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丹青 中国南方最早的壁画墓

塔梁子崖墓彩绘壁画。

郪江崖墓内的浮雕“狗拿耗子”。

郪江崖墓。资料图片

郪江崖墓的粮仓。

塔梁子崖墓胡人歌舞雕刻。

中江塔梁子崖墓群。据《德阳晚报》

　　汉代壁画墓在中国多发现于北方与中原地区，而在德阳市中江县玉江之畔的塔梁子，却有座东汉壁画崖墓，这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壁画墓。从斑驳的壁画中，我们看到了汉人的冠冕、服饰乃至生活，飘逸的汉隶则讲述着一个东汉家族的宦海浮沉。

　　文管员打开铁门，搬开封堵住墓门的沙袋，沿着狭长的墓道，笔者与中江县文管所前所长王启同走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由于担心温度变化加速壁画风化，文管员只把沙袋挪了个小口。我跳进墓中，这是一个漆黑的世界，阴冷潮湿，墓顶的水珠滴在地上，“滴答滴答”，在空旷的墓室中回荡着。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陶渊明的这首《挽歌》，不仅写出了汉晋时代的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是汉晋墓葬文化的真实写照。大约从汉代开始，一种崖墓在中国大地，尤其西南地区极为盛行。所谓崖墓，即在岩壁上凿穴筑室，并仿照墓主生前生活，分割成享堂、墓室、盥洗间、厨房诸多空间。汉代，崖墓在四川盆地盛极一时，密如蜂巢般分布在长江、涪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郪江及其支流两岸岩壁上。
　　四川盆地诸多崖墓群中，郪江崖墓历来以宏大的规模、惟妙惟肖的雕刻与缤纷多彩的彩绘闻名遐迩，玉江是郪江源头，两岸丘陵连绵起伏，相对高度在50—100米上下，成为古人开凿崖墓的绝佳场所。沿着玉江，从东到西依次分布着古仙洞、宝峰山、柑桔梁子、塔梁子、青龙嘴、蛮洞山等诸多崖墓群。“塔梁子，北塔寺，听钟声，知晴雨”，在中江县民主乡桂花村，上了年纪的大爷常常哼起这样一句民谣，塔梁子是村里李家湾一个山岗，传说上面曾有座北塔寺，乡民听得钟声，便可推知隔日是晴天还是雨天，时人皆视为神异。
　　2002年初春，村民发现塔梁子山腰几座崖墓被盗，王启同和同事赶到村里时，盗墓贼已逃之夭夭了。从盗墓贼留下的盗洞，王启同在腰上绑上绳索，下到墓中。地上随处可见破碎的陶俑、陶片，仿木门坊上，持剑的武士守护着这个阴森的世界，戴着小尖帽的男子踏歌起舞。再往前走，王启同看到几幅彩绘，凑上前一看，彩绘是在墓壁敷泥，再以线描勾勒出轮廓填色的，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壁画！”此前，中国南方较少有壁画发现，塔梁子崖墓是四川成千上万座崖墓中唯一可见壁画的，并于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环绕塔梁子山腰分布着9座崖墓，又以眼前的M3号大墓最为恢弘。M3长21.95米，高逾2米，主墓室共有5进，带有6间耳室，墓室之间凿有门枋，壁画就绘在第三室的耳室中。墓壁浮雕壁柱、壁穿，将墓壁分成“田字形”，八幅壁画就两两绘在这四个矩形区域中。我拧开手电，橘黄色的光芒照亮整个墓室，那些沉睡千年的人物苏醒了，仿佛讲述着一个东汉家族的兴衰、迁徙乃至宦海浮沉。
　　八幅壁画均为清一色的宴饮图，其中第一、五、七幅壁画题有墨书题榜。第一幅壁画中，峨冠博带的荆文君与宾客跪坐在席上，面前放置盘、豆等陶器，荆文君身边有个侍从，身着蓝色长袍，袖口、领口描成红色，右手执木棒。壁画空白处，一行行汉代隶书尤清晰可见：“先祖南阳尉，□□土乡长里，汉太鸿芦（鸿胪）文君子宾，子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坐与诏，外亲内亲相检厉见怨。……父即鸿芦，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县乡卒。”四川过去虽屡有汉碑、汉刻出土，却从未发现过墨书汉隶，汉碑、汉刻由于题材所限，往往浑厚深沉，静穆雍容，塔梁子墨书汉隶则直接在墓壁上书写，笔势生动，飘逸自若，打开了了解汉隶的另一扇大门。
　　那个手持木棒的侍从，也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汉代画像中时常能看到类似木棒，过去一度被认为是舞者表演时用的剑，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在《汉画执棒小考》一文中提出，汉画中频频出现的棒，其实是兵器。《三国志》记载，曹操初入洛阳任北部尉，即在京城四座城门悬挂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侍从拿的木棒，应该与曹操的“五色棒”差不多，既可保卫主人安全，也象征着荆文君无尚的权威。
　　第五幅壁画，两黑衣男子相对而坐，空白处有两处题榜：“广汉守丞、瓦曹吏、创农诸□掾□子女长生□□□□□父造此墓”“蜀太守文鲁掾、县官啬夫、诸书掾史堂子元长生”。荆子女曾任广汉守丞，汉代太守之下分设议曹、贼曹、仓曹、田曹等官，分别掌管谋议、侍卫、民户、耕作等等，瓦曹过去不见于史书记载，可能主管瓦的生产。荆子元则担任文鲁掾、县官啬夫一职，啬夫与县丞地位近似，大概负责听讼、赋税一类事务。荆子元身后还站着两个毕恭毕敬的小吏，并用墨书点名了他们的身份——司空与司空佐。汉代实行“三公九卿”制度，所谓“三公”，便是司徒、司空、司马。事实上，汉代郡、县以及军队中也设有司空，不过只是小吏而已，司空佐是司空的助手，职位就更低了。
　　第七幅壁画剥落斑驳，从残存的“荆子安字圣应主”“应妇”字迹推断，壁画主人是荆子安夫妇，他们与子元、子女都是荆文君的子孙，也极有可能是M3号大墓的主人。汉代崖墓群往往是家族墓葬，塔梁子便是荆氏族人的长眠之地，一座崖墓可能是夫妻合葬墓，也可能同辈人一起安葬，家族的亲情与纽带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
　　八幅壁画宛若连环画一般，串联起荆氏家族的脉络：荆氏西迁先祖荆文君（字子宾），因率兵平定羌人，官至大鸿胪一职。大鸿胪名列九卿之列，官秩两千石（两汉时期，官秩以石来划分，除了大鸿胪，太守、刺史也是两千石）。荆文君之子荆中也出任黄门侍郎，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可谓冠冕一时。可惜造化弄人，荆中因故得罪皇亲国戚，荆文君由此被牵连，罪该当诛，最后皇帝念他平羌有功，这才赦免了死罪。
　　汉代诸侯王、部族首领朝见皇帝，或者外国使臣来京上贡，都由大鸿胪一手承办，而荆文君曾率十万余大军击败羌人，似乎说明汉代的大鸿胪也能掌管军队，这也验证了史书的记载：《后汉书·安帝纪》，延光三年八月，大鸿胪耿宝转任大将军一职。
　　获罪西迁，昔日的大鸿胪领着族人西迁入蜀，在这片陌生的土地开始了远离庙堂的生活。不过从壁画来看，入蜀后的荆氏家族并未就此沉沦，荆文君依旧有持棒的侍从护卫左右，荆子元、荆子女也在郡、县任职，享受着无尽荣华。
　　汉代壁画过去常常发现于砖室墓中，又以北方、中原地区最为集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洛阳老城西北西汉壁画、八里台西汉墓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等等，墓主均为两千石以上的高官。荆氏家族曾是京城豪门，他们将中原上层官吏中流行的壁画风俗带入西蜀，藉此显示家族的显赫与辉煌，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古代，家族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往往也充当着文明的使者——或许正是这次阴差阳错的迁徙，造就了中国南方最早的壁画墓。

　　其他几幅壁画大多斑驳剥落，人物依稀可见轮廓，我们只有从残存的黑色、白色、红色、蓝色，推想他们曾经有过的浓妆艳抹的岁月。西南潮湿，加之砂岩透水性强，平敷在墓壁的细泥干了湿，湿了又干，已层层起翘、脱落。那些美丽的汉代丹青，就这样散落一地，没入尘土。
　　中国最早的矿物颜料早在商周年间便已出现，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尚书·禹贡》就有“黑土、白土、赤土、青土、黄土”的记载。时至汉代，汉人对矿物颜料的运用已臻成熟，绿色的空青、蓝色的石青、黑色的炭青、白色的白垩、红色的朱砂或赤铁矿是当时最流行的颜料。矿物颜料成分稳定，色彩鲜艳，其色泽往往可以延续千年。
　　除了壁画，M3号大墓诸多雕刻也用矿物颜料装饰：仿木门枋雕凿出檐坊、瓦垄、瓦当，檐坊用红色涂抹，瓦当边缘则用黑色勾勒；门枋右侧的门人身着交领长袍，他的冠冕、耳环、衣领、袖口用墨线勾勒，口、鼻则用红色涂绘；鸟儿翩翩起舞，口中衔鱼，工匠先雕出轮廓，再用红色、墨色勾涂鸟嘴、腿、翅膀，线条简约古朴，逼真灵动……诚如学者范小平在《四川崖墓艺术》一书中所言，北方的壁画在砖室墓敷上白灰，勾线施彩，四川崖墓则运用石头的肌理施彩，以其淳朴的色彩，简练、豪放的线条，表达了民间艺术家对社会的理想与认识。
　　第三室甬道中有个彩绘颇为有趣，五个男子手挽手站成一行，踏歌起舞。男子深目高鼻，留着一脸络腮胡子，身着窄袖长衣裤，头戴红色小尖帽，与汉人的宽袍大袖风格迥异，可能是史书中记载的胡人。《后汉书》记载，“灵帝喜好胡帐、胡床、胡座、胡饮、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权贵皆竞为之。”现在看来，胡人歌舞不仅仅在京师得到追捧，在遥远的西南边陲，那些带着异域风情的歌舞依旧久久飘荡着。
　　我曾经走过四川盆地的诸多崖墓，乐山麻浩、合江鱼天堂、成都天回山、彭山江口、宜宾黑石头等等，它们或有着庞大的墓室，或有着造价不菲的画像棺，或随葬精美的陶俑，在“视死如生”的汉代人眼中，死亡并不恐怖，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起点，所以如此精心地构造地下世界。在我看来，塔梁子崖墓的世界更加多彩，浓墨重彩的丹青让阴森的墓葬不再暗无天日，一如墓主生前的生活，一如那个歌舞升平、宴饮不休的大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