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点燃农村综合改革燎原之火

　　本报记者 汪生科 聂春林 湖北咸安、武汉报道

　　记者到咸安之前，咸安已经接待了26个省市的考察团。在朝圣者眼里，咸安就是当年小岗村。

　　咸安，是湖北省靠近武汉市的一个市辖区。起始于斯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已经从一 个地方到一个省再到全国，成燎原之势。

　　“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改变的是农村生产力；咸安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改变的则是上层生产关系。”咸安区区委书记、武汉大学经济系博士宋亚平不无激情地对记者说。他是这场运动的策划人、铁腕推动者。

　　咸安样本

　　12月22日，记者来到咸安区下面的横沟桥镇。“湖北省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牌子仍然钉在镇政府的门口。横沟桥镇拥有咸安区最好的办公大楼，共有六层，底下三层主要是办公场所：一楼是党政综合办公室，二楼是社会事务办公室，三楼是经济发展办公室。

　　其中每个办公室分设了三至四个办公室。以社会事务办公室为例，下面有社会事务办一室、二室、三室、四室，分别掌管计划生育、人事劳保、土地城管和民政优抚。镇政府人员的分工简单明了：镇政府共设9个党委委员，除了党委书记外，余下8人分掌三个办公室。

　　在横沟桥镇，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另设两名副书记，其中一名为常务副镇长，主抓经济工作。纪委书记、人大主席等职能则赋予另外一名副书记。

　　在镇机关工作人员定编定岗上，横沟桥镇一共是34人。“除掉在外面打工的，实际在岗的也就二十几号人。”镇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与其他地区的乡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这里的

公务员大概是五六十人。”上海市马桥镇的一位人士说。

　　横沟桥镇仍然延续着干部到沿海打工的传统。干部到外面打工是宋亚平在咸安政改时开创的一个传统。它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咸安干部大量超编，干部在外面轮流打工，可以腾出一些岗位；二是到沿海城市打工，有助于咸安这样的中部地区干部观念转变。今年横沟桥镇有两个人在外面打工：一是镇党委委员李伟，一是党政办的一名负责档案接待的工作人员。

　　作为咸安政改的试点镇，横沟桥镇改革完成得较早。据该镇介绍，2002年改革就在这里酝酿，2003年上半年改革镇里的“七站八所”，下半年改革镇政府。像横沟桥镇一样，改革在咸安的六个乡镇推开。

　　湖北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一个最主流的改革就是革掉“七站八所”的命，站所整体转制或撤销，工作人员置换身份退出干部编制，终止财政供养关系。现在横沟桥镇的七站八所，变成了三个服务中心，分别是农村服务中心、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和城乡文化服务中心。其中城乡建设服务中心人员主要由镇政府工作人员兼任，另两个服务中心分别留了两三个人。

　　七站八所革掉之后，农村事务怎么办呢？

　　“例如这次

禽流感，镇兽医站撤掉后，我们把注射疫苗的工作发包给社会，由社会上的兽医来做。兽医给每户家禽注射了多少疫苗，经过农民签字后，我们付费给兽医。”横沟桥镇介绍说，“对社会招标后，他们做了多少事，我们付多少钱，农民比以前更加满意。”做这些事的仍然是原来的人，只是他们跟政府的关系彻底发生了改变。

　　虽然横沟桥镇是一个拥有3万多人的小镇，但一个镇只有二十几个人，事情能忙得过来吗？“能干事，一个人也能干五个人的活，不能干事，五个人也干不好一个人的活。”横沟桥镇一位有着26人工龄的资深老干部回答说。

　　能否移植？

　　据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介绍，咸安的改革，已经在80%的县(市区)和70%的乡镇推开。

　　“今年年底湖北省的改革大部分都能到位，只有少部分没有改完。”宋亚平对记者说。咸安政改适逢国务院在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改革者宋亚平引起了湖北省委高层的关注。

　　2003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出台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的17号文，此文即是咸安政改的蓝本。该文件将湖北省所有乡镇分为三个类别，规定行政编制不能超过45名、40名、35名。

　　2004年1月，宋亚平上调到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由咸安政改的推动者上升为湖北省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设计者。咸安经验推广到了湖北全省。

　　据宋亚平总结，湖北省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分为三个层面的改革：第一层面，整个乡镇一级的机构设置统计归为“三办”；第二层面，改变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由全乡镇差额海选；第三层面，把七站八所所有的芝麻官都去掉。为推动这项改革，湖北省财政出资12.6亿元，作为改革的支付成本。

　　但即使在湖北，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目前的困难有三：一是人员分流成本较高，财政资金吃紧；二是人员分流后的出路难找；三是对于改革，国家缺乏统一政策，操作起来有难度。”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官员透露。

　　上述所及困难，宋亚平淡然处之，“人员分流、改革成本等，都是操作的问题。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国家职能部门。你把七站八所撤掉了，职能部门就缺乏对口单位了。”宋亚平说，这些七站八所，有5个属于国家农业部门。

　　“湖北农村乡镇综合改革真正重要的意义，是把农村这一块稳定了，向农民伸手少了后，农民即使广种薄收也能解决吃饭的问题。”宋亚平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仅仅局限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建是不行的，要在制度层面上建。”

　　但是，记者质疑，用精简乡镇政府人数来减少农民的捐税压力，是在“节流”而不是“开源”，不一定适合沿海乡镇的做法，因为沿海有些乡镇经济体量大，现在的编制人数有些忙不过来。宋亚平没有否认记者的意见，“咸安的改革模式，更多地适合中部农村、西部农村的情况。按照我原先的设想，是取消乡政府，把它搞成县的派出机构。一个乡镇三四十人，离取消乡镇也就剩下一公里”。

　　宋亚平告诉记者，他现在有更高层次更深层面的想法，但不能具体透露。记者注意到，这位48岁的改革人物，从当初的海南洋浦开发追随江上舟，再到湖北立下“咸安政改”的事业，几年之间，两鬓已染上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