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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晓波 北京报道
1937年底，要不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一位办事人员的疏忽，齐武也许不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度过后来六年的抗战时光，或者如他自己所说，至少会作为一位军事指挥员战斗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而不是一位边区政府的“文员”。
2005年7月10日午后，在位于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家里，他用四个字对记者概括了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有取有予”。
“当然，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莫过于减租减息了。”双手摩挲着自己写于解放前的一本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诞生》的红色硬布封面，年近90的老人不紧不慢地说。
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一直以来，这本书被国内研究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学者们奉为入门必读书目。
但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当初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供研究之用，“是上级要求的，为了配合宣传革命根据地的政策和形势，也顺带反击解放区之外对根据地的一些不好的谣言。”
1938年，年仅23岁的齐武辗转进入延安，在抗大一分校学习数月，随即被派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
“因为我读过高中，应该还算革命队伍里的一个知识分子，组织上就安排我在边区政府做了一名文员。”据他说，当时的主要工作除了帮助起草一些文件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战士和群众宣读和解释上级的文件政策。
1939年1月，齐武到达太行山区。此时，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正面战场上，武汉会战使日军速胜战略遭受沉重打击，侵略的步伐已经开始放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和封锁日益严酷，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更趋紧张。
而此时的根据地里，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减租减息运动正在逐步推广开来。
减租减息就是“挤牛奶”
“当时的太行区减租减息工作做得不太好，在基层干部群众甚至上级干部中，土地革命那一套还很流行。”齐武记得，当他刚刚进入根据地的时候，太行山上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
减租减息的提出其实早于全面抗战的开始。1937年5月，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将土地革命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转变。
但后来者一般都以为，减租减息政策的形成始于洛川会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建立包括最广大爱国群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为这一政策在经济上的呼应，变“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政策为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边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
晋察冀边区的创始人聂荣臻将这一政策称为“挤牛奶”式策略。“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但当时，在各个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情况却参差不齐。
晋察冀的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是当时各边区的样板。1940年初，太行区党委要求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路过晋察冀时，顺便问问人家是怎么搞群众运动，怎么搞合理负担的。齐武记得，“代表们从晋察冀带回两件真经：一是减租减息条例；二是统一累进税。”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在总结了抗战以来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经验之后，第一次正式颁布了详尽统一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完全形成。”
由此，减租减息开始在各解放区普遍实行。直到1946年年中，减租减息政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
农业对边区经济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减租减息政策中，发动农民仍然是头等大事。
“解放前中国农村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就是土地和债务。”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宏运认为，如何缓解紧张的土地关系，减轻农民身上过于沉重的租税和债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展所要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从当时各边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减租减息政策对农民收益的提高是明显的。仅1940年6月，晋察冀边区的四个专区就减息达32万余元，其中2个专区减租12万余担。
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粮食部的施政报告却表明，在国统区，“农民终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给地主，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来说，成都附近一带，农民所纳田租，最高的竟达收获量的73%。其他各地大概有60%归地主。”
各根据地政府还采取措施，在不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的前提下，改善土地关系。通过没收汉奸土地、出租逃亡地主土地、开展“抽地换约”运动、鼓励开荒种粮等办法，使农民手中的土地数量得到较快的增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1940年，抗日根据地的农业获得抗战以来的最好收成，比1939年增长了1.3倍，甚至有些地方的产量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而1936年是抗战前中国农业产量的最高峰。
“农业的发展对边区经济全局起了决定性作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金铮认为，抗战时期，边区公营及私营工业虽有一定发展，但毕竟有限。因此，农业在边区经济结构中仍占绝对优势，对边区经济的整体运转起到了保障作用。
农业是边区政府的依托，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首要地位。据统计，在1942年，粮食征收占晋察冀边区总收入的四分之三。
1941年开始，由于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国民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政拨款和物资拨付，外部捐款的通道也被堵死了，根据地财政更趋紧张，统一累进税制开始大面积推广。
与之前只对地主、富农等富裕阶层征税的制度相比，实行统一累进税之后，税赋的负担面扩展到有地农民。
齐武记得，当时的太行边区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存粮存款不负担”，“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农民自己”等政策，以缓解新税制对下层农民的压力。
有关数据表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后，根据地农民的负担仍然比较轻。据1942年晋察冀边区冀中区的调查，贫农、中农负担分别占总收入的3.8%和9.8%，而净余分别占总收入的5.8%和16.9%。
而部队和政府机关的日子也能勉强维持下来了。“总能吃饱了，虽然很少有大米白面。”据齐武回忆，当时太行区除了火柴以外，几乎所有的物资都能自给自足，甚至有盈余和出口。
“整个抗战期间，边区饿死人的现象极少。而在国统区河南，仅1942年就饿死300万人。”李金铮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依靠根据地农业生产的支撑，八路军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大。
共产党为什么做成了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基本内涵和后来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大致差不多。”魏宏运教授对记者表示。
1927年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强令在全境推行二五减租，将地租的上限设定为总收入的37.5%，并限定借款年利不得超过本金的20%。
而二五减租，当时只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五省政府发布这一命令，五省中则只有浙江真正试行过，最终以失败告终。1931年春天，浙江忽然发布一个新的命令把法定的租率增加了一倍。
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推行之后，也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来自地主们的阻挠，他们企图用自耕、出卖、分家等手段，将土地化整为零，使农民无地可租种；或将租额提高，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而对于减息，他们纷纷以停止放贷对付。
而农民也有他们的顾虑。一来在观念上，农民普遍存在地主地多也有理的想法；二来他们也担心这样的政策在敌我进退频繁的根据地是否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对此，边区政府采取的办法是频繁派工作组下到村里，集中力量教育发动群众，教育训练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加强宣传，造成声势。
“关键是一竿子插到底！”李金铮认为，中国共产党这种将组织建立到最基层去的做法，是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所难以做到的。而且与地主阶层利益的先天距离，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减租减息政策充分落实的一个根本原因。
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和政策的不断调整，减租减息运动终于从1942年起在各个根据地普遍推开了。
据当时对太行区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显著下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从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
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则显著上升，由1942年占农户数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农占有的土地则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
“中农阶层的壮大其实是中国农村社会改革的一条理想道路。”李金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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