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力不从心 利率继续为汇率做出牺牲

　　本报记者 王栋琳 北京报道

　　在中国去年再次创造“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奇迹的背后，是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不断暴露，这些矛盾昭示着尽快进行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但要把这个已是老生常谈的“调整”贯彻到实处，手段是关键。当今之际，财政政策 应积极有为，但这次它的重点不再是刺激投资，而应致力于促进社会平衡“和谐”发展上来。

　　“新、老”结构问题交织爆发

　　像许多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中国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便开始遭遇经济结构难题这一发展瓶颈。去年，发展瓶颈愈加收缩，经济肌体开始呼吸困难。

　　经济粗放增长、过剩产能积累，这一“老”问题愈演愈烈。从1998年开始的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成功地使出口止跌回升，另一方面也加重了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投资增速节节攀升。从2003年至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三年维持在25%以上的高速增长。投资冲动“后果很严重”，去年钢铁、电解铝、汽车等七大行业亮起产能过剩的红灯，企业利润大幅缩水。

　　旧忧未解，又添新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成为经济运行中新的问题。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1019亿美元，与之相应的是高达8189亿美元的巨额

外汇储备。在全球贸易市场上，中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与各国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这一切说明，依靠大量出口低端消费品的道路已经行不通。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日渐加剧的社会不公平。据

国家发改委最新统计，衡量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突破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直接导致了萎靡不振的消费和高达46%的储蓄率。

　　打压投资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升值将抑制出口，还会影响增长；放任结构问题长存，则更加助长经济不健康发展。面对发展中的重重矛盾，怎么办？

　　货币政策的力不从心

　　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难题，货币政策被寄予厚望。央行在面对宏观调控的重任时，真是不遗余力。

　　2005年3月，央行果断出手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房贷利率，一面对房地产泡沫“动刀”，一面试图降低货币市场利率，悄悄为汇率改革做准备。此举本是一箭双雕。

　　然而，一年快过去了，政策效果不能称之为“完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虽有小幅回落，但加剧了供需矛盾。去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大户型、高档公寓仍在不断开工，老百姓甚至中等收入阶层还是买不起房。

　　货币市场利率如央行所愿大幅降低，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一度跌至1.33%。随着美联储连续升息，热钱进攻步伐放缓。央行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推出汇改，人民币终于步上“漫漫”升值之途。

　　然而，低利率如沼泽地一般铺开，各大银行陷身其中。一年定期存款利率高于央票90个基点，债券市场收益率接近历史低点，买债券等于“赔本赚吆喝”；在资本充足率和股改上市的限制下，银行业信贷规模收缩，全年2.5万亿的信贷增量目标最终没能完成。银行的主要盈利渠道都受阻，泛滥的流动性充斥着银行系统，四大行尤其是“重灾区”。沉重的资金运用压力令银行透不过气来。

　　对此，央行不是没有察觉。去年10月央行两次提示利率风险，货币市场利率有所抬升。然而，包括央行在内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汇改未竟，低利率就不能退出历史舞台。央行对1年央票利率的心理上限不过2%。利率还得继续为汇率做出“牺牲”。

　　财政政策应更积极

　　2004年底，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型为“稳健”，与货币政策形成“双稳健”之势。可是面对目前的重重矛盾，货币政策已显得力不从心，财政政策的力度有必要加强。

　　众所周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有所长。货币政策擅于对总量进行调控，财政政策则在治理结构问题上见长，而结构矛盾恰恰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症结”所在。

　　经过了一年的“休整”，财政收入大增，财政政策有足够的实力更加“积极”。近几年，财政增收规模每年都超过5000亿元。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全年税收收入达到30866亿元，提前5年实现3万亿元目标。

　　政府手中“有钱了”，而社会上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加大农村建设支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首当其冲。政府刚刚作出的“建设新农村”的决策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药方。可以预见，今后几年财政支持农村的力度必然加大。财政政策还应关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改革等四大领域，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这是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缩小全社会贫富差距的大事，同时也能有效刺激消费，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未来财政政策应该特别注意吸取上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教训，避免带动投资新一轮高增长，加剧产能过剩。为此，可以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支出的投向应做出很好的规划，重在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