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愚昧的年代，也有过遮挡不住的流行

　　70年代时候的翟永明

　　翟永明在2019年春天 李莉 摄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学者李陀称她是中国最好的诗人，诗人王寅称她是被诗歌成就遮蔽了的摄影师，毛尖教授称她是大家的女神，坐在台下的读者则窃窃私语：“这是真正的冻龄女神吧，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她是翟永明，1955年生于四川，1981年开始发表诗作。组诗《女人》《在古代》《静安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等都是其代表作。翟永明的创作并不局限于诗歌，她爱摄影，爱电影，参与当代艺术，写艺术评论，做策展人，她经营的“白夜”酒吧早已成为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经常策划各种艺文活动。

　　近日，翟永明的随笔集《毕竟流行去》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七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的生动再现。电影、阅读、服饰、爱情……新书记录了属于翟永明的青春时代，大时代与日常生活纠缠于一体，在普通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5月中旬，翟永明和毛尖在上海进行新书对谈，并于近日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随笔丨用生活细节来呈现七八十年代

　　“远水无痕，远人无目。远去之岁月，当时不静好，思之成碎片。”《毕竟流行去》收录的文章，一部分来自翟永明在《收获》杂志的专栏“远水无痕”，另外还加入了几篇专栏没有包含进去的内容。

　　羊城晚报：相比专栏的文章，《毕竟流行去》收录的文章有重新修订吗？这些文章写得非常松弛，和以往书写70年代的文章似乎不太一样。

　　翟永明：这些文章大多写于2016年，成书有做修订和补充，文章结构也有调整。文章篇幅都比较长，写得较多是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的青春记忆，包括读书、看电影、中学记忆，等等。

　　我们这代人，现在到了回忆往事的岁月，我写的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那是很荒诞压抑的年代，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希望通过生活细节来呈现那个年代，用黑色幽默和荒诞的笔法，从细处切入。不管任何年代，人都在一天天过日子，我想记下日常状态来呈现当时的面貌，最压抑的年代也有对生活的追求。

　　我从来不写日记，靠回忆写文章，因此写下的都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经过漫长岁月也没有遗忘。那些愚昧的年代，也有过遮挡不住的流行，暗潮涌动的追索；个人在压抑的时期中，也有各显神通的成长方法。

　　电影丨“全家都是电影学院观众系毕业的”

　　翟永明在《毕竟流行去》中多次提到自己是“电影学院观众系毕业生”，这个说法来自她母亲，因为全家人都是影迷，经常在家讨论电影。从看露天电影，到走进能容纳上千人的礼堂式电影院；从偷偷观看内参电影，到升级投影仪在家自制“家庭影院”，翟永明的观影史也是中国电影进化史的缩影。

　　近些年，翟永明以编剧身份参与了两部电影的制作，一部是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另一部是徐冰导演的《蜻蜓之眼》。“我不会主动专门去写剧本”，翟永明说，写剧本是特别不自由的写作状态，要听命于导演，考虑各种状况，她更爱的还是看电影。

　　羊城晚报：您有特别偏爱的导演吗？现在还进电影院看电影吗？

　　翟永明：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英格玛·伯格曼《野草莓》、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费里尼，等等。我喜欢的导演很多，这些艺术电影基本是在80年代后才接触到的。

　　现在进电影院看得比较少，看影碟比较多，在家看电影的选择范围更大，时间更自由。再加上现在的电影院线，好的艺术电影下线下得特别快，到最后只能看基本同一类型的片子。漫威超级英雄这些片子就不是我的菜，是给年轻人看的，当年看的小人书和连环画，可能相当于我们那时的漫威。

　　羊城晚报：两次参与剧本创作的感觉怎么样？

　　翟永明：我不太喜欢当编剧，编剧听命于导演，不能自由发挥，要考虑各种情况，做很多妥协。两次合作，一次是因为朋友贾樟柯，他邀请我一起创作《二十四城记》。徐冰的《蜻蜓之眼》是一开始我就有介入，这部片子是完全根据监控镜头的记录来做的，先从网上下载大量公开的监控录像，我从碎片镜头中寻找到一些共性，再根据共性写故事。这和一般创作剧本不一样，是根据素材来创作，然后根据故事来剪辑。监控记录没有声音，我们给电影配了音，有旁白、音乐，全片84分钟，是一部戏仿剧情片的电影。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电影和文学的相互促进作用？

　　翟永明：当然有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成了优秀电影。也有比如《2001太空漫游》，是电影和文学的互动，二者都很棒。但这类数量其实非常少。大多数时候，优秀的文学作品无法改编成优秀的影视作品，因为好的文学作品不只是讲故事，还有很多东西让你去想象和思考。一旦视觉化之后，很多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海明威、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历史上很多著名作家都去好莱坞写过电影剧本，但基本都失败了。

　　阅读丨人类的想象力正在严重衰退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当时风靡的小说，其实大家都没读过，只是传说，好像觉得这本书不得了。”翟永明小时候从姐姐那儿听来了《基督山恩仇记》的故事，她记住后又讲给院里其他小朋友听。“我故意分很多次讲，目的是为了让她们帮我洗被单，她们一边洗一边听我讲故事。”

　　羊城晚报：相比你们当年对书籍的如饥似渴，现在大家对阅读似乎不那么感兴趣了，视觉影像更流行和普遍。

　　翟永明：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流行，今天流行的是视觉艺术，是综艺节目。以前没有电视、电脑、网络，更没有搜索功能，我在这本书里记下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年代，我们如何获取信息。虽然渴望知识、书本，但实际上根本得不到，这和今天相对比，很有意思。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一旦找到一本书，如获至宝，一口气读完，不断咀嚼体会。80年代起，很多出版社重新出版世界名著，大家都要排长队才能买到。反观今天，书店遍地都是，巨无霸式的书店越来越多，知识似乎随手可得，但大家似乎并不需要这些了，对阅读也不再感兴趣，只需要了解碎片式的东西。当你走进一家书店，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铺天盖地的信息，把个人选择一下就消解掉。现在人人都是知道分子，获得的只是资讯，深度阅读越来越少。“饥饿疗法”有效，是因为人要有饥饿感，才会有渴求。很多年轻人说，现在记忆力特别差，这也和信息爆炸有关，大量信息进入大脑，把有价值的信息也覆盖了。

　　羊城晚报：这么发展下去，您觉得未来会怎样？

　　翟永明：以前太难获得知识，哪怕只要得到一点点，都会刻骨铭心。对未来我比较悲观，今后的阅读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阅读对象会从文字变成图像，大家用更直接的方式获得资讯。资源匮乏的年代，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想象力，未来大家的想象力会越来越差，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人类的想象力正在严重衰退。

　　摄影丨当下充斥一种“审嫩”风气

　　《毕竟流行去》收录了多张翟永明年轻时的照片，这些照片带着强烈的年代色彩，但丝毫无法掩盖蓬发的青春朝气，透显着一种今天不那么容易见到的美。翟永明不仅是一名好model，也是出色的摄影师，6月22日，翟永明摄影展将在成都何多苓美术馆展出，展期两个月。

　　羊城晚报：书中收录的这些照片非常好看，保存得也非常清晰。

　　翟永明：我很小时，院子里就有一个专业摄影师，上大学和年轻时，给我拍照的基本是摄影师。技术比一般人好些，那时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能拍照的，和现在很不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和摄影师朋友去九寨沟玩，彩色胶卷还没普及。摄影师只到手了两卷，我特想他给我拍几张，但他根本舍不得，最后只给我拍了两三张。说起来，那时和现在有种前世今生的感觉。

　　这些照片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审美，是有时代意义的。当时的审美就是健康、朴素。如果那时出现锥子脸，大家都会觉得挺难看。以前流行面相的说法，但这种说法也早过时了，今天这个时代流行V字脸。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现在这个“颜值社会”？您在《蜻蜓之眼》中表达了对女性整容的看法，可以谈谈吗？

　　翟永明：每个时代的流行都不同，这和技术息息相关。技术到了某个层面，才会开始流行某样东西。视觉艺术和网络发展到今天，颜值才会变得重要。80年代就算你想看颜值，也根本看不到。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看了我的名字，以为我是男性，更别说知道你的颜值了。

　　我不太能认同社会上流行的很多观点，比如普遍说整容是女性虚荣，注重外表。我觉得有这些原因，但肯定不仅仅如此，而是涉及整个中国社会对女性无形的压迫和歧视。中国是很注重外表的社会，现在什么都讲“颜值”，社会对女性是有潜在的性别和青春歧视的，你可以从广告和招聘启事上，看到当今社会的女性地位。连最火的女明星，到了一定年龄，外表有一点皱纹，就没戏可演。全社会充斥一种“审嫩”风气。这种对外表和年龄的严苛要求，造成了女性对整容的需求，而整容的风气流行起来，社会又反过来批判女性爱慕虚荣，但这背后的原因，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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