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顺差：人口红利

　　屈宏斌 马晓萍/文

　　双顺差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强调：贸易顺差和以FDI流入为主导的资本项目顺差代表着国际收支失衡并给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压力，他们建议加速升值来纠正这种失衡。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只看到顺差表现出来的货币金融现象，而没有看到顺差背后的实质。

　　中国贸易顺差和FDI问题应该放到更宽广的发展战略的视野中来审视。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顺差的背后，所表现的实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化全球生产体系的必由之路。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除了继续保持贸易顺差之外别无选择。

　　中国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顺差。去年的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占80%，一般贸易占20%。实际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就逐步取代一般贸易，成为中国外贸中占主体地位的贸易方式。199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外贸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为42%，去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8%，其中出口416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5%。

　　九十年代以来加工贸易的迅猛增长所体现的，实际是我国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份额不断增长。正如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的一项研究所表明，如果把贸易顺差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全新时代环境联系起来，加工贸易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活动；而代表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其中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中国，与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

　　也就是说，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视角看，产品内分工的迅速兴起使中国得以充足劳动力参与到全球整体产业链中，成为服务于全球市场的加工装配基地。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利用中国劳动力进行加工、组装、装配并把最终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这意味着加工贸易顺差所代表的主要是劳动附加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产业工人向全球输出劳务的图景。

　　我国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无外乎制造业和服务业。主流观点认为扩大服务业将是未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服务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空间是有限的。首先，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揭示出我国服务业的低估状况，调整后的GDP数据中服务业所占比重由之前的32%上升到41%，基本上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水平比较接近。由于营业收入以及现金交易统计的困难，即使是调整后的数据，也仍然存在低估的可能。其二，城市中的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已经充分发展甚至有过度发展的迹象。一点经验观察：在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里面，都能看到餐馆和理发馆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部分餐馆中服务员甚至比客人还多。其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比如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电影文化产业等等的确有待加快发展。可是这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所以继续扩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出口是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由之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不仅能够增加就业，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边干边学”的机会，从而加快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一个有机会成为合资企业员工的人，经过2-3年的实践，就将成为一个熟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工人；这样，他的人力资本和那些整天在农村无所事事混日子的人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更多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将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带来这种学习机会，由此产生的熟练劳动工人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将生产活动向中国转移,这种良性循环有可能不断进行，直到大多数劳动力被吸收，劳动成本上升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止。所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出口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

　　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劳动力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现代产业的转移，如此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只能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完成。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与接受作为中国劳务输出载体的加工贸易出口相比，替代的方案会更加痛苦。因为理论上来讲，另外一个实现大规模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可能就是移民了，特别是移民到工资收入比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去，但这个方案显然是不现实的。因而，扩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出口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解决剩余劳动力，提高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最优方案，同时对世界经济来讲，也是一个对中国的崛起相对容易接受的途径。

　　有些人认为由于这些出口是低附加值的，赚取的是“血汗钱”，进而认为不应该继续鼓励，而建议政府应当有选择地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出口。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阶段不同：如果今天中国不做加工贸易的话，明天，紧跟在我们后面虎视眈眈的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立刻就会抢夺中国在世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份额。目前政府所倡导的产业升级的策略毋庸置疑，中国也需要发展除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的高端产业。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仍然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一言以蔽之,目前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的利弊不应只从金融的角度来考察，而应从中国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其发展的总体目标的出发点来审视，因而不仅不应当成为中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困扰，反而应当看作中国在未来十年间把握人口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窗口，是

　　(屈宏斌为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马晓萍为宏观分析师）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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