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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
提起外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发达国家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后者低廉的劳工和土地成本实现生产利润的最大化。不过近几年外包一词又有了新说法，这就是货币政策的外包。不过这一回，发包者和承包者彼此调换了一下位置，涵义也与传统外包大相径庭。
所谓的“货币政策外包”，说白了就是一种货币趋同，当然是较弱币种向较强币种的靠拢。比如，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就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废止使用本国货币转而采用美元，这样，两国制定货币政策的大权也就双双外包到了美联储主席手中。
正如制造业和软件业外包能够得到经济学家支持但却为政治家所憎恶一样，货币政策的外包——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元化或欧元化也是如此。毕竟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独立性，很少有哪个国家甘心放弃本国货币。在学术界，对于美元化的问题也存在着两大阵营。
赞成者认为，对于一些小国来说，在困难重重之下勉强维持独立货币会给本国公民带来巨大成本。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贝恩·斯泰尔指出，货币贬值会损害储蓄者的利益，并导致快速的通货膨胀。目前全球总计有200多种货币，而许多货币的存在基本上只靠投资者的信念支撑，这不仅造成效率低下同时也意味着巨大风险。实行美元化则有助于消除货币风险，降低货币危机爆发的几率，去除本国货币计值的贷款与以美元计值的贷款之间的利差。与此同时，美元化还可以减少对货币进行贬值的可能性，避免利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并为长期融资提供保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汉克曾经对在1950年至1953年期间采用外国货币的32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考查。结果发现，这些国家较与其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但坚持使用本国货币的国家相比，其GDP增速更快，通胀水平更低，财政纪律也更有保证。汉克曾经担任厄瓜多尔的经济顾问，该国在2004年成为中美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GDP增长为6.6%，而通胀率仅为2.7%。
赞成者们特别强调，在小国的货币政策与大国紧密挂钩之后，稳定性就可以得到较大保障。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与政治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认为，欧洲金融市场之所以能在“9·11”、马德里及伦敦爆炸案等恐怖事件发生后基本保持稳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存在更多层面的外汇问题。
而反对者则认为，美元化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终结某些国家拖欠以美元计值债务的风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可靠。比如巴拿马早在1904年就开始使用美元，但这个国家却屡屡陷入困境。事实上，在1973年至1999年期间，巴拿马是世界上依赖IMF援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IMF共达成了16个协议(仅次于巴基斯坦)。在此期间，巴拿马的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平均达4%，1973年至1987年期间高达7%；萨尔瓦多的经济表现与其他的中美国家相比也没有什么突出表现。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在没有放弃本国货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温和通胀。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已经建立起稳健的经济政策，当然就没有必要实行美元化；而如果现有政策本身很糟糕，依靠美元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于一个彻底实现了美元化的国家来说，放弃本国货币意味着将这个国家货币政策的决策权转让给了美联储。但是这种只联合货币政策而不整合政治和劳工体系的做法存在诸多隐患。为解决采用统一货币而引发的种种政治问题，欧元区12国成立了欧洲央行并保证所有成员国均拥有一个席位。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显然无此优待，这就导致美国在制定其货币政策时，只会考虑本国利益，不会考虑外国的利益。
另外，在赞成者眼中美元化带来的稳定性在反对者眼中却变成了对货币政策的束缚。后者指出，实现美元化后，政府会失去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例如，政府无法在必要时进行贬值，也无法在必要时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与此同时，反对者认为实施美元化的国家其商业周期会受制于美国。例如，美联储为了控制经济过热而经常采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这对于希望刺激经济的拉美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现在，让支持美元化的经济学家感到担忧的是，美元化的趋势与西半球目前的政治风向两相对立。眼下拉美地区正在滋生某种微弱的反美情绪，而像波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本来有可能考虑采用美元的国家又选出了坚决反对美元化的左翼政府。看来相对于传统的技术和制造层面的外包，货币政策外包引发的争议要深刻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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