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与抗争－－抗战中的人和经济

(资料图片 来源：新浪财经)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达半个世纪之久。

    --新浪财经题记（摘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言论）

《21世纪经济报道》：抗战经济史

    60年一个甲子，世事如烟。

　　“抗日战争”，那场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残酷战争，转眼已过去整60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20多年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又一次驶上快车道，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可能再延续20年，然而我们判断的战略机遇期却面临着一个严重挑战，那就是美日发出联合干涉台湾问题的威胁。这再次提醒我们：日本是个头疼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达半个世纪之久。

　　杨小凯的《百年经济史》将1937年至1949年称为经济的崩溃时期，即将1937年的全民族抗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转折点：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而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的地位在战时和战后都得到强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教人如何不痛恨！

　　虽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只有中日和解，才能奠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中国谋得一个较好的区域环境和定位。正如时殷弘先生所言：东亚需要走出二战。

　　然而走出的前提是不忘。历史的教训常在脑际，才能时时珍视和平的可贵及合作的必要性。因此，在2005年8月15日，推出“抗战经济史”的专题，便是我们这份中国主流财经媒体捍卫历史的路径。

　　在本期“21世纪政经”中，我们推出整个专题的第一部分，包括对“抗战经济史”的总廓，对“延安道路”的探究，对沦陷区横遭掠夺的回忆，以及抗战期间的“财税史”。在接下来的两期里面，我们将先后推出“抗战金融史”和“抗战产业史”。敬请垂注。

——编者

    抗战经济史：温故1937年至1945年 被毁坏的中国经济

1940年3月5日，便宜的糙米到达之后，上海的居民围攻一家商店。 (资料图片 《21世纪经济报道》提供)

　　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推动重工业发展，这就是193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的明显脉络。

　　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促进了中国基础经济的发展：与英美等国新的关税条约的缔结带来了关税的显著增长，由1927年的1.53亿元增至1934年的3.83亿元，占总收入的41%，比1927年增加了两倍。

　　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8000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

　　学术界公认，国民党治下的1927-1937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极盛时期，而在战争中，他们又通过战时体制蜕变成最终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些人，主导了战后经济走势。的确，正是因为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阶级买办或者官僚的特性。

　　学术界认为，战争改变了这一切。这符合日本挑起这场大战的初衷。但日本人之前并没有想到，早在1935年，陕北的窑洞，美国记者斯诺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已经深刻意识到日本在未来战争中的失败命运。在这个名为《论持久战》的小册子里，毛泽东将这场战争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部分，并准确预言这个战争的结局——最终，他和共产党赢得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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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经济史：延安道路

　　[抗战词牌]延安道路

　　“延安道路”或“延安模式”，是海外中国史学家们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最后战胜了国民党政权。在1950年代中期为照搬过来的“苏联模式”取代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带着这件法宝“进京赶考”，揣摩着如何治理这个庞大的农业国。>>>>全文 >>评论

    共产党推动的社会根本变革

　　“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对于60年前的那场战争的评价，何理教授引用了已故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的一句话。

　　他认为，经过抗日战争，从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列强侵略战争的胜利，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而且，抗日战争，作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有力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包括政治层面上的，同时也包括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根本变革。”8月1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何理这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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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租减息：红色边区经济政策的灵魂

　　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租低了，田多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的发展对边区的经济全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统计，1942年，粮食征收站晋察冀边区总收入的四分之三。

　　中国共产党这种将组织建立到最基层去的做法，是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所难以做到的。而且与地主阶层利益的先天距离，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减租减息政策充分落实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农阶层的壮大其实是中国农村社会改革的一条理想道路。”李金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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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经济史：东北沦陷

　　[抗战词牌]满洲国

　　在地理意义上，“满洲”，通常指今天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再加上内蒙古东北部的地区。“满洲”在清朝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域的双重称谓。1932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明确提出使满洲国变为日本的属国，并使其殖民地化。中国东北以“满洲国”的形式被日本进行殖民统治长达13年。1945年苏联军队进攻满洲，日本投降，“满洲国”彻底消亡。>>>>全文 >>评论

    日本的满洲迷梦

　　在伪满初期，选取经济政策之时，日本提出了所谓“日满融合”政策，在制造了伪满政权，夺取了东北经济命脉和官有财产以及企业后，就力图使伪满经济完全从属于日本的需要，彻底附庸化与殖民地化。

　　在关东军制定的《满洲经济同志根本策案》中，明确指出“重要矿物资源的保护”，明确铁路、河川、港湾、煤铁、特殊钢、页岩油、轻金属、碱、煤炭液化等工业和这些工业所需电力等经济上、军事上的重要产业都必须要由日本方面进行监理统治。

　　而由于日本垄断东北的经济命脉，广泛地进行经济侵略和渗透，致使我国民族资本只能依靠农业，在农产品加工和贸易方面寻求发展，因而油坊、制粉、粮栈等成了代表性产业，而在日伪时期更加凋零衰落。

　　从1932年8月末到1945年8月，日本的“满洲国”迷梦历经13年终于彻底破灭，而我国东北为此付出的巨大物质和人命代价在战后60年仍隐隐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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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经济史：战时财政

　　[抗战词牌]盐业专卖与田赋征实

　　盐业专卖

　　1942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首先实行盐业专卖，紧接着在1942年2月15日，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对食糖、火柴、卷烟实行专卖。专卖机关以廉价取之于生产者，而以高价卖给消费者，从中攫取巨额利润。

　　田赋征实

　　从1941年下半年起，国民党政府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当局在“得粮第一”的口号下，布谷公平原则，任意加重人民负担。据1942年的调查反映，四川省稻田平均每市亩所负担的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地方积谷和收粮时规定溢收15%的折耗等项，占每亩收获的59.1%。除此之外，农民还有众多的额外负担，残酷的掠夺造成抗战后大后方良田丢荒达840余万亩。>>>>全文 >>评论

    战争阴云下：一个非常时期的财政变革

　　面对当时混乱的财政经济秩序，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提交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就财政政策层面而言，这次改革确立了国税和地税两级划分，为国民政府整顿军阀混战以来分割混乱的财经秩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体制保障，并为抗战奠定了财政经济基础。

　　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期间，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国民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战争军费，更无从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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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周刊》：抗战中的民族企业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引自《商务周刊》

     范旭东：用实业挑战侵略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荣家：世道变，商道不变

    抗战开始，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不外逃、不内迁，静观其变。

    卢作孚：指挥“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二战时有过多次的大规模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的，只有在中国，一位民营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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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报》：抗战英豪

　　今天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战败投降60周年。在这个历史性的纪念日，我们想得最多的是，中国离强大还有多远？中国企业离强大还有多远？

　　60年前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空前浩劫，也给中国民族工商业以毁灭性的重创。国运与商运相连。近代以来，中国企业界无数仁人志士都怀抱“实业救国”的梦想，但历史却一再证明，欲要实业救中国，必先中国救实业。

    没有强大而有尊严的国家，就不会有强大而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我们的先辈从痛苦的经历中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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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豪门荣德生：家业玉碎不瓦全

    面对日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荣德生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还正告大汉奸褚民谊：自己宁为玉碎，不欲瓦全！荣德生眼瞅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决不屈服！铮铮铁骨，为全家族作出了榜样，荣氏子侄和亲属中，没有一人向日伪屈服，没有一家荣氏企业同日商“合作”。>>>>全文 >>评论

    机器巨头胡厥文：亲募勇士炸日舰

    胡厥文秘密组织中华机器厂的工人日夜加紧研制鱼雷，忙得胡子长起来也没时间去剃。有人还以为他专门留着要当“美髯公”。他说：我这胡子要一直留到抗战胜利。后来大家叫他“抗战胡子”。>>>>全文 >>评论

    化工先驱吴蕴初：捐机抗敌为国毁厂

    吴蕴初对家人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我决不能把厂留给日本人！”日本人也没有放过他的厂，就在搬迁之中，日军飞机轰炸了天原、天利两厂。他眼见工厂成了一片火海，热泪夺眶而出。作为上海化工企业的老大，天字号的内迁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内迁。>>>>全文 >>评论

    百货巨子郭琳爽：上海滩头驱日货

    抗日救亡的号角吹响了，风起云涌的“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浪潮遍及十里洋场每个角落。郭琳爽立即决定在商场内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用国货代替东洋货。>>>>全文 >>评论

    猪鬃霸主古耕虞：换汇供血为抗战

    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作出牺牲，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当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当时销售到美国市场去的猪鬃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约80%，其余20%销售到西欧市场。>>>>全文 >>评论

    火柴大王刘鸿生：万里迁厂九死一生

    刘鸿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一个深冬之夜，毅然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3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全文 >>评论

    汽车之父支秉渊：战火中接生中国汽车业幼婴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全文 >>评论

    华侨旗帜陈嘉庚振臂一呼百万应

    在风起云涌的抗战救亡大潮中，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陈嘉庚，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献给救亡大业，献给振兴中华，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全文 >>评论

《民营经济报》：两岸情深

    香港：抗战物资中转站

　　抗战爆发后，全中华民族迅即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中国大地，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采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和支持抗日。与此同时，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风起云涌，成为整个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延伸和组成部分。

　　“七·七事变”之后，香港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爱国热情澎湃高涨，香港学生、商人、工人、农民、渔民、海员等各界群众都直接或间接地积极参予了抗日救亡运动。世界各地的援华物资和捐款，源源不绝地经过香港转运到内地；香港同胞、世界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亦纷纷途经香港到达祖国，分别在不同的战线参加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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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爱国义捐不遗余力

　　抗日战争时期，澳门仅有10多平方公里。虽然此时澳门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具有爱国传统的澳门同胞在国难当头之时，情系祖国，积极开展宣传、慰问、募捐、赈济等抗日救国活动。许多澳门同胞还直接回国参战，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一些内地爱国进步人士则利用澳门特殊的环境公开或秘密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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