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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机轰炸下走野人山原始森林辗转回到重庆
刘鸿生是上世纪30年后代上海著名的实业家，他崇尚实业救国，1920年筹资开办了鸿生火柴公司，后又与人合资在上海、苏州开设多家火柴厂，与外国商人竞争。他主张分开、多方面投资，除火柴厂外，还投资兴办了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纺厂、中华煤球公司、华丰搪瓷公司以及银行、保险等业，至上世纪30年代初，企业投资总额达740多万元，拥有几十家
企业的股份。被冠上了“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火柴大王”等众多头衔。“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这民族危难关头，住在租界里的刘鸿生毅然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的重任。他还组织了刘氏企业伤员救护队，并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他的煤业救护队干得最有声色。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后，刘氏企业绝大部分被日军占领。1938年，原来谦恭有礼的火柴联营合作者植田贤太郎摇身一变，以日本军部代表身份，前来威逼利诱刘鸿生落水，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刘鸿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一个深冬之夜，毅然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当时西南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孔祥熙就向蒋介石推荐了刘鸿生。刘鸿生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立刻行动起来，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他于1938年7月8日亲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考察，准备投资设厂。此外，他还让第四子刘念智负责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布置“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偷运出来的纺、织、染等相关器材共500余吨，经过装箱，原计划由越南海防转运昆明。然而，当法军在欧洲失利之后，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很快成为了日军的囊中之物。刘念智迫不得已，只得临时决定将器材由香港经仰光转运重庆。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尽管刘鸿生想方设法弄了几张“委员长手谕”，仍是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派刘念智飞往仰光，亲自办理转运。刘念智到仰光后发现，当地待运货物，堆积如山；从各方面来的转运人员，密集如蚁。西南运输公司管理混乱，贪污成风，根本不可能依靠这样的官僚机构办好运输。于是，他下决心买进了12辆美国道奇卡车，准备依靠自己的车辆来完成500吨的运输任务。从仰光到重庆全程2500英里，都是高山峻岭，路途艰险。特别是从贵阳到重庆这一段，要绕过72道弯，坡度急，路基差，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翻车事故，使人胆战心惊。刘念智亲自率领车队前后来回了5次，自己也尝到了一次翻车滋味，幸而没有死伤。路途艰险不说，单是关卡林立，贿赂盛行，就令人苦不堪言。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向美英宣战，猛攻缅甸，1942年初已经将战火烧到了仰光附近。刘念智在装完最后一批器材离开仰光时，已经可以听见郊区传来的隆隆炮声了。他命令车队开足马力，驶向腊戍。路上车辆拥挤，敌机跟踪追击，腊戍每天都遭到轰炸。当时，有一批从国外空运到腊戍的新式毛纺织机件300多吨，急于装车内运。但西南运输公司奉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的指令，不准这批机件装车，交涉多次，没有结果。几天以后，敌军开进了腊戍，这批宝贵机件不幸落入敌人之手。腊戍陷落后，刘念智的车队和别的大批车队又向保山行进，敌机继续跟踪追击。保山一炸，死伤达5000人，尸横郊野，血染沟渠。仅和他同行的7人中，就有3人失踪，1人伤重死亡。刘念智走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方回到重庆。与此同时，应刘鸿生召唤，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3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链接：买通日军少将深夜运设备
章华毛纺织厂，设在上海的浦东，当时已被日本海军占领，因此表面上说是拆迁，其实是偷运，即从日军防地偷运至公共租界，这无异于虎口夺食。当时，有位瑞士籍的名叫E·惠特勒（E·Widler）的国际冒险家愿意承担这项危险工作，代价为每吨1000伪币。他告诉刘念智，他已经向日军司令部的一名少将行贿打通了关节。虽然如此，他们还必须在深夜等候时机才能分批将机器和原材料从浦东偷运出来。偷运的工作前后持续了6个月左右，每次偷运时那位冒险家手里总是紧握着手枪，满脸杀气，露出随时准备搏斗的凶相。他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刘念智说：“横竖我俩的命运已经捆绑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观宇/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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