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周小川

　　本报记者 张逸之 孙 轲 广州、北京报道

　　严格地讲，他并不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很多时候，他都通过发表言论而非挥舞手中权杖的方式，来表达其政治和经济上的抱负。

　　曾有人形容“全世界都在倾听他的声音”。对于一位被认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型官 员而言，这也许近乎谄媚。但用它来描绘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倒也不失贴切之处。其中蕴藏的另一重含义是，在许多关注中国金融的人眼中，他的声音远较其行动更富有想象空间。

　　情况正是如此。与汇改前后如滔滔江水旷日持久的讨论相比，7月21日人民币汇率的小幅调整仅仅像一个点缀。升值预期得到暂时满足之后，就像跃过一道险滩的洪流，依然根据力学规律朝着既定的方向涌去。在此期间，他的每一次公开表态，都会令这股洪流或减缓，或洄漩，即使其中掺杂着细微的矛盾。比如，人们甚至忽略了就在汇改之前的一个多月，他还在暗示人民币不会很快升值。

　　周小川和他参与决策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就这样沿着一条怪异而合乎逻辑的轨道前行。

　　谁拖了谁的后腿？

　　他并非体会不到这种怪异。

　　今年3月28日，胡晓炼就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在其后不久的一次外汇局党组民主生活会上，周小川对她说，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金融或外汇领域的危机，希望外汇局领导班子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国家整体的改革开放中不拖后腿。

　　外汇体制拖经济后腿，已非一日。

　　一个最显然而又老掉牙的逻辑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力推动，大量外汇通过贸易、直接投资甚至地下钱庄等各种渠道疯狂涌入。在原有的“固定”汇率和强行结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续开动印钞机，以接下源源不断进来的美元，导致外汇占款飙升、通胀压力加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受到干扰。

　　2005年前三季度，中国

外汇储备已近8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部分通过

股票、债券等方式回流，“借”给了美国政府和公众。中国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储蓄者”。

　　没有理由让贫穷的中国人将大把资金长期借给美国人。据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估计，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美国每年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达120亿美元。

　　没有人愿意蒙在鼓里。当鼓中人越来越少，指责声越来越多，中国央行行长身负的压力便越来越大。

　　美国人也并不领情。他们宣称日益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中国的货币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经济和生活，比如美国的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帕特里克·莫罗伊的说法，代表了部分激进人士的观点。

　　国人指责，外人施压，恰如作家贾平凹所言，“桃花恨你，春风恨你”，周小川左右为难。

　　他依然是那副表情，似笑亦似怒，不露形迹，有人称之为“菩萨相”。

　　今年2月，在英国伦敦与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对话时，周小川指出，为建立未来更具灵活性的汇率机制，中国必须加快国内

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同时改进国内外汇市场，使金融机构适应外汇市场的环境和产品。9月份的加拿大央行行长圆桌会议上，他在解释人民币汇率为何没有自由浮动时承认，“中国经济体制还不能承受急剧的非秩序化调整”。

　　这正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步履艰难的关键所在，也是周上任以来的工作核心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评价说，与改革开放26年中的任何时期相比，2005年7月前后近两年特别是2005年，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市场化措施出台最密集、进程最快的两年，是中国汇率制度有规划、有部署改革的两年。

　　小川语录的矛盾与玄机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这样的进度。

　　究竟是经济束缚了金融，还是金融束缚了经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般的无解命题。虽然周小川再三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渐进性原则并非始于7月21日，而是从1980年代末的双重汇率逐渐发展过来的。但倘使周能在20年前接过金融决策权杖，将他今天的一整套理论付诸实践，想必不会面临今天的尴尬境地。

　　他的尴尬甚至可以从其前后略显矛盾的言语中觅得踪迹。

　　2月4日，周小川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改变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时机还不成熟。

　　6月份，周小川说，目前要求中国重估人民币币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对人民币币值重估在纠正世界经济失衡方面所抱的期望值也太高，这使得中国更加难以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同一时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他相信中国“应会很快”采取行动，因为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符合中国自己的最佳利益。

　　7月21日，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到8.11元的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中心汇率以前日收盘价为基础在允许幅度内上下浮动。人民币告别长达10年的“固定”汇率体制，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人民币变化的预期，周小川似乎还不如局外人来得准确。

　　历史不会回头；20年的任何人，亦不可能具备今日的视野。周小川必得应付类似的各种尴尬，在有限的空间里腾挪，以换取盘活全局的筹码。这是他无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和宿命。

　　于是，我们见到了一位前所未有地“活跃”的央行行长。每隔数日，便会有各种各样的言论从他口中流出，所涉领域遍及财政税收、外贸、社保、农村金融、证券等，一如他的社会履历般复杂：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外经贸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证监会……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要配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4月23日，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年会上的讲话，或许可以解释其“爱好”为何如此广泛的原因；而其中的另一个潜台词是，汇率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相关市场化制度到位之前，没有一蹴而就的最优解。

　　这不由让人想起《论语·宪问》里的一个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或许，就像数千年前一样，中国的央行行长“周夫子”频繁出入于各种公开场合，也是为了游说汇率，赢得“渐进式”改革的时间。

　　与他承受的压力来源相应，周小川的游说对象也是有内有外。

　　针对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的观点——中国政府人为操纵汇率，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得到15%到40%的优势，周小川坦言，“压在我们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之后两天，周小川再度指出，人民币升值和实行浮动汇率机制有助于缓解美国双赤字，但帮助非常小。中国经济大概只是美国经济的七分之一，从中国角度讲，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投资尽管比较大，但并占绝对比例，因此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化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并不大——据摩根士丹利估计，一件在美国超市卖到4美元的中国商品，其进口成本不过1美元左右，增加的3美元都被美国的品牌拥有者和流通领域赚走，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不会改变商品零售价，反倒是美国人自己掌控着相当的价格调整空间。

　　周还反守为攻，回击外部指责说，自4月份以来，当汇率改革的各项条件逐渐具备和成熟之时，却出现了一些“噪音”，例如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拉海姆的提案，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施压。这些“噪音”不会令中国更改汇率改革的各项基本条件和顺序，只会干扰正常的改革进程。

　　为了向他的纳税人表明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周小川多次强调，人民币汇改不是迫于国外施压，而是遵循了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

　　当然，与他关于汇率调整时间的矛盾预期如出一辙，周同样无法解释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提出的一个疑问。马根据对人民币汇改以来的币值变动进行的回归分析和计算，得出一篮子货币中的美元比重为94%，其他货币比重仅占6%，这同中国与各大经济体的贸易比重相差太远，以致人们几乎无法找出其中的任何相关性。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也认为，虽然央行宣称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但实际操作中，非美元外币的影响殊为有限，人民币汇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盯着美元。

　　对于一个多语者来说，在珠圆玉润的言辞里总能找到细微的闪失。尽管周小川因一些矛盾和语言不能自恰会产生一丝尴尬，但深究之，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处境，不由得让人引发“士不得不弘毅”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