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改革：段永基回忆录

工程师天天看报喝茶打排球

　　我从离开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加入四通，这也是个故事。当时我在研究室当研究室副主任，我是航空部最年轻的研究室副主任，算副处级了啊。我们处里边将近一百个工程师，可是每天就是干两件事，一件事，上班以后看报、喝茶。还有一件事等着工间操的时候打排球，打羽毛球。为什么？因为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项目，所以工程人员全部都在浪费。

　　这时候更让我刺激的是，我们那个研究所在太舟坞，我们所有多大呢？有一万人，光工程师有一万人。但是我们所里边只有一个供销合作社，我们因为人一多呢，跟供销合作社的关系又不太好，所以我们是八点钟上班，供销社是八点半开门，我们是下午五点半下班，它五点就关门了，成心治你这些知识分子。

　　所以我们的人要买肉、买菜都得中午。那个时候大家工资又低，买点肉，一次大概排一个小时队，你想光科研人员一万人，家属好几万人，要买点肉你得排多长？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队，烈日炎炎。然后买肉买多少？买三毛钱的，买五毛钱的。

“逼上”四通

　　我当副主任之后，我说咱们得创收啊，给大家发奖金。怎么创收呢？因为我是清华的工化系的，我的好多同学都是在东方红炼油厂、胜利化工厂当厂长、副厂长，因为化工厂有很多催化剂，催化剂都是贵金属，白金啊、黄金啊、白银做的催化剂。催化剂做完化学反应就是废品，我去找他们去买这些废料，对化工厂来讲，他们觉得这个废料没用嘛，很低价卖给我们。多少钱呢？两块钱一卡车，那我就从所里弄了好多卡车去拉这个废料。拉回来以后，我们是搞材料研究的，我们都会啊，就利用下班时间，从这个废的催化剂里提炼白金、黄金和白银，还有钯。提炼以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拎一个小包，就卖黄金，就到国家物资局去，那个时候是统购统销，不能随便卖的，卖完以后就收了钱，收钱的97%交给所里头，3%用给我们室里边发奖金，这样我们室是全所奖金最高的。

　　当时我给大家提的目标是什么？咱们今年的奖金争取买台冰箱，因为我看都是工程师，太痛苦了，排两个小时队买三毛钱的肉，就受这个罪，我们买台冰箱。我说明年咱们的目标是买台彩电。

　　结果这个事被所里，我们所党委领导特别左，那个党委书记，我们所开职工代表大会，各个研究室选，我差三票就满票了，那我也当选了，虽然不是满票也当选了。结果我们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所党委研究，让你辞去职工代表这个职位。我说为什么？说你室里这套做法不太符合这个要求，你整个搞福利主义。

　　我说第一我本来就不想当。第二，你现在选我让我当，你要让我辞我不干，你得给我讲个理由，我说我是副处级干部，是经过航空部党组审查的，我说政治上没问题，凭什么就不能当职工代表？我坚决不辞。

　　没办法，又组织全室重新选举，就说了这个段某人不适合，党委研究你们重新选职工代表。一选，我全票当选了，因为那三个反对的人说职工代表大会啊是摆样子的，我们不愿意让小段去，是不愿意他去浪费时间，让他带着我们做更多的创收，现在你们既然是不让，我们全都同意他当职工代表，就他能代表我们的利益。

　　那所里边僵了，后来给党员开会，说再开第三次选举。

　　这个时候就开始公开批判我。那我就拍案而起了。我们三十年革命，我们的工程师连台冰箱都买不起，你们还批判我叫福利主义，什么叫不福利主义？我说难道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一家子喝大锅清水汤叫不福利主义？党委就全所批判。

　　这时我们所长说，我们所长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说段永基，我知道四通公司要拉你去，你别在这里呆了，你就走吧。

　　当时是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四通84年创办，四通一直拉我来，其实我挺保守的，我不愿意自己去发财去，我愿意带着我们研究室一块儿。所以我当时做这个废催化剂的提炼，是和四通，因为我们研究所没有帐号，收钱也不好（收），卖了黄金钱往哪儿放啊，是吧？所以在四通这儿挂了一个叫“四通蓝天涂镀渗公司”，就是利用四通公司开了一个帐号，为我们研究室来收钱，然后给所里交钱，这么着。所以四通一直挖我来，那我就不想来，但我们所长知道，说段（永基），你干脆上四通吧。第二个，当时是研究生要离开这个单位的话要交钱的，要交3万块钱，当时1985年，3万块钱，那是最大的钱，是万元户，已经很富了，交3万块钱，我说我没钱交啊。他说算了，你这个钱也别交了，你是不得已离开的。我是这么着离开航空材料研究所。

　　然后我们研究室好多人也跟着我一块儿上四通了。

来自美国的680万美元

　　【四通公司的名字，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必须要提起的。自80年代以来，在层出不穷的中国企业中，以民有民营的模式发展高新技术，由小做大，四通曾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四通，85年推出了四通打字机，当时很快就占了国内的90%以上的市场，我们每年的盈利是300%的增长，差不多连续十年。在1996年之前，我的销售额是中关村所有公司总和的56%，我们的税收是占中关村所有公司税收总额的64%。

　　但是我们在1993年就开始意识到，所有的电子产品是有寿命的，打字机一定有它的生命周期。所以我们开始要准备四通的第二个拳头产品，是什么？经过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在IT方面的技术比较，以及作为四通这种民办公司，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背景，怎么样创造自己的第二拳头产品，最后确定搞中文，搞软件。搞什么软件呢？最后确定搞中文软件。

　　为什么？因为当时操作系统是微软的windows，但是windows里头没有中文版本，windows是英文版本，所以我们想创造一个中文平台，就是把windows的中文版本用外挂式的平台转换成中文，这样中国人就可以用这个计算机了嘛。

　　那么方向确定之后那么就得找人了，当时我们主管开发的副总裁叫刘菊芬，她原来是国家科委软件中心的主任，后来下海到四通来，所以她对中国软件界的人才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严援朝，这个人当时是长城计算机集团的总工程师，当时中国也有自己品牌的电脑，叫长城电脑，长城牌电脑也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不像现在全是被美国微软一统天下，当时有很多操作系统，日本有日本的，中国有中国的，长城电脑用的操作系统叫CCDOS，CCDOS的发明人叫严援朝。

　　我们第一个找的人才就是严援朝。但是我跟严援朝谈话的时候，他给我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他说段总我今年已经38岁了，对搞计算机软件38岁已经是岁数太大了，所以我这个总工程师和别的不一样，我不是给你搞技术、搞产品的，我是给你找人的，我的任务是在几年内为你找五个30岁或30岁以下的软件人才，来搞开发。

　　我感到很新颖，我很支持，我说那就开始找吧，他就找，找到当时中文之星的发明人，叫王志东，他们在北大的一个公司，但合作不愉快，正好，所以他和刘菊芬就拜访了王志东。最后王志东原则上答应，但要跟我见面谈条件，王志东跟我见面，首先说我根据在北大工作的教训，我们和我的技术团队参加四通之后是要股份的。我说没问题啊，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是没法给技术股的，当时没有这个，所以我们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叫利方公司，这个利方公司里，我投了500万，然后给王志东30%的股份。怎么折算到国内的公司呢？香港的利方公司和北京的四通公司合资成立一个四通利方，但其实全是四通一家的，因为利方公司70%的股份是四通的，30%是王志东他们这些人的。这样的话，利方公司占70%，四通公司占30%，就是四通利方，王志东他们团队折合股份21%。后来王志东说，段总，我要20%，我说行，多给你一点，21%吧，这么成立的四通利方。

　　四通利方当时是做中文外挂平台，但是中间过程中，因为这个东西不赚钱，公司要发展，贷款也贷不到。当时我记得国家科委批给我们一个支持基金，大概2000万，由工行来执行，我们找工行，说你这个（要有）抵押品，软件公司哪有抵押品？除了几台电脑就是人，就根本拿不到贷款，虽然国家政策说支持高科技创业公司，但是实际上我们银行体系不配套，这时候就只能找海外投资，但海外投资也不是我们找来的，也不是外边说的什么某某人在硅谷大街上走，就看到了风投，不是这么回事。

　　【正在四通公司为转型资金发愁的时候，机缘巧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领导和段永基说起，有人在美国做风险投资，想到中国来找合适的科技项目。段永基立刻表示有项目，可以谈谈。之后段永基和四通另一位高管一起会见了这位美国来客，他们的面谈很顺利，后来更直接被邀请到美国和有关人士见面，达成了协议，这家基金投了680万美金。】

　　当时680万美金还是很大的钱了，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新浪、四通利方的发展，但是更重要的发展是改造了四通利方的管理体系，整个管理系统上了一个台阶。由一个私营个体户企业的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过渡，这对新浪后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比那680万美元还要重要。

　　四通是第一个做风投的科技企业，就那500万港币。也是第一家引进国外风险投资的企业。所以，四通在中关村创立了很多“第一”。

超豪华股改小组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自己的创业过程中，除了要注意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之外，还要在体制创新方面要做贡献，因为体制创新方面既有中央的领导和决策，也有基层单位的配合。如果不配合的话，中国的改革，中国由计划向市场的转折就很难完成。

　　所以，我觉得在四通这将近四十年，三十多年的经历中，我们对自己总结是这么两句话，叫“永为改革添动力”，第二句话是“矢志创新求发展”。所以说在中国做民营企业，遇到的体制方面的障碍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的管理系统，整个社会的管理系统完全是为计划体制的、全民所有制做服务的。这个服务系统，它对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它没有服务功能的设计，包括银行，包括外汇，外汇进出口，包括销售许可、经营许可，包括定价权力，都没有。

　　像四通这种本质是私营企业，现在我们，叫民营企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在前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体制上的矛盾。我们很多的经历就是在怎么样冲破这个体制的束缚来发展自己。所以，四通在80年代、90年代，它在全国的影响，除了每年300%的业绩增长，这个让大家知道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影响是四通在体制方面的一些提法，在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创新的做法，是受到了国人的赞同。

　　1978年以后有公司，但是当时社会流传着什么话呢？只有“两劳”人员才办公司。什么叫两劳人员？就是劳改释放和劳教释放的人，才去办公司，为什么？因为国家不给他们安排工作，只要好人，不是两劳人员，国家都安排，要不就是国有企业、机关、学校，最差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所以我自己小孩上学的时候，填父母单位，我都不让他填四通，我说填你妈妈（的单位），别填我。社会上对公司的看法都是劳改释放犯、劳教释放犯办的。

　　所以，在当时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银行不给贷款。所以，当时我们花的钱，基本上没有银行的钱，都是从企业挣的，从企业借的。

　　四通遇到很多第一个吃螃蟹的事，所以就很艰难。后边的人见样学样就简单多了。

　　我们四通在产权变更方面，第一，我们的思想一直很明确的，要鼓励技术人员创新，有很多刺激因素，但是国外的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最根本的刺激因素是产权刺激，如果人们创造的东西，他没有所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话，他就没有创新和创业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四通对股份制改造，员工关键持股一直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四通刚成立，那时候工商登记的只有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没有什么私营个体，本来这个私营个体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制，集体谁所有啊？我们挂靠着四季青乡，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块钱，它一年以后要走了，所以我们没有股东单位，所以我们就要搞股份制改造。

　　四通当时股份制改造的小组的成员阵容非常豪华，组长是吴敬链，组员是周小川、楼继伟、高西庆、钱颖一、刘纪鹏。1987年四通股改小组，我是四通方面负责股改的。

　　【这个股改小组的豪华程度无疑是空前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股改并没有成功。不过股改小组成员还是给四通提供了改革的思路，那就是“存量不动，增量量化，过去的不动，把新增部分量化”。四通第一次股改就此搁置，直到1998年第二次股改启动。】

　　后来到了1998年，当时朱镕基总理主持了一个MBO，就是内部人持股计划，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当年是有22家国企进行内部人持股的改革试验，唯独一家四通，就是做了改革试验，所以是23家，22家国企，1家民企，就是四通。

　　但那个方案不彻底，所以当时吴敬琏老师出席我们那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听懂了，别人没听懂，别人发的都是批判，说产权不能这么分散，因为当时国务院批给我们的股改文件，必须全员持股。所以我们总部，好，上千人，每人都有股份。我当时发言说，我们这个方案肯定不是完美的，但是目前环境下唯一可操作的。所以任何美妙的东西，除了它的理想之外，还要看它的可操作性如何。在当前的中国我们只能这么操作，但是我们留了一个空间，我们内部是可以流通的。

　　吴老师听懂了，别的人说“老段，你们的这个方案非常的不完善啊，你们干吗要妥协呢，应该坚持什么主要骨干持股，为什么同意全员持股啊”。但是我们全员持股可以流通啊，我们可以慢慢收集，内部买卖，就可以变得集中了嘛。所以，我们是国务院正式批准的内部人持股计划，所以是完全合法的。

　　通过内部流通的办法，来解决国务院的MBO方案中的不太合理的地方。

一定不能头脑膨胀

　　我觉得这四十年是中国近代史天翻地覆的四十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由一个纯粹的计划体制，甚至计划体制形成的缺衣少食、积弱积贫的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这种转型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由已经站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高位，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很大幅度的改善，我们小时候都想象不到。

　　第二个，中国由一个闭关锁国、孤立世界文化潮流之外这么一个国家，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入全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之中。所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中国几百年的志士仁人想要富民强国理想的最有意义的实现。

　　只要这个大环境是这样沿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我们后来的人，你们再后来的人，都会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而在那以前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们从经济上，从各种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科技上、军事方面都还是挺落后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头脑膨胀，一定要低调地，继续要低调地刻苦地做一些工作。

　　我觉得我们现在全社会最大的毛病是浮躁，搞商业的浮躁，搞企业的浮躁，搞科研的也浮躁，搞教育的也浮躁，这是很要不得的。在这方面应该向德国民族，甚至向日本民族学习，他们做工作的认真、扎实的态度，这种民族精神确实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学习。

物价法有利于外国人

　　我们当年1984年创业，1984年底赚了一百万，中国科学院12个科学家写信给邓小平同志，举报四通。因为他们没听说，怎么这么短时间挣这么多钱啊？这肯定不正常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四通肯定是盗卖国家资产，走私贩私，然后套汇。当时最高领导批示北京市查。北京市查，这些罪行都没有，最后还是罚了我们90多万。为什么罚呢？我们违反物价法。

　　什么叫物价法呢？当时中国法律规定，任何商业企业进价和出价之间的加价率不得超过20%，超过20%算违法。我当时和北京市物价局局长还辩论这个事，我说按您这个逻辑，我说我就想不通了。他说你怎么想不通，我说我们都是代理外国的电子产品在中国卖，根据您这个逻辑，我进价和出价之间的绝对值差越大我越赚，对不对？20%不变。他说对啊。我说那好办啊，那我就进价加高，出价也加高，我是不是赚得更高啊？他说对啊。

　　我说那这样的话不是有利于外国人，而不利于中国人吗？你们鼓励我这么做是吗？哎，他说你这个道理也对啊，物价法就这么不合理。

　　现在我们政策环境已经好多了，所以参考意义不太大，唯独四通的精神，在那种计划体制、冰天雪地，国有企业汪洋大海之中我们怎么样找出一个夹缝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需要精神的，四通在那个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这个应该说对任何时候的企业创业都是有借鉴的。

《亲历改革》全集

　　【第一集】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

　　【第二集】杨伟民直面改革难题：为何难推进难落实？

　　【第三集】白重恩忆94年税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远征：中国银行业的“破产”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扬：经济大国不等于金融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应放缓

　　【第六集】陈东升：“92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第七集】黄益平：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第八集】对话汪同三：我国第一个经济预测模型是如何向总理“要钱”的

　　【第九集】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公募基金行业刚刚迎来发展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