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中国靠什么解决了出口创汇问题？
1978那一年正好是我小学毕业，我觉得对自己的学习来说，正好是一个分界。因为我的小学期间，正好处在“文革”期间，那时候对小孩子来说，是充满了欢乐的，不像现在的孩子有那么重的学业要求。当然那时自己学习成绩也算是比较好的，但实际上不管是成绩好的学生还是不好的学生，在那个阶段上小学真的是没有什么压力，家长也不给你压力，老师也没有给你太多的压力。
从1978年开始，教育就开始走向正规，在我老家，就从那一年开始，在小学毕业生里面进行了一次全市的统考。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概念，不知道这个考试是为什么，以为你毕业了就得去参加这个考试，事后才知道说这是一个考重点中学的统考。考好了就进到重点中学，如果成绩不够好，就就近入学。所以我算是特别幸运，就进到了重点中学。
所以后来我再回忆起来，自己后来能够高考能够考到很好的大学等等，我觉得都跟1978年这个时点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开始恢复高考，开始重视教育，那么在我们那个地方体现的就是中学教育开始正规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1980年，是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服务的，从成立到现在将近40年间，中心基本上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有机会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开放政策制定的调研。隆国强还记得自己刚到中心工作，就参加了中心受国务院委托，牵头组织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研究，后来还陆续参加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和多个国家进行自贸安排的可行性研究、上海自贸区的设计和评估。】
我记得当年我们国务院决定要和印度研究制定中印五年合作规划，这个工作是商务部来牵头，但是研究工作是我们发展中心来牵头的，任务就落在外经贸部，当时张小济同志是部长，他来牵头，我参与其中。
研究中印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了解印度经济的专家。但是发展中心内部是没有这样的专家的，因为我们的编制很有限，我们没有国别的专家。我们研究的同事，比如平时会对美国啊，对日本啊，对欧洲这些主要经济体比较关注，但是说研究印度的，没有，确实没有。那么我们就到全国去找，我们要找印度方面的专家，我们找遍了全中国，我们觉得可能的这些机构，比如说像中国社科院，比如说和印度比较近的，像云南省的云南大学，或者云南的社科院，或者西南地区，像四川大学等等。
我们找完以后，发现全中国研究印度经济的人都没有真正的专家。但是有一些研究印度的人，比如说研究印度的政治、印度的文化。还有跟印度经济沾边的有一些，比如说后来我们请的像云南省的社科院有南亚所，四川大学有南亚所，这些专家，他们当时实际上也没有做特别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难得的印度问题专家了，我们就邀请他们参与其中。后来当然说这个工作，到印度去调研、交流，还是很好地完成了。
但这件事给我们印象特别深，我们就感觉到，中国从一个发展中的经贸小国，逐渐地成为一个经贸大国，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和发达国家打交道，我们要跟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特别深入的经济、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
我们一直讲叫知己知彼嘛，你合作，哪怕你提一个倡议，你也要知道别人希望什么东西，别人的需求是什么，供给和需求要匹配才能真正实现中央说的互利共赢。特别你像我们比如提出“一带一路”这个宏大的倡议，那涉及到60多个（国家），很多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面，毫无疑问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当然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相信已经有一些研究印度的专家，但十几年前的人力资源状况，给我们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不仅仅是说我的硬实力，我的经济呀，我的科技呀，这些东西很重要，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但是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你的软实力是什么？软实力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我有一大批能够，对于一些重要国家，像印度这样还不是很小很小的，说一个特小的（国家），你可能觉得好象我养一个人养不起，我们实际上有一大批这样的国别问题的专家，我们随时说“人到用时方恨少”。
等我们要跟一个国家去进行深入的经贸合作的时候，必须得有对这个国家长期进行研究的专家，否则的话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可能就是驻那个国家的使馆。而使馆咱们也都知道，外交人员老是在流动，很少说一个人能在这个国家待个十年，他不可能，待个四年一个任期可能就走了，甚至更短的时间。所以，你别看我们中国已经是一个新兴大国了，我们和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的经贸安排的任务越来越重，但是我们的人力资源，特别是真正的能够长期持之以恒研究的专家队伍，还是很欠缺的。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一个大国，是要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步提升才行，否则的话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
当然有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比如说研究一些热门国家的，像研究美国的人可能特别多，但是去研究一个非热门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相对来说人力资源可能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在政策上其实要刻意去培养他，比如说像社科基金这样的题目，应该常年性地按照我的要求，“一带一路”，我们就应该有针对国别的一些题目，用这些科研课题来引导这些专家们能够持之以恒地长期积累，去研究一些重点国别。这个可能短期内你觉得见不着成效，但是一个国家它一定要有人力资源，有研究成果的储备，到了关键时期就非常重要。
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重点也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地在调整嘛。比如说在80年代的时候，最初的改革是农村改革，然后是国企改革，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价格改革。
在80年代的时候，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价格改革。那是在80年代非常重要的，因为价格改革才能让市场给这些微观主体提供一个所谓市场的信号，如果价格是政府定的，这个信号就是扭曲的嘛，所以价格改革是早期改革特别关键的一项改革。
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期，应该说价格改革的重任基本就完成了，大部分价格都放开了。所以这个价格中心并入发展中心以后，它的职能就变化了，就是我们今天国务院发展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它的前身就是价格中心。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市场经济研究所它在研究什么？它在研究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是个热门的话题，也是重大的政策话题，决策也关注，老百姓也关注，对吧？它在研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那和80年代（相比），中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比如说像对外经济研究部，虽然这个部门还在研究开放，但是研究开放的主题早就有很大的变化了。80年代研究什么？研究比如说怎么扩大出口创汇啊，比如说特区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怎么能够吸引更多出口型的外资。
到后来我们说加入世贸组织，然后再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自贸区的安排。现在更深一步地说，我们在研究中国怎么参与全球治理。那么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这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但是研究的内容是有变化的，我说早期是怎么吸引出口型的外资来，现在我们说怎么能够利用好外部的资源来服务于中国的高质量的发展，怎么能够把中央提出来的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能够落到实处，怎么能够把什么引资、引技、引智有机地结合起来。
原来我们是说贸易怎么发展的事，现在研究的是怎么从一个贸易大国变成一个贸易强国。所以这些年，政策研究它一定是跟着国家的发展而来的。40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个巨大的发展实际上使得我们决策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你发现你的研究重点调整的轨迹，其实就记录着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国家要重点解决的一些问题。
【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协调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其实世界各国几乎都有产业政策，并不是只有东亚地区才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报告》称产业政策近五年来在全球复兴，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比如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其实也是一种产业政策。】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的主任是马洪同志，当时中日关系很好嘛，我们也研究日本发展的经济，所以最早其实是发展中心的同事们把日本的产业政策介绍到国内的，国内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产业政策。其实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引导产业发展的做法由来已久，特别是我们在计划体制下更是如此。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政府怎么来引导，你不能再用国家计划的办法了吧，正好有一个产业政策这样的工具，在当时应该说是适应了我们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政府部门就欣然接受了产业政策这套做法。
但是如果说真正被命名为产业政策的，其实我们只有1994年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它我们有很多产业发展的政策，它并没有被命名为某个产业的产业政策。但是我们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其实可以说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广义的产业政策的做法。你要说产业政策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如果广义地来讲，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有的可能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在不同的产业部门里面，它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是研究开放的，从80年代开始一直可能到新世纪头十年吧，其实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要扩大出口，因为在计划体制下我们也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也做衬衣，也做玩具，但是那些产业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开放部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怎么解决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就是叫出口创汇，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也没解决的事。
那么中国靠什么解决？我觉得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小的我们说投资环境、开放的平台，到我们实现加工贸易的政策，到我们吸收出口型的外资，这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举措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怎么让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形成国际竞争力。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就是让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又低成本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发挥出来以后就形成了我们劳动密集型这种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最大的制成品的出口国，那跟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开放的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说不是说一个国家你劳动力便宜，你就自然而然说市场的力量，就让它们能够变成一个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这样的。
你今天就看南亚、东南亚、非洲，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多的是，但它为什么没有成呢？毫无疑问和中国这些年的政策的引导有关系。如果说我们说再比较一下改革开放以前，为什么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呢？也跟你当时的政策有关系，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那么政府有正确的战略，有正确和得力的政策举措，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了。我觉得总体来说它是成功的。
但是在一些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像汽车这些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部门，那我们也要看就是说产业政策成功不成功，你要看它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回过头来我们说你制定一个政策你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嘛，如果你实现了这个目标，但这个政策本身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去讨论说你这个目标设置的对不对。
我觉得新的形势下，首先产业政策的目标要更多地着眼于让我们的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更多地着眼于怎么增强我们产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从目标层面来看。从这个举措上来看，我觉得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能够就是更多地发挥市场平等竞争的作用，同时政府能够加以适当地引导和补充。大家为什么批评这些产业政策？就是过去有很多产业政策，财政投入很多钱，投入很多举措，但是预期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要想让产业政策真正有效，我觉得就是要深入地研究每一个产业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样我们才能够精准发力，才能够说让我们的产业政策能够发挥作用。
其实呢你要总结四十年，最好的词就是改革开放，对吧。就是这四十年，就是我们体会最大、最关键的词，就是这四个字——改革开放。就是所谓的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奇迹，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改革开放，对吧？总书记讲“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进一步地发展，你要进一步把中国自身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你要把国际上发展的机遇把握好，还是要靠改革开放。所以中央为什么强调说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我觉得是说得非常到位的。
下一步做好中国的各项工作，还是需要进一步地做好改革。但是做好改革开放的事，它不是说喊口号，那当然不行。也不是说大家想象说我可以一步到位，其实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种科学。但是在另外一种程度上，它又是一种艺术。就是说大势你能看得清楚，但你怎么样改革能推动？怎么能够让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中，你能够把握机遇，能够规避风险，这里面是有很多很有讲究的东西。
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不开放，有些国家开放程度比中国还高呢，但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曾经世界银行有一个评估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还有获益较少的嘛，还有没获益的嘛，还有受害的嘛，对不对？
所以开放本身我们说，从必要性的角度上来说，小平同志讲不开放死路一条。但是呢也不是简单地说一开了之，我就把国门打开，把关税降下来，让外资随便来，是不是它就成了吗？它不是这么简单。
它一定是随着你发展的阶段（变化的），你在不同的阶段，你有不同的目标。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发展处在一个快速工业化的阶段，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制造业怎么能够拥有国际竞争力，然后换来足够的外汇，要消除两缺口模型里面讲的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那开放部门就要重点解决外汇的缺口。全球化背景要有足够的外汇，我就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我还可以到国外去开研发中心，我还可以把人送出去去留学，对不对？
开展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这样我才能够快速地去获取先行国家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这样压缩式生长，因为我四十年，完成别人一百年甚至一百五十年走过的路，你要开放，首先是要解决你的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竞争力不够的问题，怎么解决扩大出口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是不是不用开放了？不是的。
现在我们到了所谓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开放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要解决怎么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特别是国际市场和国际的资源，来服务于我们的高质量发展。这里面就包括了比如说我怎么能快速地增强创新能力，怎么能够加快产业结的升级，怎么能给让产业在全球的分工里面、在价格链上处在更高端的地位上，那也就意味着说我的知识密集的、资本密集的制造部门也好，服务部门也好，要有国际竞争力。那你想想这和二十年前、十前年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年我们改革开放过来，我们说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开放的一个路子，这就是逻辑上就对了，那些所谓的什么休克疗法，注定是不能成的。渐进性就意味着说我们要不断地坚持改革开放，就不存在说我一步到位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94年的汽车产业政策呢，当时的出发点其实是说要实现进口替代，因为已经预计到国内的汽车需求会大幅度上升，我们不希望大量的进口汽车，我们希望通过国内的汽车生产来满足需求。所以你今天再去回过头去看94年的汽车产业政策，它着眼点是比较重视数量。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国、汽车生产国，从数量上来看，确实它是实现了当时，可以说是超越了当时设定的目标的。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再来考虑中国的汽车工业的时候，那就不仅仅要满足于说是进口替代的问题了，对吧，你要实现进口替代，你要高保护，你就要定点，然后限制竞争，它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再来讲汽车产业政策，可能它的不足在哪儿呢？
第一个，对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强调的不够，对创新强调得不够。然后你一系列的这些叫做择优扶强，韩国、日本也干过，叫pick winner，就是定点挑出那些他觉得，政府认为可能能成的企业，然后给它扶持嘛。择优扶强的政策，它在企业之间造成的竞争的不平等，不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
那我们要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再来讨论产业政策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讨论说，怎么能够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怎么能让我们的，像汽车这样的产业，能尽快地来增强它的国际竞争力，要尽快地增加它的创新能力等等。
【第五集】李扬：经济大国不等于金融大国 人民币国际化步调应放缓
【第八集】对话汪同三：我国第一个经济预测模型是如何向总理“要钱”的
【第九集】易方达基金总裁刘晓艳：公募基金行业刚刚迎来发展的起点
【第十一集】周远志：我国经济体量已是巨无霸 还能有6%以上的年增长是奇迹了
【第十五集】段国圣：保险资金应在股权和项目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忆建中国高铁：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几层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烂摊子：央行曾管典当、彩票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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