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全回忆建中国高铁：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几层皮
我们是1979年上的高中。1978年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中学有人考上大学了，我们去欢送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当时他们坐着公共汽车，拿着行李上汽车，我们这帮师生几乎给抬着，用掌声（送他们）。我是成长于农村，我们觉着农村的这些孩子，终于可以通过上大学去改变自己的发展和命运了。
看到那些考上大学的人被我们哄着说“哇，真好”，几乎给抬上公共汽车。那时候我们就下决心，我们也一定要上大学。
我1988年就在北京交通大学上研究生了。读研究生期间，我们研究生有个公司，叫汇光科技公司，是研究生办的，当时在全国高校里边是没有几家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到中关村干嘛呢？攒电脑。
到中关村的大街小巷，哪儿有键盘，哪儿有显示器，哪儿有主板，哪儿有主机箱，我们给它攒回来之后，按照客户的要求，再把软件输进去，那个时候就是高科技。
从毕业之后，我们就在北京交大，我又代表学校创办了一个公司，是学校的。那个时候就觉得中关村这种创业的大潮，让人心潮澎湃，特别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那个时候大家创业的劲，创业的时代也确实来了。
再有一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那个讲话之后，很多人都下海了。所以这两条让我们觉得这个大时代，我们应该下去，应该走到海里去，去创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辞了职。辞职的时候，学校还是挺轰动的。因为毕竟我在学校里干得还是很不错的，是要培养你的，所以老师也劝，同学也劝，但后来我们还是下决心下了海。所以1997年创办了我们北京新联铁集团，就是神州高铁的前身。
我毕竟在北京交通大学，我们学的专业是机车制造，就是造火车头的。我们当时觉得我们所学的知识，再加上很多校友资源，还有行业资源，所以说我们当时就依托这个行业在进行着创业。
那个年代也是中国轨道交通刚起步的年代，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历史恰恰是跟中国的轨道交通腾飞的过程，到后来高铁的过程，时间点恰好是重合了。创业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结合我们自身专业的特长，给铁路提供车辆的、机车的各种维修试验系统和检查系统。
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像检修和运营的这些设备和系统，国有还有一些。民营也都是刚起步。所以说那个时候处于我们竞争的对象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
可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沿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铁路的这些大提速，一次次提速，每次提速都是咱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但同时给我们企业带来什么呢？每次提速，我们的这些检修设、试验设备、控制设备，我们做的这些系统，都要有新的装备和系统。所以说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每一次大提速的过程和咱们铁路扩建的过程，我们提供的装备系统也不断地升级。
特别是咱们国家从2004年开始筹建了高铁，建中国的高铁。我们其实从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到过了（需核对），叫“走出去”，看到国外的这些先进的设备，到德国，到欧洲，到日本，看了他们当时的高铁是非常震撼的。我们出去，就是因为咱们中国也要上高速铁路。
我觉着我们应该是找到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和最好的应用。那么我们就到了欧洲、日本，我是带着团队去。
【高速铁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急需高速稳定的交通基础设施支持。为发展高铁，中国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当时几个发达国家已经有在运的高速铁路系统。
日本新干线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旅客运输的高速铁路系统，是世界高速铁路的先驱，1964年10月，首条线路开通运行，以“子弹列车”闻名。紧随其后的，法国在1981年修建第一条高速铁路TGV东南线。之后由于高铁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许多国家开始兴建高速铁路。1991年德国投运ICE城际快车，是德国最快最高等级的列车，也是德国铁路长途运输的旗舰产品。】
当时我们特别是到欧洲，到德国，它那个高速铁路叫ICE（新浪财经注：德语Intercity-Express，缩写为ICE），时速最高可以跑到300，坐在那种车上，人是一种太美的享受。
坐在那个车上之后，我们觉着这个车上哪儿都好，连厕所的扳手，我们都要拿相机给拍下来，连它的车辆走行部，它某一个地方特殊的结构非常巧妙，有的数据性能怎么显示的。到德国第一次去，我们是2003年，坐它那个ICE列车，那时候还是胶卷，我拍了十几卷的胶卷吧。我们几乎沿着这个车，上边照，下边照，前边照，左边照，反正看到好的就照。
到它的维修基地，我们看了之后，哇，觉得这才是一个现代化的车。我们后来去日本，到它那个新干线。
车上是非常凉快的，环境也非常好，车速也很快，坐着很安静。从东京京都到大阪，时间那么短，距离很快。那时候我们就很感慨啊，就是说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有我们自己的新干线，有德国的ICE？
春节我也回老家，我坐在我们的车上，那时候你能听到轮子撞击轨的声音，“咣当，咣当，咣当”，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钢轨是25米一个接头，每25米就要跟车轮“咣当”一次，所以说这个速度非常慢。加上我们的车厢那时候就弥漫着各种味道，因为人太多了，火车上那种味，我们叫火车味，那是什么味呢？就现在你一说我还能想起那个味，好象闻到那种味了，但那个味确实不太好闻。
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到现在，我们的高铁能走到现在这个程度。那时候我们想我们的高铁怎么造出来，能不能造出来？
生产车辆是铁道部在指定咱们专业的车辆制造厂，国企在做。工程的有中国铁工、中国铁建。我们是做什么呢？是做给车辆维修，做各种试验系统、检测系统，还有我们做了一些维修设备，还有一些钢轨怎么检测啊，我们是做这些系统的，我们叫运营维护系统。这个系统民营企业那时候就比较多了，主要是这个来参与。
那时候咱们国家的国策，整个就是引进先进技术。
【2004年铁道部启动了140列时速200公里动车组的招标采购，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性动车组招标。世界上最好的四家高铁制造商，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都对这块大蛋糕虎视眈眈。针对这次至关重要的招标，铁道部采取了被称为“战略买家”的集中采购策略，让外商形成竞争态势。西门子公司提出的3.9亿欧元技术转让费，破天荒地被降到8000万欧元，被誉为当代国际商业谈判的经典。】
（负责）高速列车生产的是铁总。那么我们这些民企是干什么呢？这些车辆的维修设备、检测设备、试验系统，包括清洗系统，包括钢轨的检测系统、供电的检测系统。我们开始跟欧洲的、日本的原来做这些系统的企业进行合作。那个时候我们的设备就有代理，因为那些设备确确实实我们那时中国没做过，有些设备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
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引进来，把先进技术引进来。我们那时候我们建了合资公司，像洗车的，跟西班牙建的合资公司。也有设备，叫代理的，也有合作生产的，也有许可的。咱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中德合作生产的商业模板，就是怎么授权。这个当中我们就把这些国外的，像日本的、德国的这些先进的东西，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引进到中国的高速铁路。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自主创新的，当时很多设备，因为你没办法引进，所以我们又自己创新了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给高铁做的一些系统跟设备，就是跟着国家政策。那时候好象还没有提创新的词，但是现在想我们很多设备还是创新过来了。
【改革开放40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直是中国技术产业缩小与外国差距的重要方式之一。引进容易，消化吸收难。怕的就是花费巨额技术转让费用，最后只导入了产品，却没引进技术，只有跟随复制能力，却没有开发创新能力。中国高铁产业成功跨越了这个难关，和新干线、法国TGV、德国ICE一起，并列为世界高铁四巨头，而且高铁营运里程全球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名片”。当年拜师学艺的“小学徒”已经成长为可以平等合作的“合伙人”。】
我们是比较早地介入了高速铁路的运营维护装备的研发工作。到2007年，咱们第一条高铁开通的时候，2007年的4月18号，咱们中国高铁开通。我们这些设备就开始投入使用。那个时候也很激动人心，但那个时候也是拼掉了几层皮。
怎么拼掉几层皮呢？当时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高速列车清洗设备，我们给做了之后，现场应用，总有洗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就钻到洗车那个大型的刷组下面，穿上雨衣，去看这个洗车的效果。一边洗着车，同时也在洗着我们，那个水里面含着清洗剂你知道嘛，酸性、碱性的，但是那个雨衣披着不管用，它清洗的过程中，刷组几百转的转，水雾缭绕，但是我们的人员，连续两个月，几乎每天都看，应该怎么改，我们看洗的效果。那时候没法用摄像机，所以那个时候人每天出来都是清洗剂的味道，每个人回来洗澡都洗不干净。
还有做车轴的探伤，高铁车轴的。因为这是最涉及到安全的。我们现场的工人，可能还没有掌握这些先进技术。我们没办法，为了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跟着工人在一块儿，经常干到后半夜的三点，我们在那儿盯着，跟着一块儿作业，因为探伤过程中出了好多问题，所以盯了三年。
我们最典型的是在它的一个动车的维修基地，工期要求非常紧，给我们这个系统设备安装的时间留的很少。它的工程完成一米，我们的设备就要往前走一米。正赶上北方刮着大风，库房是没有门，还正在建。
包括我也在现场，我们那时候脸冻得都是黑的。高铁那个时候怎么干的？现在讲说什么白加黑、5+2，那个时候我们是没什么白加黑不黑的，没有黑白的事，黑天跟白天一样，什么5+2，根本没有星期天、星期六，看到家里人都是很奢侈的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跟着铁总的建设。
咱们国家政策在这个当中又提出来，咱们要造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些设备。我们给提供的这些系统跟装备，我们怎么实现自主知识产权？那个时候我们就加大了自己创新的力度、研发的力度。
到后期渐渐地为高速铁路维修的这些系统、检测、装备啊，都实现了自己设计，我们叫自己制造，完全实现了自主的知识产权。我们到今天授权专利已经接近600项，包括发明的，包括实际进行的，软件注册权也是几百项。
通过若干年，现在咱们自己的高速铁路知识产权体系就形成了。
到后来咱们整个国家又叫再创新，很多通过再创新，我们的高铁的产品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其实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在高速铁路这个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很多装备现在在世界上我们都是领先的，以前我们看到德国人，看到日本人，他们到这边来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应该是七年前左右，咱们中国和国外说的最多的就是“中国的高铁的知识产权是谁的？”德国人、日本人说你的这个东西，你的技术比我落后。
现在看，我们再接触我们原来的这些合作伙伴，欧洲的、日本的包括美国的，可以说他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东西，我们从他们的言语当中都感觉到，他们发自心里，你们确实做得比我们好。因为什么？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研发创造的。
我们创业的时候是一个纯民营公司。这个纯民营公司走到现在，我们这个发展路径，其实现在跟着国家的政策体系，现在想起来还真是一脉相承的。
咱们国家也不断出台对民营企业的一些支持力度、支持政策。你看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时间点，咱们梳理国家出台的各种对民营企业扶持的文件，包括在法律、在宪法中的一些保护和定位，包括以中央文件出来的各种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文件，包括现在国家科技系统对于民营创新的支持力度。现在咱们到国家科技部，到省市的科委，到经信委申请立项，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是一样的。我觉得民营企业成为国家创新跟经济主力军的过程，一直是从政策上一点一点地给它定位，一点一点地给它扶持，走到了今天。
从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咱们国家就有扶持政策，那个时候像中关村提的叫“瞪羚企业”，凡是“瞪羚企业”，你的贷款，中关村担保就可以给你担保。那时候从税收上给你认证你是叫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还有咱们这一块有些创新的项目，给你一些补贴。
【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被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为解决这个难题，当时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制定了“瞪羚计划”。
“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羚羊，业界通常将高成长的中小企业形象地称为“瞪羚企业”。“瞪羚企业”是对成长性好、具有跳跃式发展态势的高新技术企业的一种通称。一个地区的“瞪羚企业”数量越多，表明这一地区的创新活力越强，发展速度越快。】
后来在发展当中，咱们国家从银行系统下了文件，也是对民营企业有专项的贷款支持。因为民营企业的特点，它没有太多的可以抵押的资产，一直到现在。所以说其实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真的是跟国家对整个的民营产业的一些政策规划都是很吻合的。跟咱们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引领和认同，是分不开的。
其实现在看起来国家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引领这个政策和怎么把民营企业给更好地让它们发展起来。同时咱们国家也公布了一些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政策，最近从法律上，咱们这次《宪法》，包括几个典型的案件重新梳理，也包括最高检出台了在案件当中对民营企业怎么去保护。也有一些对民营企业原来在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不规范的行为，现在怎么去认定，其实都体现了改革开放当中国家的政策，对民营企业这种扶持。
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受益者，你看咱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是主板的上市公司，我们从2010年就开始做上市的这些工作，其实整个的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我们的民营企业沿着这种资本市场的路径，包括我们神州高铁走到现在，其实现在都是咱们国家从政策体系、法律体系，从国家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架构安排在做。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其实真的是我的体会，从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国家的产业规划，和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规划，做得还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国家的这种系列性的政策规划成功，就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像今天这样，就业占了这么高的比例，税收占了这么高的比例，科技创新占了这么高的比例。
如果说没有国家大力发展高铁的规划，咱们建成这种世界领先的高铁，没有国家从产业上去做，那么我们这个公司也没有今天。中关村给我们的政策扶持力度也很大。
管理层在一块儿，我还跟大家聊，感恩。感恩什么？你要感恩铁道部，要感恩铁总，这么多年让我们这么一个企业发展到现在，能够给你这种包容的政策。第二个感恩什么？我说感恩这个时代。没有中国这个环境，我们这种企业没这种机会。
很多人去抱怨，说你这个国家政策不好，那个政策是怎么样。也确实当时的政策没有做得就那么好，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你结合中国的发展过程，你从一个计划经济，特别经过这四十年，你走到了今天，你才四十年啊，你跟老牌的欧美一百年、两百年（相比），人家是一种很完善的体系，要求中国跟那个比，本身就有点，我们觉着不可以这么比。当然那种心情可以理解，我们想这种政策、法律、途径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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