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转轨
我是高小毕业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六年级，所以说没上过中学的，中学的那些课本就是从头读起。两个月之前听说要高考，然后就把这些书找来，就看这些书，当然那时候主要复习，文科平常靠读杂书的那些底子去考试，没学过就是数学。
我那会儿在兵团的炕头上看杂书，有什么看什么，马列全集也看，苏联小说也看。有的人问我，你看这管什么用？我说我也不知道管什么用，但是我就看书。到那个时候这些杂书就起作用了，文史哲经那些考试科目，基本上靠平常看这些杂书考过了。所以读书总是有用，从功利的角度也是有用的，考大学的角度，最后也是有用的，更别说，如果我们更系统的学习的话，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高考）那时候我已经在县文化馆做文化青年了，插曲是我不够资格考试的，因为我没有上过中学。但是后来我申请，文化局长还是批了，后来我考上了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是不认为你能考上，你一个小学生，我不认为你能考上，我批了你去考了，没想到你考上了。
那段经历，一直到考大学这段经历，我说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还不在于就是说这是一段我们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发生的这种事情。最关键的时候，最关键的事情是，那个时候真是中国经济的低谷。
那时候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那时候都挨过饿。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40年绝无仅有的成功实践中，有幸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得天独厚，挖掘和探索了经济学研究的空前富矿，并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学贡献和意义。】
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制度变迁、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经验。
改革的整个过程，应该说为制度经济学，特别是转轨经济学提供了新鲜材料，也能够从当中看概括出很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关于渐进式的改革，最初争论比较多，后面大家争论不太多了，前苏联东欧就是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大家发现其实激进式的改革破坏性非常大，而且也并没有很快就完成这个改革，为什么呢？破坏一个旧制度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的，但建立一个新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也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像我们的改革，往往就是这块改了那块出现短板，这块改了以后，那块又出现了瓶颈，要不断地进行调整，要不断地在各个领域里面不断推进，整个体系才能够更有效的运转。所以应该用一种系统的思想来看待制度，看待制度的变迁。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改革的过程能够提供的一些新鲜经验，能够揭示的一些规律。
最近这些年我经常说一句话，借鉴中国改革经验，深化中国经济改革。什么意思呢？我们前期都有了很多比较宝贵的经验了，而且它从逻辑上也应该说是完全成立的，作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完全成立。比如说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个的逻辑在哪儿呢？这从理论上逻辑，它总有既得利益。任何一个改革，旧制度再不好，旧制度都会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你要让这些人接受，让大家普遍接受改革的话，有些既得利益，大概你得暂时保证它，你要使它仍然能够存在，打消很多反对的意见，这样才能使改革继续推进。
我们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也是先保住一部分，大家基本的票证的那些东西，基本还保证你价格也不变，然后放开了另一轨，放开了自由市场这一轨，那么逐步逐步转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也是老人那部分东西先保住，然后把新的变，把新人的部分，制度变化了，然后让这块继续发展。
从长远来讲，你只要是新制度真正优越于旧制度的话，那个旧的东西它就停在那里了，新的东西不断发展，新的东西越来越大，旧的东西自然的它逐步逐步就并在新的里边，就逐步消化掉了。
我在2000年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就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了中国经济一系列的现象，解释了理论逻辑过程。这个应该就是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理论了。其实各个国家在做各种变化的时候，这个理论都可以应用的，不光是说改革国家。其实发达国家你仔细想一想，它很多的变化，也都是用这种方法是可以解决的。
你比如最近说房地产市场，要讨论房产税问题，我说就是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老房子已经不重要，老房子已经发生了，它的交易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未来的价格，对不对？你只要未来的房子都有房产税的话，逐步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老房子，比如说你交易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了新房子了，他也要拿税了，一部分就变过去了，然后最晚不过70年吧，达到70年了，大家的产权到那时候，那时候开始再交税嘛。是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这部分利益，大家过去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先保住了，那这个改革推进起来就相对就容易多了，所以说不要纠缠那些历史的那些东西，让新的制度赶快发展，我们的体制转轨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
所以，中国的改革就不仅仅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所谓的转轨国家，具有一些启示，而且应该说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人类行为的社会的一些基本的行为规律等等，我觉得都是有启发性的意义，都可以使我们在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能够概括出一些新的理论，能够为未来的经济决策提供一些新的经验。
尽可能使改革能够顺利一点，反对的力量小一点，克服这种利益冲突当中的这种反对或者反抗，这是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中国的改革是转轨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基础。以前有很多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也有叫做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的理论，基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机会，你比如出了一些新的技术，当年出现了瓦特蒸汽机，珍妮纺织机，新的技术的出现使得生产力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就看到了这里面新的机会，为了捕捉这些机会，人们就去改革了各种制度。
比如说当时西方的农奴，封建制下的那些农民，最初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是不能出去打工的，你不出去打工，工厂需要工人，那么他们就为了这个，逐步逐步地改变了制度，这就叫做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特点在哪儿？就是说当事人谁都不知道这个制度将来会发生到什么变化，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时在中世纪那种社会条件下，大家一点点小的发生变化，都是适应了当时的一个特殊的需求，但谁都不知道最后会变成市场经济，最后会变成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经济，大家谁都不知道。但是它就逐步逐步发生了。
那么我们的改革不是这样的过程，我们称它为转轨。这不是说叫制度变迁，制度变迁英文叫Change。那么这个制度转轨就是transition，transition这个变化呢，它是我知道要到哪儿去，我知道我要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有人说了，也许一开始我们不叫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不知道要去哪儿。我说其实不见得，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怎么过？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要过这个河，他知道有一个彼岸，这个彼岸最初我们叫商品经济、商品要素，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它正式定立一个，我们要到市场经济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大概是知道的。
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派了十几个访问团到世界各地去考察，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考察什么？考察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那个市场经济怎么搞的？人家的经济怎么发展的，生产力怎么提高的。那么应该说是有这样一个目标模式的。知道大概要往哪儿去的，而且这个目标并不是一个理论上存在，没有实现过的东西，而现实中存在的一种经济制度转轨，不是像历史上制度变化，我不知道往哪儿，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就知道一个小的临时的一个需求，我就做了一点改变，最后变出了一个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大概是知道，尽管细节不知道，尽管不知道怎么过去，不知道怎么转轨，但是大的目标应该是知道的，这种就叫制度转轨。
因此可以说，这次制度转轨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吧。当年中国的过渡时期，中国转轨有点像这个，那时候我们从农业社会要转变到、转轨到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时候应该说是有一个目标的。苏联当年它有一个目标，但是它那个目标它是理论上的。当时的一些共产党人提出的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样的思想，也不能说那就完全是马克思的思想，但是就是说有这么一种想法，理论上有这么一种制度的蓝图，大家朝那个地方就转过去了，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是个转轨，但是它不是向一个已经存在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转轨。
中国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转轨和东欧苏联的制度转轨都属于这一类，属于后面这一类，大概知道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当然目标你定的不一样，比如说苏联就是要回到欧洲去，当时俄国，就回到欧洲去，就要实行欧洲的那种制度，我们不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无论如何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制度，什么样的体制，不能说是完全的我都制定好了，现在我们在不断摸索，还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大概知道一个目标模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实践，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践。
【2018，中国人最重要的记忆之一，可能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的中国，再次走到了历史的路口。在历经40年改革开放后，“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未来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没有别的选择，改革再出发，永远在路上。】
进入新的阶段是四大特征。
第一就是深化改革。大家发现中国经济之所以还很落后，其实是因为我们制度上还有很多缺陷，我们的发展动力不足，我们怎么发展民营企业，怎么改革国有企业，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怎么调整，很多很多事情都还要继续深入，所以我们40年，可以说是一个节点，但是40年进入一个新的改革的阶段，深化改革的阶段，这是第一。
第二是开放。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迫使我们思考，在这样一种世界环境下，在面对美国可能对我们进一步的更多的封锁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开放？我们怎么进一步改革我们经济制度，和国际跟全球经济制度之间的这种互动的方式，我们怎么在世界市场上和别人竞争？我们这种，不仅仅是商品制造业的开放，而且服务业的开放。我们的领导人最近也反复强调，我们要进一步开放，要深化开放，要扩大开放，还要搞什么进口博览会，特斯拉进来，到现在都是百分之百的股权，这都是进入新的阶段，开放进入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自主创新。以前我们最早阶段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叫发挥比较优势。很多国家就光有这一点，走着走着就停了。好在我们后来，我们发挥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学习。怎么学习？在开放中学习，我们当时没有知识，别人有知识，我们就开放，引进外资学习，派出留学生学习，我们跟国际交流学习，都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引进外资主要的不是钱，当时一开始，钱是很重要的，现在引进外资主要的不是钱，我们不缺钱了，我们缺知识。引进外资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发达国家两三百年都在那里认真在做科研，在发展市场经济，积累很多知识，都是我们要学的。学了你就省事了，学了你就可以走捷径了。
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节省了什么？节省的叫做试错成本。风投投十个，一个成功了就成功了，那九个都叫试错成本。这钱花哪儿去了？最近大家都开始知道了吧？中国开始自己创造了。
我们幸亏发挥了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得以不仅仅增长了十年、二十年，就起飞，而且我们能够持续三十年、四十年，后边第30年、第40年，我们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后发优势，靠的是学习。
作为落后国家，我们是需要学习，减少这种试错成本。但是我们老是依赖这种学习的过程，就容易产生依赖，依赖什么？就老想着学别人、模仿别人，而忽视自己的自主创新，忽视产权保护，忽视这一系列东西。中兴事件提醒了国人，第一，我们还是多么的落后。第二，我们今后的发展可能还要继续努力地去学习，但是恐怕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能够培养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所以我说到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叫自主创新。
第四，也是40年一个节点，我们过去老说我们的储蓄太高，消费太低，我们储蓄现在仍然很高，占GDP的44%，这个在世界上也是最高，历史上都是很高的。历史上日本、韩国很高的储蓄率的时候，基本都很少一两年超过了40%，基本都三十几。 我们这20年在40%以上，有的时候到了50%。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间节点的问题了。
过去20年老说我们要增加消费，但消费老是不能增加，而且还在下降，这就不是你能不能增加的问题，是你没有认识到规律，是可能规律这时间还没到你增加消费的时候。那么过去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一代人，在他们挣钱的年代，他们没挣过什么钱，也没储蓄什么钱。你想他们当时一百块钱的收入，我们现在小年轻都可以挣一万块钱。一百块钱的收入，同样30%储蓄率，存个30块钱，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只能花这30块钱。而在这个阶段，前两代人退休，想想我们的老一代人，特别想想我们农村的那些老一代人，他没什么钱，没什么消费，等到他老了退休以后，没有什么消费的。
但是在这个期间，特别是我们后面20年这个期间，想想我们收入增长的速度，想想我们后来的这些人，就业的这些人，同样30%的储蓄率，那可能就储蓄3000块钱，然后等到他老的时候，他消费，他就按照3000块钱的标准去消费，就按照3000块钱的储蓄所能提供那个财富、提供那个收入，他能够消费，以前的人只能按30块钱的储蓄，所提供的那些收入来进行消费。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储蓄率特别的高。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新人的储蓄还没到花的时候，老人只能花他原来那些储蓄，所以这时候宏观储蓄率就特别的高。40年正好是一个节点。什么节点？人20岁工作，60岁退休，一共40年的时间。到了这40年，不是说完全这种情况就变化了，但是这种代际之间的这种变化就开始发生了。
什么意思？就是有钱的一代开始要退休了，从现在开始退休的人的消费水平跟以前大大会有一个提高的话，整个我们居民的消费水平会有一个提高，我们的消费率会提高，储蓄率会相对下降，这样我们的经济结构会更加的合理，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地改变了我们过去，叫了20年没有发生变化的事情，就是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情况，开始会发生变化，这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外贸顺差，包括我们的外汇储备，包括我们一系列的财富的增长等等，都会发生很多的调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说也是中国经济的历史进程到了一个新的节点，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说是历史巧合，不是历史巧合也好，也标志着中国要进入一个改革发展开放的新阶段。
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多次挨饿，小时候60年代的闹饥荒，我们到了东北，也是都是挨饿的，然后整个国家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应该说在77年、78年我们上大学之前的那一段，那是确实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的一个低谷，然后学了经济学，就多少懂一点经济上的事情。然后就看着中国的经济从低谷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一直走到今天。
应该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吧，赶上这么一个时代，经历了低谷，又经历了这种复兴的过程，应该说是再也不要去回到出现低谷了，怎么能够使中国经济逐步不断地能够上升，不断地能够伟大复兴，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需要认真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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