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回忆金融业改革：央行主动革了自己的命
1978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77级大学生入学的一年，那一年，应该说既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我那一年，是在包头九中当革委会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基本上按照现在的理念来说，就是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党委副书记。那时候我为什么要参加高考呢？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作为一个重点中学，就我一个高中毕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实际上是难以胜任这项工作的，而且也特别希望给自己换一份工作，能够回到北京去，所以就报考了。等到我77级入学的时候，是在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在的内蒙古师范大学。
等到毕业的时候，我有决心要考研究生。为什么要再一次考试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上的是政教系，出来以后的前途基本上是当政治老师。我非常想换一个专业，希望能够学经济，这样的话能够对社会有点实实在在的贡献。我觉得教政治太难了，因为当时教学，课本当中的一些内容和我们的现实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作为一个中学老师，不可能来改变这一切，但是如果要是从事经济工作，我想能够在自己力所范围之内，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当然也还有一个终极目标，要回北京。
毕业以后，我考上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是81级的学生，82年入学。研究生部应该说是我金融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我职业生涯的终点，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这个金融学院就是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前身。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81年9月，为满足金融体制改革对高素质金融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应运而生，1994年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是我国金融系统第一所专门培养金融高级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由于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人们亲切地称其为“五道口”。】
进入到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之后，其实也面临着一个更新的挑战，当时成立这个研究生部，是为了更好地培养金融人才，适应金融改革开放的需要。研究生部本身它没有老师，它充分地利用了业界和学界的力量来办学。当时给我们研究生部当顾问的是四大顾问，北大的陈岱孙老师、胡代光老师和厉以宁老师，人大的黄达老师。
在业界，人民银行当初第一批的八大研究员，刘鸿儒、甘培根、杨培新、丁鹄、周林等等八大研究员都是我们任课的老师。老一辈的这些个学者们，他们在文革当中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谁也没有因为这种冲击而那么多的抱怨。一旦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的教育事业当中来，这些业界老师带来的业界的实践经验，还有刘鸿儒老师，他是主导改革的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他每次都把他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来讲给我们，也愿意听一听我们这些年轻学者的意见。
所以北大的老师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人大的老师给我们讲社会主义财政金融，然后又有业界的老师给我们讲业界的实践和所面临的问题，这就使得我们这一批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很早地就介入到了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去，我们非常珍惜这一段的经历。
【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五道口”，因其独特的地位和优越的人才资源，顺理成章成为了当时金融改革的桥头堡和思想策源地。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者和推动金融体制发展变革的身体力行者，“五道口”人曾经做过一件大事，那就是提出被誉为中国金融市场“蓝皮书”，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
因为是在研究生部，它和金融研究所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去参加中国金融学会组织的很多学术活动。
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1984年5月31号到6月7号，参加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会上，我们研究生部81级和82级的23名同学，共同提出了一个《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在这份提纲当中顺应了当时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来要突破以银行为主的改革思路，要创造条件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当时金融市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禁区，因而这个报告提出来以后，在社会上还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84年10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那个文件当中并没有对金融体制做过多的描述。
刘鸿儒行长带着我和其他的一些同学，参加了两次当时总理主持的关于金融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座谈会。
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研究生部的同学一块儿写了一个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几点意见，这样一个材料。在这个材料当中我们提出来了，除了中央银行以外的其它金融机构的企业化，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的多样化、金融机构经营的企业化和中央银行完善化。
这些想法在后来的金融改革的方案的设计过程当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方案也在12月底，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作为参考的材料，提交给了会议。
这些想法也都写进了中共中央的七五金融改革的方案当中去。
等我研究生部毕业以后，在金融研究所工作，后来又在人民银行的体改司工作，曾经参与了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文件的起草。
在1993年11月份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中，就提出了要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有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相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建议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在这一轮的改革当中，我认为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承认了商业银行这样一个名词，原来我们都叫专业银行。那么现在提出了商业银行，而且也改变了过去专业银行分省分地区独自经营的这样一个状况。强调了法人的统一管理。
在中央银行这方面，应该说也强调了中央银行的统一的宏观调控，取消了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一些贷款规模和再贷款的一些调剂权利，特别重要的是中央银行主动地取消了自己的利润留成，应该说这是革自己的命，利润留成对于中央银行自身来说是有极大的物质利益的，但是对于宏观调控来说，如果中央银行有利润动机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宏观调控的客观性。所以，那一轮改革能够主动地对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开刀，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反观现在，真的改革前进步履维艰，就是能不能够很好地去切割掉自身的部门的利益。
【2004年4月，曾经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德隆，股票崩盘，轰然倒下，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巨大震荡。德隆1986年创建于新疆乌鲁木齐，经过十多年发展，涉足制造业、流通业、服务业、金融业和旅游业等十几个行业，控制了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等多家上市公司，并参股20余家公司。这些上市公司及其它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上市公司，被称作“德隆系”。】
就融资规模而言，当时的德隆在中国企业界独一无二，正是凭借这些合法与不合法的融资方式，德隆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拥有177家子孙公司和19家金融机构，被称作“股市第一强庄”。但由于规模过度扩张，最终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危机。
如何妥善处理这一事件，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减少损失，又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惩前毖后，让监管机构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4年我基本上全程参与了德隆系风险的处置工作。
德隆系应该说是一个经营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实业集团，它那时候有五个上市公司，其中有合金投资、新疆屯河，还有湘火炬等等五家上市公司，他们在水泥、西红柿酱、汽车配件这方面，到现在这些企业都是非常好的实业企业。但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德隆集团，由于他们收购、兼并、整合企业发展得比较好，后来就开始扩张。
由于它扩张比较快，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融资。当时很多金融机构和企业经常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融资呢？就是坐庄，把股价抬高，来增加收益，或者是股价抬高了以后，用高股价去进行融资，来支持自己的扩张行为，这是很多的上市公司，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他们都在经常做的一种，应该说是不太好的一些事情吧。
德隆系他们在扩张的过程当中，也运用了这些手段，而且还入股了一些个金融机构，控制这些金融机构来套取资金，进一步地来支撑自己实业的扩张。
就是由德隆系控制的金融机构，用融资的方式，用不当的融资方式支持德隆系扩张，主要有两种手段，一个金融机构，特别是证券公司挪用居民在它那里存放的买卖股票和债券的结算资金。第二种方法就是用委托理财的名义向老百姓吸收资金，这是他们获取老百姓资金的非常重要的两种方式。
当德隆系的实业企业扩张很快、效益不好的时候，它的贷款还不了，它的股权抵押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再有就是说，我们国家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519行情，当时股价上的比较高，可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由于一直在争论股权分置改革要不要做，所以股价有很大的下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原来抬高的那些个股价就下跌了，那么拿股票去质押的融资，就产生了很大的缺口，特别是德隆系在整体股价下跌的背景下，它用于抵押的那些个股票，由于自身经营不好，股价也下跌得非常多，它们的股价最高的时候能够达到206亿。但是到了2004年5月的时候，只剩下50多亿了。你想这么高的差价，就使得德隆系的资金彻底断裂，然后危机爆发。
【2004年4月13日，德隆系老三股之一合金投资高台跳水，德隆开始步入危机。次日，新疆屯河和湘火炬也相继跌停。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德隆股票彻底崩盘，流通市值缩水高达60亿元以上。在随后的4个月内，3只股票就将过去5年的涨幅化为乌有，流通市值蒸发了156亿之多，超过当时沪深股市总市值的1%。】
事实上，2004年初，德隆资金链就非常吃紧， 已经无力为旗下股票重金护盘，反而开始放盘出逃。在各界的质疑下，银行开始注意到风险，切断对德隆的资金供应。德隆随即全线崩溃。
德隆系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明什么？一个实业企业如果扩张太快的话，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德隆系风险暴露了以后，在处置德隆系的风险过程当中，我想有几条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一个是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不清，是导致风险积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刚才讲过了，证券公司在为德隆系在打庄股的时候，他们利用的资金基本上是两块，一块是老百姓的结算资金，一块是用委托理财的名义吸收的这些个存款。老百姓买卖股票债券，在证券公司或者信托投资公司的结算资金，从财产的权属上来说，是属于老百姓的，金融机构是无权去动用的。
但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没有这种受托财产的这种理念，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存款一样，然后挪用，去打庄股去。那么委托理财的产品，理财产品本来也应该是老百姓自己承担风险的，但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就基本上是用理财的名义在高息揽存，它自己概念上就糊涂，然后又误导公众，就是个高息存款。
所以法律关系上的不清晰，导致了金融机构敢于挪用客户的资金，老百姓也认为这是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这个误导了很多的人，那么在处置德隆系风险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个制度上的漏洞，第一是明确了结算资金是他人的财产，证券公司是无权挪用的，所以修了《证券法》，强制第三方存管，然后又修了《刑法》，就是《刑法》六规定，挪用客户的资金，本身就是犯罪。
正因为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的股票从2007年的6000多点跌到了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的1800多点，跌去了这么多，但是没有一个证券公司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再也没有过挪用过客户的资金，不挪用客户的资金，股价下跌只是客户自己承担风险，不会产生由于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而出现的窟窿。
在处置德隆系风险的时候，有17家证券公司就因为是这个问题，当然不光是德隆系一家，挪用客户保证金去打庄股融资，这是证券公司普遍的行为，有17家证券公司被关闭，有的就破产了，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没有一家证券公司出事。所以，明确法律关系，然后能够从制度上补上漏洞，是防范金融风险非常重要的一条。
处置德隆系风险的第二个的重要的经验就是说，只有打破刚性兑付，让投资人承担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过两次大的金融风险的处置。
第一轮是以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为标志，那一轮处置金融风险的时候，主要是对于信托投资公司盲目扩张和盲目借外债进行了清理，全国30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整顿的只剩下了60家。再有一个就是合作基金会，全国农村有大量的合作基金会，它们没有金融牌照，但是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出了很多的风险，最后国家就决定把所有的合作基金会全部都关闭了。
这一轮金融风险的处置，地方政府向中央借了2000多亿的再贷款，来化解这些风险。那么这2000多亿干什么用呢？其实都是在兑付个人的债务。尽管信托投资公司吸收个人存款是违规的，它的规章里头是不允许吸收个人存款的，合作基金会没有牌照，根本就不应该吸收存款，它也吸收存款，但是由于这两类金融机构涉及的公众的面太大了，所以为了保护社会的稳定，那么就由地方政府出面来借钱，把个人的这些存款百分之百全都兑付了。
这一次的处置尽管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也留下了一个道德风险，老百姓就觉得不管是在哪存钱，反正最后政府都要管我，这个道德风险是很大的。
处置德隆系风险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股民的结算资金是股民的合法的存款。按照处置合作基金会和信托公司的惯例的话，政府对他们进行了百分之百的兑付，这个当然也是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向中央银行借了钱，然后给它们兑付了，那么对于委托理财产品从法律关系上就应该是个人自担风险，它不是存款是吧？那么这时候怎么样来说服老百姓，让他认识到自己要需要担风险？当时就是说的完全不兑付，老百姓第一也接受不了。
第二，涉众面非常大，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最后就定了一个政策，让投资人吃点亏。 所以就在10万元以下的老百姓的委托理财的钱都百分之百地给了，10万元以上的给90%，就是体现了让老百姓吃点亏的一个政策取向。那么又过了一段时候以后，就是德隆系控制的金新信托面临着破产，那时候就加大了对投资者自担风险的处置力度，规定了10万元以下，10万到20万，20万到50万，50万到100万，100万到200万和200万到300万，规定了这五档，然后就按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五十的折扣进行了处置，应该说德隆系风险的处置打破了刚性兑付，对于投资者的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非常遗憾，等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的金融再一次迎来了急剧的扩张。当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的时候，经济放缓，金融的一些风险开始暴露的时候，那时候维稳的思想又站到了很高的位置上，所以把04年、05年处置德隆系风险时候给投资者教育，让投资者吃亏的那点政策，全部又给打回去了，基本上又都百分之百的，对一些个不能够兑付的产品，都千方百计的对兑了。
到了2014年大家才认识到了，如果再继续这样刚性兑付下去，那么金融风险就会越积越多，会越来越危险。所以从2014年超日的债违约开始，到现在为止，在逐步地打破刚性兑付。我们认为如果不打破刚性兑付的话，实际上就不可能让老百姓和社会公众能够有风险的意识，而且如果金融产品没有违约，其实就不可能出现风险定价，因为风险定价是根据违约率来定的，那么只有打破刚性兑付才能够有真正的风险评价，也才能够有真正的金融。
所以德隆系风险的处置给了我们两个最大的教训，第一就是金融产品的法律属性必须是明确的，投资者才能够承担自己的风险。第二，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必须打破刚性兑付，才能够让它真正地从损失当中树立风险自担的理念，也才能够真正地体现出来风险定价，让金融工具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要搞好金融体制改革我认为最主要的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个就是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系统，它更主要的职责是在于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中央银行，它的宏观调控，要想做得好的话，应该更多地给它以独立性。很多事情从技术上来讲，中央银行是明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掣肘，所以要更好的发挥金融的作用，我认为在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上是非常重要的，而财政更多的功能是应该讲究社会公公平，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让大家能够生活地更好，就是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保证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
第二个我认为在金融系统当中，也要处理好金融机构微观主体的地位。我们现在的金融机构，银、证、保、信，各类金融机构其实都有一个自身的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的问题，也有他们市场的主体地位不充分的问题。
金融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金融更多的是注重市场的效率，财政应该更多地注重公平。在金融系统当中维护中央银行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于保持宏观调控和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我们要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刘鹤副总理说了几句非常中肯的白话，但是是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做生意是要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想如果能够从宏观层面、机构层面和投资者层面，都能够让大家各居其位，才能够更好地完成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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