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改革：魏杰回忆录

　　对我来讲，76年到77年好像就是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因为我特想上大学，但那个时候我们叫推荐，即五年以上公社推荐，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尤其是到77年，那时我已经25岁了。结果没想到的是7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

　　11月份考完试后，我就等待着通知，因为那个时候，考试的人人太多了，但就招那么一点点。直到春节我还没看到通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单位传达室的一个老先生，是河南人，很大的嗓门，在大门口喊我，说有挂号信，我就赶快从办公室过去。一看挂号信，那个信封底下写的是西北大学。而且是很漂亮的一个信封。西北大学，我就想到了是不是入学通知书，兴奋的手都开始发抖，费了半天劲撕开它，就是通知书！

放弃上大学直接考研究生吧

　　没想到我们这个班报到的时候，校长还专门到我们班来，他在会上讲你们班是我们学校今年招的分数最高的一个班。刘世锦，张维迎、冯仑，我们都是一个班的。

　　【考入大学的欣喜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魏杰就发现，虽然当时已经是1978年，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总体上社会和学校中的思想还是禁锢在以前的东西上，左的东西在教学体系里的影响依然没有太大改观。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整个社会乍暖还寒。】

　　那时批四人帮，只批他的所谓左，但那个时候的标准就有问题，不然就没后来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了。所以，我对课程就有一点提不起精神来，觉得好像我要学的不是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又改革了，恢复研究生考试了，而且当时规定，不讲学历，只要能考上就行，没有本科学历也可以，叫同等学力可以考试，我就琢磨是不是就别这样上大学了，考研究生吧。

　　所以从78年的9月份开始，我就准备考研究生。当时研究生考试压力最大的是外语。我们班有一个同学英语很好，就是冯仑。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总工的职称，所以他英语很好。怎么办？星期天我就跑冯仑家里，他给我补习英语。

　　就这样奋斗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参加了79年的研究生考试，没想到的是，后来西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的人告诉我说，我那年是我们全省研究生考试第一名，高分考上。

　　【而研究生毕业论文经历的波折，魏杰至今记忆犹新。其根源就是由于他在读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和当时的主流观点不一样。可见当时思想解放的破冰之路何其艰难。】

毕业论文被折腾得很惨

　　毕业之后有一件事成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论文，回想一下可是把我折腾死了。因为那时我们经济学有三本书，当时叫“三论”，是一定要读通的，分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通论》。到毕业读完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些思想。

　　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市场不是社会制度因素，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人类社会有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一个是计划，一个是市场。我提出来中国是不是要加大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作用以及市场调节这些东西，结果就因为这个论文后来折腾得我很惨。

　　我们关于市场问题提法上有三个时间节点，一个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改革的文件出来之前，我们当时的提法叫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我在还处于那个阶段的时候，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时候，而提出来市场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中国应该加大对市场的力度去调节，这样一来就很难通过，因为当时的总体没调过来，还没有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84年才提出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然后88年提出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92年提出市场经济。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逻辑顺序。我写论文的时候，我还是讲市场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论文通不过，那就是必须要修改，不能过分地强调市场的作用，所以这个论文写的初稿很好，我现在看起来都很顺畅，但是要不断地修改，要修改和什么吻合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相吻合才行。

　　所以，说句老实话，那个时候思想解放是很艰难的。就是不行，为什么？你和宪法冲突，你和主流思想冲突，你必须要修改。

中国改革的三大阶段

　　说句老实话，我们真正的经济上开放应该是84年，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那个文件出来，84年11月份，才真正开始启动了经济改革。在此之前应该说政治上校正，所以到了92年以后，才提出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提法。

　　我们的市场、计划，一开始叫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提出计划经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市场经济了。（后来）又返回来了，又转向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际上91年的时候，连“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都不准提了，因为这个接近市场经济。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才提出市场经济问题。我们这代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间成长起来的，基本经历了每一次重大理论的争论和冲突。实际上真正地开始，我认为应该从92年算起，92年中国经济改革里真正的深层次改革开始启动。

　　92年开始，可以看一下我们后来的改革进程，基本上触及到了我们传统体制的各个方面。

　　如果从92年开始算的话，到2003年之后11年左右时间，我们整个体制都受到了冲击。那么应该说这十年是我们改革最为深刻的十年，最为激烈的十年。

　　企业破产、工人下岗、收入差距拉大，各种（新闻）报道这些事件。所以到了03年以后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有人对改革有点怀疑。在04年左右的时候，人们对改革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所以在04年之后，我们的改革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是人们在思想上要逐渐适应新体制的阶段，是新旧体制磨合时期。

　　所以后来大家看我们提科学发展观，所谓民生、和谐社会是这一段的特点，在此之前的是产权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宏观经济改革等等，到了差不多2003年以后，就看到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民生等等，因为磨合期差不多磨合了近十年，才进入到现在，进入全面改革。那就是不仅是经济改革了，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文化、生态、社会五大改革。

　　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改革是三大阶段，2003年以前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触及到中国体制里几乎各个方面，从产业制度到宏观经济改革，到所谓的计划市场，到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是最激烈的一段时间，对传统机制冲击最厉害的。

　　结果这个阶段的改革是以效率优先，导致了原来的工人下岗，所谓的失业，再就是收入差距的拉大，所以导致一个社会的思潮，人们在怀疑改革，是不是改革就这样？

　　所以，实际上在2003年以后，我们政策做了调整，那就是更加强调科学发展观、民生、和谐社会。那么超过十年时间，磨合的体制，新体制和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冲突，实际是磨合阶段。到中共十八大之前，这个阶段差不多磨合得可以了。所以，经济改革应该说在十八大之前，基本体制建立起来了，所以十八大之后逐渐转向了全面改革，就是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经济。

　　它是一个起伏的过程，不是一直这样上升的，实际上是一个有冲击，然后它就停下来了，不断地磨合，最后再往前走。我觉得是三个阶段，就是大规模改革传统体系阶段、新旧体制磨合阶段、全面改革阶段。

国企改革重要阶段：抓大放小

　　实际上我们国企改革是改革中重要的改革，它主要发生在1992年到2002年之间，那个时间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抓大放小。后来国企之所以脱颖而出了好多所谓500强的企业，就是因为那场改革基本上把中小企业全放掉了，剩下来的像央企，主要集中在生产公共产品的企业和技术创新和投资比较大的企业，这样两类国有企业实际上生存下来，像所谓的电力、电信，像所谓的高端装备，就是公共产品类的企业，符合它的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技术的高投入，一般的竞争受不了，所以国家在投入。

　　这些国企留下来了，大部分企业转岗。之所以国企后来转向到了目前这个状态的原因是经济抓大放小。中国真正的国企改革应该是92年到02年，那次基本上国有企业的这种竞争性，所谓适合于非国有做的基本上放掉了，全面放掉了。所以剩下来的就是这两大特征，它比较适合国有企业的特征，所以存在下来。

　　我们经常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改革，就是抓大放小。

　　这场改革实际上是把大量的中小企业放掉了，走向了多种经济成分，而把最适合于国资体制的这种产业和这个行业集中起来了。这些产业行业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特征相对应，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了，实际上是我们对这种选择调整了，那些根本就不可能适合国企搞的就不用再搞了，放掉了。实际上（是）我们在选择最适合于国有企业做的产业和行业的过程。

　　【1993年之后的国企改革，主要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进行的还有确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国有企业战略布局调整和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等。经过战略性调整，一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关闭或解散特别是改制转型等途径有序退出，变成股份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国企总量大幅缩减。截至2004年8月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由1998年的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数量的压缩，有助于留下“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更好地谋定自己的价值空间，同时也能让更多非国有企业在非“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里加快成长。这是一场壮士断腕的改革。】

国资委和国企关系如何界定？

　　我们不应该否定那个阶段的那些改革者，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完成了一些事情的。我们一般讲国有企业的自身活力、讲资本讲的多了一点，实际就忽视了那场改革，那是多少人努力的结果。

　　那十年的（国企改革）波澜壮阔，以员工很大的代价完成了改革，那是真正国企改革的核心。

　　我们不要笼统的讲，国企改革搞好了，而是要讲选择，国企选择了最适合的做，而放弃了它不适合的，这是最大的一个改革成果。

　　大的企业形成之后，我们的改革继续推进，转为在国资改革上不是国企，因为国资、国企是分不开的，只要把中小放完之后，剩下这些生产公共产品和技术创新很强的大企业的时候，它的重点实际上是国资改革，就是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

　　这个改革上实际上经历过一段时间，我的印象很深刻，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国企搞不好的原因是多头管理，就是一个企业被好多机构管，原来我们有产业部，纺织工业部、冶金部，制造的一机部到七机部，所以一个企业经常被好多机构管。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就是我工作过几年的那个地方。当时，成立那个机构就是要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结果因为体制有一点扭曲，后来改革中就把它又撤销了，然后成立了经贸委。到中共十六大的时候，撤掉监管层，成立国资委，这和国资委原来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都想解决所谓的多头管理问题，变成一个机构负责任，那么这个改革应该是到位的。

　　但转向一头管理之后，国资委和它管的央企是什么关系？如果国资（委）仍然是政府的话，还是政府管企业，就是政企不分。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了。要解决多头管理完成之后的一个机构来管企业的时候，那么这个机构和国企的关系怎么解决。所以我估计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现有的管国资的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怎么来界定，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张文中案是法律滞后的结果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张文中、顾雏军等案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无罪，原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产，依法予以返还。新华社报道称，“张文中案”依法改判彰显中国司法保护企业家权益之决心。

　　张文中1994年归国创办北京最早的超市——物美，2003年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零售企业，《财富》杂志曾评价说——“如果你想看一下零售业的未来，建议阁下省却造访沃尔玛的时间，为您自己买一张前往北京的机票，去看看物美。”2006年11月张文中被带走后，物美停牌10个月，取消了与花旗签订的8600万美元新股配售协议和多项并购计划，并错过了后来的一系列重大机遇。2009年3月张文中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等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而另一起产权大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的顾雏军案件目前也在进行中。作为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办人，顾雏军控制科龙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2005年9月顾雏军被捕，2008年因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案件的再审显现出深远的意义，成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法治事件。】

　　实际上他们的案子，是当时法律滞后的结果，他们没有违法，当时不应该给他们判罚。我们当时在法律上有一条，办企业的资本金国家规定，办这个企业一个亿、十个亿还是五个亿。这个规定等于什么呢？等于事还没干，两宗罪等着你。一个叫虚报资本金罪。一个叫脱逃资本金罪。

　　他们两个人的罪都是这一条，实际上这个不是罪，而是当时法律滞后导致的，所以现在要重新调整过来。当然他们几个案子最终的问题还是关于保护产权的问题，保护私人产权，私人产权和公有产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你不能因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做生意，国有企业赔了，民营企业赚了，就认为侵犯了国有公有产权，这是不对的。

　　张文中的案子很大一块是我们的法律滞后引起的，所以现在要调整他们当年的说法，这应该是改革的进步。尤其是我们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有一个改革是一直应该肯定的，关于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保护产权。因为大家知道，40年以后谈改革，重要的问题是大家都是财富的拥有者，怎么保护私人产权。为什么人们一富就移民走？不是因为外边的空气好，外面教育质量高，而是担心财产会不安全，所以移民，因此我们必须保护产权。

　　而保护产权要给社会有一个信号，一种信号就是对过去案子的重新审理，给社会一个交代，你看真是要变了，要保护私人产权了，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改革的下一步：保护财富安全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重审张文中案成为“落实党中央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政策的一个标杆案件”，对企业家们安心创业、放心投资、专心创新有着积极作用。但人们更希望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那个文件极其重要，因为它指导了我们2017年推出《民法总则》。《民法总则》2017年两会通过了，《民法总则》的核心是保护人权和产权。所以对保护产权也做了民法上的详细规定。这个法去年10月1号起就实施了。应该说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人们已经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了，人们要关注财富安全问题。

　　人们很焦虑，就是财产的不安全。所以，实际上下一步改革重要的是要做到一条，要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除了把过去一些案子重新宣判之外，还要真正做到要保护老百姓的财富安全，这是个关键问题。

　　所以，提出保护产权这个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是在下一步或者是一个要继续做的事情。我估计下一步应该要对产权保护具体化。《民法准则》是一个原则，但是未来要逐渐落实才行，因为这是影响未来中国长久发展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改革实际上从总的经验教训来看，有一个重要的要总结的就是，法律改革必须超前，就是这个教训，因为它滞后，要有一系列的牺牲，以人为代价，以牺牲一些案例为代价。改革中间我们一直是有了实践才琢磨法律改革，实际上应该是之前就调整法律中有关改革的问题。所以在改方案出来的同时，就要马上动手解决法律问题，这个是我们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许多事情要法律先行的，我们要树立这个概念，不然不是法治社会。

未来的社会以民富为核心

　　这40年，我觉得中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有一个要点大家讲的不是太多的，我觉得加强要讲，就是给人们充分选择的自由，一定给人们释放充分的自我选择。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个领袖身上，要寄托在人民群众深厚的基础上，那就是给所有人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我们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选择的空间越多，自由性越强，积极性越高，发展就越快。

　　我觉得40年的经验就是不断地给人们释放可选择的自由空间，这是最关键的一条。

　　我们再谈改革，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原则问题，强调民富的问题。小康社会一个人都不能落下，就是这个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未来可能要长期坚持。

　　我们讲的所谓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现代化强国，是以民富为基础的。现在我们制定小康社会，一个不能落下，扶贫，大家注意，已经以人民的（富裕）程度作为我们判断的指标。那就是我们讲的，前十年国富，后十年民富，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

　　未来的整个指标是以民富为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别的。

《亲历改革》全集

　　【第一集】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

　　【第二集】杨伟民直面改革难题：为何难推进难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