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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何理
本报记者 牛晓波
“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对于60年前的那场战争的评价，何理教授引用了已故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的一句话。
他认为，经过抗日战争，从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列强侵略战争的胜利，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而且，抗日战争，作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有力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包括政治层面上的，同时也包括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根本变革。”8月1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何理这样分析。
“三三制”——民主化的尝试
《21世纪》：是什么促使中国社会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却实现了这样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
何理：这种转型的实现，背后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进行的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从政治方面来看，一个典型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既不是一党专政的，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而是一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
我们在抗战后期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就叫《论联合政府》。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起来，要求国民政府推行政治改革，并不是要推翻蒋介石，而是要求国民党对政府组织进行改组，对军事统帅部进行改组，吸纳各个党派参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实行民主化。这些都说明，当时，我们就已经把“联合政府”当作组织中国政权的一个基本形式。
从“三三制”政权，到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共同提出的实行民主宪政的要求，一直到抗战后期中共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表明了中共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进程。
在抗日民主运动和争取民主联合政府斗争中形成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合作关系，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基础和组织形式。抗日战争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说就是联合政府的继续。建国后成立了新政协，直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个基础正是在抗战时期奠定的。
减租减息——从民生经济到民主经济
《21世纪》：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主要经济改革包括哪些方面？
何理：经济上，在敌后根据地，当时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减租减息。
从社会发展角度讲，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从旧的封建的社会性质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减租减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根据地民众也动员起来了，经济也发展起来了，群众抗战积极性也高了，军队也多了起来。
可以说，通过减租减息，发展合作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的经济改革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找到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途径。后来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农村建设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共产党实行的这些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改革，从更深层次讲，既解决了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一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转型的改革。
《21世纪》：结合之前的土地革命和之后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政策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固有农村土地政策在抗战形势下的一种权宜？
何理：减租减息并非权宜之计。这是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条件下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惟一正确的政策。从减租减息，到后来的土地改革，这是一个具有政策连续性的发展，逐步达到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的目标。
减租减息政策被称为“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的政策，并不是要彻底消除封建制度和封建地主。但是它的实行却使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根据地农村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主和贫农的数量减少了，中农的数量迅速增长。处于中间阶层的中农多了，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农村社会形态形成的标志。
阶级关系的变化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不同方针下的政党命运
《21世纪》：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两个政党，国共之间在抗战基本方针上有何差异？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没有能够主导并推动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
何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是有很多共识的。尤其是在抗击侵略这个问题上，当时国共并没有分歧，即使对于持久战的方针，双方也是原则一致的。
但同时，双方在一些具体政策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国共分歧的最本质的问题主要是民众政策、社会政策的不同，两党之间不同的抗战方针的根源也在于此。共产党提出人民战争、动员民众和全民抗战的方针；而国民党则强调依靠军队、依靠政府，就没有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动员民众这一条。
现在看来，哪个执政党脱离民众到害怕发动民众的地步，这个党的性质和命运也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毛泽东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这个道理。国民党当时在这一点上做不到，也不敢做。
《21世纪》：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针上的这些差异，导致的现实后果是什么？
何理：实际上到了抗战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模式。国统区还是老一套，虽然经济也有所发展，但社会性质没变。而根据地虽然都处于偏远地区，经济落后，军事装备也不足，但在社会性质上是先进的。
这一点的意义十分深远。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取得城市和全国政权的基础上，已经从中取得了宝贵的社会改革经验和执政经验，并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抗战胜利后短短三四年，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就那么迅速垮掉了。
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取向所获得的不同结果，也昭示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危难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民主力量的团结和发展壮大，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复兴的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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