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路线图：改革还是改良

　　本报记者 汪生科 上海报道

　　股份制渐行渐远

　　12月20日——洋山港开港后没几天，上海市市长韩正的贵宾室里，又闪现了淡马锡的身影。在中国资本市场，淡马锡迅速成为最敏锐的猎手。

　　从英国、法国，到匈牙利东欧，再到俄罗斯，经过反复比选，中国国资改革还是走上淡马锡道路——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改造。

　　自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可以梳理出国资委几个重要的制度性的创新：央企高管全球选秀、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等等。央企有了董事会之后，按照国资委赋予董事会的职责，以上权力都归董事会，央企的改制重组也由董事会实施。

　　因此，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是国资委成立以后重大的方向性事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说过一句话：“在我心里，国有企业的宝就押在上面。”

　　但是，当初参与十六大设计国资改革路径的专家仍然小心地提及，现在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改造跟产权多元化改革是两个不同的路径选择——十六大原初的国资改革路径是：“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国资委行权两年多来，已经棋至中局，思路已然明晰——国企改革在股权多元化面前拐了一个弯，重新回到了原点，寻求在国企内部做制度再设计。

　　国企改革路上的“岔口”

　　为什么国企改革偏离了原定的设计路径？

　　“我国的国有企业这套体制，它自己会遵循一套自己的逻辑往前运行，改革者有时候无能为力。”国资委研究中心一位高层对本报记者说。

　　尽管如此，抛开我国国有企业长期的势力，我们还是能清晰地厘清国企改革路径上的一些“岔口”。

　　当国务院国资委组建新机构甫定的时候，上海已经开始了在电气集团率先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

　　上海此举有强烈的示范意义。在随后的中央企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对中央企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通过重组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但是随后的“郎顾之争”，使国资委把2004年下半年的精力都放在了国资流失上，中央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工作没有破题。一些地方上的改革也停下来观望。

　　2005年，中央重提“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资委的天平也偏向了改革。李荣融在当年年初的央企工作会议上誓师：通过中央和地方股权互换等形式，实现股权多元化改革。并酝酿华源集团跟上海国资委的交叉换股。

　　但

股权分置改革将国资委的改革进程再次打断。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国资委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股权分置改革上。在国资委看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价补偿找不到“红线”标准，因此国资委采取的是个案审批的形式。

　　国资委成立两年多，一年受惑于“郎顾之争”，一年忙于股权分置，目标都是指向一个：防止国资流失。

　　专家们指出，中央企业之所以改革步子迈得慢，主要在于国企改革蕴含的风险和难度。

　　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在国资战略性布局调整上，一直是个不确定的概念。

　　在操作层面，难度和风险又首先体现在中央企业里富余人员的处理上。改革和稳定的平衡问题需要高超的操作技巧。

　　一般认为，央企改革步子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资经营预算没有完成，国资委难以支付国资改革成本所致。

　　但现在看来，中央企业的改革也不仅仅是改革成本的事情。“即使明年国资经营预算做成了，这种局面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一位国资改革专家分析。毕竟国资委手里有了钱，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支付改革成本。

　　国企多元化改革，接盘者是谁，是另一个操作上的难题。

　　中央企业体量大，卖给民营企业，低于50%的股份，民企没有兴趣；高过50%，民企又买不起。都卖给国外，又涉及到国家的产业开放度问题。

　　“去年是对国内民营企业不信任(德隆事件等)，今年又对境外资本不信任(国有银行贱卖论)，对管理层也不信任。”国研中心的一位专家说。

　　国资委另外一位国资专家却不这样认为，“现在大家思路不要停留在以前的水平，国资是能够搞好的，只要有一套好的体制。”

　　阵营似乎出现了分化。

　　国资委行政化倾向？

　　从目前国资委的国资改革思路来看，国资委舍弃产权改革，重新寄希望于国资管理的体制改革，通过建立规范的董事会来提高国企的效率。

　　但从董事会试点来看，自宝钢以降，外部董事人选越来越匮乏。如何找到合格的外部董事，成为当前国资委董事会新政最大的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跟本报记者谈及此事时说：“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改革，可以推进，不能押宝。”

　　张感叹道，历数国企改革进程，改革者在上面押了多少“宝”：从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制度，到监事会制度，再到独立董事制度，事后证明，这些押的宝一一落空，原因都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在国企体系内做文章。

　　“国企改革的思路还是想用‘管好’来代替‘改好’”张文魁说。他断言：“如果不进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不进行多元化改造，国资是管不好的。”

　　国资改革派还在担心国资委的行政化倾向。

　　国资委成立之初，受“非政府系列的特设机构”定位的鼓舞，在国资委系统里，也曾掀起一股学习之风，力图淡化国资委的行政色彩。包括上海市在内的一些地方国资委，曾经一度有过选聘民营企业家担任国资委副主任的设想。

　　但是，改革氛围并没有延续多久。

　　改革的设计者们之所以给国资委定位成特设机构，是为了体现它的出资人地位。国资委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包括央企选聘高管、央企负责人绩效考核、央企财务考核和董事会建设，都是落实出资人权力的战略举措。

　　但是按照国资委现在的探索思路，在国资委下面，构建若干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行使出资者职能的话，国资委怎么来设计自己的角色？

　　“我们担心国资委把自己变成安监局。”一位改革派的国资改革专家说。

　　在改革之前用立法的方式制定改革规范，是现阶段推动改革普遍的新思路。但国资改革路线一旦诉诸法律后，是国资改革促进法还是国资改革抑制法，此中利害显然不言自明——本报曾有报道，12月5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国资立法起草小组在昆明会议达成一致的共识是：“制定国资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决不是为了国有资本的退出或出售”。

　　目前的舆论环境似乎支持了“昆明共识”——一位改革派国资专家不无自嘲地说，只有舆论不关心，国资改革才会推进。

　　“今年‘郎顾之争’平息了很多，北京市国资改革力度才有这么大。”这位人士举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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