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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雷中辉 北京报道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最近很忙。
12月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被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而2006年1月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将
发布新修订的科技发展战略。而这些都是王元研究和参与制度的领域。
“战略规划已经完成，相关的纲要也准备就绪了。”12月20日，王元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这是国家科技战略的第三次修订。”
实际上，全国科技大会自1978年仅开过两次。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在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则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第三次科技大会的主题将是“自主创新”。
科技战略的国家意义
《21世纪》：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科技战略规划的修改？这次修改的目标是什么？
王元：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次科技战略规划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即将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将对前面的政策进行一定的总结，并且要提出新的科技发展战略和一整套的政策，这三次会议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
我们国家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经济总量很大，刚刚公布修订的GDP世界排名上升到第6。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要保持这种发展速度 15年甚至更长。
回过头来看，维持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的方式，还是“三高一低”(高消耗、高投入、高成本、低附加值)，这对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把这种方式加以转变，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全方位的变化过程，比如说涉及到资本市场的更加开放和流动、涉及到企业的规模、涉及到企业的体制障碍、涉及到企业微观的基础改造。
但关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到改变这些状态的技术手段，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更多新的手段，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21世纪》： 自主创新对中国整个国家的意义何在？
王元：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很高。中国目前有将近200种产品在世界排名第一，大部分还属于低附加值的，主要还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在这种贸易格局下，一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非关税性壁垒的挑战，比如说技术标准，还有一些政治选择，比如遏制中国，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仅仅停留在依靠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可能中国还是一个大国，但是不可能是一个强国。
《21世纪》：即将在这次科技大会推出的国家科技战略规划，跟前两次科技大会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王元：有四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是全球化的背景。全球一体化，中国也可以积极广泛地利用全球的科学技术。
其次，当代国际科技发展的态势不一样，现在的发展非常快，在非常多的领域以群体性、系统性的科技技术来替代原有的传统工业基础，这给中国在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带来许多的机遇。我不认为自主创新是为了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垄断是相对的，而且当代的技术特点是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很快。
现在国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第二次相比，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提高了，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不断成熟，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这就对科技资源的配置，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四个方面来审视和比较，对于政府具体规划的文本制定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这也导致许多的改变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
政府角色的转变
《21世纪》：在中国科技战略的转移中，政府的职能应做哪些转变？
王元：政府的职能应该有三方面：
政府必须有持续的投入机制来扩大中国科技实力。这种投入更多地要解决发展过程中基础性研究、公益性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技术平台、科学普及等重大公共产品的产出和供给能力，这种投入更多的是指资金投入。
同时，资金的投入必须建立一整套组织机制来加以保证。要通过改变国家的科技计划体制，调整预算的制度，科技资源的配置机制，来支持一些真正能够产生公共产品的基础平台。
最关键的就是政策。在法律政策、财税、政府采购方面全面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并采取突破体制障碍所需要的一些相应政策。这些政策将在新的科技战略纲要中加以规定。
《21世纪》：我们也看到，在解决产、学、研三者关系的时候，中国目前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应当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王元：需要强调，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我们要走一条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首先，技术创新应当根植于企业，真正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机制。比如说，新技术的发明者是否是新技术的应用者或者扩散者？而且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需要加强企业与大学和院所之间的市场原则的合作关系。
在解决因为和市场相隔较远，企业不愿做或者做不了的公益性研究、基础性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等问题的时候，政府在科技投入上要能够积极地调动企业的投资。这就要解决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解决政府如何通过市场的手段、资源配置的手段来提高企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
《21世纪》：这次科技大会是否会提出对现有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王元：妨碍中国自主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体制问题或者资金问题，这二者不可分割，所以，在科技战略的制定上，会充分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科研体制有很多优势，比如说人力资源，我们有很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但是，现代科学发展历史不长，受到很多政治运动的影响。
所以要认识到自身的差距，关键问题是要扎扎实实朝着明确的目标努力，要有国家持续的投入，要有相应完善的政策体制，促进社会资源对科技发展的支持。
科技资金的独立评估
《21世纪》：新制定的战略规划，会不会对国家财政的科技资金专项拨款进行规划？会不会更偏向于中小企业？
王元：我要更正一个观点，国家财政拨款真正落实到科技部的很少，很大一部分由国家财政拨往其他相关科技部门。另外，国家专项资金的拨出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意向是拨给大企业，相当多的也是拨给中小企业，关键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来从事这样的科研活动、有没有能力投入到这些科研项目中。
在对待科技方面的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应该要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保证国家投入到科研活动的资金能够有效地统筹协调和统一配置。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增长很快，去年的投入是1966亿元，占GDP的总量1.21%。据我统计，在科研的投入中，企业所占的比例高达70%多，政府的资金只占26%，但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科研资金投入和销售总额之比大约只有0.8%。
《21世纪》：那么，国家如何支持中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王元：中小企业的创新，从国家的政策来看，正在想办法解决。一方面是不断扩大中小企业创新的基金规模，国家和地方的创新基金的规模这几年增长是很快的。
第二个问题，需要有一些金融性质的改革，包括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怎么让企业在成长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有不同的金融产品相配置，从而分散投资者的风险，同时又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用于创新和发展。
《创业投资管理办法》发布后，类似的政策目前都在研究，比如退出机制等。
《21世纪》：今年国家会否对科技资金的有效利用进行监督或者立法？
王元：科技资金的分配、管理、使用和监督制度，目前都在逐步健全。我们建议在科技规划中建立独立的评估制度，其中更多地是第三方的评估。同时也要着重发展针对项目管理人、科研院所、研究机构的评估，纳税人的钱投入到一个项目中，公众有权知道了解你究竟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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