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人口红利还有 但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挖掘
我是1976年初高中毕业后到俸伯公社插队，这个和大部分插队的人比还算幸运的，离家也近，也不算太穷，而且时间也不太长。
我小学二年级时开始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读书，但是没有读好书。因此，平白无故地去高考，还是需要复习的。又没有复习的经验，不知道要去读什么，看什么课本，怎么去记这些东西，它会出什么题，以前从来不知道高考，“文革”中我们很多年高等教育就不办了，后来恢复以后也是工农兵学员，也不要什么考试，因此就需要时间，而需要时间呢，你就不能出工，是吧？因此就误工比较多。
然后到了最后我们报考的时候，也差一点就没允许。因为他说你一年出工的天数不够多少多少天，说明你在农村表现得不好，因此我们不批准你报考大学。但是后来也是通过沟通，还开了一些病假条，然后就算报上了，还是有一些波折的。
当时我有一个老师，他也是社科院的，他现在退休了。当时我去请教这个老师，我说报什么好，反正我的底子也不好，只能报文科。后来这个老师就说，说未来中国主要一个是法治建设，一个是经济建设。他在那个时候，70年代后期他就这么讲，他说你文科不要报什么文史哲什么的，说你要报，要么报法律，要么报经济。所以按照当时我报考人民大学第一志愿，第一次的招生工作甚至都没有法律，我就报了农业经济。
到1978年下半年，我就到人民大学读书。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后来我选择的是学习农业经济，虽然上了大学以后，学的主要的课程还是人民公社管理和国营农场管理，这还是主要的专业课。
但是事实上当时农村改革已经开始了，后来我们在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中学到的那些东西，和我们在农村插队切身体验的东西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比如说在生产队干活，有些老的社员就会教你怎么又省力量，又看不出你偷懒这样的做法。
比较典型的就是说你要翻地，用铁锹翻地。你如果（挖）足够深，然后每一点都不落的话，那么你的频率，你的间隔就比较小，而且用的力就比较大。这个劳动强度还是相当大的，整个半天你一直就要这么干。有人就会教你说，我告诉你，你把你下边的这块新鲜的地翻出来，往前一撩，它就用新鲜的土盖上了前头还没翻过的，然后你就可以间隔大一点去下第二铲子，这样呢看上去而且非常新鲜的土被翻成，而且看着很漂亮。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会是经常有的。因为这个北京郊区不算太贫困，因此大家还是觉得我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是记同样的工分，因为工分值是时间决定的，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事实上，后来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在一些贫困的地区，其实人们并不是天生要偷懒，也不是因为你难以监督他就必然偷懒。但是因为它的分配体制的不合理，以及效率太低了，产量也太低了，因此在有些相当贫困的地区人们干活付出的、支出的热量，是不能从他挣的那个工分转化成口粮，那个口粮里头的热量其实抵偿不了他支出的热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他实际上他活是干不动的，所以他不想出一些保存自己体力的做法，其实他难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
其实后来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它本身就是在激励机制上是有天生的缺陷。因此，很自然有一部分人采取偷懒的办法，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导致了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第一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那么其次也是说从改善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开始的。所以，农村插队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我后来理解“三农”问题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接近三年的农村插队经历，接下来四年的大学本科，学的专业就是农业经济，接下来三年的研究生还是农业经济，那么后来在职读博士，当然也还是农业经济。那么在职期间，研究生毕业以后的八年时间，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因此就是全职从事“三农”问题研究。
但是并没有到此为止，其实后来的研究一直和“三农”问题也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直接会做农业经济、农民、农民工以及农村发展的研究课题，发表文章、写书，也一直有。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我担任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实际上也继续关注农村政策、“三农”政策的研究和农村相关法律的制定。所以，应该说迄今为止一直都是进行着“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关注“三农”的发展。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让我到人口所担任副所长，当时的领导跟我谈，说你的博士论文不就是写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吗？因为劳动力转移，转移出去就变成了人口流动，所以在专业术语里头叫做“迁移”，迁移现象就是人口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所以我后来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经历一个叫农村包围城市。
因为我研究“三农”的时候，研究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调动了积极性，产量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力的剩余就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了，按照逻辑他就应该转向其它的领域去就业，那么就形成了劳动力转移这件事。劳动力一经转移，就变成了迁移现象，迁移现象就成了人口现象，他就要进城。进到城里以后，他就会和城市的劳动力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在当时也有人会认为说农村劳动力是盲目流动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把他叫做“盲流”，不叫农民工，叫盲流人口。
他们还会认为说他们进城会不会和城市居民、城市就业者产生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会不会抢了我们的饭碗？因此我就很自然既要研究农民工的就业，也要研究城市劳动者的就业，也要看城市的就业、失业、劳动参与等等一系列的劳动力市场现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自然地从农民“三农”问题研究转向了人口问题研究，又转向了劳动问题的研究。
人口发生一个特定的变化趋势是有自身逻辑的。也就是说人口通常会经过一个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阶段，随后又进入到一个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的阶段。然后最后在比较高的形态上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任何国家它有没有人口政策，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是在第二个阶段，就是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时候，我们比较担心过快的人口增长会影响就业，影响社会保障，影响资源环境和其它的生产要素的匹配，因此我们出台了人口的生育政策，特别最严格的时候是独生子女政策。那么有了这个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转变变得快了一些，从第二阶段进到第三阶段的时间来得更早了一些，但是它还是符合大方向，即使没有这个政策，我们也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但是有了这个政策我们转变来的快一些，而恰好在这个时期正赶上我们改革开放，因此两者一结合就使我们的经济获得了人口红利。
所以说生育政策它有它的历史原因，它有充足的理由，而且事实上也帮助我们较早地获得了人口红利。 那么当然了，按照相同的逻辑，我们到一定的新的发展阶段上，新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也要对这个政策进行调整，是相同的逻辑，也是自然而然的。
【按照发展规律，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处在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双重转换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蔡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于2008年出版。吴敬琏先生对此项研究有极高的评价，他说：“有一个蔡昉教授，他关于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增长模式问题的分析，在我看来绝对是具有国际水平的”。】
其实就是我们讲刘易斯，首先讲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他（在）1979年的时候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我们对他关注比较多？因为它概括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具有一个二元经济，就是你有一个经济是传统的农业，那么还有一块是现代的工业和其它非农产业，那么在传统的农业的部门里头具有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劳动力是过剩的。
因此，如果你的经济发展开始了以后，就意味着说第二个部门工业部门会比较快地扩张，而这个扩张中，它就会需要劳动力的供给，而因为农业中是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是有一项可以考虑，因为一部分劳动力是不生产什么新产品的，因此你把这些劳动力吸纳到工业化过程中来，不用涨工资，而且不会遇到瓶颈，它会源源不断地供给。
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你整个工业化的工程比较廉价，比较容易。那么直到有一天，终究会有一天你把劳动力吸收的，在某种程度上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了，那么这时候工资就会上涨，你还可以吸引他来，但是你不涨工资他就不来了。因此说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指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因此必须提高工资才会继续保持工业化的劳动力需求。
我只是做了这样一个判断。因为最早我们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看到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的说法，那么工资也上涨，劳动力短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现象，中国人在那个时候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劳动力短缺？我们只知道劳动力过剩。
我最初也是跟大家想法也一样，但是因为我还是有一个优势，我是在人口所工作，所以我们习惯要去看人口结构，要看人口数据，那么结果就发现说确实处在劳动年龄的这一段的人口，它的增长已经大大放慢了，以前是一直地迅速增长的，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开始放慢了，而且可以预期到一定时期就会零增长。因此很自然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已经明显减少了，而需求还继续在，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很快，所以供给需求会产生一个矛盾。
因此农民工短缺、工资上涨现象就必然会发生，因此我把它叫做刘易斯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不仅仅是学术的，就意味着说过去工资从来不需要涨，我们有廉价劳动力，有无限供给的劳动，现在工资要不断地上涨了，对你经济会不会有影响？是吧？你劳动力开始一定程度上短缺了，那么资本投入的回报率也会下降，对你经济会不会有影响？
那么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慢了以后，你从资源重新配置中获得的效率也会减少，那么对经济也是会有影响。那么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而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新成长的劳动力，就是新人，永远比已经工作的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人力资本就会改善，如果这部分新人越来越少的话，人力资本的改善是不是慢了，它也会影响经济，所有这些因素都和刘易斯转折点有关，而它都会影响到你的经济增长速度。
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必然发生，而且是供给侧的，而且是发展阶段上决定的。那么后来也证明了2012年之后，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就降下来了，然后党中央把它判断为叫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因为有我们前期做的这个判断和研究的过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新常态它是怎么回事，也容易理解应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来应对、引领、适应这个新常态。
我们过去都认为，过去至少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时间内，我们是依靠了人口红利，就是说把我们人口结构中拥有的优势，转化成了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人口转变的发生，我们从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迅速地提高，这些都会在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的改善、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等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第一，这个人口红利中还有没有潜力？其实还是有的，我们还保持着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农村还有比较高的劳动力比重，我们还完全可以转出来，我们的城市化率和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差距，也可以继续提高。那么这些现在的障碍其实都是体制障碍。所以对这些体制障碍进行改革，就可以直接改善经济增长条件，提高增长速度，因此我把它叫做“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所以有人说人口红利还有。其实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说，为什么？因为有是有，但是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把潜力挖掘出来，所以首先我们不用这个“人口红利”，我们为了把今天和过去30年区分开，我们说过去依靠的是人口红利，现在要转向改革红利。这是一个，就是把过去尚有的潜力，通过体制的改革把它挖掘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归根结底，有些过去的经济增长源泉是会消失的。因为你去看全世界来看，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人口红利，很多技术创新走在前沿，经济增长表现还不错的国家，其实没有什么人口红利，那么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创新，靠的是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经济学家讲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得靠改革。因为过去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靠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就意味着说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出来，他进到了工业企业就业，就意味着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来就业，因此这一转，生产率也就提高了，我们把它叫做资源的配置效率。
未来这个源泉还会有，近几年农民工进城的速度是在放慢，也就意味着说未来这种资源配置的源泉会减弱。还有什么源泉？还有一个源泉，就是说在城市里，甚至在同一个行业内企业之间，如果还存在生产率的差距的话，就意味着说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的生产率高，跟我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生产率低，而且低很多，它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按照优优胜劣汰的做法，它的资源应该给我来用，才能使社会的总产出最大。因此说我们消除这种差距，就意味着说要允许企业进入，也允许企业退出，允许企业成长、发育，也允许企业死亡。
比如说，说得最极端的允许死亡，就是要消除僵尸企业。因此消除僵尸企业，充分发挥竞争的职能，最终的结果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些也得靠改革，政府要通过改革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发育生产要素的市场，要创造更好的社会保障机制，能够托底，能够让那些企业被破坏了、被淘汰了、被死亡了，但是工人得到了社会的保护，然后他们下一步可以进一步转岗，所有这些都是支撑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因此这部分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靠改革，所以改革开放是一个永恒的过程，特别是在我们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任务之前，改革开放一点也不能慢下来。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0年改革开放历史表明，中国人民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并且还将继续爆发出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而如何吸取40年历史经验教训，在未来走得更快更好，成为摆在眼前的新的历史课题。】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就是“四十不惑”。四十不惑的含义是什么呢？孔子讲的是“四十不惑”，既是指人的年龄，一个人到了40岁应该活得明白了。那么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或者一种发展经历来说，40年足够给你一个机会去回顾你的经验，成功的部分和走过的曲折的道路，那么使得能够把你过去可以讲的故事、可以看到的奇迹，上升成一种智慧、一种方案。
所以我想就是中国过去的40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高速发展。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把你的劳动力丰富的国情，或者说人口红利转化成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动能。 而没有改革开放，即使你有潜在的人口红利，也不可能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因此说，你有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转变这个人口红利，这就构成了我们过去的成功的故事。
同时，因为它是把人口红利转换成经济增长动能，也就带来了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因此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发展，也带来了分享。因为人们通过就业的扩大，挣工资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所以这个过程，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是和过去有一些国家的经历是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是改革开放发展分享，有的国家虽然技术在创新，全球化也得了不少好处，但是它国内的分享程度不好，因此它带来国内的政治压力，它就要把这个政治压力转嫁到其它的国家身上，造成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我们过去4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绩，就是靠改革发展开放。我们中国的故事没有结束，中国的奇迹也没有结束，两年之后我们还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再往后还有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么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更远一点，我们2049年、20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节点的达到，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如果说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停止了，我们今后这几个目标也就很难实现。
所以，按照过去改革开放的逻辑，我们就必然要继续往前走；按照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也只能保持改革开放。所以，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无论我们短期内要应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有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我们可能有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短期的冲击，但是不管这些，这些东西都要去应对，但是首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而我们自己的事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赢得改革红利，实现我们未来的目标。
【第五集】李扬：经济大国不等于金融大国 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应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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