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改革》:杨伟民直面改革难题

摘要

“现在的改革为什么难推进?难突破?最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改革第一条就是要解放思想,总书记讲过,改革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要取得高质量发展,从创造中国速度变为创造中国质量,那就要创新,创新就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就需要解放思想。”——杨伟民
曲折求学路

  1978年考大学,考完后我们在吉林市的吉化工地上,也不知道考没考上,我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但别人都收到,我觉得可能是没考上?

  我们家邻居在吉林大学那个黄墙的榜上看到杨伟民,回来就跟我妈说,说你家老二考上大学了。然后马上全家去看,一看真有,但是没有录取通知书。然后我哥就到建筑公司去翻,一堆信都在那儿放着,他在那一堆的信里头翻出来我的录取通知书,拿回来了,我也上大学了。

  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走过了大致相同的人生路径,但细节处却又各有曲折。有人说那是命运,有人说那是时代。或者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个人命运中交织。

  如果没有那位热心的邻居告知,如果没有哥哥的锲而不舍,也许吉化工地上会多一位勤恳的建筑工人,吉林大学校园里少了一位把《资本论》书本读破的青年。

  从吉化工地到大学校园,再到北京,到人大、到日本,直至调入当时的国家计委,从此和国家经济政策结下不解之缘。当时的杨伟民一定没有想到自己离开故乡后,会走的那么远那么久。

心系环保:破坏环境是犯罪

  大家意见比较不一致的地方,或者争论比较多的,就是当时十一五规划当中有,是创新且都坚持下来了的,一个叫约束性指标。因为过去,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规划当中的指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过去认为是指导性、预测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位是不准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是一个预测性、指导性的,你干吗要让全国人大两千多个代表去审议呀?那谁都可以发一个预测性的指标。发展中心,各个智库都可以发一个预测性指标。

  所以,当时我们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指标,一类叫预期性的,比如像GDP,这叫预期,预期和预测还不完全一样。预期说国家期望一个增长速度,但它又不是一个指令性的,和过去计划经济指令性的指标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类叫约束性的,这跟计划经济指令性也不一样,约束是什么呢?约束就是政府承诺必须要完成的指标,比如说当时我们提出的主要指标是节能减排,那个时候大家对环境其实认识不像现在这样,其实这个过程相当复杂。

  原来十五实际上就提了,但是它不叫约束性指标,所以后来根本没问题,离期望值差距非常大。所以,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个叫约束性指标,虽然带有强制性,但是如果中国不经历那样一个,十一五那样强制性地让地方去完成这种指标,中国的环境意识是树立不起来的。这是一件事。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杨伟民认为值得说一说的两件大事,其实都和生态环境保护有关。他心里想的是要真正处理好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他说: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不只是现在这13亿人的,未来还有很多个13亿。把未来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都给破坏掉了,那是犯罪,怎么对得起后来人?】

  因为中国在此之前提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等这样一些区域战略,所以全国恨不能每一寸土地上都要大开发,这是不得了的,这个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是一个极大的破坏。你像有很多地区,什么三江源这些地区,你怎么能去开发啊?你开发就是破坏。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也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主体功能区,就是划分成四类,有一些叫优化开发,比如说像北京这种地方,你还能像过去那种发展模式发展下去吗?所以它要优化开发,也就是说不再扩大开发强度的情况下来实现发展。然后第二类是重点开发,像中西部,中西部广大地区,西部开发,能所有地区都开发吗?不可能,大沙漠你开发什么呢?所以,在那边找一点重点开发区。第三类就是限制开发,生态重要的和农产品的生产区,都要对它进行限制,不能实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第四类叫禁止开发区。

  因为过去大家的发展理念就是,有什么挖什么,山里有什么东西挖什么,但是这个山到底生态的重要性它不管了,所以搞得,你看我们高速公路上两边,包括城市周边,很多山都被挖得像狗啃得一样,一种破坏性的开发。它的思想和理念的提出,或者主体功能区的提出遭到了,是很不容易的,经历了非常非常曲折、复杂的一个过程。

  从2003年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到最后是2010年提规划,当时前总理温家宝准备卸任的时候,他提的一个重要规划。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规划是管一百年的,因为我们把国土空间权划分成四类地区,哪些地区要优化,哪些地区要重点开发,哪些地区要限制开发,哪些地区要禁止开发,你想想它确实就是管一百年,定了以后不能轻易动的。

  这是对我们国土空间的一种重建,叫重整河山。当然部门,特别是地方,从提出到协调,然后到最后出来规划,出来政策,是费了非常大的周折的,因为中国的规划是这样的,如果中央的建议不提出重大的一些东西,国务院的纲要是不可能提的。因为主体功能区是对我们区域发展和生态文明,当时还不叫生态文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颠覆性的一种创新,也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所以这个思路到底是上还是不上,那争议就非常大。

  所以,在山上,在玉泉山起草文件的时候,就经过了激烈的争辩,最后保留了一句话,当时我们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当中,非常清晰地用了一篇来阐释,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后来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又编制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产业政策转型要交给企业

  对于赶超型的经济,我觉得产业政策它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它无非就是说对一些认为重要的产业,国家认为重要的一些产业,给予一些特殊的政策,让它能够发展得比其它产业要快一点。

  比如说想补短板,当时你看我们第二步产业政策叫《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当时认为最大的短板是什么?就是基础设施。那时候轻纺、机械、家电发展都很快,但是你出来的东西你运不出去,港口积压,你要进的材料进不来,因为港口不够用,电力短缺,你开工不足,高速公路几乎没有。

  你如果全靠财政,有钱了以后修一条高速公路,那中国的高速公路,可能现在连百分之一都收不到。所以才有了贷款修路、收费公路那样一个概念。就是因为你要想在20年之内干完发达国家一百年干的事,那你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和政策。

  【如何看待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几年前经济学家们那场争论其实并未彻底平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参与政策制定的官员,杨伟民了解的情况和看问题的视角,显然和经济学家们不完全一样。】

  因为计划经济取消了以后,中国发挥最大功效的,我觉得就是产业政策,它至少起到了一个引导资源配置的一个作用,迅速地补齐我们发展当中的一些短板。

  你可能知道有一个雁型理论,这是日本的学者提出,它的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前边发达国家,前面一些国家,它是头雁,你在后边跟着,头雁怎么飞,你就跟着飞就行了。所以日本也是这么飞过来的,中国也是这么飞过来的,一开始可能先搞一些什么轻纺啊、机电,当时我在86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中国的衬衫、中国的服装都在地摊上。所以当时我后来回国,促使我回国的一个决心,就是我回来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但是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赶超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领域当中的技术,产业上面的技术,跟国外处于大体相同的水平。当然你没有核心技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你在制定产业政策,说我要选择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就容易犯错误。犯错误在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前进方向到底是什么,是吧?

  现在重要的在哪里呢?我觉得过去的产业政策是一种国产化替代型的一种产业政策,现在应该是一个攻克核心技术,产业政策应该集中去支持核心技术的研发,然后产业化也好,国产化也好,自主化也好,这些事你交给企业,不是政府能够定的事。 反正你就把核心技术如果掌握了,怎么去产业化?市场认不认同?由企业来说了算,靠企业家,而不要靠政府官员。产业政策大家现在也讲了,但是这个可以再讨论了,就是更加转向促进一个公平竞争,叫功能型的产业政策,比如说反垄断、鼓励竞争,这些我觉得还是应该做的,产业政策确实需要转型,也就是不同的时期要不同地看待,不能一概地否定,也不能夸大。

直面改革难题

  我觉得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最关键的是抓准了改革的主线。我认为中国这四十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着两条主线来展开的,一个是产权制度改革,第二就是市场化的改革。这两个改革成功了,那么改革也就成功了。

  比如说中国改革,大家知道,最早的改革是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民和地的产权改变了,公有制没有改变,但是产权制度改了。但是光有这个改革还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如果要是农产品价格仍然是政府控制的,农民打了很多粮食,有什么用?卖不出去就得推向市场。所以后来取消粮票,农产品价格放开。应该是84年到85年,中国的粮食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解放以后我们其实粮食都是短缺的,但只实行了这样一个改革,承包制加市场化,也就是说粮价的放开,然后一下子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再比如说如果拿到现在来讲,我一直在呼吁科研成果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科研成果,到底它的所有权是谁的?完全是出资人的吗?那不可能,因为我把钱给你,让你搞一个研发,你能搞出什么东西出来,给我也没有用,但他给对的人,科研人员的大脑和资本相结合,共同创造出了这样一个科研成果,所以产权应该是出资人和科研人员共同所有的,这个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但是你如果要是科研成果不放开,这个改革如果要是改革了,那么它叫进入市场,或者说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它就有了,他就会有更多的成果,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来去做,但如果科研市场没有,不允许他出卖科研成果的话,也就没有市场化的改革,那科研成果还是光有产权抱在手里头,不能变现,不能变成股份,不能变成期权,不能变成现金,那这个改革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过去的改革成功在于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如何把握变与不变,杨伟民认为,未来的改革之路,还是要继续坚持历史经验,把未竟的改革事业进行到底。而在所有这些改革中,归根结底的一条就是要解放思想。】

  所以未来的改革实际上是要大家讲得很清楚,以两大改革为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因为我们商品的市场化基本放开了,但是要素的市场化还远远没到位。其实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要素配置的扭曲问题,而要素配置扭曲的关节点在哪里?就在于它不是市场化的配置,还是政府在配置。

  如果简单说的话,我觉得未来的改革主线还是不变,就是围绕着十九大提出的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围绕这两大主线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我说“加快”是有含义的,就是我们现在有些领域的改革是慢的。

  我觉得重点就是要解决,一个就是比如说财税体制问题。还有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这些都是影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当然国企改革它是两个方面都有。科技体制的改革,我们现在要创新,虽然要创新,但你如果科研的体制不改,还是对科研人员和对科研人员的大脑有那么多束缚,那就不可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上来的。

  所以过去的改革,中国要解决农民吃饭问题,那我就在农业上有了承包制和粮价放开。未来要解决创新问题,那我们就要围绕着创新来解决完善创新的制度和创新成果的市场化问题,包括他的出资的问题,怎么去配置创新的资源。如果要是改过来了,未来才能够取得真正转向创新驱动。

  这40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未来我们要转向创新,那就要围绕着创新来去推动改革。所以这是我们未来,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取得高质量发展,继续从过去创造中国速度,变为创造中国质量,那就要转向创新,创新就要解决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

  当然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解放思想,现在的改革推进难,突破难,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就是总书记讲的解放思想是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是永无止境。所以就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要创新了,你要围绕创新来去改革,你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 。

《资本论》读了几十遍

  当时我觉得计划经济挺好,所以就报了一个计划经济,我没报政经学。但是后来一拿到通知书一看,不是计划经济,是政治经济学。

  因为我当年考大学,政治考的分是最高的,所以看可能觉得这小子政治不错,所以让他学政治经济学。

  我那个书,当时我还留着,《资本论》那个书,前边那一篇,特别是第一篇,翻得已经不像样子了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觉得几十遍肯定是有的。然后不断地在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来画那个逻辑图,最后我认为我搞懂了。

《亲历改革》全集

  【第一集】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

杨伟民
1976年,进入吉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就读于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先后任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规划编制与政策制定工作。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栏目介绍

“亲历改革——中国经济50人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新浪财经的合作项目,旨在记录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采访对象包括吴敬琏、杨伟民、樊纲、吴晓灵等著名经济学家与企业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由刘鹤、吴敬琏、杨伟民、周小川、易纲、楼继伟等50位财经界官员、著名经济学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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