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屈宏斌

　　人民币在今年7月21日的改制引发了很多讨论，但存在一些对人民币经济基础的误解。其中最严重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已过于依赖出口而需要转向内需来刺激增长。

　　中国36%的出口对GDP比率被经常引用来作为支持此一论调的证据。如果仅看表面统 计数字，中国这一比率是远高于很多其它的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的高出口对GDP比率很大程度上是统计上的假象。中国的出口总值是巨大，去年创5900亿美元新高，然而这当中高达50%实际上是从其它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价值。假如进口零部件的“重复计算”被剔除，中国的出口对GDP比率大概为18%，低于与中国可比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于编制贸易统计数字的最传统方法是基于总值而非附加值，很多其它国家同样有“重复计算”的问题。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不同，这一问题的程度也会大不一样。例如美国、日本及一些欧洲工业国，处于价值链的顶端，主要从事设计、生产，然后出口关键部件(像英特尔芯片和劳斯莱斯汽车引擎)，这些环节占了制成品总值的大部分。

　　中国正好相反，主要参与全球生产链的最后阶段，即装配和加工进口部件及其他中间投入产品来完成制成品，然后配送至全世界的终端消费者手中。产品在中国的附加值远低于从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因为其中包含了很高比例的进口零部件。

　　跨国公司的新战略性思维创造了全球范围的供应链。以前在一国同一工厂不同车间生产的产品，现在又由全世界的不同子公司或外包商共同完成。跨国公司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每一国家的资源和比较优势。

　　这一潮流对贸易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国现在不仅可以专业化生产与其资源禀赋匹配的产品，而且可以在以前被视作无比较优势的生产链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这提高了很多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率。这同时也意味着专业化驱动的生产成本下降，由此带来更低的通货膨胀，尤其在消费者终端。

　　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同样提高了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据估计，零部件及其他中间投入占亚洲总体贸易的60%以上，其中在IT、电子部门更高达70%。

　　中国以其大量的劳动力、开放政策和不断改进的基础设施，在过去十年里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装配、加工和其他劳动密集型阶段的理想场所。截至2004年底，外商已在中国设立了超过50万个工厂，其中大部分从事进口部件及中间投入的装配和加工，然后再出口。

　　加工的出口品的总值在过去十年急剧上升，去年达3500亿美元，即中国出口总值的大约60%。然而，官方数字显示进口部件占制成品总值高达80%。比如，一个在中国经营的日本

笔记本电脑工厂，会从美国引进英特尔芯片，从韩国引入LVC显示器，从日本母公司引进其它部件，在中国进行最后装配和加工。制成品总值可能是1000美元，都被记作从中国出口到美国，而进口零部件可能占到800美元的价值。这种统计数字大大夸大了中国的出口价值，而假如中国的出口对GDP比率以附加值计量，就完全不会显得过高。

　　装配加工支撑了中国的出口奇迹，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出口总值，而且显著改变了中国的出口结构。出口增长主要由电子和机械的强劲增长驱动。实际上，电子和机械占中国的出口总值的份额在过去4年翻倍，于2004年创下47%的新高。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外商投资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官方数字显示中国超过70%的电子和IT出口品由外商投资企业制造。这些出口中的很大比例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进口零部件，这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在集中进行半成品的装配。

　　一个流行观点认为，这些出口是低附加值的，不应继续鼓励。此观点认为政府应有选择地提升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只能取决于其核心比较优势——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有着至少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国应该而且将会继续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和贸易。中国在

纺织品和鞋类出口市场占支配地位，它也可以在几乎所有产业的生产网络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有作为。

　　拥有扩大劳务出口的渠道对中国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关注的中心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面对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大军，中国除了扩大劳务出口来创造就业机会外别无选择。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引致了分割农村和城市的人为屏障的崩溃。对中国而言，找到吸收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出路是理想的而且必须的。面对近似无限量的劳动力剩余，中国必须在国际背景下解决这一问题。扩大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出口是中国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提高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最佳选择。换言之，中国将不得不继续扩大其在劳动密集型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份额，将更多的劳务卖到世界市场。要做到这点，中国应该而且很有可能在可见的未来保持人民币的有效

汇率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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