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上中学在北京比较好的学校，四中。我是准备学化学的，因为看化学老师上课的时候做实验，各种不同的水倒在一起就变了颜色了，还能冒火花，觉得化学是非常奇妙的，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结果上到高二开学不久就碰到文化革命了，文化革命一开始，还能够跟着大家一块儿去活动活动，后来就变成狗仔子了，就不行了。

　　我的父亲也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也在经济所工作，他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然后我就成为狗仔子。

　　后来呢，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说可以到内蒙古牧区去插队，我就报名，报名了跟我说你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地方离边境太近，怕你跑了。后来过了两天，又主动来找我，说这会儿你可以去了，这会儿是去农区，在大青山的南边，拦着你跑不掉。我就去插队了。 

　　【去插队之前，汪同三曾经度过了一段无事可做的日子，当时已经被打倒的父亲做了个很英明的决定，他说：你在家里学点英语吧，以后肯定有用。汪同三找到了一本北京外语学院编的英语第一册开始学。可惜学了没多久就接到了去内蒙插队的通知。插队的日子，他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寻找一切机会偷偷学习，直到恢复高考。几经周折，汪同三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加上曾经被推荐参加经济学培训班打下的基础，毕业后他考取了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开始了和数量经济学的不解之缘。】

　　中国经济模型有两个主要的用途，一个是进行预测，一个是对经济问题进行模拟分析。以前中国没有经济模型，对经济计量学也不懂。在建国之初，我们有很多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国外学习，受过训练，然后为了新中国，舍弃了外面那些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克服困难回到祖国，报效新中国。在经济方面也有这样的人，我知道至少有两个，一个叫做浦山，他在美国学的经济计量学，也是解放之初回到国内，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是同班同学，克莱因是1980年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因为在经济计量学、经济模型和经济模型预测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浦山是克莱因的好朋友，而且克莱因非常尊重浦山，后来克莱因每次到中国来，我们问他你想见谁，他第一个就是说浦山，他要见浦山。但是50年代、60年代国内的政治气氛是不容许经济计量学的存在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为修正主义服务的，也是因为我们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根本不需要预测嘛，计划经济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定计划，然后执行计划，出现问题修改计划，再执行计划。

　　在中国第一个倡导要把数学引入经济学的是孙冶方。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在经济理论方面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最革命的，因为《资本论》就论证了为什么公有制最后要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同时，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也是最科学、最先进的。马克思在分析两大部类关系的时候，用的是数学公式。就是用数学来表示什么是扩大再生产，什么是简单再生产。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用到的数学现在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这已经算是很领先的研究方法了。所以，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叫做“任何一门科学，只有能够用数学表达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这是马克思的女婿写的回忆录里提到的。

　　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徒子徒孙们，经常不仅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念歪了，而且把马克思先进的研究方法也给抛弃了。

　　在文化革命之前，我们的经济学基本就是方块字，那时候学经济的都是文科的考生，现在我们学经济的是文理兼收，但是理科考生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当时做的还不如苏联，苏联还允许经济数学的存在，我们现在叫数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经济学，数量是修饰经济学的。在斯大林时代，前苏联有经济数学，经济数学归根结底应该说是数学，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数学，这比中国领先，中国在50年代、60年底的时候都没有。最早在中国提倡要用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来推动经济学研究的是孙冶方，孙冶方在50年代中后期，被贬到经济研究所做所长的时候，就把苏联的经济数学带来了，他主张要在中国推广这些东西。

　　所以在中国文科院校里最早引入数学内容的是人民大学，就是孙冶方提倡的。孙冶方当时看到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没有数学基础，当时的那些研究员的数学就是高中数学水平，所以孙冶方和中国科技大学达成了一个协议，中国科技大学专门办一个数学培训班，把经济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送去学数学、补数学，这是最早开头。这帮学生就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数量经济的创始人，像我的导师张守一，都是在这个班里学的数学。他们到60年代初学成毕业，孙冶方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山西去做调研，看在中国有没有使用投入产出方法的可能。投入产出是一种数学方法，列昂惕夫（注：全名是华西里·列昂惕夫）因为投入产出的贡献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列昂惕夫是一个前苏联人，他是在前苏联打下的底子，当然前苏联的那个气氛也不允许他进一步发展，结果他到美国去，拿了诺贝尔奖。

　　所以，孙冶方是让这些学完数学以后的经济所的年轻科研人员到山西去做调研，有没有可能中国来用这个投入产出法。他们调研的结果说，在中国完全有必要用投入产出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可能建立中国的投入产出表。

　　这个时候就遇到“四清”，接下来就是文化革命，所以这些事就不了了之了，连孙冶方本人也被关起来了。孙冶方对于中国的贡献非常大，他当时提得很简单，就叫利润挂帅啊。现在我们看利润挂帅，这是幼儿园的水平，对不对？我们搞现代化生产、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那不是利润挂帅还是什么呢？但在当时能提出这种观点，都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利润挂帅就是要算，利润本身就是算出来的。挂帅，利润为优先，这也得算。所以，我从事数量经济的研究，觉得还挺骄傲，就开始做模型了。

　　回到数量经济所了，（我们）就做这个模型，但中国没知识，也没有经验。最早在中国搞起来的经济学，也要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在当时，我们又没钱，怎么办呢？两条路。一条路是送我们的学生出去，送我们的研究人员出去。

　　【很多老一辈的中国经济学家，青年时期接受过西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前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文革十年，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谈之色变，正常国际学术交流几乎完全中断，国内学术界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所知甚少。所以，改革开放初期，了解和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当务之急。

　　1980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选派5位学者赴美进修。他们是经济所的乌家培、黄范章，工经所的张磐、刘景彤、周天豹。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首批赴美研修的访问学者。张磐去麻省理工学院，刘景彤去匹兹堡大学，周天豹去斯坦福大学，黄范章去哈佛大学，乌家培则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吴敬琏和黄范章去学的比较经济学，乌家培学的是经济计量学、数量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更侧重于理论方面，计量经济学更侧重于技术方面。

　　因为中国那时候没钱啊，那怎么办呢？还有一条路就是请进来，把老师请来。当初1978年中国和美国建交，1979年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这个代表团是由美国各方面的科学家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要看一看，在哪些方面美国科学界能够给中国一些帮助。这个代表团成员之一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克莱因，他因为经济计量学得了诺贝尔奖。他1979年在中国调查了一圈，回来他向我们的领导人提出来的建议就是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要改革的话，必须得学经济计量学。那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就问他怎么办呢？怎么学啊？后来，由克莱因教授聘请了六个其他的美国教授，到中国来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

　　【那是1980年的夏天，是个酷暑，颐和园的蓬莱岛也不清凉。100号人在这里参加为期7周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讲课的是7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克莱因、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粟庆雄、安德森、安藤。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粟庆雄四位是华裔，会说汉语。安德森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统计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安藤是日裔美国人。这个培训班的师资力量堪称世界顶尖，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之外，邹至庄、刘遵义也是世界级的计量经济学大师。早在1966年，刘遵义已建立第一个中国计量经济模型。

　　学员中资格最老的是北大的胡代光、杜度，华中工学院的林少宫等。对于绝大多数学员，这是一个扫盲班、速成班。后来，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多次为“颐和园讲习班”举行周年纪念活动。因为这个有“黄埔一期”称号的讲习班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奠基石。】

　　所以这个讲习班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Summer Palace economic workshop，叫颐和园讲习班。当时姚依林同志接见这些老师，还有王光美（也接见了这些老师），王光美那个时候也恢复工作，做社科院的外事局局长。

　　这是中国数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记录，这个讲习班培育了我们第一批100多个人来学经济计量学，要说这100多个人里最有影响的就是王春正同志，后来他不是做了中财办的主任嘛。他当初就在这个班里学的经济计量学。

　　在这之后，我们的研究所成立了，就开始建立中国的经济模型。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经济模型呢？克莱因教授他得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搞了一个项目，叫做LINK PROJECT，把世界各个国家的模型连接到一起，（所谓的LINK，就是连接到一起。）然后组成一个世界模型体系，这个世界模型体系可以来研究一个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环境会对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克莱因的原则是，每一个国家的模型应该由这个国家自己的经济学家来建立。当时克莱因在70年代开始建立这个LINK system的时候，中国模型是外国人做的，克莱因就不大满意，他希望能够落实他的原则，由中国经济学家自己来做这个模型。（能做这个模型的）当时就是三家，一个是社科院，一个是国家计委，还有一个是复旦大学。这三家共同组成一个工作组，来建立中国模型，当时我是作为社科院的人参加的这个工作。建立中国模型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这个模型到1986年加入到了克莱因的那个模型连接系统，1987年、1988年，我们用这个模型开始对中国经济做一些预测，做一些分析。这个东西也没有对外讲，是我们自己内部在练手，来积累。

　　我们1988年、1989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4%、15%，中国老百姓没有对付通货膨胀的经验，有的人也知道，应该存点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外汇是控制的，黄金是控制的，房子还是公家分，汽车也没有进入住户，所以买点什么东西呢？有的人只能买酱油，买手纸，存一屋子手纸也值不了几个钱，买一缸酱油最后长毛了。

　　那时候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主要领导是江泽民和李鹏嘛，他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在中南海邀请社科院的领导和一些专家座谈，内容是社会科学如何为中国的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服务。李鹏总理就问社科院，你们能不能做预测？因为以前没有预测，我们是计划经济啊，根本不要预测的。当时出现高通货膨胀，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到出现高通货膨胀的话，及时地采取措施，即使不能完全消灭通货膨胀，至少可以减弱通货膨胀的影响。

　　80年代中期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已经很高了，要价格闯关。当时我们是双轨制嘛，价格闯关给老百姓的信号是什么呢？两种价格，一种是低的计划价格，一种是高的市场价格，绝不可能是把高的市场价格压下来，能做的事情只是把低的计划价格提上去，所以当时说价格闯关。对于出现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是对的，是价格双轨制造成的，提出的解决思路也是对的，就是要尽快地消灭价格双轨制。但是时机不合适，已经出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了，这个时候应该先稳一下，但是当时提出来价格闯关，造成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中南海这个座谈会，就问能不能够做预测，当时是我的前任所长参加的这个座谈会，他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我们已经和诺贝尔奖，和克莱因合作，已经有了两年左右的积累了，模型有了，但是需要经费支持，做模型是要花钱的，特别是对模型的维护和修正，都是要花钱的。

　　李鹏总理就说，你们回去写报告吧，我来批。我们所长回来就跟我们讨论这个报告怎么写，其实就是说要多少钱。那个时候，80年代，那个时候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有个三万块钱、两万块钱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了，我们一想，大胆要了六十万，因为这得五年，一年十二万，对吧，得连续地做，一年十二万。结果这个报告报到李鹏总理那里，李鹏一个圈一批，指示财政部从总理基金中支出，总理基金项目就是这么来的。

　　五年结束以后，是朱镕基做总理了，我们又打了一个报告，就是因为这五年的钱花完了，下一个五年了。朱镕基还知道价格涨了，批成75万，一年15万了。再后来第二个五年执行完了以后，就把这个预测项目纳入财政部给社科院拨款的大筐子里了，每年给社科院的拨款都有这一项，就不用再每五年专门地打报告了。

　　我们承担了李鹏总理这个项目以后，就要给中央写报告，一年两次，克莱因的LINK也是一年做两次报告，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春天这一次主要对当年做预测，秋天这一次要对当年预测，特别是还要对下一年做预测。

　　我们除了给国务院、中央交报告之外，还想让自己的预测结果能够为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点有益的信息，怎么把这个信息发出去呢？那个时候全靠自己想办法。我们就自己印吧，印完了得找个皮啊，得像一本书的样子，找了找所里只有蓝色的皮，于是就拿蓝色的给我们内部发行了报告，弄了一个皮，这就是蓝皮书的起源。

　　这也弄对了，因为国际上的惯例就是学术机构的这类报告都是拿蓝皮，政府的这类报告是白皮。所以我们瞎猫碰上死耗子，真蒙对了，这就是以后的蓝皮书。

　　有的事情不好说，当时是没法说的，比如说那个4万亿计划，当时我们预测的结果就是要出现通货膨胀的，但是在那个情况下，你也不能去强调这个通货膨胀，因为眼前的怎么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主要任务，但是我们已经拿模型分析出来，这样一种政策的结果是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最后还是出现了。因为它还是有它的科学性。（汪同三）

　　【第一集】吴敬琏回忆按劳分配之争：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事

　　【第二集】杨伟民直面改革难题：为何难推进难落实？

　　【第三集】白重恩忆94年税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远征：中国银行业的“破产”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扬：经济大国不等于金融大国 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应放缓

　　【第六集】陈东升：“92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第七集】黄益平：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第八集】对话汪同三：我国第一个经济预测模型是如何向总理“要钱”的

　　【第九集】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公募基金行业刚刚迎来发展的起点

　　【第十集】宋晓梧解密新农合出台幕后：卫生部与财政部激烈争论

　　【第十一集】周远志：我国经济体量已是巨无霸 还能有6%以上的年增长是奇迹了

　　【第十二集】吴晓灵回忆金融业改革：央行主动革了自己的命

　　【第十三集】魏杰：对张文中案的重新审理 是保护产权的信号

　　【第十四集】王一鸣：比出台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第十五集】段国圣：保险资金应在股权和项目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十六集】许善达：实践证明当年的财税包干不是个好办法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忆建中国高铁：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几层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烂摊子：央行曾管典当、彩票和基金会

　　【第十九集】隆国强：中国靠什么解决了出口创汇问题？

　　【第二十集】东昌集团丁建勇谈营商环境：变化翻天覆地

　　【第二十一集】刘世锦：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断试错试出来的

　　【第二十二集】段永基被逼上四通：遇到很多第一个吃螃蟹的事

　　【第二十三集】张志洲：看空中国的大空头败在哪里？

　　【第二十四集】蔡昉：人口红利还有 但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挖掘

　　【第二十五集】樊纲：中国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