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改革：李扬回忆录

　　（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

　　那时我在建筑公司下工地，我们高考时，是从工地上下来后，把手上的水泥统统洗干净去考场，和现在的高考基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那颗心可能比现在要单纯一些，而且充满了希望，希望一下子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学习时）大家都不敢请假，因为那个时候工作不好找，你老请假，大家怎么想？如果考上了就走了，大家就原谅你。考不上，那话就多了。所以基本上都是靠下班之后，自己再熬夜呗。那个时候的考生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在农村就读过《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卷我在农村通读过一遍。当时也很偶然，我们院子里有一个学政治的大学生，我有时候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没事干，其实可以看一点这种书，很有意思，肯定开卷有益。结果我就看了，看了之后就看进去了。

　　所以从此就和经济学结上不解之缘。

师从名家占了很大便宜

　　【插队做了2年农民，回城做了7年多建筑工人，李扬年轻时代的经历和当时大多数同龄人差不多。不一样在于，他通过不懈的努力，没有错过时代赋予的机会。更为幸运的是，他在求知欲最旺盛最年富力强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大时代。】

　　我本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现在像我这个年龄上下的人，学经济学的第一阶段绝大多数都是政治经济学。那时候中国没有别的学，只有政治经济学，而且课程是上午学《资本论》，下午学《学术史》，基本上都是马克思的东西。有时候还可以参考一些前苏联的东西，非常简单。因为中国过去一直不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哲学那些东西搞得多。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教科书，也没什么特别多的课程。

　　但是后来开始要搞市场经济了，我们77、78、79年当时叫做商品经济，91到92年的时候是市场经济。我们那个时候搞商品经济，课程突然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什么管理，什么市场营销，能搞到什么就学什么。

　　我快毕业的时候，要考研究生，按照当时老师的说法，说你身上是有一点学术造诣的，做学术可能以后会有些成就，于是他们都说你还继续学政经学，那个时候政经学和现在的政经学还不是一样，但是我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应当说是第一个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个老师，其实他是全国乃至世界很知名的一个金融专家，滕茂桐教授，现在很多人不太知道他。他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然后在剑桥大学读的硕士，然后回国在南开，解放前任南开经济学院院长，后来还在中央银行任过职。

　　我问他选专业，他说当然学货币银行学了，当时叫货币银行学，还不叫金融学。以后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货币银行，你说你该不该学货币银行学？听他这样说，我就去学货币银行学了。当时全国的大学里面有货币银行学专业的很少，后来他推荐我到复旦大学去，当时复旦大学那个专业很叫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与银行，很有那个时候的特色，那个时候全国硕士学这个专业的就三个人，不像现在多得不得了，我就学金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做金融。

　　我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那个时候，从全国来看，货币银行学有两条体系，一条是资本主义的货币银行，还有一条叫社会主义货币银行。现在我这个年龄上下的很多搞金融的人，一开始学的是社会主义货币银行，我一开始就没学国社会主义货币银行，直接就资本主义国家货币银行。

　　长期看下来，我占了很大很大的便宜。

　　我们老师是复旦大学的陈观烈，他那个年代的人，真正学金融的就他一个。他是哈佛的，他用原版教材教我们，到后来那个教材翻译成中文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那时候研究生待遇很高的，是可以和教师一样用教师食堂、教师阅览室的。

　　我记得很清楚，复旦那片草皮对面的一个三层小红楼，那是教师阅览室，我们可以在教师阅览室看书。当时只有一套翻译本，我们三个学生，大家都要去看，后来大家就心照不宣，谁早点去，谁就去霸一天。后来就把整个那一本书，大概那么厚，上下本全抄下来了。现在我能找到我的笔记，三本笔记。所以我就体会到叫“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一定要是好的书，原理的书，好的原理，你把它好好地琢磨下，受益一辈子，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

　　【被耽误了黄金时代的很多人，心里憋着一股劲，要把浪费的时间追回来。曾经中断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在老先生们焕发的第二春里，接力棒被交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李扬认为，建国前中国的经济学家队伍曾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他念念不忘求学时期的老师和学术领路人，为自己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打下了受益终生的基础。虽有千回百转，所幸终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你要把金融搞好，还必须懂财政，还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要懂财政。金融、财政、宏观经济学，三门课放到一起，你才能懂。当时复旦的财政学不行，我们紧邻的上海财经大学当时财政学非常好，他那里有几个教授，我都系统地上他们的课。有一个曹立瀛教授，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在民国时期是才子，后来解放后，监狱里面呆了二十多年，他是三几年美国的双博士，非常好。他后来放出来之后，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有一种老树新花的感觉，觉得时间很有限，拼命地上课，他后来就上财政学，他也是财政学上得非常扎实。我们直接就学公共选择，后来学术界都知道什么公共选择，什么科斯定律，都答那个新东西，他们那些人，那时候就从这个为起点，开始在教财政学，那也受益匪浅。

　　还有一个叫王传曾，是剑桥大学的博士，他那个时候也是历史反革命，也是才解放。所谓历史反革命，就是在抗战时期，他做过四川省财政厅厅长。他教的学术史，财政金融学术史，我有两本笔记，我想什么时候把它整理出来，现在回头看还是非常的权威。

　　我们这代人，刚好赶上这个尾巴，赶上这批人解放出来了，他们又想干点事，所以很希望把自己平生所学教给学生，刚好我们又想学，就跟他们其实一方面学知识，一方面就结成了忘年交。

　　我要讲我自己的成长，这一段我是必须要说的，我非常的有幸受到了国内这一批老先生的教育，亲自听他们的课。那时候都是忘年交，老师有时候下课了，请我坐一坐，不是喝酒，喝咖啡，还是那种作派，特别在上海的时候，复旦教授说请你来家里坐一坐，好，我说可以，到那儿去，旁边一个咖啡店在那儿，完全是那种作派，那个对我有非常大的冲击，学到了很多。

中国金融开放是挑战传统

　　【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获得了空前发展。现在中国政府已经释放了新的积极信号，将大幅放宽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市场准入，央行和各监管部门明确了下一步开放的时间表。实际上，虽然一直以来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以发达国家为目标模式的，但路线图却并未亦步亦趋国际惯例。】

　　国际上关于所谓路线图、时间表，路线图其实是有理论论证的，就比如说先开什么，再开什么。比如说我们对外开放，资本管制、汇率、本币的国际化，它有顺序。一般来说（国际上）顺序是先开放汇率，先让汇率波动，但是注意资本管制没有放开，本币可兑换也没放开。就是说汇率波动了之后，确实汇率是一个价格，它反映国内外货币的币值，进一步更深入地反映两国之间经济的关系、类比等等。但是这个时候，由于资本还在管制，就没有引起资本大规模的流动，这样的话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比较小，适应一段时候，等到汇率的波动相对平稳了，然后放开资本管制，这样慢慢地比较平滑，逻辑上也应当是对的。

　　中国不是这个路子，中国其实先放的是资本管制。说准确点，应当是平行的。所以中国的实践是挑战传统理论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经济、金融它是一个很实践性的事情，是要兑现的，是有东西要去评判你的，也就是你搞好了它就对了。

　　我们现在遇到好多事情用那些理论解释不了，你相信，你对实践、对实际的结果要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它肯定是对的，中国成功了，中国的这套事情就是对的，你不要说不符合这个理论，不符合那个理论，我们的任务是从中找到使它对的那些理论，然后把它总结出来，形成人类的知识财富，延续给别人、别的国家，现在后发国家还很多，供他们参考。

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可稍放缓

　　所以，我倒是觉得顺序上也许还可以再考虑，但是现在的情况应当说还可以，但是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像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可能稍微着急了一点。当我们经济实力上来之后，我们比较简单地认为马上金融实力就会上来，其实经济的实力到形成金融的实力，强大的经济到强大的金融和强大的货币，中间有大跨度的滞后。这是一个大尺度的事情，所谓大尺度，是用十年、五十年来计的。

　　比如像美国超过英国成为第一，是上上个世纪末的事情，然后它真正成为世界领袖的时候，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间差了有50年的时间，美元才成为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货币。所以，这个就急不得。

　　但中国的事情就有种很赶的心态，“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比较着急，希望把所有的东西，能搞的事情赶快都把它推出来搞。现在看起来已经到了可以（搞得时候了），我们稍微步调放缓一点，然后更注意一下先后的顺序，左邻右舍的关系，协调推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习近平新时代的指导理论，特别是从经济学上说就是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换，花几年的时间，打三年攻坚战，把金融的风险，把扶贫的问题，把环境污染问题集中解决是对的。过去这些事情顾不得，现在发现如果不顾它的话，它返回头来已经开始阻碍经济发展了。

　　很多人评价说这样是不是跟过去四十年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这是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其实就体现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步调缓一点，左顾右盼一下，注意一下左邻右舍，注意一下前后，做当前的事，考虑考虑今后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整个世代的交替。

中国开放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科技现在全面进入到金融和经济生活中，很深刻地改变着整个运行的基础、运行的工具、运行的环境和运行的理念。国际上危机的重现已经十年了，危机老是过不去，我们天天说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又在说所有主要国家同时正增长，但是一会儿又出来一个事，大家又觉得可能还没到说过去的时候。实践老在冲击，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些学科，实践是第一位的，你对实践要有足够足够的敬畏，它没有什么对不对，它就是这样，你必须跟上它，你要解释它，如果你有点能力的话你引导它，这是实践。

　　还有比方我刚才说的科技，科技因素太强了。互联网是不是改变了中国？今天你要想象，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你一下想象不出来，这个叫大象无形，现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你寸步难行，它已经很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样一种改变，其实在金融领域，在经济领域，总是深刻地发生着。有一些算是比较前卫的现在的金融领袖，都在说过五年我们现有的金融就不存在了，你现在能看到在这样调整。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当局表达了一个要加强改革、协调、开放的意思，它到最后怎么实施，其实也不能预先完全设计得很周全。但是这个决心肯定是要下的，我们认识到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的现在，这个看得很清楚，无论是习主席还是我们现在金融的主管刘鹤副总理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在改革中，在开放中受益的，我们当然不会把这个门关上，我们只会越开越大。

　　所以，我觉得你要观察这样一个过程，最好不要去斤斤计较地说哪个怎么了，哪个你说了要干没干，但肯定有我没说的你干了的，就是从这个逻辑上来认识中国的对外开放。

　　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步伐是很快的。已经开放的领域，开放程度其实都是相当高的。

　　其实你做个国际比较（就明白了），当美国人责难我们说“你回头看美国人做得怎么样，（中国）有些地方其实做得不如我们”。我说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真让你们进来你们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不一定能够生存，后来他们好多人说“你说得是对的。”

　　其实二十年前中国的外资占比已经有一个比例，现在是在下降，所以这个事，它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就是放（外资进来）等等，它是一个内外环境互相协调的问题。既然涉及到企业全球布局的问题，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开放的步调取决于我们改革的步调。在金融里边，要有足够的人民币定值资产供外国投资者投资，要不然，我进来啥东西都不让我投，或者说我也投不了，我不知道你这背后是什么样的规矩，这都不行。

从饥饿中走来能吃饱饭就很好了

　　（我）想说的就是天翻地覆，说实话我们经历过很困难、吃不饱的时候，到今天吃饱了，这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应当说很精彩。我在下农村的七个月，每天就是八两高粱米，八两，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受灾了，在农村，受灾了只吃救济粮，到我们手里面霉得（都不像样子）。

　　再往前追溯，我小时候在60年代，吃不饱，我母亲就说你现在长的个子不高就是那时候饿的。经历过这个阶段，那现在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中国取得的成绩天翻地覆。

《亲历改革》全集

　　【第一集】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

　　【第二集】杨伟民直面改革难题：为何难推进难落实？

　　【第三集】白重恩忆94年税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远征：中国银行业的“破产”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扬：经济大国不等于金融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应放缓

　　【第六集】陈东升：“92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第七集】黄益平：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第八集】对话汪同三：我国第一个经济预测模型是如何向总理“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