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不仅发生在中国 全亚洲银行业都在改革

　　特约记者 罗绮萍 本报记者 郑小伶

　　本报主编刘洲伟主持金融家尖峰对话：“银行改革不仅发生在中国，全亚洲银行业都在改革”

　　荷兰银行亚洲区副主席、中国区主席邱致中，与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20余年之后，两人在中国金融战场的两端，变成了一只狼和一只羊，邱致中带着荷兰400年的银行历史经验，杀入中国这个大市场，朱民和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赵林，则在积极锻炼，并训练牧羊犬，以抵御狼群的冲击。

　　他们之间还有两位熟悉狼性和羊性的观察者：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及德勤企业管理咨询中国区主管合伙人施能自，他们对亚洲银行的竞争力持谨慎评价：亚洲银行业的历史是一部辛酸史，每次银行很兴旺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危机，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到东南亚都是如此。亚洲银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靠抵押贷款，而且抵押产品主要是土地，缺乏其它盈利来源。

　　11月25日，这些智慧观点交汇于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暨“2006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颁奖典礼之后的一场银行家论坛。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中国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等金融巨头发表了诸多具建设性、前瞻性的指导意见。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各国(地区)的近百家商业银行的高层参与讨论。

　　同日，《21世纪经济报道》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完成的“2006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研究报告正式出台。正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兴锋在年会上所言，三家机构强强联合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对亚洲各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比较研究，塑造亚洲银行业的经营标杆，推动中国乃至亚洲金融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研究报告”，其样本中的123家银行来自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香港、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台湾和泰国。在全面开放时代，无论是准备“走出去”的中资银行，还是准备“走进来”的外资银行，抑或是只想呆在家里迎接外资银行竞争的国内银行，都需要更深入地比较各自的优势与差距，需要了解本银行在整个亚洲或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问题，今后应该怎么做。

　　可以说，银行改革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全亚洲的银行业都在进行改革。

　　在此背景之下，本报主编刘洲伟和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主持了亚洲金融家的一场高端对话：

　　服务、产品远落后于外资？

　　刘洲伟：本届金融年会的诸多议程属于庙堂论道，宏大叙事。我们特为亚洲金融家专设一个青梅煮酒、较为活泼的对话环节。我们可以专注谈一谈亚洲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现状和潜力。

　　曹远征：竞争力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中国内地银行家提到面对入世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的银行都要增强竞争力，而且现在随着外资入股内地银行，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建行和中行两家规模相当的银行，如何考虑未来竞争和竞争优势的问题？

　　赵林(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一方面首先要认识自我。中国的银行业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整体银行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但是这个主要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和中国整体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巨大的成就。从世界排位来看，按照市值来看，中国几大银行已经进入世界前十位，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再从财务的指标来看，内地银行的ROE、ROA、成本收入比、不良资产率等等核心的财务指标并不低。以建设银行为例，这些指标处在较好的水平，此前曾入选“亚洲最赚钱的银行”。

　　此外，内地银行花了很大力气培养和建设员工队伍，竞争的关键还是人才，要看到我们跟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他们的机制比较灵活，他们的产品非常丰富，他们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商业银行管理方面的方法和技术，确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我们要在竞争中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内地银行有广泛的客户群体，以及庞大的机构网络，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我觉得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的银行一定能够在世界上打造一流的国际商业银行，我觉得我们既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能力去打造。

　　朱民(中国银行副行长)：我们把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网络、产品、服务。第二个是风险管理、内部控制、IT、资产负债表和财务管理，盈利无非就是毛收入减掉风险成本，如果中间控制好的话，收益是很大的。第三个是员工素质、文化与品牌，我特别想要强调一点，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透明度也是当今银行的核心竞争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三个层次上面，首先要推进我们的服务，我们充分的意识到我们具规模、有网络，但产品比较少，服务比较差。所以必须改进服务和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新建了100个全国理财中心，全部是国际化的，引入新的国际一流的产品。

　　与此同时我们要花更多的力气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IT上，因为这个是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打基础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准备花100亿元投资重新建立一个完全集中的IT系统。针对IT系统的薄弱环节，中行由分散的1040个小中心集中为7个大中心，下一步统一应用系统；另外要由以帐户为中心，转变成以客户为中心，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创造打好一个基础。

　　在第三个层面上，要重视问责和激励。因为体制的约束，在这两点上还是有困难的。怎么样在现有的情况下引入国际先进经验？我们董事会也有很多国际一流的专家做董事，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问责和激励，同时增加透明度。在这方面，我们和赵行长一样，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逐渐建成一个国际的银行。

　　朱民：你是一只狼就做一只狼

　　曹远征：荷兰银行是现代银行的发祥地，400年前银行业是从荷兰发源的。荷兰银行进入中国有100年，现在WTO的形势下，请问邱致中先生，你们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邱致中：虽然我是一个外资银行的职员，但是我想在讨论竞争问题上，尤其是中国银行业开放以后的竞争问题上，我倒是有点想站在中国银行的立场上来谈几个观点。

　　朱民：你是一只狼就做一只狼，不要做披着羊皮的狼，你说说你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比一比。我们是同学，所以可以说得坦率一些。

　　邱致中：我也需要对一些羊坦白一下，我们这个狼并不是很厉害的。我讲两个观点，当中国银行业开放以后，当然这对所有的外资银行，包括对荷兰银行都是天大的好消息。其实，竞争短期是不存在的。中国的银行哪怕规模再小，它在全国的网络都是非常大的，在各个农村、县、镇上都有分支。荷兰银行1903年就来到中国，但截至上周四为止，我们在中国才开了第四家分行，这四家分行和四千家、四万家怎么竞争？所以这是橘子和苹果的问题，橘子只能和橘子竞争，橘子和苹果是两个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大家不存在竞争。

　　内地银行现在做得很好的是引入战略投资者，表面看好像狼来了，但是你看现在“入侵”中国的外国人都被同化了，大家都成了中华民族。

　　外资银行在中国进入之后，不是中国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这种性质的竞争即使有，也不是在现在，现在是外资银行都要来了，30家，40家都要来，这些外资银行之间竞争的程度要比跟中国银行竞争的程度大得多，因为他们人人都想挤进来，挤的最快，他们之间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的竞争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争。而在这个竞争中他们要联合对“我”有利的人。

　　当外国银行进来的时候，他们非常想联合中国的伙伴，能够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一种支持和帮助，这把本来应该有的竞争淡化了。所以，从内地银行来说，你们之间的竞争程度要比跟外资银行竞争的程度更大，这个原理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中行、工行、建行、农行，他们都不愿意外资银行进来以后，在所有中国银行中看起来是变弱了。所以要发挥优势吸引外资银行跟“我”合作，这个竞争是怎么样争取外资银行和“我”合作的竞争。

　　真正的竞争其实是外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中国银行与中国银行之间的竞争。

　　朱民：我既同意邱致中的发言，亦不同意，现在是工、农、中、建的竞争，这个深度、范围、广度都是远远超过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狼来了。狼来了是好事，因为我们开始紧张，开始训练技能，同时加入牧羊犬，我们加入狼的队伍，同时可以和狼谈判。中资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不可避免，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而且也是一场刺刀见红的争斗。但是谁赢谁输不知道，虽然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你只有四家，但是你们的背景、历史、内部的组织和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是很强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家都在变化，我们学的很快，发展很快，所有信心能打赢这个战斗。归根到底是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中国的金融系统，为中国老百姓和

中国经济服务，但是这个仗还得打。

　　曹远征：我们要听听中介机构，尤其是德勤的施总，他以第三者的眼光是如何看待这场竞争的？

　　施能自：我非常赞同朱民先生刚才说的，就是现在不能只是看外资对外资，或者是中资对中资，其实这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复杂的竞争市场。目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客户群，因为在这个阶段中资和外资争夺的就是相对高端的客户群，争夺的是财富管理与高端财务服务，这是大家所看到的。但是怎样维护这些客户的关系和忠诚度，中资希望避免外资的切入，因此中资与外资之间会有一场角力。

　　第二是人才，现在外资进来以后，他们要发展五个分行、十个分行，最头痛的不是钱，不是产品或技术，而是谁来服务。大学毕业生到岗后培训五年再独当一面，太晚了，最好的就是找隔壁的人才。所以，我认为竞争在这两个层面必须留意。

　　亚洲银行的辛酸史：过分依赖抵押贷款

　　曹远征：经济学家是真正独立的第三方，请谢国忠先生谈一下对中国银行业在WTO开放之后如何面对竞争局面？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比较高风险的银行发展的阶段。银行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风险控制，在短期竞争的时候，盈利是说不清的，因为如果大量贷款，降低标准的话，暂时的盈利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长期会有后果的，会有一个滞后效应。

　　亚洲银行业的历史是一部辛酸史，每次银行出现很兴旺的高潮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危机，从日本到韩国，到台湾，到东南亚都是如此。亚洲银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靠抵押贷款，而且抵押产品主要是土地，而缺乏其它盈利的来源。盈利主要的来源就是利差，现在中国的情况很类似。但是抵押贷款的风险就是周期性的风险，因为土地的价格周期性非常强烈，土地的价格在经济周期上来的时候可以增长好几倍。所以，这对一个银行来说是很大的风险，即使你贷款有50%抵押价值的话，一个周期下来可能出现大量的坏帐。我们看到日本出现这个情况，后来其它的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亚洲银行还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实际上好的银行都是一个体系出来的，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他们有多种因素，他们有风险管理的能力，所以他长期资本积累下来，他的竞争力就非常强。其它的银行往往先是变得很大，然后出现危机，然后变得很弱，而亚洲银行通过这几年的进步，主要我们看到在日本和韩国，他通过合并增加规模有了很大的进步，另外一个进步就是在贷款上很小心，最近我们看到银行不愿意贷款的现象。东南亚和现在亚洲普遍出现资金的过剩，东南亚、日本、韩国、台湾都出现这个情况，存贷比比较低，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很多银行不敢贷款，所以出现外贸顺差很大。

　　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跟大家不一样，因为中国没有经过银行危机的阶段，所以银行没有恐惧心态，还是非常愿意贷款的。因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状态。所以，只能用政府的力量去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就是

宏观调控。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就是银行都有规模，这是很大的优势，我觉得外国银行跟中国银行竞争的话，从长期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你看日本，外国银行在日本占有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的，因为银行是一个非常地方性的行业，就是地方银行是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中国银行都有很大的规模，关键就是风险控制的问题。如果你出现危机之后，这才会真正失去你的竞争力，在日本最终银行卖给外国资本，都是出现了危机之后没有了资本，所以外国资本进来可以低价买进银行，现在韩国也出现这个情况，现在韩国很后悔，他们用几亿美元的价钱便卖掉他们的金融机构，现在他们再买回来的话就要七八十亿。所以，我觉得中国银行跟外资银行竞争不是不让他们进来，而是重点放在控制金融风险上面。

　　外资行信贷规模 增长超过中资行？

　　朱民：刚才谢国忠讲的很重要，银行单靠抵押产品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希望多推出一些中间产品，中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在国内是最高的，当然这和国际水平比还差很多，所以现在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发展现在主要是从传统的老四样，汇兑、支付、清算、卡转向新的中间产品服务，比如公司的现金管理、理财、金融衍生产品、固定收益产品，朝这个方向转，我们还在很努力地做这方面的工作。至于整个综合经营的话，我们有中银国际。

　　曹远征：赵行长，在综合经营方面，建行有什么考虑？

　　赵林：建设银行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市场，特别是在业务发展的结构上实施战略的转型，要大力发展综合业务。一方面根据国家目前一些政策的开放，比如说除了我们的信贷业务以外，我们积极发展短期融资债券及企业融资，同时代理保险业务和基金业务，在市场上也是排在前列的。与此同时，也在积极地探讨银保合作的模式，金融租赁的模式，也包括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包括加快我们对外业务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一系列努力，我们的非利差收益、佣金收入比重正在快速、大幅度地增长。

　　同时，外资银行在争夺中国优质客户方面是不可忽视的。据我了解目前上海的外资银行三季度的信贷方面规模已经超过了中资银行，就是三季度的增长，而且重点是在争夺优质客户。这点上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的银行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一方面要实施战略业务的转型，要大力发展非利差收入，发展我们的中间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等业务。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还得要巩固发展我们的优质的客户群体，通过提供我们优质的服务，来在市场竞争中占主导地位。

　　刘洲伟：今天的论战意犹未尽。朱行长谈到了狼，邱先生谈到了橘子和苹果，谢国忠差点谈到鳄鱼了。金融家们擅用自然界的东西来比喻竞争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什么样姿态才能得的更长久，正好切中了我们“亚洲银行竞争力”的主题，谈得非常好，期待明年再次论战。(本报记者张逸之、孙铭、吴雨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