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19，被一场流感击中的中国

韩福东

1918年五月底，上海租界中的华人出现了一种流行病症。

第一个病例被报告的时间是5月30日，当天先后有15人中招，该病蔓延迅速，不及一周租界工部局医院就有50人入院诊治，未入院的感染者估计尚有数百人。他们大多是华人，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工部局各机关工作人员及商店伙计等，其中沪宁铁路是重灾区，患者共35人，中国青年会则有50名学生和数名教员染病。工部局卫生处所获得的数据中，仅有一个外国人。

这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瘟疫登陆中国之初的情景。大概四五个月前，大流感在美国爆发，随战争征兵而传播到欧洲，接下来又感染了整个世界。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次流感可以导致5000万至1亿人的死亡。

那是1918年一月末至二月初，在美国堪萨斯州哈克尔县，迈纳医生接触到了一种病人，他们的症状虽然普通——只是头痛、身体疼痛、发烧和干咳，与普通流感相似，但却有异乎寻常的强烈程度，而且病情恶化迅猛，有时足以致命。和普通流感不同的是，死去的多为县里最年轻和强壮的人。

情况非常不妙，愈来愈多的病患让迈纳医生几乎被压垮。疫情在全球引爆，经过一段时间高潮与低潮的反复，它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最致命的流感。到1919年，它共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最早的说法是2000多万，20多年后，后来的诺奖得主伯内特将其修正为5000万——1亿人。

一百年过去了，流感仍然是人类最致命的瘟疫。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报告，美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为36000人。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多达65万人死于与季节性流感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M·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说，发达国家之外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1918-1919年，在印度乡村、苏联（当时正进行残酷内战）、中国、非洲和南美洲，这种疾病通常最为猛烈，但几乎没有什么完好的记录留下来。李秉忠先生在《关 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表示：“目前，中国学术界对1918-1919年大流感的研究尚属空白。”

1918-1919年的全球性大流感死伤惊人，但关于其在中国的传染细节相关研究很少。笔者因此查阅了当年的媒体，试图管中窥豹，勾勒当时情形于万一。在被流感吞噬了数千万生命的1918-191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一

1918年初，史上最严重的大流感在美国堪萨斯州哈克尔县肆虐之时，数千公里外的中国，也正受困于一场疫疠：据《申报》报道，江苏镇江喉疫盛行，1918年1月28-29两日，南门戚姓四岁女孩，和小马头周姓一家四口、陈姓九岁之子等人，皆染病，“朝发夕死”。当地警察局的倪局长为此特召集各区长开会寻求防止方法；《字林报》1月29日的报道称，黄河流经之地疫症蔓延。数千旅客现被羁留于雁门关，粮食大缺，人民苦饥；《大陆报》1月31日发自北京的电文称，至1月27日止，阎锡山督辖的山西境内，死于疫者共233人……

疫情据称始于绥远与内蒙丰镇。察西镇守使乔建才1918年一月向内务部的汇报称，此次疫症最初的原点在绥远第一师驻留丰镇的辎重兵，他们由绥远返回丰镇送饷时，传染疫病导致该连30余名兵士病死。军队采取了相关措施，由何医官将其余士兵检验隔离，并与其他部队绝断交通。部队向商民发布了白话布告，目前察哈尔西各属均尚平安。

“平安”的说法，显然并不可靠。此时，疫情早已传播至山西、直隶、山东、安徽及江苏等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西班牙是这场流感的重灾区，包括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都中了招。这场流感曾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西班牙媒体对流感的报道相对开放，当时的人们错误地认为这里就是它的源发地。在意识到西班牙可能受到了污名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疾病源头。中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他们的视野的。

一种说法是，中国一战时派遣华工到欧洲挖战壕，由此将流感传入那里。所以，西班牙是为中国背了锅吗？

的确，在西班牙于1918年初被流感击中之前，中国已在始于绥远和丰镇的疫情中泥足深陷。不过，“西班牙流感”始于中国的猜测并没有得到证据支持。美国医学会曾赞助《传染病杂志》主编乔丹审查来自世界各地的1918-1919年大流感的证据，他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在1918年初确曾发生流感，但规模很小，也没有扩散开来。截止1918年五月，香港医院只有22例患者被确诊流感。广东到6月4日才出现第一例流感。这些都不应被看作是“欧洲流感爆发的真正预兆”。

至于始于绥远和丰镇的疫情，虽然被一些医学史家认为是流感，但乔丹认为是肺鼠疫。这意味着他认同当时中国科学家的诊断，因为当时对鼠疫杆菌的实验室鉴定已经非常方便且准确。巴里在《大流感》中采纳了乔丹的说法。乔丹认为，所谓的“西班牙流感”事实上的起源地在美国。巴里根据他所掌握的证据，又将具体发源地锁定在堪萨斯州哈克尔县。

是哈克尔县罹患流感的青年，而非中国的劳工，因入伍前往欧洲参战，将这个疾病带到了法国，进而传播到全世界。

二

鼠疫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进入1918年五月，上海出现了流感病例。

一个叫史丹莱的西医在上海查验过流感患者后，给上百人休了病假。他对媒体说，这个传染病属骨痛热病，是流行性感冒的一种。这种病数年前在上海曾流传过，它是热带特有之病，大约是由蚊虫传来上海。不过，1918年上海的蚊虫非常少见，所以史丹莱对这一点也坦陈不能确定。他进一步表示，该病症有点类似泊里凡特（欧洲植物名）咳嗽，患者初觉筋痛，稍有寒热，继以头痛、喉炎或呕吐。他乐观估计，经医验诊后，一二日内当可确定该病真实属性，它并不危险，患者少至一日多至四日即可痊愈。

事实很快被证明并非如此。在上海《申报》上，6月4日-17日先后有十篇专题报道，描述上海新流感的进展。从这些报道可知，随着时间推移，患者越来越多，且不断有人死去，而医界对此束手无策。

其他省市的情形同样严重。譬如江苏镇江、扬州等地，病患者很快达到数百人，他们的身体症状先是脑痛、身酸，而后寒热，传染迅速，“朝发夕毙”。医界认为这和上海的流感同源。

六月中旬，鉴于疫情的严重程度，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筹设中央防疫事宜，由卫生司长刘道仁负责。

和在美国的情形一样，流感在中国进入一个小高潮之后，又很快归于沉寂。但没过多久，再度卷土重来，传染力度则倍增。

在50万字的《大流感》一书中，巴里提及中国流感状况的部分只有短短数句：“流感在接近（1918年）5月底时到达上海，一名观察员说：它如海啸一般席卷全国。据称，半个重庆都病倒了。”“在中国，很多人死于流感，但具体数目不详。例如在重庆，全城约有一半的人患上流感。”

五月底是一个显著的时间节点，上海和重庆被重点提及。让我们回到1918年五月底的中国。那时的中国的确被流行病所困扰。

上海《申报》在6月1日发出消息，称南京“近日发现喉疫，传染甚盛”，而北京也因大雨，“寒暖不和，发现时疫，传染甚速”。两天后，有一篇报道专门以《沪上新流行之病症》为题，讲述上海的疫情。此外，在租界地，英美工部局卫生处也以时值夏令，气候渐热且天气不正为由，强调卫生的重要性。但从相关的报道看，流感最初造成的危害并不大。甚至于此前因瘟疫而在淞沪警察厅左侧设立的防疫所，也因“疫气稍减”，而被徐厅长于6月1日这天裁撤，以节省经费。这似乎意味着，席卷全国的肺鼠疫已经在上海进入尾声。而新近袭来的流感，虽然也引起当局注意，但其危害尚可控，也并未引发大范围恐慌。

到了6月12日，报道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流感已经造成人员死亡，且是“晨发夕死”。又过了五日，疫情变得更加严重。同一天，《申报》还报道了扬州疫情：“新流行之疫，蔓延颇广。药炉茶灶十室而九闻，因此致死者亦已有所闻。医士药店无不门庭若市云。“在此之前，其他省市的疫情也陆续爆发。

吉林：“时疫发生以来，居民罹患时症者不可胜数。商号因柜伙染病者，多至不能开张营业。疫势虽不甚剧，烈而蔓延甚广，未可忽视。各中西医院诊治极忙。每日到院求诊之人数，较平素多至数倍，尤以东关英国施医院为最。至中医，则各药局生意均极发达。医士奔走不遑，临门候诊者尤络绎不绝，足见时疫之一斑矣。”（《申报》1918年6月6日）江西南昌：“警务处阎恩荣以近来省城内外发生一种传染时症，甚有一家十余口俱患此症者，特召集中外各医士研究致病之源。”湖北武昌：“目前疫症流行已遍武汉，而武昌一隅尤甚。闻武昌城内各住户几无一家得免者。幸症尚轻微，死者甚少，惟传染极速。”（《申报》1918年6月12日）湖南长沙：“湘城近旬以来因天时不正，又大水之后湿气薰蒸，致发生一种类似疠疫病症，传染极多。全城警兵之得此病症者已达三四百人，南门外某炼矿公司某工人患此者亦达百人上下，民间传染尤伙，无处无之。幸病者尚易医治，无性命之虞。刻下警厅已注意预防，正邀请中外医士研究办法。”（《申报》1918年6月14日）

但是“重庆半城病倒”的传闻，我并未在彼时的报纸中找到出处。从当时的媒体报道看，此轮流感的致死率尚不算特别高。大约在八月份前后，疫情基本已经消退。当时国人没能预料的是，流感只是暂时偃旗息鼓，它正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三

九月的美国，人心惶惶。中国则要再晚一个月，才进入死尸枕藉时间。从媒体的报道可知，这一波疫情，最先在浙江绍兴的虞西乡引燃。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第一时间致电绍兴柯桥红十字分会倪仲敬，表示见到各报载有绍兴上虞西乡发生剧烈时疫导致死亡无数的报道，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宁波，当地苦无医药。沈敦和要求倪仲敬立即查明病情，并派王培元医生带医队及药品来绍兴参与救治。

这一波疫情的死亡人数和蔓延区域，远远超过五六月那一次。譬如江西九江，《申报》报道称，九江近因天气干燥、久晴不雨，叠见疫症流行，沙河一带传染疫症尤甚，“死者无棺可购，生者接踵而亡，亦云惨矣！”安徽省亦是疫症流行，传染极广，“病初起时，骨痛咳嗽，忽寒忽热，往往视为热症，误投凉药，因此丧命者时有所闻。”

1918年10月19日的上海《申报》，还刊发了来自浙江绍兴疫区的相关信息，显示出流感传播的严重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封署名“屠子香、裴丽生”的读者来函，而非记者报道。

这封函件中称，绍兴上虞西乡，自入秋以来，就发现一种“最剧烈之时疫”。它最初的表现类似伤风。如果患者有咳嗽症状，其生命尚可延续，“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因地方无良医，也无医院，遇到此症，只能坐以待亡。此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信函中称：“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己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灾区延袤，刻己渐度余姚，西达甬界。“

疫情已经严重到十死其一的程度，且蔓延至余姚、宁波等地，但位于上海的全国第一大报《申报》此前却全无报道。这固然说明媒体异地报道的滞后性，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新一轮的爆发后，流感呈现出更为迅猛的发展态势。

旅沪河南人金策澄10月26日给上海《申报》写信，讲述了老家河南的惨状：“鄙人等近接家信，均言豫南七属，因秋旱过久，瘟病大作，轻则寒热，重则死亡。家家如此，莫能幸免。无棺殓尸者遍地皆是，诚数十年来未有之大疫也。”棺材不够用，乃至于尸骸曝于荒野，疫情之严重可以想见。金策澄从媒体上得知，上海红十字会已派员赴宁波、绍兴进行救济，他为故乡呼救，表示“如有大慈善家闻而继起，以拯吾乡人于浩劫之中，则感激者不仅千万人已也。”

在美国的情况亦是如此。大流感在美国经历起伏，1918年四月是一个高潮期，后来进入低谷，但紧接着又有了更为犀利的反扑。

巴里在《大流感》一书中说：“那时（1918年九月底）病毒已经横贯全国，在边界、海滨地区扎根，慢慢向内陆扩展，到达丹佛、奥马哈、明尼阿波利斯、博伊西，侵入阿拉斯加，并跨过太平洋到了夏威夷，病毒已经登陆波多黎各，正向西欧、印度、中国和非洲进发……十月，而非四月，将成为最残酷的月份。”

中国的十月，也被卷入残酷的死亡风暴。

在给《申报》的信函中，绍兴人屠子香、裴丽生表示，当地的棺材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慈善人士对此进行施舍。除此之外，医院施药和隔离消毒亦亟待解决。他们猜测道，疫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今秋宁波、绍兴两地过于干旱，没有下雨，上虞西乡河流浅狭，故受疫最深。这当然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事实上，如上所述，疫情始于美国，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进一步导致了全球性的传染。

流感很快从浙江传染到全国各地。上海、江苏、天津、北京、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四川以及东北等地，均为疫疠所困。

红十字会展开了救助行动。10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接到赴绍兴医疗队鲍忠琅等人来函，内称他们前往绍兴上虞西乡崧厦镇自治所会晤了兪岳庭及绍兴同乡会代表屠子香等绅董，讨论疫情救治办法。该地自七月以来，天未降雨，河水干枯，交通断绝。崧厦镇区内共五万余户，染病者一开始有类似寒热、胸闷、喉干等症状，患者如咳嗽可保无虞，否则三日内毙命。一个月之内已有千余人病亡。现在虽然情况略好，但染病者仍十有其八。他们暂借崧镇义学内开办了临时医院，在各公所村庄黏贴布告，并想方设法引进化验品。

仅崧厦镇一个月内就病死千余人，可见疫情来势之汹汹。当时并没有关于这次疫情全国死亡人数的权威统计，但可以想见是一个天文数字。一直到1919年一二月间，中国媒体上关于流感的报道才日渐消退。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流感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亡，但在当时的中国，却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媒体、政府部门以及主流医界对流感亦缺乏正确认知，各种不靠谱的传统疗法，仍受到广泛的推荐。很显然，用温凉寒热来定性不断变异的病毒性流感，离题过于遥远。

面对大流感，医学界对此束手无策。更多的人乞灵于传统医学。宁波定海县知事冯秉乾发布的《救治时疫之布告》颇有典型性，这份由六言文体写就的布告称：“定邑城乡内外，近来疫症流行。由于天时亢旱，井河饮料不清。加以人民习惯，多不讲究卫生。以致酿成疾病，性命危在俄顷。民生疾苦如此，本县轸念殊深。特与医家考证，厥病是为风瘟。主治宜银翘散，有无咳嗽须分。药味照方加减，初起服之极灵。兹将各方列后，布告县属人民。凡有患此病者，不及延请医生。赶紧照方买药，连服自可安宁。方药并非贵品，万勿吝惜钱文。须知身命要紧，不可迷信求神。妄食香灰神水，转致误害己身。按照清洁方法，大家认眞实行。即于卫生有益，病患自然除根。务望通人达士，解说不惜口唇。使彼无知乡愚，俾得一体遵循。”冯知县用意甚良，只是”银翘散“治病的迷之自信，使这个布告成为医学史中灰色的遗记。

在西方，大流感冲击之下，也是各种传统疗法纷起。不过，现代医学的种子在迅猛勃发，《大流感》称：“（那些医学家们）没有因为奎宁和伤寒疫苗对疟疾和伤寒有效，就异想天开地希望它们能治愈流感，而去给流感患者服用奎宁或注射伤寒疫苗。”如此说来，现在中国相当多的医学家，其见识尚比不过百年前的西方同行。每当流感到来，各种传统偏方仍会受到追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医学的启蒙在中国仍路漫漫其修远兮。

十余年后，美国医学家肖普和刘易斯发现了1918-1919大流感的病因，他们在猪身上找到相关的病毒。但病毒不断变异的新型流感，对人类仍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

时至今日，流行性感冒仍是人类还不能有效控制的世界性传染病，1918-1919年的肆虐，又表明其短期内的致命性超过任何一种疾病。在1918年之后，全球范围内又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流感，虽然其严重程度远无法和百年前相提并论，但仍有不容小觑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