“循环机芯”，其中最核心的钞票核心识别技术更是关乎国家金融安全。 如今，在传统银行业推动智慧银行建设势头下，江浩然说，他带领恒银金融在行业内率先提出智慧银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口号，加大非现金智能终端创新产品的科技研发力度，不断推出超级柜台、智慧柜员机、智能柜台、大额高存、现金超柜等智慧银行解决方案。本次两会，他就严厉打击涉卡犯罪、规范共享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关建议。 建议严打涉卡犯罪 “作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应当集中力量严厉打击涉银行卡犯罪。”江浩然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建议打击涉卡犯罪是他今年提案的重要内容。 银行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支付工具。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达73.85亿张，银行卡发卡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涉银行卡犯罪也呈现高发态势。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涉案金额逐年增大，犯罪手段不断向集团化、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犯罪实施过程更为隐蔽，手法不断翻新，案发地点高度分散，很难予以根除。 江浩然表示，涉银行卡犯罪严重威胁和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制约银行卡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涉银行卡犯罪也是电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重要销赃手段，风险交织并存，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威胁金融安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恶劣的影响，极易加剧社会矛盾，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于打击涉卡犯罪江浩然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和央行、银保监会等相关部门一起集中力量形成惩治合力，建立整体联动打击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格局。全面开展打击涉银行卡犯罪专项行动，坚决查处一批涉银行卡犯罪大案，严惩一批涉银行卡犯罪分子，摧毁跨国跨境、跨地区的犯罪网络。加强技术交流合作，对涉银行卡犯罪手段进行深入研判和分析，开展伪卡鉴别和攻防技术研究，利用科技手段遏制涉银行卡犯罪。二是金融机构要主动加强防范。规范发卡行为，有效控制发卡风险。注重对外设设备的巡检和保护，升级完善技术方案，及时发现和排除风险隐患。建立警银快速协作机制，在涉银行卡犯罪尚处苗头阶段做出防范和处理，从事后处置转化为事先预警，全力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把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三是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等方式开展用卡安全教育和风险提示，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建议促进共享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各种共享业态呈现活跃，创新创业蓬勃发展，促进了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推动了产业升级。江浩然认为，共享经济扩张过快带来信用风险集聚、市场风险上升、法律纠纷增加等，逐渐暴露出共享经济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为此他建议，一是应加快制定完善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政策、制度，明确共享经济平台和供需双方的权利义务，合理界定行业边界，疏导规范行业竞争，盘活闲置存量资产，有效减少资源浪费。二是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坚持数据先行，合理向共享平台企业开放公安、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的公共数据。三是推进产权体制改革和国有优质资源开放。挖掘国有、集体等公共资源的共享潜力，打破产权归属和体制机制的约束，探索推行共享模式。 江浩然还就推进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建设，规范和鼓励共享单车发展提出了建议。江浩然认为，目前国内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现行监管政策与共享单车、助力车等新型经济业态产生了冲突和碰撞。建议科学规划、建设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基础设施，通过将轨道交通、地面公交、慢行交通三网融合，在公共交通枢纽规划中统筹考虑，方便慢行交通与其他出行方式之间的换乘，打造一体化公共交通出行网。[详情]

　　原标题：今年部长通道34位部长回答89个问题 12张新面孔亮相 3月3日，人民大会堂，今年两会的首场“部长通道”开启。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新京报讯 （记者吴为）3月12日下午，2019年全国两会最后一场“部长通道”结束。今年两会共举行四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34位部长回答了66位记者和网友提出的89个问题，最后一场部长通道创纪录地进行了190分钟。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这34位部长中，包含机构改革后成立的11个新部门负责人。此外还有12位部长是首次在“部长通道”亮相。 11个新组建部门亮相“部长通道” 2018年，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成立了诸多新机构。今年“部长通道”上，共有11位新部门负责人接受集中采访。 3月3日首场“部长通道”上，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王晓涛、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都来自机构改革后组建的新部门。 还有7位新部门负责人陆续亮相今年的“部长通道”，分别是：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 今年部长通道有12张“新面孔” 据新京报记者盘点，今年走上“部长通道”的，还有12张“新面孔”。 去年3月，陆昊从黑龙江省省长的职位调任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部长。今年，陆昊首次以部长身份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并亮相全国两会“部长通道”。3月12日，陆昊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用“两统一”概括了自然资源部的职责任务。 除陆昊外，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结一，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水利部部长鄂竟平等，都是此次“部长通道”上出现的新面孔。 两高负责人首次走上“部长通道” 今年，除国务院各部门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两位负责人也走上了“部长通道”，为历年首次。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回应了媒体关于“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加大女童保护力度，同时也加强儿童预防性侵教育的力度”方面的提问。他表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关乎亿万家庭的幸福。检察机关把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谈到了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问题，他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纠正冤错案件，让法律成为民营企业的护身符。 ■ 盘点 34位一把手作了哪些承诺？ 今年四场“部长通道”，部长们作出的“承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3月3日，首场“部长通道”开启，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就“航班正常率”“飞机实现空中上网”作出承诺。他表示，进一步推广WiFi技术，将有更多航班实现“空中上网”；还将继续改进措施，保证航班正常率80%以上。 针对抗癌药进医保，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表示，今年的任务就是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抓紧工作。 “保证药品供应，抗癌药进医保之后，一定要进医院。”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部长通道”上这样说。 有人担心社保费率降低以后养老保险待遇的发放问题。人社部部长张纪南明确表态：“我们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今年还将继续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让广大退休人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减少拥堵、便利群众。”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这一项工作任务时引发现场热烈鼓掌。会后，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部长通道”上第一时间作出承诺：“交通运输部一定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部长们的承诺不仅涉及衣食住行，也关注经济发展、企业减负等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谈到“减税降费”时表示，这是一次实打实、硬碰硬，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人社部部长张纪南明确，今年要加大减轻企业负担的力度，在“降、返、补”这三个字上做文章。 对社会热点，部长们怎么看？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多位部长对住房、未成年人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为何不再强调“房住不炒”，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表示，今年要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责任落到实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大起大落。 对低龄未成年人保护过度、惩戒不足的疑问，最高检副检察长童建明表示，罪错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危害者，同时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我们国家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罪错未成年人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他们“严管又厚爱，宽容不纵容”。 针对去年一些地方发生的校园安全事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介绍，今年将配合有关部门，特别是和公安部，开展“护校安园”活动。2月28日我们刚刚做了部署，通过这个活动持续抓下去，把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建设成为安全的幼儿园、学校。 在公众持续关心的看病难问题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源匮乏，分布也不够合理，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能力比较弱。国家卫健委正在加大力度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工作重心下移，进一步合理调整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分流病人。 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假冒伪劣产品问题屡禁不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介绍，今年要抓住重点领域工作，特别是食品、药品、儿童、老年人用品等重点领域，要依法严格监管和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如巨额惩罚制度、内部举报人制度。同时，要没收和全部销毁被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品，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11个“新机构”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健委 ●自然资源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2张“新面孔” ●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 ●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王晓涛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 ■ 花絮 先回答网友 部长萌语不断 3月3日第一场“部长通道”开始后，中国民航局局长冯正霖第一个走上“部长通道”。主持人、人大会议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朱恒顺先向他提出了来自两个网友提问的问题。 这是今年“部长通道”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朱恒顺介绍，网友问题主要来自于“我要提问”微信公众号的征集，“部长通道”现场也展示了二维码。据他介绍，在全国两会上，已经有3年“部长通道”出现了网友提问。而今年首场，网友问题比例很高。朱恒顺说，这主要是因为网友问题质量很高。 今年，部长们在回应提问时也留下了不少“萌语”，在舆论场引发关注。 首场“部长通道”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谈到打击欺诈骗保工作时表示，今年将把打击欺诈骗保作为医保工作的头等大事。要坚决维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绝不让医保基金成为新的“唐僧肉”。 3月12日的“部长通道”上，有记者提问，对于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教育部是否有专门措施解决？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从学校、老师、政府、家庭、社会等角度进行了全方面的回答，他还说道：“负担重如山，孩子不能健康成长，我们的学生会不高兴的。学生不高兴叫什么呢？就是‘宝宝’不高兴。宝宝不高兴，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地治理下去，不获全胜，绝不收手！” 3月8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就中国足球改革提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记者话音一落，苟仲文就说：“中国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我们也很着急。”苟仲文的坦白直率让网友印象深刻。   [详情]

　　原标题：近四成政协提案聚焦经济领域 来源：北京商报 3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据悉，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共收到提案5113件，在立案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484件，占总数的38.46%。 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之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和建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认真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等文件，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重要成果。 据悉，截至3月7日17时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共收到提案5113件。经审查，立案3859件，并案133件，转为意见和建议1121件。在立案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484件，占总数的38.46%；政治建设方面提案308件，占7.98%；社会建设方面提案1336件，占34.62%。提案反映比较集中在七个方面。 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方面，主要有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协调“稳投资”，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 在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方面，主要有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大数据中心，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打赢蓝天保卫战等。 在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主要有优化就业结构，促进高质量就业；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多渠道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把抗癌药等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报销，完善医疗保障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制度；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医养防融合”。 据悉，大会闭幕后提案将交由承办单位办理，并协商遴选重点提案并经主席会议审定后开展督办。北京商报综合报道[详情]

　　央广网北京3月13日消息（记者刘柏煊）金融创新的路怎么走？如何既防控金融风险，又避免矫枉过正？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前主席肖钢在全国两会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些互联网小贷公司被近年来的“现金贷”整治误伤，建议支持与实际消费场景结合、小额普惠型的消费信贷健康发展，同时要创新金融监管，贴合互联网小贷公司跨区域经营的特性。 肖钢指出，过去几年，“现金贷”行业由于与实际消费场景脱钩，其中不少机构又缺乏有效风险防控措施，从而引发高利贷、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整顿措施，让乱象得以控制。但在整顿过程中，有明确消费用途、偏重小额普惠的消费信贷业务也受到波及，其中不少互联网小贷公司经营的消费信贷业务被当作“现金贷”受到整顿，行业整体发展因此受到限制。 因此，肖钢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区分对待“现金贷”和消费信贷业务，支持与实际消费场景结合、小额普惠型的消费信贷健康发展；第二，结合互联网小贷公司特点，与传统小贷公司区分对待，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第三，加强互联网小贷监管，提高准入门槛，并建立分级的管理机制；第四，拓宽互联网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鼓励其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肖钢强调，针对互联网小贷公司的金融创新，监管创新也要跟上，“例如传统小贷公司一般由地方金融办进行日常监管，而互联网小贷公司天生具有跨区域经营特性，因此传统监管机制可能会造成监管真空或监管重复同时存在。因此建议针对互联网小贷特性，与传统小贷公司采取差异化监管。”[详情]

　　两会|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垃圾填埋一年约占50多个西湖，愿意加大垃圾发电产业投入（全国政协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 摄/于玉金）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于玉金 刘诗萌 两会报道3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前，第三场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堂开启，全国政协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就作为金融企业掌门人为何热衷于环保产业提问时表示，垃圾处理是环保生态环境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每个人既是垃圾的制造，也是垃圾的受害。“据估算，每人每天生产生活垃圾一公斤左右，如果用填埋的办法处理，形象的比喻，一年大概要占用50多个西湖，不仅大量的浪费土地资源，而且造成巨大的污染。”李晓鹏表示。李晓鹏现场表示，全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垃圾发电产业也迈上新台阶。“光大集团去年在安徽省凤阳县投资了一座一体化的生活垃圾和秸秆焚烧的发电厂，效果非常，当地的老百姓形象地比喻，说垃圾发电厂是一个发电机、是一个净化器、还是一个钱袋子，因为发电机一年的垃圾发电量可以满足全县80万人的半年的生活用电，所谓净化器是这个县原来有64个秸秆的焚烧点，现在全取消，空气质量非常好；所谓钱袋子，我们农民兄弟每年出售秸秆，可以获得将近1个亿收入。”李晓鹏透漏。李晓鹏还提及，目前，中国已经培养了一批包括光大国际在内的全球领先的垃圾发电企业，而且还创造了一批先进的垃圾发电技术，目前二恶英的排放，全球先进标准是每立方米0.1纳克，中国的垃圾发电厂可以降低至0.01纳克。对于为何热衷环保事业的问题，李晓鹏表示，光大集团是一家产融结合的企业，可以利用有效的金融资源去支持环保产业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绿色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愿意和全国老百姓一起加大对环保，特别是垃圾发电产业的投入，让我们从垃圾的受害者变成垃圾的受益者，共同建设美丽家园。责任编辑：黄兴利 主编：寒丰（本文来自于华夏时报网）[详情]

　　原标题：为民营小微企业提供更有力金融支持 访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海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李庶民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央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如何在基层得到更好落实，基层央行在这方面有哪些因地制宜的探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 周振海介绍，长期以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高度重视民营、小微企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稳定就业、推进创新、增添活力、优化结构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大货币工具运用、创新窗口指导方式、推进产品服务创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等多种手段，围绕破解“融资高山”增供给、拓渠道、创产品、优环境，使天津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有效提升，在地方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振海用一组数字来说明政策落实的成效。过去一年，天津市金融机构认真落实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畅通政策传导渠道，持续加大对全市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2018年全年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3.24亿元、再贴现53.18亿元，全市普惠口径小微贷款（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与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余额达817亿元，同比增长31.4%。2018年12月份全市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3%，创全年新低。全年支持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1549亿元，同比增长80.8%，余额达3727亿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第7位。全国首单民营企业中长期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在津成功落地，债券发行价格创两年内全国同类产品最低。 周振海认为，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导致其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需要多方努力，特别要在导致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的信贷风险大、考核追责严、对接沟通差等方面积极行动、大胆创新，方能取得显著成效。 在实践中，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针对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缺抵押、缺担保、风险大、信用低的突出问题，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分工协作、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通过联合开展天津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工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举措，使金融政策与财税、产业、监管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为提高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供有力支持。针对长期以来天津金融机构形成的贷大贷强的风险偏好和惯性思维，人行天津分行通过健全服务民营小微企业信息报告制度、开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激励惩戒考核工作等举措，有效推动商业银行调整发展方向、健全管理机制、激发内部动力，全力做好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针对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银企对接不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人行天津分行通过组织实施专项行动计划、开展金融政策和产品宣传等举措，推动银行围绕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投入更多力量挖掘客户、开拓市场、对接信息，使更多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得到充分合理的满足。 去年11月初，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24条“综合施策、长短结合、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安排不少于50亿元的再贷款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和普惠口径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安排不少于50亿元的再贴现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商业银行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票据融资。人行天津分行还开展“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百日行”活动，打通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为天津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适宜的金融服务环境。 今年两会上，如何更好地为民营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依然是周振海关注的焦点，他与全国人大代表刘峰联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配套公共政策的建议。周振海认为，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除了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努力外，还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完善配套政策，为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环境。近年来，为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提高法律法规保障力度、建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发挥风险补偿分担机制作用、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等几个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周振海建议，要加强法律约束、加大行政激励，提高对民营小微企业公平融资的保障水平；明确政策目标、改善考核机制，促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建立健全；规范业务操作、丰富融资渠道，完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分担机制；完善制度法规、统一技术标准，加快建成民营小微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政府引导、推进配套建设，夯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的基础环境。[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张智富：金融业综合统计亟待立法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廖斌 谢文君 尽管目前金融统计有相应的法律与规章，但随着金融业务创新和新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传统金融统计格局已经难以满足中国金融监管的要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智富认为，现行金融统计立法滞后于统计实践，金融统计权责匹配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现有金融统计法律体系范围过窄、内容陈旧，金融统计共享机制缺乏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诸多的法律空白和障碍导致现行金融统计立法体系面临诸多挑战。 张智富建议，应加快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立法，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夯实金融统计法律基础，为数据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建议尽快出台金融统计管理条例，明确金融管理部门和统计对象的权利义务，从拓宽统计领域、丰富统计内容、促进统计管理协同等方面重点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应将相关规定进行汇总，以搭建金融业综合统计平台为目标，从金融统计的原则、目标、职责及具体工作流程、方法和机制上，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人民银行有权要求各类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数据和资料的权利，以此奠定其在金融业综合统计中的核心地位。相应调整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中的条款，明确行业监管部门的统计职责和共享义务。在修订过程中，强调不同法律法规间的协调性、统一性、前瞻性和灵活性。 为提高金融统计立法的威慑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在金融统计立法中细化具体的惩戒条款，包括扩大处罚的范围，对违反“真实、完整、及时提供数据义务”的都应当酌情进行处罚；对故意造假等恶意行为予以严惩，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详情]

　　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朱苏荣：推进反假货币群防群治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孔令儒 冯瑶 我国目前反假货币工作形势比较严峻，假货币犯罪活动呈现出网络化、打印化、链条化、分散化、伪装化等新特征，农村地区假货币犯罪活动较为频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朱苏荣日前表示，当前反假货币工作面临以下问题：现有法律法规对有关假货币概念的界定不明确，在伪造假货币行为认定和数量核准方面存在争议；相关部门对销售、购买、使用防伪设备和材料的行为管理还有薄弱环节；银行业金融机构反假货币工作规范性仍需加强等。 朱苏荣认为，做好反假货币群防群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善反假货币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创造良好的现金流通环境。 一是坚持法治化原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假货币犯罪的司法量刑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完善反假货币部门规章，加快出台针对新型假币犯罪的司法解释，健全货币真伪鉴定法规体系，增加制贩退出流通货币行为的定义，制定和完善流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鉴定管理办法，完善对假外币的鉴定、收缴、销毁、奖励和惩处等规定。加大假币犯罪行为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二是坚持群策群力，加强部门联动，形成打击反假货币的强大攻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将行政管理、综合治理、监管执法、网络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反假货币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建立假币犯罪线索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发现可疑线索及时举报，提高全社会配合、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对制假工具及材料的监管，从源头上遏止假货币犯罪。 三是狠抓危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假贩假典型事件，加强现金机具管理，加大反假培训和宣传力度。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反假能力，推广使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满足市场需求的反假机具设备。探索开展现金机具主要外币鉴伪能力检测升级工作。创新宣传形式和内容，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反假货币宣传，打通反假货币宣传“最后一公里”。 四是推进反假货币跨境协作，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提升金融服务社会民生水平。加强国际合作，与各国执法部门、中央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沟通协作，及时掌握工作新动向。做好跨境假币监测工作，建立全覆盖、多层级、点对点的假币监测网络，加大对边境贸易现钞结算假币流入流出情况的监测，切实维护国家信誉，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详情]

　　原标题：全国政协委员周延礼：安全性和流动性是险资最基本关注点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马梅若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政协经济界别驻地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保险资金必须首要强调安全性，不能像VC/PE一样追逐高风险、高收益项目。 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在采访中，周延礼屡次谈及保险资金投资的“红线”。他强调，“和银行类似，保险业本身属于负债经营，拿着老百姓的养命钱，就必须合理安排资产负债配置，坚持价值投资理念。要是追逐利益做成了风险投资，对投保人、受益人都没法交代。” 基于此，当《金融时报》记者问及保险资金是否要作为长线资金进入股市时，周延礼认为：“监管部门非常明确地表过态，要大力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作为一种长期资金，保险资金应当按照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在债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项目上发力。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出于安全性考量，银行存款和债券的投资占比会保持在高位。”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去年发布的《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发展报告（2018）》也验证了这一逻辑。根据该报告，截至2017年年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配置银行存款1.93万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比例为12.92%；债券5.16万亿元，占比34.59%；而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1.84万亿元，占比仅12.30%。 除了安全性，这一投资结构也与“流动性”息息相关。周延礼表示，之所以（短期）银行存款的配置要保持在15%左右，是因为一旦发生了重大事故，保险公司就必须马上理赔。如果这个时候拿不出来钱，就是流动性出了问题，也意味着风险管理方式出了问题。 在追求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保险资金当然也会关注收益性。周延礼表示，过去3年，保险资金的平均收益率大约在5%，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保险资金一直坚持稳健投资的原则。 当《金融时报》记者问到科创板推出后，保险资金在投资股权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策略上的变化，周延礼再次强调了稳健投资的理念。他表示，这方面一定会纳入研究。但是相对于其他资金，保险资金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从监管角度来看，保险资金入市必须满足更高的要求。在防范风险、资产和负债匹配以及资金使用性质方面，监管部门对保险资金都有明确规定，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详情]

　　原标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发挥“几家抬”合力 访全国人大代表白鹤祥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李国辉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白鹤祥就民营企业融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等问题接受了《金融时报》记者采访。 《金融时报》记者：缓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广东有哪些经验？下一步有何解决良策？ 白鹤祥：当前部分民营企业出现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多重矛盾和问题碰头叠加的综合反映。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通过加大资金供给、完善服务平台、提升部门合力等举措，精准对接民营和小微企业需求，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18年末，广东民营企业贷款余额3.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718亿元，占企业贷款增量超过六成，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9367亿元，同比增长29.6%，加权平均利率自2018年7月以来下降1.13个百分点。 下一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在人民银行总行的指导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督促金融机构持续改善金融服务，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继续积极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宏观审慎评估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实施精准滴灌。二是督促商业银行加大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支持，完善奖励机制、安排专项费用、增强绩效考核倾斜，加大尽职免责落实力度，提升客户获取和风控能力。三是用好信贷、债券和股权“三支箭”。加大人民银行资金支持力度，支持优质民营企业扩大债券融资规模，推出民企股权融资支持工具。四是发挥好“几家抬”合力。推动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持力度，推动地方完善贷款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加快建设粤信融等平台，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深入推进“访百万企业 助实体经济”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工具应用和金融机构组织引导，不断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金融时报》记者：从执行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去年货币政策调控与以往有何不同？如何看待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如何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白鹤祥：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逆周期措施，通过5次降准等提供了充裕的中长期流动性，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有所改变或央行“放水”。近期，人民银行通过加大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这是有针对性的“滴灌”，央行资金主要起到引导、撬动作用，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助力结构性调整和改革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力度较大，而非“大水漫灌”。需要强调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银根仍然是保持稳健，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会把握好提供资金的适度规模，不会形成所谓“大水漫灌”。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发挥“几家抬”的合力。下一步，建议人民银行和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从供需两端共同夯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打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一是要建立对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使其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如加快推进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等。二是财政要给予必要的财税、贴息支持。三是监管部门要提高相关指标的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四是充分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缓解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情况如何？对未来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或其他资本补充工具情况怎么看？在不同类型银行之间是否会有差异性？ 白鹤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其个体健康的重要标准，监管部门一直强调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也有严格的要求。2018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为13.81%，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而广东省辖内银行机构资本总体上也是充足的。 资本补充方式多种多样，商业银行应结合市场情况和自身发展特点，自主决定资本补充策略、方式和节奏。此外，永续债在国内刚刚起步，也需要投资人的逐步认可。下一步，建议进一步优化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债券发行审批流程，并推进债券市场产品创新，丰富资本补充工具品种，给予商业银行多元化资本补充选择。[详情]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去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部分民营企业出现困难。在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5%GDP的浙江省，也无例外。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民营企业关乎地方金融体系稳定乃至未来产业发展动能。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局长殷兴山向记者详解了浙江支持民营经济的一系列做法。从应对债务危机时“一企一策”的风险化解方案，到支持民企融资时“白名单”制的精准分类措施，金融管理部门在不断探索中转变思路，完善引导机制，真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去年金融管理部门多次提出，对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要区别对待、“一企一策”，分类采取支持处置措施。如何分类处置？浙江省内对盾安集团的债务危机处理，可谓是一个典型样本。 去年5月，盾安集团的一封求助信，曝光了其流动性风险，资金链断裂一触即发。一时风声鹤唳，集团旗下的股票、债券相继停牌。 “盾安集团在浙江企业里也算是‘好学生’，去年遇到了困难，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此是高度重视的。”殷兴山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一旦标杆型民营企业发生较大风险，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外溢性、传染性，其风险的妥善处置关系到地方经济的稳健发展，以及市场对民营经济的信心。 危机出现后，浙江省政府立刻牵头相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对盾安集团进行“把脉会诊”。“会诊”结论是，企业的基本面和组织架构基本健康，当前遇到的是流动性风险，而非资不抵债。从经营情况来看，盾安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的半年报业绩并未受到较大波动。 “之所以出现流动性风险，主要是因为企业前期项目投资产生效益的期限与负债期限不匹配，导致现金流不足以覆盖到期债务。具体来看，其负债结构的期限安排不合理，短期债务过高；融资结构中，信贷、债券、股权质押等安排也不合理。”殷兴山指出。 因此，当务之急是帮助困境中的企业克服暂时的流动性困难。当时，金融机构集体承诺了对盾安集团“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平稳解决即将到期的债券兑付。 短期问题解决后，还要对企业进行中长期的“刮骨疗伤”，帮助企业“瘦身健体”恢复正常运作。经盾安债权委员会商议后，将一部分不属于主营业务的资产进行市场化处置。 经过综合施策，企业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帮助一些好的企业度过难关，也是帮助金融机构自身解决困难。因为企业的风险不是孤立的，企业风险也会带来金融风险。”殷兴山表示，而且对龙头企业的救助，有效控制了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大大提振了当地对民营经济的信心。 进入2019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没有变，无效的供给不能支持。所以，接下来要着力于如何真正精准滴灌有效信用。”对于未来深化支持民营经济的计划，殷兴山已成竹在胸。 在金融管理部门牵头下，浙江省形成了一套企业分类排摸的监测体系，在此基础上拟建立“三张名单”——需要帮扶纾困的企业名单、需要支持的优质企业名单、量大面广经营正常有需要资金的中小微企业名单。“对政府确定的可以重点支持的企业，引导金融机构去按名单挑选，同时监测提示企业风险动态，实现精准帮扶，在一些企业出现困难的时候还是要协调支持。”[详情]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基层人民银行将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局长王玉玲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前瞻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但这并不代表要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人民银行也注重把握好度，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不搞‘大水漫灌’。”她表示，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增强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做到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平衡好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地支持经济薄弱环节，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让“三支箭”政策 射中民企融资难的“靶心” 2018年，为落实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三支箭”举措，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主导推动“百万千亿金惠工程”，力争到2020年，引导金融机构为湖北省100万户民营和小微企业新增普惠口径贷款不低于1000亿元。 据王玉玲介绍，截至2018年末，湖北省普惠口径（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507.89亿元，同比增长15.3%，比2017年增速高5.3个百分点。 债券市场方面，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抢占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政策机遇，遴选九州通医药等8家优质民营企业纳入首批名单，目前已有2只共计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成功发行。 王玉玲表示，下一阶段，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加大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同时，在全省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大力推广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积极关注科创板动态，支持民营企业直接融资。 “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和小微企业，真正让‘三支箭’的政策举措射中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靶心’。”王玉玲表态。 湖北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关注房地产领域风险 王玉玲告诉记者，当前湖北经济增长质量持续改进，金融体系不断健全，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但她也坦陈，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给湖北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领域风险、非法集资风险、P2P网络借贷风险等。 据悉，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抓好防范化解重点金融风险工作，做到“三抓实、三到位”：一是抓实监测预警，确保排查摸底到位；二是抓实政策手段，确保应对化解到位；三是抓实工作合力，确保协调配合到位。 作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局长，王玉玲如何看待外汇市场一线监管中的主要难点？ 她表示，随着外贸新业态增长迅猛，货物流与资金流相分离的情况已成为一种趋势，给当前的贸易外汇监管带来挑战，下一步将在“交易留痕、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贸易新业态的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与此同时，在经常账户已实现可兑换、资本账户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的背景下，需要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监测手段和方式，利用各项业务统计数据开展资本项下和经常项下资金流的交叉比对分析，加强各业务条线之间的联动管理。[详情]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 基层人民银行将如何落实？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局长郭新明近日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金融风险总体上趋于收敛状态。 郭新明介绍，下一步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将按照坚定、可控、有序、适度要求，在发展中逐步化解，把握好节奏力度，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平衡好促发展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对于存量风险，郭新明指出，坚持“顾全大局、稳妥有序、统筹推进”原则，在摸清风险底数的基础上，把握时机、整体谋划、系统研究、分类施策，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增强“复盘”意识，确保“打有准备之仗”和“打胜仗”，特别是对于突出风险点，要坚持用发展的观念和方法来化解风险，避免处置过程中造成的次生风险，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对于增量风险，郭新明称，坚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原则，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强化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维护辖区金融稳定。 郭新明也提醒，从江苏辖区看，当前仍有一些领域风险值得关注： 一是非法集资风险。经过两年的整治，江苏省非法集资连续多年大幅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2018年全省未发生涉案规模大、涉稳压力大、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特大案件，省内非法集资新发案数和参与人数都在下降。 二是个别金融机构信用风险。总体看，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较为稳健，存贷款总量持续增长，盈利能力和流动性保持合理水平，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不断加大。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良好，不良率较2018年年初有所下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自身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因素影响，省内个别银行机构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 三是债券违约风险。当前，全省债券违约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发生大规模债券集中违约事件，但个别民企发行人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性。2019年至2021年是江苏省信用债的集中兑付期，2019年到期金额将达到近几年峰值，部分高负债地方平台类企业集中偿付压力较大，需持续关注。 四是跨市场跨区域影子银行风险。当前，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和实施，跨市场跨区域影子银行业务快速无序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机构做好资管业务转型，促进商业银行表外回表和非标转标工作，保证过渡期内存量资管业务顺利消化。 今年年初，票据增长较快，受到市场广泛关注。郭新明介绍，据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调查了解，1月份恰逢春节前支付结算高峰，实体企业开票需求旺盛。事实上，每年1月份均是银行承兑汇票签发旺季，尤其是今年春节在2月上旬，节前支付结算高峰几乎全部落在1月份，导致今年1月份票据增加较多。 “至于社会上传言有企业利用结构性存款利率与票据贴现利率倒挂的机会进行套利操作，导致票据业务虚增的情况，据我们调查，这种情况即便存在也只是个别现象。”郭新明指出，随着票据业务监管的加强，以及结构性存款利率的下调，目前套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详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今年两会期间，存款保险法、反洗钱法成为热词。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南宁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崔瑜带来的多份议案建议中就包括制定存款保险法和修订反洗钱法的相关内容。 日前，崔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议案提案被集中讨论说明社会大众对金融热点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金融法治意识不断提升。同时，上述几个问题最终都指向了金融风险防范，集中讨论这些议案提案根本在于从制度上健全防范相关金融风险的基础，进一步规范金融运行。 同时，崔瑜还谈到了当地金融运行情况和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看法。她表示，广西金融稳定状况良好，不过也有地方法人机构、“平台”违规操作、非法集资等风险苗头值得关注，目前当地已采取相应措施。 崔瑜认为，只要在货币总量上保持松紧适度，适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不会造成资产泡沫，还会有助于补足经济发展短板，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泡沫的产生。 两会热词指向金融风险防范 崔瑜认为，两会期间大家集中讨论的存款保险法、反洗钱法等热词最终都指向金融风险防范。 具体而言，崔瑜认为，集中讨论制定存款保险法的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最主要的趋势之一就是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风险处置机制。 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乃至国际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亟需改变此前以国有机构为主的风险处置做法，在《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法》。 崔瑜认为，集中讨论修订反洗钱法的原因在于，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反洗钱形势较《反洗钱法》实施之初发生了深刻变化，反洗钱工作已逐渐从“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过渡，反洗钱义务机构的范围从金融机构扩大到特定非金融机构及其他领域，国际反洗钱标准则日趋严格，境外反洗钱监管压力不断加大。 结构性政策效果良好 去年以来，央行加大了结构性政策的使用力度。作为地方央行负责人，崔瑜称，从运行情况来看，结构性政策在广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定向降准与宏观审慎评估（MPA）相结合，引导资金流向普惠领域。在政策引导下，2018年小微企业贷款新增302亿元，12月贷款利率比8月下降3个基点；民营企业贷款新增130亿元，12月贷款利率比8月下降5个基点。二是灵活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精准支持民营、小微企业。 崔瑜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是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小微、民营等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等方面的精准支持。“只要在货币总量上保持松紧适度，适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不会造成资产泡沫，还会有助于补足经济发展短板，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泡沫的产生。” 多项措施防范风险 崔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8年广西金融稳定状况良好，不过仍需关注几类主要风险苗头。一是地方法人机构风险。广西地方法人机构风险状况有所缓解，但存量风险化解难度较大。 二是“平台”违规操作风险。有些企业存在通过线下违规发行理财产品或提供担保等行为，部分平台存在无证开展资金清算、网络支付、多用途预付卡发行与受理等业务的行为，一些企业未落实资金存管银行等。 三是非法集资风险。广西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高发蔓延势头有所遏制，但出现了由传统的房地产、农业、商品零售等领域向投资理财、投资担保、互联网金融等领域蔓延扩散的态势。 崔瑜称，针对这些潜在风险，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强化风险监测。开展三大类十二个金融风险点专题调研，全面摸排广西金融风险状况。积极推进自治区联社管理体制改革，指导个别城商行有效化解风险资产，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做优发展。 二是强化业务监管。开展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稳步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下发风险警示函督促金融机构早纠错，有效发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用。三是强化协调处置。配合人民银行总行反洗钱局、自治区监察委、公安厅、海关等部门，共同构建金融安全防火墙。 （编辑：曾芳） （本文来自于21财经）[详情]

　　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详解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思路：“定性+定量”综合评估 做实存款保险风险处置功能 来源：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成为今年两会期间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代表委员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加之监管部门高层也频频“吹风”，不由引发外界遐想，难道今年真的会有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被市场淘汰退出？ 金融机构的正常“新陈代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正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所说，“金融机构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然而，金融机构又不同于普通企业，其因经营不善而退市会牵涉到普通金融消费者、债权人、债务人、投资者等多方纠纷，而金融市场的舆论效应对市场情绪的感染和风险的传递会起到连锁反应，加剧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的复杂性。 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并不是简单的“关门大吉”，其在标准界定、处置手段和程序、责任主体划定等方面都需要深入研究。为此，证券时报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就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的相关问题与他深入交谈。从他的思考与表达中，可以看清金融监管部门在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方面的态度和思路。 “定性+定量”评估高风险金融机构 证券时报记者：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超4500家，数量并不少。您如何看待存量银行机构转型发展？为何还要继续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 王景武：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快速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稳中有增，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增长。但我们也看到，虽然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很多，但信贷投放占比偏低。截至2018年末，我国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合计只有21家，但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中占比达到55.7%。银行信贷供给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现象，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国有企业、政府项目、房地产领域等，而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资源获取相对不足。 为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融资需求，强化银行体系的金融服务功能，需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调整存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机构体系、产品和业务体系布局。既要在数量上增加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发展专注于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更要在业务和产品比重上提高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占比，鼓励银行机构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把金融资源更多地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等薄弱领域倾斜，增加更有效、高效的金融供给，让融资供给与市场需求更好地平衡。此外，对于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金融供给的高风险金融机构，要进行市场化、法治化退出。 证券时报记者：对于高风险金融机构，您认为应该如何界定？需要考虑哪些指标因素？ 王景武：从我们的实践看，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识别，需要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评估。定量分析从资本状况、资产质量、预期损失抵补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和经营规模等方面客观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和风险状况。定性分析则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资产管理、资本及其管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盈利能力、信息系统和地方金融生态等维度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充分参考非现场监管、压力测试、现场核查中发现的“活情况”，综合分析研判。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提出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如何看待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与防风险的关系？如何把握高风险机构的退出节奏，以避免处置风险过程中产生新的风险？ 王景武：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整体稳健，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比较多，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在处置风险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增强逆周期调控思维，更加注重宏观政策松紧适度，把握好各领域出台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同时，坚持推进风险出清，但不主动引爆风险，按照底线思维，做好处置预案和托底预案。对于采取自救措施能够维持经营的，尽量通过“在线修复”方式化解风险；自救无法维持的，监管部门及时介入，尽量通过重组减少损失，降低市场冲击；不具备重组条件的，依法退出市场，严肃市场纪律。最终，营造一个欠债要还钱、投资担风险、违规受处罚、守法有回报的社会环境。 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 尽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 证券时报记者：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今年要研究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请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退出方式主要有哪几种？主要有何特点？《存款保险条例》在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王景武：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和退出，应坚持损失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既要及时有序处置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又要依法落实股东和有关方面的责任，严肃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在实际处置过程中，要基于基本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高风险机构特点，灵活采取多种方式。除了市场退出以外，其他的还有兼并重组、在线修复等。就我国目前情况来讲，用在线修复、兼并重组的办法更有利于稳定。 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强调，及时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径。当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也已基本形成了由《存款保险条例》和《企业破产法》主要构成的法律框架。根据《存款保险条例》的规定，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具有信息收集、现场核查、风险警示、早期纠正、风险处置等职责，可以依法办理接管、撤销清算的相关事项。《存款保险条例》还规定了存款保险具有收购承接等市场化处置措施，可以通过提供担保、损失分摊、资金支持等方式，促成重组或收购承接，实现基金使用成本最小化，在快速、有效处置金融风险的同时，确保银行业正常经营，充分保护存款人权益。我们也将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律机制建设，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逐步建立我国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有序处置的长效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您今年提交的一个建议中指出应尽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但该《条例》实施仅有三年左右，为何您认为应尽快修订？ 王景武：随着2015年5月《存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存款保险条例》与《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风险处置相关规定是有序衔接的。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框架主要由《存款保险条例》和《企业破产法》构成。存款保险制度平稳实施3年来，在保护存款人权益、维护金融市场和公众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心、及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目前，存款保险风险处置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存款保险条例》作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重要法规，在处置触发机制、处置权力、处置方式、处置工具、基金使用和后备融资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以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处置平台的重要作用。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稳妥有序处置金融风险，建议近期尽快修订《条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确立存款保险处置当局的法律地位，做实存款保险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促进形成“非纠正即接管”的处置触发机制，完善市场化处置方式和工具，推动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应如何做实存款保险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促进形成“非纠正即接管”的处置触发机制？ 王景武：在下一步《存款保险条例》的修订中，做实早期纠正机制，确立规则式的处置触发机制较为关键。 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丰富早期纠正措施。在原有“补充资本、控制资产增长、控制重大交易授信、降低杠杆率”四项措施的基础上，结合央行早期纠正实践，拟增加“限制分配红利或实施激励、限制股权投资或回购资本工具、限制资本性支出、停办高风险资产业务、限制增设新机构或开办新业务”等措施，避免问题投保机构股东“吃完股本”通过分配红利或者实施激励“吃存款”，在早期纠正期间及时进行瘦身自救，回归主营业务，限制杠杆业务扩张，有效降低风险敞口，避免损失扩大和风险传染。 二是设立触发指标和具体定量标准，明确“非纠正即接管”。即当投保机构资本充足率低于2%或者存在其他引发严重信用风险的情形时，立即触发处置程序。具体来看，对于符合触发情形的投保机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央行、银保监会应当要求其在90天内限期实施自救，规定具体期限的目的是避免出现拖延处置的倾向，使得问题投保机构迟迟无法进入处置程序。 同时参照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法》的规定，明确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一旦限期自救不成功的，都应当及时启动接管程序，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处置，从而避免错过最佳处置时机。 [详情]

　　原标题：听 部长们在说啥 来源：证券时报 编者按：共享单车押金怎么退？药品带量采购怎么推？居民收入怎么提高？新旧动能如何转换？小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大到国家民族的繁荣复兴，无数个热点问题出现在两会现场，而各个部委的高官显然是最好的答问人。证券时报记者用镜头和文字，定格下几个瞬间，带您感受民情民意与政策措施之间的精彩互动。 中国经济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 何立峰 当前经济形势是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今年的总体经济趋势将是稳中向好。当前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制造业，目前不少企业还面临许多困难，如融资难融资贵、生产经营成本高等问题，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举措都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相信今年经济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实现今年预期的增长目标。 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发改委先后会同相关部门围绕八个重点领域研究制定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发改委还在组织研究鼓励旧汽车旧家电回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行动方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相关政策措施出台之后，我们将抓紧组织实施。 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 央行行长 易纲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以前比较，没有提“中性”，更简洁，但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这就是松紧适度的概念。另外，我们在结构上要更加优化，也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最后，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内外平衡。 合作是中美两国最好的选择 商务部部长 钟山 在90天期限内，中美双方开展了3轮高级别磋商。磋商过程是很艰难的，也很辛苦。难就难在两国的制度、文化和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双方要达成共识，需要求同存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是非常不容易的。辛苦是因为磋商的时间很短，需要双方团队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很努力、很专业，非常辛苦。磋商是富有成效的，双方经过90天的磋商，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双方还同意继续延长磋商期限，在这个期间不提高关税的税率。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应当倍加珍惜。 合作是中美两国最好的选择。现在工作团队还在继续磋商，还有许多事要做，更加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假如中美能够达成协议，将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将减税降费目标落实下去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近2万亿元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这是一次实打实、硬碰硬、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导向精准、规模空前，着力为制造业、小微企业、工薪阶层“减负”，减税降费的总额比去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又增加了50%以上，单就减税而言，它的规模相当于当年预算安排的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的10%以上。这么大的减税降费规模，税务部门必须把减税降费实打实、硬碰硬地落地，目前各级税务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将通过“四实四硬”的做法，将减税降费的目标实打实地落实下去。在减税降费落实过程中，我们不回避问题，不掩饰短板。我相信，好的政策、好的实施、好的监督，一定会使这些政策取得好的结果，为此，我们税务人会很拼的。 科创板经验会推广至其他板块 中国证监会主席 易会满 证监会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以尊重市场化、法治化为总原则，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合法权益是证监会最起码的职责。科创板成功后，会总结经验，进一步论证推广至其他板块，科创板有利于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的合作与发展，是市场的好机会，逐渐做大是好事情。 IPO将继续保持常态化，下一步将继续完善退市制度。另外，沪伦通工作进展总体比较顺利，目前相关工作都在正常推进。《证券法》修订正在进行中。目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已经有所缓解。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财政部部长 刘昆 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今年减税降费的核心内容，在减税方面，今年除了实施年初已经明确的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以及全面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外，还将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同时注重与税制改革相衔接。 今年全国财政赤字拟安排2.76万亿元，赤字率预计比去年提高0.2个百分点至2.8%，这一安排是积极的，也是稳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不是要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也不是要搞政府大包大揽，而是要实施逆周期调节，更好应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着力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比较突出，解决财政收支平衡问题，既要当“铁公鸡”，不该花的钱“一毛不拔”，同时也要打好“铁算盘”，把该花的钱花好，花在刀刃上。 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主题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 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风险还在，有的有所缓和，有的有所调整，总体还需要高度重视。金融监管部门最大的职责就是保持金融稳定，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必须高度重视，一刻不能疏忽。 这些年有很多金融乱象，许多都打着金融创新、科技创新的旗号，实际却做的是非法集资、非法融资、非法吸收存款、乱设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等活动，这是非常有害的。老百姓的投资理财领域问题相当严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能乱投资，不能乱参与集资，更不能借钱去投资。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央企专业化整合是开放的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肖亚庆 中央企业主业总体进展很大，但也存在资源分散、主业不突出，或者在某个专业上同质化竞争、无序竞争的情况。专业化整合就是要按照市场发展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使企业资源能通过相互配合、融合，形成一种竞争优势。中央企业的专业化整合也是开放的，希望各类所有制资产都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发展和进步。 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深入推进。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中，可能有一些历史包袱和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个别是因为认识问题，内生改革动力还没有完全激发出来。国资委在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指导、督导和统筹方面还需要做更大努力，下一步将加大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推动改革不断向前。 [详情]

　　原标题：4个月减税近2000亿 8000万人不再缴个税 12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2019年全国两会第四场“部长通道”上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次个人所得税的一、二步改革，使所有工薪阶层纳税人不同程度地减了税。其中，有8000万人减了百分之百的税，也就是说他们不用再缴个税，还有6500万人的减税幅度在70%以上。 在当日的“部长通道”上，中国证券报记者向王军提问：“在去年的‘部长通道’上，您就国税地税合并提出‘事合、人合、力合、心合’的预定目标。一年过去了，请问完成情况怎么样？另外，请您介绍一下个税改革的最新进展情况。” 王军表示，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困难比预想的要大，成效比预想的要好。“‘事合、人合’，我们做到了，也做好了。‘力合、心合’，我们做到了，正朝着更加融合的方向努力和发展。”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撤销了3.4万个一级和内设机构。但省局、市局、县局、乡镇分局（税务所）都如期、整齐划一、平平稳稳地挂牌，进行了“三定”。在税务机构改革过程中，有22255名干部由正职转为副职，但他们无怨无悔，同所有税务人一起，奉献攻坚，不仅确保了机构改革各项工作“带电作业”的平稳运行，稳中有进，而且经受住了接踵而来的第一步个税改革、第二步个税改革、小微企业减税等多轮“高压测试”，展现了税务铁军风采。 关于个税改革，王军列举了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说明这次改革减税力度大。去年10月到今年1月，4个月共减税近2000亿元。改革前的个税收入（去年1月-9月）同比增长20%。改革后的个税收入（去年10月到今年1月）4个月同比减少14.2%。1月，第二步个税改革落地后，单月同比减负是23.5%。 第二组数据反映个税改革减税面广。这次个人所得税的一、二步改革，使所有工薪阶层纳税人不同程度地减了税，也就是说，工薪阶层的减税面是百分之百。其中，有8000万人减了百分之百的税，也就是说他们不用再缴个税，还有6500万人的减税幅度在70%以上。 王军强调，今年是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以后，新税务机构正式运行的第一年。新机构要有新气象，要谋新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找差距、补短板，进一步建设好“事合、人合、力合、心合”的“四合院”。合得更兴业、更齐心，更有利于落实好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更有利于组织好各项收入，更有利于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详情]

　　原标题：稳杠杆通渠道扩开放 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证券时报 沈建光 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金融业发展受到高度关注。习总书记提出，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位上，要将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宗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笔者认为，要提高金融行业竞争力，维持高质量发展有几条路径。 一、控制金融杠杆率，平衡增长和风险 首先，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在宏观杠杆率的把控上，在稳增长和防风险间要取得平衡。总的来说，杠杆增长过快或去杠杆力度过大均有一定风险。历史上加杠杆和去杠杆具有一定周期性，一般都始于金融部门，中国刚刚经历了最新一轮加杠杆——去杠杆——稳杠杆的过程。 本次加杠杆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高增长进入下半场，货币政策放水、监管放松、金融自由化都成为“稳增长”的政策工具，不断膨胀的影子银行体系持续向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国企、房地产部门输血，导致杠杆上升、风险堆积，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更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无法流入实体。 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十九大正式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任务之一，“防风险”取代“稳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主基调。国企混改、债转股、财政部23号文、资管新规、房地产调控等一系列去杠杆政策陆续出台，着力化解政府、金融、企业等多领域杠杆风险，去杠杆逐渐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 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内外环境的双重压力，三季度GDP下滑至6.5%，创十年以来的新低，消费、基建、投资均疲软，民营经济下滑，出口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资本市场也出现动荡局面，稳增长需求迫切，主基调再次转换，“去杠杆”变“稳杠杆”。货币政策也随之向宽松方向调整，定向降准、全面降准、MLF、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政策工具频现。 笔者预计，2019年“稳杠杆”仍会成为主基调，金融领域仍会是杠杆率控制的重点监测对象。要达到合理杠杆率，需要持续的结构化精细调整和政策协调，把握好力度与节奏。两会期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结构性去杠杆要明显降低企业杠杆率，稳住家庭杠杆率。笔者认为，针对中国宏观杠杆的结构性特征，需要有所侧重，分类施策，短期内要防止去杠杆过快引发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风险，特别要注意改善民营企业融资困境；长期来看，要引导国有企业主动降杠杆，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过快上升。 二、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 比起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流动性投放，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更值得关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相匹配，总体增速应当保持平稳。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当积极，大规模放水确无必要，在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越加丰富、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未来进行传统意义上降息的可能性不大，将更加注重传导机制的疏通。 相比于是否会降息这个话题，央行当前更加关注实际贷款利率的变化。事实上，传统意义上调节贷款基准利率的重要性和实际效果已经降低，从官方表态来看，未来央行对于利率的调节将更加注重OMO、MLF等创新流动性工具政策利率对于市场利率乃至借贷成本的传导。例如，央行副行长朱鹤新近期表示“下一步央行要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一公里”。可以观察到，2018年四季度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有下行趋势，四季度为5.75%，比二季度的高点下降了33个BP，票据融资、一般贷款等分项也均有所下降。 此外，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问题，未来如何疏通传导机制、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仍十分关键。为此，央行对现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创新、扩展，如TMLF、CBS、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在应对经济下行、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方面做出诸多努力。 三、深化金融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在众多改革领域中，中国金融改革历来是进展较快、成果较多的领域。习总书记提出，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改革资本市场一方面有助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其自身发展需求。 具体路径上，可以将发展直接融资作为金融改革的抓手。相比发达国家，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直接融资比例偏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例，目前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改革值得瞩目，开展了试点注册制、放宽上市盈利测试、完善定价机制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如市场化改革能够稳步推进，则中国资本市场将逐步告别国家牛市的思路，向市场牛市进行转变，预期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将有所改善。 除了发展直接融资、推进市场化改革外，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应扩大对外开放，将国际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之一。中国金融行业外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加快金融开放有助于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更加注重运行效率与公司治理，提高金融业整体竞争力。2018年以来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有几个重要举措，一个是银保监会取消了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是真正遵循国民待遇原则的体现；一个是陆股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至520亿元人民币；第三个是QFII、RQFII的扩容，今年2月，证监会拟将QFII、RQFII两项制度合二为一，并扩大其投资范围。未来可以进一步鼓励资本项目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外资在华业务范围，让资本市场与国际对接，不断提高竞争力。 （本文作者系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详情]

　　人社部部长张纪南：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来源：证券时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12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今年还将继续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养老金“15连调”，“我们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他说，社保费率下降后，我国总体上仍能保证当期基金收大于支；目前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78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还有2万亿元左右战略储备，今后还会继续加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除此之外，还将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社保基金可持续。中新社/供图 [详情]

　　原标题：创建产融深度融合专业化新型金融机构 本报记者 钟志敏 杨洁  全国政协委员、中铝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余德辉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创建产融深度融合新平台设立中国金属铝银行的提案》，建议在国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机遇期，设立“铝银行”，有助于铝行业实现产融深度融合，走绿色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铝集团”）是国内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旗下有6家上市公司，总资产超过6500多亿元，销售收入3000多亿元，连续11年入选世界500强。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创新转型升级，中铝集团经营业绩连续4年大幅增长，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当前，中铝集团加快发展与铝、铜、铅锌、稀土四大核心产业协同的服务产业。同时，积极培育环保节能、智能制造、创新开发等新兴产业，初步形成了“4+4+4”的高质量发展产业新格局。 构建产融深度融合模式 余德辉表示，服务实体经济，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有别于普通商业银行，“铝银行”开发提供具有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精准服务，既能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又能拉近生产与使用的距离，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更好地解决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这是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造福铝行业全产业链、惠及社会大众的多赢举措。 余德辉提议设立的“铝银行”，每年铝产品交易量超过千万吨，总资产规模达数万亿元，需由大型原铝生产商和国储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所在地政府共同发起，并联合其他金融机构及具有较强实力的铝生产商、使用商等共同组建。 余德辉表示，铝具有良好的金属属性，损耗小、可回收利用、可永久保存等，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国，2018年原铝产量和消费量均超过全球一半以上。由于铝的金融属性一直没得到充分发挥，造成交易方式单一、使用成本高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铝产业的升级消费。 设立“铝银行”可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存贷、投资、理财、租赁等金融业务，将来还可以创办循环再生、材料再加工等实体企业，进一步打造成为专业化新型金融控股集团，实现脱虚向实的创新型产融结合。 余德辉介绍，“铝银行”可先推出“6+X”种金融组合业务和理财服务模式，包括存贷、做市商、融铝租赁、铝基金、铝债以及理财业务。在以上业务基础上，推出固定收益、浮动收益等期限灵活、交易方式多样的理财产品，为“铝银行”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 推动绿色循环发展 余德辉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铝的可回收率超过90%，而再生成本不足初始生产成本的10%。设立“铝银行”，将开辟金属资源循环利用的全新模式，形成“生产→消费→回收再利用”的闭环，使铝成为生命周期长、使用成本低、环保节能效果好的金属材料，有利于促进行业加快升级，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价值链，厚植绿色发展优势，增强绿色发展动力。 余德辉指出，设立“铝银行”可以大幅降低铝产品的消费成本，尤其是初始使用价格，可极大地扩大铝产品消费应用，特别是在天桥、栈道、防洪墙、通信塔、体育设施、机场等工程应用和PPP公共设施建设领域。预计未来15年-20年，“铝银行”可以把整个社会的铝循环起来再生利用，原铝需求将大幅度减少。届时每年可减少电耗7000多亿千瓦时、标煤消耗2亿多吨、碳排放量约9亿吨。这对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余德辉建议，由于“铝银行”是产融深度融合的全新业态，需要在法律政策等方面配套跟进，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为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试点，给予特殊支持，允许先行先试。[详情]

　　原标题：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来源：北京商报 在降低社保费率方面，有媒体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若干条有关降低社保费率的举措，是否影响社保基金的持续运行？张纪南回应称：“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今年还将继续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养老金‘15连调’，让广大退休人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张纪南表示，中央采取降费率的举措，尤其是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可以降到16%，最多的省份可以降4个百分点，力度是比较大的。这些综合降费举措主要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张纪南看来，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一方面，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社保名义费率是偏高的，有一定降费空间。另一方面，降低费率以后，企业有了活力，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扩大就业，而且门槛降低了，就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参加社保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社保基金的“蛋糕”就会越做越大，形成良性循环，必然进一步增强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 张纪南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信心所在：第一，当期收大于支。经过反复测算，降费率以后，总体上仍能够保证基金收大于支。第二，累计有结余。按照最新数据，目前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78万亿元，有比较强的保障能力。第三，战略有储备。全国社保基金已经有2万亿元左右的战略储备，今后还会继续加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同时，他介绍，还将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社保基金可持续。综合以上情况，人社部能够保证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详情]

　　来源：金融时报 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陈建华：尽快完善雄安新区金融产业布局 本报记者 李博 常琳 通讯员 赵天奕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8年12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成为新区规划建设的刚性约束。根据《总体规划》要求，新区高端产业布局原则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形成起步区、外围组团和特色小城镇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现代金融业作为新区重点承接和发展的高端服务业之一，应尽快完善新区范围内的金融产业布局，构建全国现代金融体系标杆和样本，打造金融机制体制新高地和对外开放新高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建华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陈建华认为，完善新区金融产业布局不仅有利于当前金融产业承接的建设安排和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还有利于未来支持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有序、有效承接北京非首都金融功能存量的基础上，为承接北京非首都金融功能增量留出空间。为此，陈建华建议，完善现代金融产业布局规划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增加制定雄安新区现代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完善金融发展顶层设计。要进一步明确雄安新区整体金融功能定位，实现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和城市融合，设计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实现路径，鼓励金融创新、激发金融活力。同时在新区建设发展各阶段，要明确金融业发展方向。 二是明确新区不同区域金融布局的功能定位。可以考虑构建“一核三带一点”的金融产业布局：“一核”即构建金融中心，重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为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形成新区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中心和决策中心；“三带”即建设“产融结合示范带”，最大程度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资产配置示范带”，提升新区金融产业国际竞争力，“金融创新示范带”，建设全国绿色金融产品交易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一点”即突出科技金融的引领作用，发展融资担保、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金融业务，推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业融合。 三是确保金融产业布局及专项规划的弹性，为未来现代金融业发展预留空间和可能。一方面，要在“一核三带一点”金融产业布局原则的基础上，预留空间，保证新金融业态的及时进入；另一方面，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在体制机制上赋予新区一定程度上金融创新、金融科技和金融改革开放超前发展的自主权，提升新区全球金融竞争力，并为构建未来金融体系新规则、新秩序作出探索和贡献。[详情]

　　来源：金融时报 原标题：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化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回应委员关切 本报记者 孟扬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三次提到“微观主体活力”：将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列入了201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强调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在部署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时，提出要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 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3月11日上午，政协经济界别37组就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小组讨论。 或许是因为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的到来，“加大对微观主体金融支持力度”成为多位委员聚焦的话题。 比如有委员提出，过去银行资金大量流向虚拟经济领域，造成经济结构失调，挤压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还有委员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问题，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必须解决“脱实向虚”问题，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对此，周亮回应称，金融是服务行业，只有实体经济好，金融业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对金融业来说，要巩固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巩固治理金融乱象的成果，巩固金融业不断创新的成果，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体经济要提升产业链的水平，金融业则要围绕着产业链的提升，做好精准化的金融服务。 “刚才几位企业家委员谈到，当前金融业发展精准度不够，我认为确实存在金融业发展粗放的问题，畅通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打通信贷的传导机制，是下一步要攻克的难点。”周亮表示。 “另外，目前金融机构的体系，也就是大中小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结构还不尽合理。当前产品需求多元化，各个市场主体包括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已经多样化了，为了满足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融业服务还需要大力加强。”周亮说。 针对委员们广泛关注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周亮表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经济的一个难点，更是金融业的一个痛点。去年以来，银保监会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先后出台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实施监测、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有关工作、切实加强和改进保险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明。据周亮介绍，截至2018年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3.5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1.8%，高于各项贷款增速9个百分点以上。 在谈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时，周亮强调，只有稳住了增长才能更好地防风险，不防风险稳增长就失去了前提，要把握好动态平衡。 “去年在防风险方面，精准拆除了一些‘炸弹’，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得到了遏制。这两年通道等高风险资产减少了12万亿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2017年和2018年两年处置3.48万亿元不良资产，今年力度可能还要更大一点。处置不良是为了给金融更健康发展打下基础。”周亮表示。 对于如何加强监管协调配合，周亮认为，监管要更多学会倾听，出台政策的时候要广泛深入征求意见。要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形成合力，避免形成监管叠加，尤其是负面叠加。要做到情况明、数据准、职责清、工作实、作风正。[详情]

　　原标题：锁定主场主业主责：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再发力 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解学智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 李岚 “听了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我感到非常振奋。2019年虽然充满挑战，但也将是收获颇丰的一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解学智近日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肩负着重大责任和使命，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主力和骨干作用。解学智告诉记者：“政府工作报告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对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出明确要求，这为我们今后做好服务‘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金融时报》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参加了今年全国两会并现场聆听了总理的报告，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解学智：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工作部署重点突出、措施有力，体现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的精神。我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报告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地把中央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其次，报告重点突出，对宏观调控、财政金融、改革创新、投资消费、国防外交等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部署，其中，“改革”出现了105次，创历年之最。全面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再次，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问题进行了部署。其中，“就业”出现了30次，并首次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这些政策措施，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必将进一步凝聚人心，汇集强大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大局稳定。 最后，报告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对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抓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农发行进一步做好服务“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全面落实报告要求，统筹推进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金融时报》记者：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在金融扶贫和乡村振兴中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起步之年，农发行做了大量工作，现在看成效如何？ 解学智：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农发行积极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和政策调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服务国家战略和“三农”发展。2018年，累计发放贷款1.8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年末贷款余额5.14万亿元，同比增长9.7%，为服务粮食安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作出积极贡献。 去年，我们适应国家粮棉收储制度改革，全力做好粮棉油收储信贷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全年累放粮棉油收购贷款2457亿元，支持企业收购粮油2623亿斤、棉花323万吨。 在聚焦精准助力脱贫攻坚方面，我们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持续支持基础设施扶贫，突出支持产业扶贫，大力支持易地扶贫搬迁，扎实推进贫困村提升工程、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专项扶贫，积极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继续做好定点扶贫工作。去年，累放精准扶贫贷款3893亿元，年末贷款余额1.35万亿元，累放额和余额均居金融系统首位，连续3年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在金融扶贫中的先锋主力模范作用进一步彰显。 我们加大创新引领，支持农业现代化。去年，围绕三产融合、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探索推出涉农资金整合、“土地两项指标”交易等模式，推动支农转贷试点扩面，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力度。全年累计发放贷款1275亿元，贷款余额2161亿元，较年初增长42.3%，为推进产业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为了让更多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我们突出重点支持农村现代化。聚焦棚改、水利、“四好农村路”、农村人居环境等突出短板，积极支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全年累计投放贷款7874亿元，贷款余额2.6万亿元。其中，累放棚改贷款5876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国务院部署的4000亿元投放任务。 同时，多渠道筹措支农资金。去年，我们积极创新债券发行品种和方式，成功发行境外双币种债券暨首单美元债券、首单欧元绿色债券，全年共发债筹资1.11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低于同业123个基点，让利于农79亿元。 更重要的是，我们坚持把防控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深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年末不良贷款率为0.8%。我们稳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农发行落地生根。 《金融时报》记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了部署。前不久，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未来，农发行将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 解学智：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农发行的主场主业主责。农发行将全面贯彻报告和指导意见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服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是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关键薄弱环节。粮食安全、脱贫攻坚、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薄弱环节，也是农发行的主要业务范围，我们将突出重点、完善服务、全力支持。首先，坚持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继续支持好政策性粮食收储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支持多元市场主体进行市场化收购。积极支持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从主要支持收储环节向生产加工销售消费全产业链延伸。其次，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进一步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把支持产业扶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支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旅游扶贫、贫困村提升工程等专项行动，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聚焦基础设施突出“短板”，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供水、供气、电网、通讯、物流等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帮助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围绕农业现代化，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健康养生、“互联网+农业”、海洋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探索支持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是严格防控金融风险。按照“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的要求，深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加强信贷基础管理，强化内控综合治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深化改革创新。继续弘扬改革精神，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精准对接乡村振兴融资需求，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详情]

　　原标题：央行系统代表委员两会热词扫描 来源：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每年两会，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们都是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不仅人数多，更身居要职，带来的提案建议也都具有较高的前瞻性和代表性，往往可以作为当年央行重点监管工作的风向标。 今年两会，18位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们带来了多达几十份的建议提案，其中涉及制定《存款保险法》、加强反洗钱监管、建立动产担保法律制度、完善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管法律制度、完善债市违约处置机制、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等是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结合今年两会央行系统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梳理其中高频出现的热门话题，从中或许可以勾勒出今年央行的重点推进任务和下一步的监管思路。 关键点一： 呼吁全面加快修订《反洗钱法》 《反洗钱法》颁布实施12年以来，在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内外反洗钱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反洗钱法》的部分条款明显滞后，亟需修改。 此次参加全国两会的18位央行系统代表委员中，就有8位代表委员建议全面加快修订《反洗钱法》，进一步推动反洗钱工作取得实效。 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崔瑜认为，现行《反洗钱法》存在部门间反洗钱分工协作机制有待完善、洗钱上游犯罪定义存在局限、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过窄且相关条款不完善、反洗钱调查相关规定不完善、行政处罚的惩戒性不足、反恐怖融资的规定相对薄弱等不足。 《反洗钱法》应该如何修订以解决上述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表示，明晰反洗钱的定义是“首务”。他建议《反洗钱法》应与《刑法》相呼应，不规定上游犯罪，顺应国际标准中对洗钱上游犯罪扩大化的趋势。 扩大义务机构范围则被委员们认为是《反洗钱法》修订的“核心”。全国政协委员、央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表示，鉴于当前洗钱活动呈现跨行业、多领域扩散态势，建议进一步明确《反洗钱法》中关于特定非金融机构的有关条款，将房地产、贵金属等特定非金融行业纳入规制，强化此类行业主体的反洗钱义务和责任。 被普遍提到应该在《反洗钱法》中明确的还有各监管部门间的监管职责。据了解，现行法律仅明确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反洗钱监督管理工作，其他监管部门的职责并未明确，在反洗钱监管中跨部门协作不顺畅、未形成有效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还需要在《反洗钱法》中以法律形式对这一制度进行确认，在金融监管部门与公安、安全、税务、监察、海关等部门之间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同时在《反洗钱法》中明确相关部门的范围和具体工作职责。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建议完善反洗钱义务相关条款。他建议在《反洗钱法》中详尽规定客户尽职调查、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义务，增加义务机构反洗钱职责，明确将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划分、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特定自然人客户身份识别等内容纳入反洗钱义务的履职范畴。 郭新明还表示，应完善反洗钱调查相关规定，一要扩大调查主体，将反洗钱调查权下放到设区的地市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二要明确调查客体，规范启动反洗钱调查的具体情形。他也建议通过增加反洗钱行政处罚的适用情形、提高行政处罚金额的上限和下限，来增加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违法成本，充分发挥反洗钱行政处罚的警示作用。 关键点二： 支付机构监管部门法规应上升到国家法律 以支付宝、微信财付通为代表的非银行支付机构近年来经过快速普及和发展，目前已有两百多家支付机构获准进入支付服务市场。为规范非银行支付行业发展，2010年央行制定并发布实施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填补了当时加强新型支付结算监督管理依据的空白。同时，近年来央行通过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实施分类评级、发展行业自律组织等措施不断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监管也在不断完善，从2019年1月14日起，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央行。 然而，周振海指出，当前，监管制度按照交易渠道和受理终端不同，将支付业务划分为网络支付业务、银行卡收单业务和预付卡业务三种类型，针对不同业务类型分别制定了配套的业务规范，并按照支付机构开展的业务类型进行监管，同时加强客户备付金安全管理和支付机构分类管理，基本形成了以《办法》为基础，以备付金监管为核心，以银行卡收单、网络支付、预付卡等业务监管为支柱，以支付机构分类评级为补充手段的监管制度框架。但从法律效力来看，现有的相关规章制度法律位阶较低，规范力度有限；从监管范围看，部分支付行业创新业务、无证从事支付业务等未纳入监管。 无证经营和支付机构乱作为是当前支付行业存在的主要乱象。全国人大代表、央行昆明中心支行行长杨小平表示，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不少打着合法经营业务旗号，实际未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提供支付服务的无证机构。无证机构身处市场末端，风险未爆发前较难被察觉。由于不具备行业准入资质，缺乏安全保障措施，资金风险隐患大。更有甚者为从事黄赌毒、洗钱等非法经营活动的违法客户提供支付服务，已成为危害支付市场稳定的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支付机构乱作为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杨小平称，一些支付机构采用交叉补贴和倾销等方式维持日常经营、迅速占领市场份额，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部分支付机构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广泛涉足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和一些实体行业，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经营加剧，造成监管交叉的真空地带，增加了风险的跨行业传导。此外，个别支付机构还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排他性销售行为。 因此，今年两会，央行系统的多位代表委员就建议，考虑到当前《办法》已无法适应支付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实施过程存在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处罚过轻、违法成本过低等问题，应尽快提升《办法》的法律层级，制定《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 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就表示，建议提高立法层次，将支付机构监管的部门法规上升到国家法律。尽快推动制定、颁布《条例》，作为非银行支付服务管理的基本法规。 周振海则建议，《条例》应增加功能监管的规定，实现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对经济金融活动中支付机构和支付业务实现监管的全覆盖。针对支付机构的外部性风险，应建立严格市场准入标准；对支付机构股权或实际控制权实施穿透监管；明确支付机构肩负的公共服务安全责任，包括客户资金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系统安全、反洗钱等。 此外，多位代表委员还建议应大幅提高支付机构违法成本。郭新明表示，《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违规行为的处罚，最高为3万元，没有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具体数量和性质进行关联，也没有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关联起来进行“双罚”，对于支付机构来说，违规成本较低，起不到威慑作用。下一步应细化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明确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具体数量和性质进行关联，与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进行关联，加大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违规机构为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王景武甚至建议，将支付机构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范围。他表示，香港地区将无牌从事支付结算业务纳入《刑法》范围，新加坡规定违反《支付体系监督法》的支付机构将面临不超过2年的监禁。因此，《条例》应大幅提高支付机构违规处罚金额，将处罚金额同违规经营金额、违法所得等挂钩，按百分比进行处罚，且以较高者为准，加大司法惩治和行政处罚力度。 关键点三： 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法律机制 虽然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已近五年，但由于目前债券违约处置缺乏规范与标准化程序，对违约债券仍然基于个案进行处置，缺乏立法层面上有针对性处置的标准化高效程序，导致处置周期长、效率不高，债券发生违约时，投资者和承销商等易出现恐慌情绪。 周振海建议，在建立市场化违约债券交易机制方面，应拓宽我国债券违约后的市场化退出渠道，逐步建立多层级债券违约交易市场，探索我国违约债券转让处置创新模式，形成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切实发挥信用风险分散作用。 有关部门应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完善分层有序的债券违约处置法律机制安排。例如，将“庭外重组”设置为债券违约诉讼（或破产）的必经程序。对于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有技术、有竞争力的企业发生的债券违约，可借鉴英美“庭外重组”程序，在违约求偿诉讼前，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及相关方在法庭主持下协商解决问题，通过延期偿还、债务调整、部分豁免等债务重组方式，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为企业提供重振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分行行长周晓强表示，应将破产重整作为债券违约处置的重要途径，以全面有效保全资产、依法有序清偿债务、切实保护债权人权益。例如，加快修订《破产法》《担保法》等法律及相关配套制度，简化企业破产司法程序，降低申请人举证难度等。 “应从立法层面建立违约处置的规范与标准化程序。”杨小平建议，尽快从立法层面建立适用于各债券市场的违约处置规范与标准化程序。应界定违约债券各阶段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区分违约的不同阶段，如预警期、风险期、破产期等，以司法解释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就每个阶段明确相应的标准化处置程序。从立法层面建立违约处置的规范与标准化程序，将违约债券的处置由“个性化”转变为“标准化”，提高处置效率，缩短处置周期。 杨小平还指出，应加快市场化进程，明确违约债券的流动性与退出渠道。明确政府处置能力有限，依靠政府对违约债券进行救济的模式不可持续，正确引导市场预期，避免一出现债券违约就引发市场恐慌。“建议在综合考虑风险及金融生态环境稳定等因素后，从立法及司法解释等层面统一各债券市场对于违约债券的流动性要求，明确违约债券是否具有流动性、是否可以继续交易等原则性问题，加快推进到期违约债券转让机制，从基础法律的顶层设计上畅通适用于各债券市场的违约债券退出渠道。” 在健全债券持有人保护机制方面，周振海认为，一是健全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二是完善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三是增设偿债保障条款。 关键点四： 加快建立统一的动产融资担保制度 当下，《民法典》各分则正在紧锣密鼓制定，建立现代动产担保法正迎来契机。 全国人大代表、央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认为，建立统一的动产担保法律制度和高效的动产融资担保登记体系对于盘活企业动产资源，促进资金融通，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具有重要意义。 从我国动产担保法律制度的现状来看，目前我国动产融资担保登记散落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征信管理、公证机构等13个部门或单位，登记标准、登记方式和登记规则不一，极大降低了动产交易效率，增加了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目前的动产资产达到50万亿元~70万亿元，其中能够较为便利地用于动产担保融资的只有应收账款。中小微企业的原材料、产成品等动产是其重要资产，但在金融实践中很难作为融资担保物。 王景武认为，建立统一的现代动产（包括权利）担保法律制度和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系统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推动信贷机构动产融资发展与创新，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二是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动产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三是有利于提升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他表示，应抓住当前编纂《民法典》的契机，建立我国现代动产担保法律制度。 两位代表均从多个方面给出建议。首先应建立统一的担保物权制度，重塑担保物权的概念。即在动产上设置担保物权时，不区分动产担保交易形式，即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只要满足担保功能的要求，设定担保物权的统称为担保物权。 第二，建立统一的公示对抗效力规则，明确统一的优先受偿规则。王玉玲建议在《民法典》物权编中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中明确：“国家对动产融资担保实行统一登记制度，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王景武也建议建立担保权统一的优先受偿规则，同一财产既设立抵押权又设立质权或者同时存在其他担保权的，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登记、交付等公示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动产融资担保登记系统，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基于互联网的、覆盖所有动产类型和交易形式的电子登记系统，实现登记机构统一、登记标准和登记形式统一。这样可大大降低多头重复登记、难以查询融资标的权利等问题，保障交易安全。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已有近70个国家和经济体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统一的动产融资担保物权登记制度。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于2007年也建立了全国首个基于互联网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为我国建立动产融资担保物权登记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点五： 建立金融消费投诉处理机构 近年来，金融消费领域纠纷频发，然而由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诉求渠道不顺、纠纷诉调成本过高、金融监管部门人员力量与经验不足等被认为是金融消费维权难的症结所在。 郭新明就呼吁，在金融领域推动建立独立于金融监管部门的专业性金融非诉裁决机构，由该机构统一受理金融领域的消费者投诉，并将投诉转交被投诉金融机构处理，当消费者对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满意时，该机构将对纠纷进行调解或裁决。 据了解，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含金融监管部门）主要建立了三种金融纠纷的非诉解决渠道：金融机构内部调解；银行协会等金融行业协会进行调解；监管部门尝试建立的金融消费纠纷第三方非诉调解组织。 “上述非诉解决途径在各自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面临一些困难。”郭新明称，首先是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协会调解的公信力不足。其次，“一行两会”开展的调解活动难以全面发挥作用，由于缺乏较高层次的法律制度规定，金融监管部门主导下的非诉解决机制实际效果受到制约。 王景武的提案也关注到金融消费纠纷，同样提出应建立专业金融消费投诉处理机构。首先，整合目前金融领域的各类调解组织，成立中国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中心。该中心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受理处理金融消费领域内的所有投诉，从而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经济、便利的纠纷解决渠道，优化民众维权体验，营造和谐稳定的金融法制环境。 其次，构建“投诉+调解+裁决（仲裁）”的纠纷处理机制。借鉴国际主要经济体的成功实践，由司法行政部门发给中国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中心仲裁牌照，引入裁断机制，使该中心具备投诉受理、投诉分办、纠纷调解、纠纷裁决等功能，使金融监管部门从具体的纠纷处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政策制定和监督落实，提升依法履职、专业履职、高效履职能力。 此外，建立线上争议解决平台和专业化、常任制调解员和裁决员队伍。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服务，“线上争议解决”和“线下争议解决”相结合。同时建立专职的调解员、裁决员队伍，进一步提升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服务的可得性、专业性、高效性。 关键点六： 小微企业贷款要完善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民营小微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近来，受内外部、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近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要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如何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是两会期间的重点议题。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仍面临较多体制机制问题。”杨小平表示，这主要表现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仍有待完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覆盖面不足、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抵质押品交易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方面。 针对上述问题，周振海建议，一是要促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建立健全，突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公共服务属性，建立完善与政策性目标相适应的考核管理体制，积极构建以财政资金为主的多层次资金补充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和再担保机构提供注资支持。 在完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分担机制方面，要针对贷款风险补偿分担机制研究出台全国性指导性文件，统一规范补偿对象、支付方式、资金监管等内容。 二是探索建立中央、地方、社会性资金参与的多样化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筹资模式，扩大资金来源，加强补偿机制对贷款损失的分担能力。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使风险补偿分担机制的制定实施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产业发展政策相适应。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多位来自央行系统的代表委员表示，要加强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共享。其中，周晓强表示，应推动建立区域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工商、税务、金融、环保、质监和公检法等与小微企业及小微企业主相关的各部门信息，向金融机构免费提供标准化查询接口，为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数据支撑。在外部“输血”的同时，也要加强小微企业自身的造血能力。崔瑜表示，化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仅要增加金融资源的供给，更需要加强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培育，创造条件使小微、民营企业能生存、发展、盈利，达到银行授信条件，其中风险分担机制、财税激励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相关的外部支持政策至关重要。 从长远来看，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需构建长效机制。全国人大代表、央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智富分享了江西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从三个方面实施推进。首先要根据长效机制信息采集标准需要，对信贷管理系统进行改造；其次要建立真实完整的小微客户信息档案；第三要做好激励约束，运用经营管理职责权限，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详情]

　　原标题：加快推出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1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加快推出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鼓励险资作为长期资金投资资本市场。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今年可能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周亮表示，近两年金融业体量发展很快，但大而不强仍是需要面对的问题。金融业走向高质量发展要服务好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八字方针——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在金融领域也适用。首先，要巩固结构性去杠杆、治理金融乱象、不断创新的成果。其次，要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再次，要围绕产业链提升，做好金融服务精准化。最后，畅通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打通信贷传导机制是下一步要攻克的难点。 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周亮表示，小微企业有天然不足，比如信息不对称。下一步银行在服务上要科技赋能，用信息平台与政府税收、工商、银行征信系统等连接。另外，包括水表、电表、气表等都可以为小微企业贷款审核提供基础数据，信息科技创新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还有一个难点是，银行在尽职免责上做得不到位。虽然监管提出了要求，但到了基层银行，内部问责仍较严厉，要求也较高。银行和保险都是市场主体，会追逐利润，小微企业的风险相对较高，按照市场规律要覆盖风险成本。“现在我们提高了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今年可能还要再增加一点。” 对于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周亮表示，只有稳住了增长，才能更好地防风险。“把握好动态平衡对监管是一个考验，我们有充分信心做到这一点。”他说，去年在防风险方面精准拆除了一些“炸弹”，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近两年高风险资产减少了12万亿元，处置不良贷款3.48万亿元。今年不良处置力度可能要再大一点，为金融更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在监管方面，周亮认为，精准有效的监管要做到情况明、数据准、职责清。情况明就是对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准确研判，对风险要抓早抓小，在苗头阶段就进行干预。数据准，指数据治理和数据质量有待提高。职责清，指监管不能缺位，也不要错位，该管的要管好，能交给市场的尽量交给市场，为市场主体创造较好的环境。此外，在监管上要加强协调配合。 对于今年是否会接管高风险金融机构，周亮表示，目前还没有。当前整体风险在收敛，但任何市场都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去年在处理高风险机构过程中已接管几家，今年要看市场情况。在市场经济中，金融机构有生有死是正常的，但不能任其引发系统性、连锁性、交叉性的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上，今年会有研究。 在资本补充方面，周亮强调，补充资本是银行保险机构抗风险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是前提，有多大本钱才能做多大买卖。资本充足率是银行保险机构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永续债作为资本补充的重要手段，丰富了银行保险机构的资本来源。但补充资本金的方式有很多种，银行保险机构要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 对于保险资金投资科创板是否存在限制，周亮说：“在资本市场中，我们鼓励长期资金的运用，在保险资金上也会进行一些鼓励。我相信科创板和所有的股市应该是一样的。资本市场都是一样的。”他还表示，在每一个行业中，保险资金到底使用多少，会有一个总体考虑，在保险资金的使用上要考虑行业结构布局问题。此外，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正在征求意见，将加快推出。[详情]

　　原标题：央行系统全国人大代表建言金融改革与发展多路并进深化改革 有效识别防范风险 朱苏荣：票据套利将受到严格问责和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辽宁省分局局长朱**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近期票据融资增长较快主要受市场主体偏好、票据融资利率降低及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企业通过票据贴现和结构性存款的组合从银行套利的行为只是个别现象。票据业务办理应根据票据法以及相关规定进行；同时金融机构应认真履行尽职调查、审核、审批职责，并按照业务实质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确保资金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未来在经济主体风险偏好和市场利率较低的情况下，票据业务仍会在企业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对票据业务监管 中国证券报：近期以来，票据融资高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当前票据套利空间有哪些？ 朱苏荣：票据融资增长较快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和市场主体偏好密切相关。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讲，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风险偏好较低，对中长期贷款的发放更为审慎；从企业角度来讲，票据签发手续便利、期限方式灵活、流动性高，并且在解决账款拖欠方面的优势明显，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 二是票据融资利率降低。一般而言，票据融资利率走势贴近于市场利率，在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低位运行的背景下，票据贴现利率不断下降，票据融资的成本优势明显。 三是季节性因素影响。临近春节，企业结算需求较多，开票需求也随之上升。从历年情况来看，年初票据业务增长量一般高于全年平均值。 由于个别时点票据贴现利率和结构性存款利率倒挂，存在个别企业通过票据贴现和结构性存款的组合从银行套利的行为，银行也因此增加了一般性存款并改善了流动性指标，但这只是个别现象。 中国证券报：未来对票据监管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消除套利空间？ 朱苏荣：票据业务办理应根据票据法以及相关规定进行；同时金融机构应认真履行尽职调查、审核、审批职责，并按照业务实质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确保资金有效服务实体经济，防止资金“空转”。 应当看到，近期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加强了对票据业务的监管，票据套利将受到严格问责和处罚；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也对结构性存款利率定价进行了指导；部分银行开始对票据业务进行自查，并缩小了票据贴现利率和结构性存款利率的利差，这都将大大减少票据套利行为的空间和动机。 票据业务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证券报：监管是否会“一刀切”？未来应该如何引导和发挥票据融资的作用？ 朱苏荣：未来一段时间，在经济主体风险偏好和市场利率较低的情况下，票据业务仍会在企业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既要防止货币条件过紧引发风险，也要防止大水漫灌加剧扭曲和积累风险，继续发挥好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将贷款投向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向中长期贷款方向加大力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引导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长期向好。 中国证券报：未来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上，还有哪些着力点？ 朱苏荣：下一步，应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一是强化央行政策利率体系的引导功能，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重点疏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和信贷利率的传导，提升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能力，适度增强市场竞争，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二是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积极推动存单市场有序发展，发挥好大额存单承接理财资金、结构性存款的作用。同时，规范存款创新和资管产品，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王玉玲：民企股权融资支持工具 设立方案已研究制定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局长王玉玲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银行已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设立方案。 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中国证券报：当前“第二支箭”（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落实情况如何？“第三支箭”（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预计在何时推出？ 王玉玲：2018年底以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抢抓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政策机遇，邀请交易商协会和中债增进公司来武汉进行业务对接，遴选8家优质民营企业纳入首批名单，目前已有2只支持工具成功发行，支持九州通医药、人福医药均成功发行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在中西部处于领先地位。 据了解，人民银行已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设立方案。人民银行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需要，按程序报批国务院后实施。 中国证券报：下一步监管部门如何提升对民营企业的服务质效？ 王玉玲：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继续积极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宏观审慎评估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实施精准滴灌。二是督促商业银行加大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支持，完善奖励机制、安排专项费用、增强绩效考核倾斜，加大尽职免责落实力度，提升客户获取和风控能力。三是用好信贷、债券和股权“三支箭”。四是推动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推动地方完善贷款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五是加快建设区域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 推进资管新规稳妥有序实施 中国证券报：在加大金融服务的同时，应如何做好防风险工作？下一步整治乱象的重点是什么？ 王玉玲：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整治，已经暴露的金融风险正得到有序处置，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风险总体收敛。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整体稳健，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把握好节奏力度。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稳住宏观杠杆率。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继续推动产能出清、债务出清、“僵尸企业”出清。 二是妥善应对外部重大不确定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强化金融市场运行监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充实应对外部冲击的“工具箱”，防止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和风险跨市场传染共振。 三是加强政策协调，继续有序化解各类金融风险。既要防范化解存量风险，也要防范各种“黑天鹅”事件，保持股市、债市、汇市平稳健康发展。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加强金融领域的准入管理，清理整顿无照经营或超范围经营。继续扎实推进互联网金融清理整顿工作，完善监管规则。 四是深化金融监管改革，弥补监管短板。推动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平稳转型并落实配套政策，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政策，尽快推出《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相关配套实施细则，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功能，探索金融机构风险市场化处置机制。 五是提升金融领域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强化正向激励机制，营造鼓励担当、尽职尽责、积极进取的氛围，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做好各项工作。 2019年仍要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一是要进一步遏制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二是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三是要依法处置高风险机构；四是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 中国证券报：资管新规实施以来的效果如何？对于银行业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监管部门该如何解决？ 王玉玲：资管新规实施以来，金融机构认真落实，着力开展整改和业务转型，相关风险显著收敛，不规范的影子银行业务得到初步遏制。一是资管业务规模稳中有降，过快无序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二是金融机构通道业务收缩，高风险行为显著收敛。三是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等限制性行业的融资减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和要求。同时，金融管理部门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市场变化，实事求是做出适当政策安排，稳定市场预期，引导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融资补充。下一步，央行将继续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推进资管新规稳妥有序实施。一是继续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对需要回表的存量非标资产，在MPA考核时，合理调整有关参数，发挥其逆周期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表外资产回表。二是加快推动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加快符合资管新规的新产品发行，尽快推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细则，发挥资管资金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作用。三是持续关注金融市场运行动态，评估资管业务整改和发展情况，及时总结分析问题和建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政策储备。 白鹤祥：尽快制定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白鹤祥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考虑到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和较大的风险外溢性，应尽快制定出台我国金融机构破产法，越早推出越有利于金融安全，也越有利于激发金融活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时，尽快建立符合国情的金融机构有序退出长效机制。 现有存款保险制度无法代替破产制度 中国证券报：金融机构破产法为何没有推出？ 白鹤祥：当前金融机构破产法没有出台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认识上存在分歧。实务中，对于金融机构破产是否适用企业破产法的一般程序，还是应当根据金融机构的特性实施特殊处置，相关部门和学者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存款保险条例颁布后，有观点认为，存款保险条例的实施，可确保在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困境时，保护存款人的基本利益，可有效应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风险，无需再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然而，存款保险条例针对的是吸收存款类的金融机构，未涵盖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 二是立法须综合考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一般行业相比，金融行业的特殊性使其在经营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区别于其他企业，金融机构破产涉及普通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债权人、债务人等众多法律关系，破产债务涉及公众存款、投保金、信托财产、证券类投资、保证金、投资人、职工利益等多个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立法需要结合我国国情、现有的普通破产制度、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法律法规等相关情况综合考量、制定。 三是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此前我国经济形势较好，金融机构发展势头良好，金融风险未充分暴露，表面上金融机构破产概率较小，导致金融业对于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以应对金融机构破产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不足。 金融机构破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一定要转变观念，真正做到居安思危。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业竞争加剧，有金融机构出现风险、经营失败乃至破产等现象将难以避免，而现有的存款保险制度仍无法代替破产制度。考虑到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和较大的风险外溢性，因此，应尽快制定出台我国金融机构破产法。  明确对高风险金融机构高管追责措施 中国证券报：在清退高风险机构的同时，如何保证投资者利益？ 白鹤祥：保护投资者利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也是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存款保险基金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等行业基金在相关金融机构运营失败或遭遇重大困难时，将对存款人以及相关投资者进行适当赔付。同时，金融机构破产法也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对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更进一步的保护：一是加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早期识别与早期干预。这是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与退出机制的关键一环，高风险金融机构发现的越早，处置的成本和难度就越低，也越有利于遏制风险的传染和蔓延。二是妥善运用“购买与承接”等市场化处置手段，最大程度降低处置成本，提高处置效率。三是充分发挥股东和债权人的自我救助作用，建立股东和债权人自救机制，增强资本与债权的损失吸收能力。四是明确对高风险金融机构高管的追责措施，从薪酬、股权以及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四方面对相关高管进行追责，促使金融机构高管尽职履责，防范单纯追求利润而罔顾风险的行为。 总而言之，赔付存款人和投资者仅是事后的救济行为，通常都有一定的额度限制，唯有提前防范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出现，并在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时建立成本低、效率高的破产制度，才能将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保护落到实处。 建立金融机构有序退出长效机制 中国证券报：金融机构的破产范围如何界定？哪些机构应该退出市场？ 白鹤祥：金融机构破产，其涉及范围应当较广，除了有人民银行以及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明确监管的机构外，还应涵盖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在内的中介机构以及新兴的、综合性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机构，以及境外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的金融主体。 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原因与一般企业不同，除了清偿能力不足或资不抵债时必须退出市场外，对于经金融管理部门认定，存在重大风险外溢、发展严重失控、涉嫌重大违法违规等情况的金融机构，也可以由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勒令退出市场。 中国证券报：未来如何建立金融机构有序退出的长效机制？ 白鹤祥：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中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设计激励相容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建立金融机构有序退出的长效机制，能够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理论和实践表明，金融监管难以完全避免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对于濒临倒闭或倒闭的金融机构，应当构建有效的处置机制，确保其恢复正常运营或顺畅退出市场，降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真正实现优胜劣汰，最大程度地保护存款人利益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我国可通过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法，立足于风险的早发现和少发生，注重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疏导，并通过改善治理机制理顺市场主体的权、责、利关系，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有序退出长效机制。总之，越早推出金融机构破产法越有利于金融安全，也越有利于激发金融活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周晓强：新型抵押融资 仍有政策引导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局长周晓强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建议，加大对政策性担保公司发展的支持力度。他同时认为，新型抵押融资在产权制度建设、抵押登记、价值评估、抵押资产处置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政策引导空间。 加大对政策性担保公司发展支持力度 中国证券报：对于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有哪些建议？ 周晓强：一是处理好政策性担保公司和民营担保公司之间的关系。发展政策性担保公司，应当突出其引导引领作用，重点为特定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和为民营担保公司提供再担保支持，不能完全用政策性担保公司取代民营性担保公司，两者的关系应当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可将政策性担保业务重点放在再担保业务和民营担保公司不愿进入的行业和领域，着眼于增强整个担保系统稳健性。 二是增加财政投入，加大对政策性担保公司发展的支持力度。受前几年担保行业风险集中爆发影响，担保市场仍处于恢复过程中。中央对深化民营小微金融服务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力发展政策性担保公司发展，有利于快速修复担保市场，积极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信用扩张。应进一步加大对担保、再担保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财政增资注资、保费补贴、业务补助等方式鼓励政策性担保业务发展，推动银保之间加强合作。 三是走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道路，增加政策性担保公司放大倍数。政策性担保公司追求稳健经营是十分必要的，但追求稳健经营的方式不应是简单地提高被担保企业的准入门槛，而是应当提高自身对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专业化、规模化是提高政策性担保公司经营风险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方式。专业化发展方向，既体现了政策性担保公司对特定行业发展的支持，也有利于担保公司充分了解特定行业和企业；规模化发展方向，解决了目前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小而分散、对市场的引导作用不强等问题，规模上去了，也有利于政策性担保公司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对于促进公司治理、提高经营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四是推广新型银担合作模式。以往银担合作由担保公司承担100%风险，造成担保行业风险集中度过高，其爆发的风险也容易向银行机构传导。新型银担合作模式下，担保公司和银行按一定比例共同分担风险，还可进一步引入政府担保基金、再担保等合作方，形成市场化、多元化的风险分担体系，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和风险吸收能力，切实避免道德风险。 培育新型抵押资产流转交易市场 中国证券报：新型抵押融资配套政策方面还有哪些空间，政策应该如何引导？ 周晓强：新型抵押融资主要在产权制度建设、抵押登记、价值评估、抵押资产处置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政策引导空间。 首先，应当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规范明晰的产权制度是推广新型抵押融资产品的前提。2015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全国部分地区启动了农村“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随着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基本扫除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法律障碍，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已具备向全国推广的初步条件。但由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还未完成，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还在稳慎探索过程中，尚不具备在全国全面推广条件，相关工作将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同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进展决定了这两项权利抵押的进展。 其次，新型抵押品抵押登记难题天然存在，重点应当放在提高抵押登记效率、推广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新型”就意味着没有成熟的、便捷的抵押登记体系，如在建工程抵押、动产抵押、债权抵押等均面临这样的问题。为提高抵押登记的便捷性，应当深入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银行机构也应积极参与，通过“一次受理、联合审批”提高抵押登记效率。针对动产质押、债权质押，应当积极推广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同时促进动产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推进统一平台建设。此外，第三方仓储监管抵押融资也是解决动产抵押融资的有效方式之一。 第三，价值评估难制约了新型抵押融资产品进一步推广，应当进一步推动专业化的评估体系建设。如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面，对于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很难评估出公允的、各方认可的价值，不清楚抵押物价值就没办法评估信贷风险敞口，更难以对不良信贷资产的抵押物进行处置变现。应当建立抵押资产评估全链条管理体系，制定完善知识产权等新型抵押品的价值评估操作规范，建立评估专家库，大力支持第三方评估机构发展。此外可考虑让评估公司参与对新型抵押融资产品的融资担保，分担部分信贷风险，切实为评估结果负责。 第四，培育规范成熟的新型抵押资产流转交易市场，解决抵押资产变现难。抵押资产如不能变现便失去了抵押的意义。如部分地区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过程中，开始推动农村集体资产量化入股，赋予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但由于农村集体资产的特殊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交易仍然缺乏开放透明的交易规则和规范统一的交易市场，导致农村集体资产股份难以抵押融资。加大市场的培育力度，为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退出机制，是解决抵押资产变现难的关键所在。 陈建华：建立符合国情的 公募REITs基础市场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局长陈建华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是贯彻落实“租购并举”、“房住不炒”改革方向的重要手段，未来发展空间极为广阔。目前，我国发行公司型和基金型的公募REITs均存在一定障碍。推动数万亿元体量的REITs公募市场建设和发展，需从法律、税收、监管、融资和投资者等角度开展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募REITs基础市场机制。 公募REITs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证券报：我国REITs市场为什么发展得较为缓慢？ 陈建华：REITs作为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房地产租赁行业融资模式，是落实“租购并举”、“房住不炒”改革方向的重要手段。发达经济体中REITs已经相当普遍，目前已有37个国家推行立法并发行。据测算，我国公募REITs市场规模未来可达到4万亿元，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从国际经验来看，公募REITs分为公司型和基金型两种。目前，我国发行这两种公募REITs均存在一定障碍。一是对于公司型REITs公募发行，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均没有REITs公司上市的专门规定，REITs设立时物业持有公司需要缴纳30%-60%的土地增值税，导致REITs产品税负成本过高。同时，存在物业持有公司和投资人股息所得均需缴纳所得税的双重征税问题，使国内REITs产品收益率缺乏市场竞争力。二是对于基金型REITs公募发行，由于基金法的相关规定，导致公募基金无法投资于非上市物业持有公司股权。 由于支持公募REITs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健全，国内大多采用资产支持证券模式创制流动性差、发行成本高的私募类REITs产品。这类产品投资者范围较小，结构设计复杂，无法满足日趋扩张的房地产租赁市场融资需求。 开展一系列改革和创新 中国证券报：未来应从哪些方面加强公募REITs的市场建设？ 陈建华：推动数万亿体量的REITs公募市场建设和发展，需要从法律、税收、监管、融资和投资者等角度开展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建立符合国情的公募REITs基础市场机制。 一是搭建REITs法律政策体系。借鉴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经验，出台我国REITs专门法律或对现有公司法、证券法等进行增补，明确REITs投资要求、收益来源和最低收益分配比例等内容，划定REITs作为投资租赁类房地产项目持续运营获得租金收入属性；列明REITs组织形式、公募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等内容，搭建REITs公募发行法律政策框架。 二是出台专门税收政策。依据“税收中性”原则出台与REITs相适应的税收政策，明确REITs设立不涉及不动产转移行为，减免或递延征收土地增值税；减免REITs公司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避免重复征税，提升REITs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三是建立监管与自律机制。建立REITs备案、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机制，严格规范REITs投融资与经营行为；引入委托人监督机制，代替投资者监督资产运营管理、处分与收入分配情况，定期向公众通报，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加强对REITs管理受托机构、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监管，努力提升REITs业务合规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行业自律性文件，关注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加强行业内部协调处置，共同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四是建立债务融资机制。将REITs纳入我国住房金融市场建设体系，协调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加强协作。明确REITs指导性资产负债比例，在限度内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REITs发放开发贷款、经营性贷款；允许公募REITs发行各类公司信用类债券，筹集资金专项用于租赁住房建设和经营。 五是培育多元化投资者。将REITs纳入资本市场指标体系，增加指数型基金被动持有REITs份额；允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购买并长期持有；在提示风险，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试基础上，允许合格个人投资者购买，增加市场流动性，支持公募REITs市场健康发展。 三方面提升REITs产品市场吸引力 中国证券报：未来可从哪些方面提升REITs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陈建华：REITs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大小主要取决于其为投资者带来的收益水平。按照国际经验，公募REITs应该以权益类资产为主，投资收益分为定期租金收入分红与底层物业价值上涨带来的资本利得两部分。除了REITs运营主体不断优化内部管理机制，提升底层物业租金水平以外，可以从三方面着手提升REITs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首先，购入租售比较为合适地区的物业作为REITs底层资产。以雄安新区为例，雄安新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新区在容城、安新和雄县三县基础上合并组成，土地获取成本低，中央已明确不走土地财政的老路，建设用地价格将控制在合理区间，因此以雄安新区项目为底层资产的公募REITs产品将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在提升租售比后，还要考虑建立专门税收制度。REITs将至少90%的年度应税收入作为股息分配给投资人，起到收入的“导管效果”，借鉴国际经验对“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减免或递延，可以大幅降低REITs税收负担，提升投资者受益水平。 再次，虽然持有REITs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租金分红收益，但合理的物业增值也会显著提升REITs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因此，组建专门团队以提升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判断能力，择机购买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低价物业资产，也是提升REITs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张智富：构建全覆盖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西省分局局长张智富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牵头开展了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探索，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制度建设已正式落地并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综合统计需统筹兼顾政策需要的迫切性和基础建设的可行性，提出分阶段、分步骤地开展重点工作，近期应集中开展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统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等重点任务。 集中开展七大重点任务 中国证券报：当前金融统计工作有哪些不足？ 张智富：目前金融统计以部门统计、职能统计和静态统计为主，随着金融创新深化和资产流动加速，金融体系的内在关联性与复杂性大幅提升，金融风险集聚、扩散、传染路径更加复杂和隐蔽，这对传统的金融统计分析框架及其全面性、有效性、准确性提出了挑战。 金融统计应该既为传统的货币政策服务，又为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服务，这就需要构建起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活动，且各监管部门相互协调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目前部分金融活动仍游离于金融统计体系之外，基础数据及标准尚不健全，数据成果较为分散，统计制度及同享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证券报：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需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张智富：金融业综合统计重点要解决“有效集中、充分共享”两大核心问题。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数据的有效集合，防止数据割裂，使不同来源的数据形成有机整体，建立清晰的关联关系，全面描述风险源头和传染路径；按照共建、共享原则，及时、充分地为金融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支持。 但金融业综合统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兼顾政策需要的迫切性和基础建设的可行性，提出分阶段、分步骤地开展重点工作。近期应主要针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迫切要求，集中开展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统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统计、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编制、完善货币信贷统计、建立并完善债券市场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统计、启动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建设等重点任务。 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长效机制 中国证券报：在金融业综合统计上，如何建立长效机制？ 张智富：一是完善统计标准，夯实工作基础。对基础统计要素制定统一标准，明确定义、分类和编码规则。各单位统计制度和统计内容要与基础统计标准协调对标，形成口径明确、协调统一、兼容可比的统计基础。对于暂不具备协调对标条件的可设立过渡期，过渡期为基础统计标准发布后两年，督促其在过渡期内完成对标工作。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央行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牵头成立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管理工作小组，加强成员单位的协调配合。各相关单位按照任务分工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定期开展数据核查和质量评估，交流对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和风险识别，评估金融业综合统计相关标准和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评估数据共享效率和共享水平。 三是加大资源投入，做好宣传培训。充分调动组织、资金、人员等多方资源，切实加强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的力量，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高效有力的金融统计数据服务。加大金融统计从业人员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拓宽培训渠道，扎实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对标准化、规范化、综合化现代金融统计理念的宣传，营造良好统计生态环境。 四是夯实法律基础，提供法治保障。依法开展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推动加快金融业综合统计立法，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修订人民银行法等相关法律，出台金融统计管理条例，明确金融管理部门和统计对象的权利义务，从拓宽统计领域、丰富统计内容、促进统计管理协同等方面重点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增强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协同性，在拟出台的各项金融监管规制中明确监管对象报送金融业综合统计数据的义务。 金融机构破产法为何迟迟没有出台？“第三支箭”——民企股权融资支持工具何时亮相？资管新规实施以来效果如何？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工作情况怎么样？票据融资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怎样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公募REITs市场发展空间有多大？两会期间，来自央行系统的六位全国人大代表就上述热点话题，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详情]

　　“目前保险业手续费及佣金企业所得税税前限额扣除的政策，与保险业务经营规律，特别是长期险特性不符，建议予以调整，允许保险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全额税前扣除。”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集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燕芳提交议案表示。 周燕芳介绍，根据税法规定（财税〔2009〕29 号），人身保险企业支付的营销员手续费及佣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限额为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10%；财产保险企业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的扣除限额为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15%。 而从实际经营情况看，按限额扣除与保险业务经营的规律不相符，且对企业影响较大，导致企业纳税调整过高，增加了税负，特别是对重点发展长期期缴业务和风险保障业务的保险公司不利。 不符合经营规律 周燕芳表示，手续费、佣金是保险公司合理的成本、费用支出，也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收取的所有保费收入相配比。 此外，随着保险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客户、渠道、成本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保险公司单纯依靠自建渠道不足以取得竞争优势，需借助个人代理、机构代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等中介渠道，为客户在承保、理赔等方面提供良好差异化服务体验，增强客户粘性和忠诚度。 除此之外，由于代理中介在保险交易和服务中起到的良好桥梁作用，还带动法人客户越来越多地通过经纪公司购买保险产品。在这种市场展业形态下，代理渠道保费结构占比和手续费率不可避免出现同时上升，带动了财险公司整体手续费率走高。 周燕芳还指出，坚持保险姓保、回归保险本源决定了寿险新保期缴业务比重增高。经统计，人身险行业2015年、2016年、2017年度的佣金手续费支出分别为1491亿元、2386亿元、3158.19亿元，占当年保费收入减去退保金的比例分别为12.68%、14.43%、15.85%（业务结构良好的大中型寿险公司佣金手续费支出占比更高）。 2015年、2016年、2017年寿险业应纳税所得额调增金额巨大，分别调增455.9亿元、854亿元、1166.03亿元。2018年前三季度的佣金手续费支出为2666.72亿元，占当年度保费收入减去退保金的17.18%，应纳税所得额调整1114.89亿元，行业税负不断加重。 导致重复征税 周燕芳说，“手续费、佣金支出限额扣除将导致重复征税。” 以营销员为例，因代理保险公司的产品取得佣金等代理收入，需按照税法现行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联系上下游整体来看，保险公司支付的佣金不能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营销员获取的佣金收入却需缴纳所得税，导致整个所得税链条的断裂、税基虚增，存在重复征税的情况。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支付给营销员的佣金与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薪金性质相似，工资薪金可据实全额税前列支，手续费、佣金却有着严苛的扣除条件，这也导致了税制不公平。 建议税前扣除 周燕芳建议，在计算可税前扣除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限额时，不要将退保金作为保费收入的扣减项。 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她还建议，“财税部门能够出台政策，允许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作为保险公司合理、必要的经营支出全额税前扣除。” 在周燕芳看来，近年来，监管机构在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健全监管机制、加强检查力度，特别是偿付能力监管的深化和治理保险行业违规套取费用乱象落实的落地，已形成完善的、成熟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保险监管体系，行业佣金手续费也已具备据实扣除的客观条件。 周燕芳提出，在减费、降税作为税制改革主旋律的背景下，特别是“营改增”后，佣金手续费作为保险公司成本也可取得专票进行抵扣。因此，改革所得税的佣金手续费税前抵扣政策，允许保险公司的合理成本可全额税前抵扣，符合国家财税的改革方向，是水到渠成的时候。 “该政策的调整可以鼓励和引导行业回归风险保障本质，推动保险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发展监管导向要求的产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周燕芳指出。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罗葛妹）[详情]

　　原标题：让催收成为阳光下的行业，政协委员建议明确监管机构、推动行业立法丨2019两会 随着国内消费信贷市场的迅猛发展，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也随之兴起。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贵国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加强债务催收行业自律的建议》。 虽然在固有思维中催收总与暴力、恐吓等字眼联系起来，但真正的催收业务其实是金融市场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国际国内市场选择的常规做法。3月11日，王贵国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催收行业已成为阳光下的行业，但仍存在监管缺位、行业自律规范不足、竞争失序等诸多发展困境，我国应当加快成立催收行业的行业协会，并推动行业立法。 作为一项社会综合工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诚信建设”离不开法治环境的塑造与支撑。 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郭卫民表示，诚信体系的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要进一步加强诚信教育、健全行业规范、完善惩戒机制，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绿灯”。 催收行业的作用无可替代 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商业银行个人贷款余额超过27.4万亿元，预计2022年将超过63.7万亿元；2018年，中国互联网信贷余额超过2.2万亿元，2022年将超过5.9万亿元。与此同时，中国个人不良资产管理市场规模在2017年超过2万亿元。 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机构将不良资产委托至第三方债务催收公司进行处置，回款效率更高，是市场选择的常规做法。 在国内的实践中，债务催收行业也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产业链条，在开辟市场中新的经济领域、增加就业岗位和政府税收、弥补公力救济缺陷、防范与化解金融信用风险、助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贡献巨大。 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副院长王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债务催收行业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行业的努力，单个金融机构的还贷风险就有可能演化成系统性风险。” 这一行业下躲藏着的就是数量庞大的失信者，以及因失信而衍生出的“恶意拖欠、逃骗偷税、商业欺诈”等行为。 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2月底，相关部门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失信黑名单信息新增172574条，涉及失信主体155118个，其中法人及其他组织41723家，自然人113395人。 为此，各级政府也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治理手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3月6日的全国政协经济界别驻地小组讨论会上表示，目前央行征信中心已经将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小银行、个别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金融数据纳入征信系统。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下一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让‘老赖’过得舒坦，就是我们的耻辱。”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在做客2019年全国两会“大法官访谈”节目时介绍，近年来，江西法院打出了一系列执行工作“组合拳”，包括在全国首创“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在全国率先推动“执行流程集约化”模式改革、在全国率先探索执行案件“三推送”机制等，仅2018年就对356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义务的被告人判处了刑罚。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也提出了《关于加快全国信用立法的议案》，并获得了超过40位全国人大代表的联合署名。 王树江当时表示，推动我国信用立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通过信用立法将有助于解决困扰法院良久的执行难问题，也有利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催收行业立法 同时，催收行业也面临立法与监管长期缺位、行业自律规范不足、竞争失序、饱受污名等诸多发展困境。 王贵国表示，破解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推动行业立法。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通过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随后，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相继仿效制定了关于债务催收的法律法规。 目前，由民政部批复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出台的《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等文件虽对催收行为规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适用范围仅限于互联网债务催收领域，且规制对象只局限于网络信贷平台，难以对整个催收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和推动。 王贵国认为，组建催收行业协会，发起成员内部自律，并由此配合和推动行业立法，这一路径或是催收立法的最佳模式。“建立行业协会来承担起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职责，从行业整体利益出发，提供最符合行业发展及兼顾多方主体利益的解决方案。” 而只有政府部门协同发力，方能成立公信力高、架构完整、执行力强、务实有效的行业协会，实现债务催收行业的自律监管。王贵国建议，民政、工商等部门适度放开催收行业协会设立的审批限制，支持有资质的行业自律机构依法登记。 3月2日，国内60余家信用清收企业决定发起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设立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秘书长王晖告诉记者，拟依法合规地逐步开展协会申报工作，力促信用清收行业健康、协调、高质量发展。 此外，在王贵国看来，明确行业的监管模式，是催收立法的重中之重。他建议：“应明确催收行业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各级支行（或各级金融监管局），秉持严格、审慎、统一监管的原则，重点参考征信业和律师业监管模式 。” 比如，由银保监会、国家统计局、工信部等部门为催收行业协会提供技术指导，推动行业协会加强对业内从业机构数量、从业人员规模、行业增长情况、利润率、投诉率等关键数据的统计汇总，打破数据孤岛，建立数据披露与共享机制，为行业服务和行业监管打造信息基础设施。 此外，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平台对债务催收行业进行监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方案，对信息数据来源、使用范围和安全保障等加以明确规定，禁止滥用和泄露个人隐私。 对于催收机构，严格准入门槛，机构持牌经营，统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实缴、董监高任职条件，信息安全要求等。 对于催收员，要像律师一样要求持证上岗，催收员通过从业资格考试，获取相应执业证书方可从事催收业务，且催收员从业资格必须依附催收机构而存在。[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