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断试错试出来的
上大学以前五年的时间，我都是在西安市交通局，实际上是在交通局下边的一个汽车修配厂，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厂子不大，但是五脏俱全，我在那儿大概当了三年多的工人。车、铣、刨、磨、钳工都干过，包括什么电焊、气焊、热处理，还有什么磨床，这些都干过。当时那个机械手册，我记得很清楚，200多页，当时我很多都能背下来。当时有个很著名的是磨钻头，搞钳工的时候，电钻嘛，叫倪志福钻头，工厂里边很多人磨不了，我还可以，磨得还不错。
到了77年，我记得应该是到10月份，有一天突然间大喇叭里边广播说开始招生了，可以直接考试上大学了。所以我们当时听了以后不是一般的高兴，因为过去很多年，在工厂里面干，前途在什么地方，搞不清楚。曾经也想上工农兵学，当时我学习还是不错的，但是老是没有机会。领导说你就在这儿好好干，扎根什么工厂，他也不让你去上大学，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了。
当时报的专业就是中文系，因为当时也算是文学青年，那个时候年轻人，还看书的人，基本都是文学青年，因为别的他不懂，也接触不到，所以报的中文系。以后分到政治理论系，就搞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首先恢复高考，对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因为它打了一个人才的基础。改革开放你要推动，你需要路线的正确，是吧？政策的正确，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关键问题你还得靠人，人才从哪儿来呢？高考把这扇门打开了。你看看现在应该说社会各界，目前基本上站在前台的，起那种核心作用的，基本上都是相当一部分现在还都是恢复高考前几届的这些学生。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国家和民众都富裕起来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却悄然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之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另一种是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被称为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一般认为，很少有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中国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比较重要的一个研究是在2009年前后，当时也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我们开展了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战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大多数不大成功，有些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包括像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香港，还有新加坡，它们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我说的国际元是个购买力平价的指标，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用的是麦迪森的那个国际元，就达到这个点的时候，无一例外，经济都下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基本上降幅是在40%到50%，然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然后我们就研究中国的情况。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全国的角度，再一个，把中国不同的地区分成六组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关注了或者说分析了一些重要的实物量的指标，比如说人均的汽车、钢铁、发电量，这么一些指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经济应该是在2010年以后，它一定会下一个相当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大的判断。
我们这个研究成果以后出了一本书，就是叫《陷阱与高墙》，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选择，大概这么一个题目，以后这个研究成果是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当然这个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给决策层也提供过，在社会上应该说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一直用的是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我们在2013年左右，我们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将会进入一个和过去不一样的新的阶段，经济将会进入一种新常态，对新常态的含义做出了一个定义。
当然的话就是，这些观点先开始提出的时候，大多人是不相信的，因为大家都习惯了高增长了，你说经济要下一个很大的台阶，不论是从大家一般的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有些比如领导同志，他可能处在那种领导岗位上，他所管辖的地区，他是希望它能够高增长的。所以这个观念要转过来很不容易。
其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这么多年，实际上是在减速，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是争论一直存在。但是中央以后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十九大的时候又提出中国经济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建的时候，我是产业研究部的部长，做产业研究还比较多。产业政策的问题，一直争议比较大。我是想，这个里头有些问题，需要把它搞清楚。
因为最近几年，关于产业政策也有一些争论，一个就是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肯定是要发挥作用的，但是不是说政府发挥的作用都是产业政策，一定要把政府关于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和产业政策区分开来。再一个从中国来讲，我觉得把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行为要区分开来。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把有些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可能制定了一个政策，但是对这个产业发展到底有多大影响，也要区分开来。
我觉得如果做了这几个区分以后，你要是能找出若干个有明显证据的例子，说明这个产业政策确实推动了某些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过程中，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太明显的这种证据。
因为产业政策这个事最初是日本搞的，我也参加过一些会，也看过一些文章，参与过一些讨论。（产业政策）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个产业政策是有作用的，但是以后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那个产业政策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其实没那些政策，这些产业该发展起来还是发展起来了。有些产业发展不起来，你有那个政策它也发展不起来，他们还可以举出很多相反的例子，比如政府不允许发展的，最典型的像本田汽车，以前它是做摩托车的，政府没有把它排在应该发展汽车的行列里边，但它自己坚持要发展，以后的话它也发展起来了。
从我们国内来讲，这方面例子也很多，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做了一个实证研究，讲中国的电冰箱行业，当时我们的主管部门在电冰箱行业搞了40多个定点企业，它要扶持，但是其实没有很长时间。中国电冰箱企业数量是大大地减少了，最后生存下来、发展起来的那几个厂，基本上都不在原来政府圈的名单里边，有些企业当时还没出生。而政府当时认为是重点的，应该支持发展的那些电冰箱厂，以后都找不见了。
这种例子其实很多。但是你说政府在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是不是起作用？我觉得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实这个方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到很多地方就会看，比如说地方上搞一个开发区，地方政府所谓打造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
除此之外，他们有时候也在研究，这个地方到底适合发展什么产业，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比如说优惠政策、税收或者是有一些补贴，有时候创造一些有利条件，有些也有搞得比较对的，最后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我觉得中国如果说政府在看准了某个产业，采取了一些扶持措施以后，确实有点效果的，可能在地方政府这个层面上，我们会找到一些案例，但是它和中央政府搞的那些产业政策，应该说整个作用机制也不一样。
我猜想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时候还能够搞对一些产业，地方政府它毕竟在一个地方上，它范围比较小，它这个地方优势劣势在什么地方？到底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它相对获取的信息比较多，另外相对还是不确定性比较小，这样的话，它还有可能能够成功。但是地方政府也有大量的它想发展的产业，最后就没发展起来，它不想发展的反而发展起来。
最近这些年，我也看到更多的地方政府，其实它并不是强调发展什么产业，它只是说我把环境搞好，然后到底发展什么产业，用市场来决定。
但是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产业政策经常引起关注或者争议？是因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在搞一些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为什么这么感兴趣？现在看起来和我们改革过程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过去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的，有一些政府部门过去它是搞计划经济的，那套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包括用的一些办法，它就会这个东西，它就这样想的，你说不搞计划经济以后你说要搞市场经济，怎么搞？它搞不清楚，或者说不论从知识结构、利益关系还是工作方式，它都转不过来。它突然听说是有一个产业政策，是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它们会天然地对它具有好感，希望把它能够用起来。
所以，这么多年搞产业政策，如果说在某些非常严格的情况之下，有些产业政策也可能会起点积极作用。其实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产业政策，制定这些，推出来的文件或者是一些做法，可能离那个状态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有些部门它们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除了出一些文件之外，更多的是它们手里有多少权力。
比如说它搞什么规划，手头多掌握一些资金能往下分配，能搞一些审批，或者至少是给它挂一个牌，什么地方任命，什么什么基地，什么区，给你挂一个牌子，甚至搞点培训什么等等。总的来讲，你得有人来找它。所以，我是想产业政策的问题，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再讨论，还会再争议，我们也不排除我们有些水平很高的政府部门，他最后确实看准了，可能在某一些方面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多数的或者正常的情况。
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一个是观念要转变，利益关系也得调整，因为政府部门是一个公共部门，是要给社会公众服务的。另外，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是吧？当然权力这个东西，社会上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你这个权力到底从哪里来，怎么来用，这个问题要解决好。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除了审批，除了写点文件，或者是给什么地方挂一个牌，除了这些事之外，你还会不会干点别的事，你得有一点别的本事。现在我们讲市场经济新形势下，我们也得有新的能力，比如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能够维护市场的秩序，维护公平竞争，能够提供一个，市场不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个方面的话，也有比较强的能力。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能力建设的问题。
【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对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时，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其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是指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而在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竞争。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中国的独特之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展开。】
中国的经济模式，如果说有一个特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地方竞争。我们有一级政府，就是一个竞争主体，省和省之间竞争，市和市之间，县和县之间，甚至两个村，它有一个政府在那儿，它也会进行竞争。
其实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讲，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激励机制，这一点可能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最近到国外去看了，国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招商引资，有些做法跟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比较类似，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但是从中国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竞争机制实际上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我们从改革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常讲的是顶层设计和地方或者是基层的试验，其实顶层设计，中央提出一些大的一些理念、一些方向、改革方向，说我们应该推动一些什么样的改革。
所以，顶层设计我的理解，就是做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指方向，往东还是往西，你不能走偏。再一件事就是画底线，就是什么事你不能干，什么局面你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是管用的，是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地方基层企业个人，它进行大量的试验，它就是试错。
所谓市场经济的形成，它实际上本质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其实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有一百种可能性，其中可能60种、70种它是走不通的，它最后是被证明是错的，但是先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个错，哪个是对的，一定要试。所谓正确的、对的东西，它是通过试错以后，最后试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是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有一种观点，说中国这么多年，很多事已经清楚了，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试得差不多了，路子基本上看清楚了。但是前边你还有很多新的东西、新的事情，你还得试。所以这样一个改革的逻辑，我觉得一直是有效的。我反回来说地方竞争，我觉得是要起到这个作用。
中国过去一些年高速增长，先开始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什么呢？保护本地企业，搞地方封锁。以后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发现与其保护本地企业，如果本地企业不行的话，这个儿子不行的话，不行找个女婿。女婿来了，他很能干，他只要能带来GDP，带来税收，带来利润，带来就业，就让他来嘛？是吧？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个理念树立起来以后，市场就打开了，就开始招商引资了，招商引资是什么意思？就把中国的要素市场从过去那个地方保护的这种状态下，就把它解放出来了，把这门打开了。所以中国高速增长，它其实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以后，它才试出来一套新的方法。
所以下一步中国高质量的发展到底什么办法能够推动，什么管用？中央现在是提出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高速增长了，其实速度问题也还存在，实际上是由高速将来是要转入中速的，所谓中高速就是在由高速向中速转的过程中，比如说过去那么六七年的时间，就是转的过程中，它是中高速，将来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中速增长，但这个中速增长的平台上，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但是高质量发展管用的办法到底从哪儿来？你是不是在北京的办公室就能想出来？也许想出来的有几个点子还是不错的，但是大部分你还是要靠基层去试验。所以我就说高质量发展的办法，还是要给地方基层企业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就是你得让它多搞点自选动作，允许试错，允许纠错，这样的话才会找出很多既符合市场经济，就是这个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同时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包括地方的实际，这是管用的办法。
改革开放决定了中国前途命运、发展前景。过去如此，将来更是如此。
应该说过去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们市场经济建设已经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还不能说是一个高水平市场经济。我们下一步应该明确地提出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目标。
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当然其它产权的保护，那是更为基础的。反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保证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怎么能够使他们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当然的话，我们提的第一步还是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等等这一些方面，中国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该和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看齐。
你得给市场经济的各个参与者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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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集】对话汪同三：我国第一个经济预测模型是如何向总理“要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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