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美国会拖累亚洲经济吗

　　文/屈宏斌

　　美国房地产市场已呈现下跌趋势，八月新建住房增长创2005年1月以来的新低，销售价格也开始下降。预计美国私人消费必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走向疲软。近日汇丰环球经济预测部将2007年美国经济预测大幅下调，GDP增长率从2.6%调低到1.9%，并发出“经济衰退风险警告”。美国经济若真如预期放缓的话，会对亚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同国家之间所受的影响有何不同？那么造成这些不同的因素是什么呢？

　　美国经济放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外商直接投资、

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等几个途径传导。由于目前亚洲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的生产车间，因而有理由认为在这些传导路径中，对贸易的影响将会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除此之外，政府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对受冲击影响后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很重要。

　　实际上，考察美国经济与亚洲经济之间的在经济增长上的稳定相关关系并不容易。通过对美国实际GDP和亚洲国家实际GDP之间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相关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左右。然而，在过去五年间这个系数达到了0.9，大概时间段是在美国经济和亚洲经济都度过了新经济泡沫破灭的2000-01年期间，以及此后的强劲增长时期。但是由于两个结果的时间区间差异太大，我们也无法得出近期的高度相关性是反映了偶然性还是必然性。当然现实一定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从出口传导的角度来看，亚洲地区是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而美国提供了主要的增长动力——消费需求(约占全球消费总量的40%)。目的地为美国的出口占本国出口总额的多少就是大致可以看作会受美国经济放缓影响的程度，通过比较出口占GDP的份额以及出口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占出口总额之比可以看到，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直接出口到美国大约占该国总出口的10%-20%，而且在最近十年下降得比较厉害，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国转移。因而，亚洲国家之间的出口(出口到中国)所占份额是不断上升的。所以如果把直接出口到美国以及亚洲国家之间的出口(一般占总出口60%-70%)两方面结合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美国经济放缓对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

　　如果用出口占GDP的比重大略衡量美国经济放缓对亚洲经济影响的第一轮效应，我们会发现，经济体的规模因素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规模更大，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和日本受美国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比较小；而规模相对小的开放经济体，如香港、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地区。

　　另一方面，从跨境资本流动这一传导途径来看，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突然断流的话，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由于资本及热钱外流而推高利率，会造成亚洲货币贬值。当然目前的情况与当时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美联储正处于升息周期，利差的缩小造成资本从亚洲地区抽逃。而这一次，美联储很可能会放松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放缓，所以会有助于增加亚洲地区的流动性。其二，目前的亚洲国家基本上都在经常项目上有顺差，在成为资本输出国之后，其对外资流入的依赖已经大大减轻。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相当于几乎所有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而这些外资中来源地为亚洲地区的占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也不太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最后一点，也就是政府宏观政策灵活性在其中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政策灵活性指的是政府为应对外需放缓而可能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扩张国内需求的空间。应该说，大部分亚洲国家在这一方面都不乏准备，因为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的财政政策都相对保守，这为在今后实施刺激财政政策准备了充足的空间。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可以大致通过名义利率的水平来衡量，显而易见，利率水平越高，降息的空间越大。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下，通缩压力增加，需要下调利率水平。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考虑本国货币币值稳定，如中国、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则会相对降低货币政策灵活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的减息空间最小，其次是台湾。当然日本央行还是可以通过数量型工具来放松货币政策的，但是最近的政策结果显示这些措施的效果十分有限。财政政策灵活性则可以通过各国的财政赤字水平来考察。目前，在所有亚洲国家中，印度和日本的财政赤字最多，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比率高达170%，印度为82%。其他国家的赤字都比较小，因而财政政策灵活性较高，其中不少国家在2007年财政预算中都有用于支持增长的支出计划。

　　综上所述，基本的结论是：亚洲国家中经济体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受美国经济放缓影响的大小。尽管亚洲地区所有国家的出口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但对于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来说，对GDP增长的影响相对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开放的小经济体来说就要小得多，因而总体来看亚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所受的影响也不太大。宏观政策的弹性决定了应对外来冲击的灵活性，日本的政策空间最小，台湾及新加坡其次，中国和印度的政策灵活性最大。

　　(作者系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区经济预测与投资战略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