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

撰文：杨靖 | 东方历史评论

1785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催眠大师安东·梅斯梅尔收到警方密报，仓皇出逃。此时距离他当年由维也纳被逐转而寻梦巴黎，不过七年时间。 

梅斯梅尔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父亲是位护林员，母亲是位锁匠的女儿——可是，他通过个人不懈努力取得了成功。32岁的时候，他在维也纳拿到医学学位——其博士论文《论行星的影响》据说是抄袭牛顿的一位同事。论文提出，牛顿的“万有引力”表明人体的身心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作者更进一步，指出人体内部存在一种不可见的体液，这种体液能够根据行星引力而发生对应行为。因此，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梅斯梅尔说，都取决于身体的“动物引力”与行星引力是否处于和谐状态。同时代的意大利解剖学教授伽尔瓦尼研究青蛙肌肉反应，发现体内存在“动物电力”。梅斯梅尔受此启发，将上述细微幽渺的体液认定为人体内存在的一种“动物磁力”——这一种看不见的“气流”一旦受阻，就会引发疾病。梅斯梅尔相信，只要让病人进入睡眠状态，通过他强大的磁力打通关碍，恢复到原先自然运转的状态，病人就能康复。由此开始了他风靡一时的催眠疗法。

历史学家汉普顿说过，“如果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产物，那么，18世纪并不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因为跟此前的17世纪一样，迷信和神秘主义依然盛行，甚至在专业人士中也屡见不鲜：科学家格鲁相信“宇宙是一座钟表”，化学家赫尔蒙特发现“生命灵气”，开普勒以占星术谋生，波义耳醉心炼金术。人们普遍相信彗星预示灾难，尽管哈雷计算出彗星轨道，并证明它同样遵循牛顿的引力定律。但迷信并未在一夜之间消失。

同样，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虽然士民争相崇尚科学，然而在科学启蒙之际，科学与伪科学的分野尚不够清晰，由是社会上仍然充斥大量近乎迷信巫术的滑稽观念——诸如妇女坐在窗前会怀孕，因为空气中可能含有胚胎的有机分子；借助于灵媒，人相信自己与遥远的星球以外的鬼魂能够毫无障碍地沟通；颅相术以及外貌协会特别有市场，因为看一个人的长相就知道对方内心到底是善是恶。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的开篇即明言：“在卢梭大革命前的作品中，《社会契约论》最不受欢迎”——因为在当时的巴黎，对科学的激情压倒了文艺的兴趣，不仅是专业的科学人士，连业余科学家和普通读者也纷纷在报纸杂志上参与讨论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

专业科学人士当中，林奈声称看过植物睡觉，伊拉斯谟·达尔文觉察到植物呼吸，普朗塔德在显微镜下的精子中看出小人（并为小人画像！），布丰相信自然让瓜长成一瓣一瓣的，是为了与家人分享。其他如哈维和笛卡尔相信心脏中燃烧的是生命力之火，牛顿研究炼金术和《启示录》，普吕什神父解释潮汐现象是上帝为了帮助船只进出港口。身为牧师的物理学家让·安托万·诺莱在实验演示中，对一个所谓的“电子小孩”通电，让他充当磁铁，真的能使物体被吸引到他身边，靠得最近的一个人甚至会发出火花。更可笑的是，根据托马斯·库恩研究，当时的医学专家解释鸦片何以能安眠：据说是因为鸦片粒子是圆形，“所以它们沿着神经运动时能够镇定神经。”可见，正如炼金术士帕拉萨尔苏斯凭借直觉相信“哲人石”的存在，18世纪的专业人士以科学为名，其实更多是用精神之眼观察世界。

与催眠术同时代的业余科学家的实验，则是普通知识阶层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例如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和诺莱等人就出版了许多指导人们自己动手获得科学实验乐趣的小册子。据当时巴黎的一位评论家迈斯特描述，“在我们所有的集会中，在我们用晚餐时、在我们可爱的妇女的洗手间中，以及我们的学术讲坛上，我们只谈论实验、大气、易燃气体、飞行的双轮战车、在天空中旅行。”另一份科学报告也指出，“自从对科学的嗜好在我们之间传播开后，我们已经发现公众忙于研究物理、自然史和化学；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关心其进步，而且确实致力于他们的研究。公众对培训课程趋之若鹜，他们渴望读书，并热忱地欢迎一切给他们带来思想的东西；除了极少数情况，在富人家里都能找到适合于这些有用科学的实验器材。”拉法耶特侯爵曾为水上行走的鞋和夜视镜等“科学”研究捐助巨资，便是时代风尚的一个例证。

不仅科学人士和科学爱好者如此，社会学家也时有惊人之论。博纳维尔认为人是自然之镜——上帝手中有一架竖琴，琴弦与人心相连，通过最微弱的声音，人得以感知圣意。重农主义者杜邦坚信世界是一头巨大的动物，人是上面的昆虫。杜邦是杜尔哥和拉瓦锡的好友——从自己的面相分析，他相信自己前世是条狗。另一位法国狂人傅立叶以普遍和谐为他的哲学指导思想，并坚信天启末世即将来临。他计划烧掉世上所有的书籍，只留下牛顿和他自己的——他本人自称“政治学的牛顿”，因为他的“情欲重力法则在一切层面上都符合牛顿和莱布尼茨解释过的重力法则——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拥有共同的运动系统”。更为滑稽的是，他临终前拒绝友人对他施行催眠术，但同时又坚称死后能用此术与门徒交流。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原本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后转变信仰，相信灵魂永生。欧文自称借助于灵媒，他曾与已故的富兰克林和杰斐逊进行过交流——并断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已改变了信仰。

正是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科学狂热精神的感染下，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界限被抹杀。对催眠术的狂热甚至压倒了人们对当时最热门的科学实验——乘坐气球飞行——的热情，连法国诗人也加入了赞美的行伍。从学院到沙龙到咖啡厅，整个巴黎的人们似乎都在探讨催眠术：“像一场流行性疾病一样，征服了整个法兰西。”作为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发起人，梅斯梅尔受到贵族和民众一体推崇，一时间其门徒遍布朝野，其所创“和谐社”及分支机构散布全国。梅斯梅尔本人也一跃而为巴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对特定的一些病症的确疗效显著。据说，多数病人在梅斯梅尔的手滑过他们身体某个部位时，会突然出现阵阵痉挛，甚至发作惊厥，或者失声痛哭。与此同时，原先所患的痛风、抽搐、耳鸣、麻痹、失眠等病症便都不治而愈。也有目击者回忆，催眠术在操作时，身穿紫色丝织长袍的催眠师在符咒、占星术墙饰、厚厚的帷幕的背景下，激发梦游者的“第六感”来和远方的亡灵进行交流。尽管其治疗所用器材和治疗方法在今天看来都不足为奇——无非是日后心理学常用的营造氛围和暗示手段，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正是性喜猎奇的法国人最膜拜的通天绝学，口耳相传的“神乎其技”更令巴黎士女为之疯狂。

由于供不应求，梅斯梅尔故意抬高门槛——“和谐社”的入门会费高达100金路易，显然只有贵族和富商才能进入。此外，用于治疗的四个大桶要价也不菲：其中三个需要提前预定（每次100金路易），另一个声称为穷人保留（但很少被使用）。即便如此，前来求诊之人依然络绎不绝。被胜利冲昏头脑，梅斯梅尔开始出现错觉（以耶稣自况），以为他的疗法可以包治百病——与他的“自然”疗法相比，以放血截肢为主的传统治疗手段则无异于谋财害命。他将病理报告呈交科学院（后被拒绝），并狂妄地宣称要在法国“消灭医生这一职业”。名誉和生计同时受到威胁的巴黎医学会则起而抗争，要求揭穿其装神弄鬼的丑恶骗局。

为平息争议，王室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有四位医学部著名医生（由此可见王室的倾向性），还有五位科学院院士，包括化学家拉瓦锡、天文学家巴伊、物理学家基罗廷（断头台的发明者）和担任美国驻法公使的富兰克林。委员会进行了多次实地测试。富兰克林在其寓所帕西的花园内，将一位敏感的病人带至五棵树前，其中一棵施术——结果她在另一棵前晕倒。无独有偶，拉瓦锡在家中放置五杯水，喝到第四杯时病人发病——而事实上施术的是第五杯。更有甚者，委员会曾告诉一位女病人，她将被隔着一扇门施行催眠术（事实上没有），结果一进门病人就出现全身痉挛症状。据此，委员会于1784年具文呈报国王：人体内并不存在梅斯梅尔宣称的动物磁性，其疗效不过是心理暗示。另外一个由巴黎医学会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结论也大抵相似：关于催眠术的神奇功效，查无实据。

梅斯梅尔的催眠术理论，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因此在启蒙运动时代的科学家看来，不堪一击，在学术界很难有立足之地。但事实上，他的这一理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受到当时科学发现的影响。梅斯梅尔认为渗透并浸润一切物体的液体是引力的媒介（类似于“以太”），因为行星不能在真空中彼此吸引——这是开普勒和牛顿的发现；同时，他认为人体疾病是因为身体里的液体流动发生障碍，因此通过施催眠术或按摩人体的“极点”来控制并加强液体的效果，由此可以克服障碍、恢复健康，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德国神秘主义者波墨的生机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梅斯梅尔的治疗方法现在看来荒诞无稽，但是从当时的科学进展来看，这种“无形的液体”并不算特别不可思议。至少从表面看来，它并不比拉瓦锡驱除的燃素说更加虚无飘渺。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确提到过“渗透并隐含在一切大物体之中”的“精气”，布丰、欧拉、拉普拉斯等人也时常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概念和假说，其抽象性与梅斯梅尔的体液或“动物磁力”说并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医学认为生病是由于体内元素缺失，梅斯梅尔却以动态的积极的过程看待健康。在他看来，生病并非某种静止的状态，而生病所影响的也不止个别或局部的器官，而是影响整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健康不仅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梅斯梅尔的观点遭到以拉瓦锡为代表的正统科学人士嫉恨，因为它从思想方法和哲学意义上说，更接近于浪漫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而科学讲求的是精微的分析、分离和物质重组。拉瓦锡可以在实验室称量每一件物品，梅斯梅尔的磁力却无法测量——这也是当时梅斯梅尔与巴黎科学界头面人物较量中败下阵来的主要原因。拉瓦锡奉行洛克-孔狄亚克的经验主义实在论——人的观念不得与自然或客观现实相违背，否则一定是人的观念出了错。燃素说错就错在在这一种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才会误导科学界千百年。拉瓦锡认定词与物必须一一对应：词语包涵理念，理念反映客观现实，这是逻辑演绎和科学推理的基础。

同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富兰克林对拉瓦锡的观点却并不完全认同。富兰克林相信世界是由物质构建的，但它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相互关系——莱顿瓶中并不必然包含电流，而是由电瓶、电线以及实验者等构成的关系网，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无法形成电流。因此，他承认电流客观存在，但未必是单独的实体——其原理犹如说某物带电，意指包含正电子和负电子，但不能说某一物带正电，另一物带负电。这是整体论的科学观，也是富兰克林相对于拉瓦锡更为高明之处——19世纪初，法国科学院应多方请求，重启调查。该报告推翻了上个世纪第一次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明确表示催眠术对部分病症（牙痛、闭尿症、内分泌失调等）“疗效显著”——从而更加应验了富兰克林的远见卓识。

很显然，催眠术处于从科学到伪科学的光谱的中间位置，它一方面极端地表现了启蒙精神，一方面又充满源远流长的神秘主义。梅斯梅尔的信念是帕拉萨尔苏斯以来不断发展的“生机论”或“活力论”——催眠术致力于消除健康的“障碍”（包括消灭医生，因为医生救死的几率远远不及他们的杀生）——让自然法则发生作用，从而实现永久的和谐。这一信念表明，“1780 年代晚期，有教养的法国人趋向于拒绝冰冷的世纪中叶的理性主义，而代之以更吸引人的思想食谱。他们盼望超越理性的和合乎科学的神秘主义。”由此浪漫主义逐渐取代了启蒙精神，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由此可见，催眠术以及同时流行的其他几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如颅相学），之所以能够和热气球乃至充斥于报刊杂志的形形色色的“科学”发现和实验并驾齐驱，并不仅仅因为梅斯梅尔拥有一批持久稳定而且富有宣传才能的门徒和追随者，而在于它是根植于人们心态中的源远流长的神秘主义传统在当时的最新体现。毋庸讳言，千百年来，尽管人类不断孜孜以求，但迄今为止，尚未能完全揭开身心关系的实质。梅斯梅尔的动物磁力说固属臆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那个时代仪器的检测来判定人体中是否具有某种生物力/能，显然失之偏颇——18世纪的科学仪器（如电流计和罗盘针）无法证实任何磁力存在，这也正是梅斯梅尔最为致命的困境。有感于此，其门徒一度曾抛弃动物磁力说——然而19世纪的生理学却又发现了生物电。这是历史的讽刺，也是科学史进展带给人们的教训。

正如高尔的颅相学虽然荒谬，但日后却引发了人们对大脑机能分区的研究一样，在梅斯梅尔“气流”说的基础上，医学界通过对人体经络的研究和探索，导致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如脑啡肤）。在很大程度上，梅斯梅尔的动物磁力说可以视作“人体具有生物电活动”这一科学发现的1.0版本——因为从理论上讲，人在进入催眠态时应该有磁场，并且自身也会感受到磁力的作用——医学上的磁疗法就是通过对人体的生物电活动发生影响而治愈患者。当然，人体的生物电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磁力，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对他人产生生物磁效应等等，要取决于磁场梯度等量化条件。科学家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可谓任重而道远。

或许恰似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言，经历过19、20世纪的科学变革，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哥白尼的占星术或牛顿的炼金术从学术研究中刻意加以忽略和剔除。受到此一思维模式的影响，我们也很容易由于“知识情境化”而导致对于过去的文化传统缺乏历史之了解与同情。必须考虑到，尽管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欧洲直到19世纪前后，在大众心态方面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在此之前，中世纪以来带有神秘色彩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依然在大众心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照催眠术运动东至莫斯科、西至美国的影响范围，及其长达数十年的活跃时间来看，这一运动的文化背景显然具有全球意义。以美国为例，尽管远在巴黎的杰斐逊写信回国，警告国人催眠术泛滥的后果，但这一运动（以及其变体唯灵论，或招魂术）很快便由新英格兰波及全国。1844年，福克斯姐妹宣称具有特异功能，可以施法让人与死者对话，一时信众云集——当时美国文化名人如爱默生、富勒等皆不止一次出席“降神会”，皮尔斯总统夫人简对招魂术相当热衷乃至痴迷，林肯夫人也多次在白宫主持降神会（林肯偶尔也会参加）。其鼎盛时期，据说信徒多达200万，灵媒则有上万人，堪称盛况空前。甚至在福克斯姐妹当众承认使用骗术造假后，仍有大量民众秉持初心、执迷不悟。令人不胜唏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南北战争之前，保守的教会对高涨的废奴运动熟视无睹，对妇女权益也毫不关心，引发贵格会教徒（基督教中的另类）强烈不满，于是转而寻求新的信仰。对普通人而言，招魂术表达的是平等的博爱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超自然能力（包括灵魂不朽），因此极易引起共鸣。同时，他们认为降神会给予他们与已故亲人交流的机会，弥足珍贵。他们在放弃了严格的教义和道德权威后，渴望有经验性的“真理”来填补空缺（人们倾向于相信科学的力量会把巫术、迷信扔进历史垃圾箱，但与此同时往往会低估人类自身对奇迹和灵异事件的精神需求）。正如20世纪初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戴维斯所说，对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而言，“招魂术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凯旋门，它通向自由和世界人们普遍向往的天堂。”

长期以来，美国人深信，科学和自然的新思想比起传统或专制是更好的真理试金石，而催眠术，颅相学以及招魂术这样的科学——前者可用于治疗，后者可揭示灵魂奥秘——如果能提供确切的经验证据，自然也能令人信服。19世纪中期的美国国家和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这些变化涉及政治、文化和精神层面。每天都有新的科学发明问世，证明人类自身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而神奇之处在于，美国的唯灵论随着科学的进展也在与时俱进——1844年，莫尔斯通过他发明的电报发送第一封电文。4年后，福克斯姐妹利用电报敲击的节奏，发明“精神感应术”（即招魂术）。1880年代后期，爱迪生发明电灯，不久降神会上便出现阴森森的电光和发出荧光的头盖骨。到1895年伦琴射线——x光问世，唯灵论者更为之欣喜若狂，相信这就是“天眼通”——由此，“新神秘主义的降神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愉悦高潮。”正如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他本人在工作中时常借助于催眠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1902）中说，“我接受过的所有教育试图告诉我，我们当前意识中的世界只是众多可感知世界里的一个。”这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

当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科学对“硬数据”实验的可重复性要求，以及坚持通过实验证伪的作派，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尽管在自然界的物质领域取得成功，但在自然的精神领域则未必如是——科学也不必运用于自然的精神力量这一更为模糊不定的领域中。迷信“经验性”真理的美国人推测：如果自然的奥秘的确可以揭示，难道不可能在这些奥秘之中隐藏着科学探索不到的东西吗？从詹姆斯所描述的种种宗教体验，到进化论在若干中学课堂至今仍被禁止传授，这些事例都表明美国人对科学的怀疑和排斥——18世纪以来的科学和理性并未消除神秘主义和迷信的根源，反过来产生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其中之一便是以自然的精神力量（或超自然力量）替代神灵——对这一“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的奉持和执念一直绵延至今。这也是百余年来招魂术不绝于缕的根本原因。

话说梅斯梅尔被逐出巴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拉瓦锡等学院派被视为保守学术体制的代表和专制独裁的旧制度的鹰犬。拉瓦锡本人在大革命中被推上断头台，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作为包税官招致民众的唾弃，另一个原因却是他当初因拒绝马拉的科学论文而同革命领袖交恶（“学者是人民的公敌”成为大革命最响亮的口号，而“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则成为拉瓦锡的死亡宣判）。和拉瓦锡一样，当初名列调查委员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天文学家巴伊也视催眠术为败坏人心的诓骗伎俩，而巴伊的下场也同样悲催。梅斯梅尔自称1793年他前往巴黎时间算得很准——恰好是巴伊院士被推上断头台之时，使得他有机会向这位宿敌致以最后的敬意。

1815年，年过八旬的梅斯梅尔在德国梅斯堡辞世。他的安享天年，或许应该归因于他的那些对手——在那场革命爆发之前，让他得以幸运地逃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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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于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