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比出台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摘要

“中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还有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例如怎么推进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我们近期面临的改革难题,尽管也有争论,但大方向还是可以形成共识。怎么推进呢?比出台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怎么让一些改革能够真正落地,这是我最期待的。”——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靠手抄本教材学习考上大学

  我从6岁就随父母到了四川,在四川山区厂里的子弟校完成了高中学业。我1977年毕业时,上山下乡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当时有个政策是三线企业的职工子女可以解决在企业就业。我1977年7月份毕业,首先就到了企业去当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传出了要推进高考的制度改革,我们开始着手去准备。

  那个年代的高中没有正规的教育,大量的时间在学工、学农、学军,有一半时间都在工厂劳动,或者是到农村去,没有很正规的系统的学习基础知识。一旦要复习,就发现自己的基础知识很差。也没有很好的教材,那时候在文革前出的教材都很抢手,数量又很有限,社会上流传了一些手抄本,我们当时就用那些手抄本里面选些题目来复习。后来就正式宣布要高考了。

  那时候可以填报六个志愿,因为我在四川,第一个就填了重庆大学,我是在工厂里面,就想学工,以后当工程师。后来保险起见,最后一个就填了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就去参加高考,高考达到了它的分数线,也达到了重点线,就被师范先把档案调去了。

  我们那时候觉得“高考”对人生是一次转轨。进到学校以后,那时候的学习热情积压了很多很多年,学习的热情爆发出来,大学里晚上晚自习都要抢位置,买书都要排很长的队,这种场景现在很难再见到了。

拆分电信是垄断行业改革开篇作

  我在国家发改委26年,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段时期。发改委是国民经济的综合管理部门,它涉及各个领域,我经历了这个时期很多重要的事件。我是1989年进的发改委,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相对低迷,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开始有了新的起飞,从那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奠定了现在的大国基础,经济基础是在那20多年的历程当中逐步架构起来的。

  我刚进入发改委工作就遇到了“制定三线企业调整的五年计划”,我就跟发改委的一些领导,国防科委的领导到三线企业去做调研,制定调整方案,当时还有国务院三线办。我跑遍了大部分的三线企业,我也对三线企业有了一个非常整体的了解。回来以后我就写调研报告,报告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和批示,从那以后,我就陆陆续续去参与发改委很多重大决策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我是在宏观院工作。

  还有几个重要的事儿给我印象比较深的,2001年,我们入世前一段时间,当时因为要入世,要符合世贸的一些规则,我们就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因为要公平竞争,当时就让我牵头做一个电信改革的方案前期的研究工作。当时就两家,中国电信和联通,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我们就做调研和方案,提出要把中国电信南北分离,我们要把它一切为二,要增加竞争主体,打破垄断。

  【电信行业是典型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产业,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邮政电信都是一体化经营,政企不分。1994年,为效仿英国双寡头竞争局面,当时的电子部联合铁道部、电力部以及广电部成立了中国联通。1998年3月信息产业部成立,随后电信业实现政企分开,改革步伐加快。1999年2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电信改革方案,组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2001年10月,中国电信南北拆分的方案出台。拆分重组后形成新的5+1格局,包括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以及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奠定了电信市场分层竞争的基础。】

  我记得当时摩根士丹利正在跟中国电信做上市前的包装,他们也来游说说不要去分,这个不是一个小方案,但我们还是坚定地去推进改革,最后按照切分,大致以长江为界,南北切分,增加移动电话服务的主体,怎么加强监管设计了一个方案。这个对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是一个早期的开篇之作,非常有意义。直到今天我们还面临这样的任务。

  2005年的汇率体制改革,因为汇率是很敏感的,早期工作是保密的,我们有个七人的小组来做相关的研究,后来形成了研究方案,这个汇率改革奠定了我们现在汇率制度基础性的架构,后续还得有很多改革,这次给我的印象很深。

  后来我到了发改委当副秘书长,也参与了国企的改革,我自己参与比较多,再起点牵头作用,推进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在二级公司、三级公司层面过去这些年已经在展开了,包括上市来推进混合所有制,这次改革我们又在一些新的领域,包括进一步加大鼓励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混合,制定起相关的政策措施,科技类企业员工的持股制度,一级公司、公司总部层面要不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中间也有很多讨论和争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到了今天的集团公司层面,也已经在推进,中国联通、百度、阿里、腾讯等等,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往往就回想起过去参与的工作,这都是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中非常有意义的事件。这些都是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也参加了更宏观层面的,比如“五年规划制定”的前期工作和重要文件的起草。

特区最重要的作用是制度供给

  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区是个先行的起步区,我们原来从战略上来看,先沿海,后内陆,先是由沿海开放战略,再到内陆的沿江、沿边、沿中心城市,再到全范围开放,它的历史过程是这样。沿海主要是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开始起步,它是一个窗口,我们在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管理,它在特区和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放区来推进的,它在一个小范围来进行试验,改革的成本就会比较低。

  当时有很多不同的争论,包括特区,小平说我先试验,我是杀出一条血路来,行或不行,这样就不会带来颠覆性的问题,我先试验,在这个窗口试验,试验好了就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你引入外资企业在小范围区域相对的封闭式管理,它对于外部的效益也会比较小,成功了以后我们再推广。

  第二,它也是个试验田。早年所有的改革,我们特区从小政府开始,它不像内地的政府机构非常庞大,它是个小政府,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上都有很多新的模式。他就可以在那试,可以直接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这样就免得从头试错,从头做起,总成本也是低的。它形成的不光是产品的技术的供给,也形成了有效的制度的供给,这个是试验田的作用,特区、开放区都是起到这个作用。

  第三,它是经济发展的新型区,特区都是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形成了先进的产业,到今天来看,很多标志性的企业,比如华为、腾讯、中信都是在他那个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企业,现在都成了国际的标志性企业。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产业集中配置,能够最有效地形成规模,形成先进的生产力,它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进区。我们归纳起来说,它是窗口,是试验田,是先行区。

  【深圳特区,曾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创造了诸多奇迹。90年代以前,这里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没有了政策优势,特区不再“特”,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未来该向何处去?特区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2002年,一位深圳居民在网上发出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恰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官员们开会时都在谈论它,更引起了深圳市市长的关注。文章从多家大企业“迁都”传闻说起,谈到深圳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问题,深感深圳优势正在渐渐失去。这篇文章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特区在未来改革开放中地位和作用的困惑和担忧。】

  深圳经历过一个阵痛期,它也是从过去的这种产业结构逐步的转出来,因为它早期也是加工贸易企业,现在甚至已经形成了高技术企业汇聚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是中国一个创新的重心。实际上它这个也是风雨如磐的过程,脱胎换骨的过程,它经历过一个阵痛期,走过了以后,我觉得真正又进入了第二次的辉煌时期,这些年我觉得在全国经济增速换档的背景下,深圳显示出一个非常强劲的经济活力,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觉得深圳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当然特区差异性很大,比如珠海、厦门、汕头、深圳,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特区,其实它还是有差异的,有些特区的示范效应没有得到发挥,我想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你能不能走在最前面。深圳有个特别的优势就是毗邻香港,所以它跟香港在经济中的相互联系中,可能把香港的特有的机制最有效的吸纳过来了,所以它的显示出活力出来。其他的特区,可能在制度改革上没有像深圳那么有深度,所以在活力上表现的不是那么强劲。

  特区的一些政策,当时为了搞加工贸易,有效地引进外资制定了很多特殊政策,到了今天,我们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区的使命是什么?你还是依靠这种特殊的政策还是去进行一些特有的制度创新?应该是后者,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自由贸易区的试验,下一步还要推进自由贸易港,它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自主创新。

  它不光像以前一样,要成为技术创新的发源地、优质产品的生产地,提供技术和产品的供给,更重要的是它要提供制度的供给,在这个特殊的区域里进行制度的适应,然后来给其他地区提供参照和示范,进而来进一步推进我们改革的历史进程。

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如果归纳起来说,我个人体会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伟大的觉醒,就是我们经历了建国后30年那种比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后来又文革,就是走了一段弯路,改革开放是我们经历过这个曲折以后一次伟大的觉醒,这个觉醒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我觉得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发展的局面,或者在全球的位置。

  我们身处其中可能自己不感觉,其实40年的历史长河中弹指一挥间,但是对中国这种发展带来的变化真是难以想象的,任何人都很难设想会带来这种变化。

  我举个例子,90年代时期,我们编过一套至今来说也是最大的一套丛书,叫《2000年的中国》,当时各个领域都有,比如现在到图书馆去查,都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当时动用了所有社会资源来设想我们到2000年会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是90年代的时候。结果这套丛书完成以后,后人就把这套丛书拿出来跟2000年实际发生的,因为2000年以后了嘛,把这套书拿出来,当时对2000年的一些展望,设定一些预测的指标,跟实际发生做对比,发现几乎没有对的,差不多都是滞后于实际发生的情况。

  90年代初期做2000年的时候,你的预测都测不准,改革开放40年,你要想象40年以后的事,我想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人想象出来这样的变化,所以西方很多学者到了中国以后,他们觉得是一种魔术,他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改革开放是一种魔力,给中国带来这种深刻的变化真是难以想象。

  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一次深刻的革命,它从经济领域起步,重塑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我们过去沉淀的很多要素、资源重新被唤醒,激发起来,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优化配置,极大的解放了我们的生产力,在生产迅猛发展的基础上来推进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所以这两件事,是互为表现的,相辅相成的,就是伟大的觉醒,深刻的革命,这就是我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认识。

  未来呢,我们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开始换档了,我们要去追求质量的平衡,要建设高质量的经济。它对制度的要求跟以前肯定不一样,所以未来必须要推进一场更加伟大的、深刻的改革。

  现在你要转向高质量,其实还是有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比如我们要建立一个国民经济质量管理的体系,我们以前有过很多很完善的数量管理的体系,包括考核、绩效评价、指标、标准,现在要重新架构新的体系,这里就涉及到非常多的改革。

  另外我们过去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97%、98%商品都是市场化,政府定价的很少,包括服务领域。但是我们的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比如说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就可能优化配置,所以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土地你怎么市场化配置,这个对提高我们质量至关重要。

  那么你要追求质量,就要市场有效的充分竞争,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过去对特定产业,比如特定支持的这种产业政策为主导的政策体系转向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的政策体系,这个也需要改革。

  另外,市场因素最核心的就是产权的清晰和你的界定,特别是你要转成高质量,知识产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你怎么推进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近期面临的瓶颈或者改革难点。

  所以我们经常说,比认识更重要的事情是决心。现在很多尽管也有争论,但是大的方向应该说还是可以形成共识的,怎么推进呢?比文件更重要的是落地,现在我们改革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怎么让一些改革能够真正落地,我觉得这是我最期待的。

以物质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我们过去是因为物质的短缺,所以是以物质为中心的发展,我们要填补缺口,现在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了,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叫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发展核心就是要以人为中心。而且从现实来看,我们劳动力供需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劳动力数量在逐渐减少,所以市场也会逼着你去提高劳动力的价值。

  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在现实来看,人的位置会逐步的上升,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也不能急于求成。但是人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在生产要素当中他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凸显,现在各个地方的人才大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人作为最稀缺的东西,这样人的优势自然就会上升,这个市场力量已经往这方面推了,再加上我们在发展理念上,政策上,都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我相信中国也会走到这一步的,就是人是第一位的,人是发展的中心,我们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为了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亲历改革》全集

  【第一集】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

  【第二集】杨伟民直面改革难题:为何难推进难落实?

  【第三集】白重恩忆94年税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远征:中国银行业的“破产”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扬:经济大国不等于金融大国 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应放缓

  【第六集】陈东升:“92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第七集】黄益平: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第八集】对话汪同三:我国第一个经济预测模型是如何向总理“要钱”的

  【第九集】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公募基金行业刚刚迎来发展的起点

  【第十集】宋晓梧解密新农合出台幕后:卫生部与财政部激烈争论

  【第十一集】周远志:我国经济体量已是巨无霸 还能有6%以上的年增长是奇迹了

  【第十二集】吴晓灵回忆金融业改革:央行主动革了自己的命

  【第十三集】魏杰:对张文中案的重新审理 是保护产权的信号

王一鸣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历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等职务。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曾多次参与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前期研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

栏目介绍

“亲历改革——中国经济50人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新浪财经的合作项目,旨在记录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采访对象包括吴敬琏、杨伟民、樊纲、吴晓灵等著名经济学家与企业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由刘鹤、吴敬琏、杨伟民、周小川、易纲、楼继伟等50位财经界官员、著名经济学家组成。

出品方

制作团队

制片人:徐剑 邓庆旭

监制:李兀

组织策划:朱莉 杨春 李江洪

统筹:梁斌

视频编导:郑伟

摄像团队:郑伟 仇泽程 汪海涵 张成 王雨昕

后期编辑:郑伟 仇泽程 汪海涵 张成

采访编辑:刘丽丽

运营编辑:谢长杉

页面设计:祁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