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防范化解“一带一路”金融风险

　　作者|万喆‘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中国金融》2019年第8期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以及“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资金融通作为五通之一，逐渐成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润滑剂和助推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以来的两年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型，特别是资金融通取得巨大新进展。但同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深刻调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新风险凸显。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以新思路防范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重大金融风险，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资金融通新进展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能否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支持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因此，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资金融通方面积极予以支持，有力促进了企业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在融资的支持下，中国企业重点投资了一批农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项目，为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进步、出口创汇和增加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竞争力提升。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对金融支持作出庄严承诺：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回顾两年来的实践，中国言必行行必果，在“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是资金投入新增长。国开行作为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自2013年至2018年年底，累计为6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超过了1900亿美元融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长期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巨大金融支持。进出口银行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相关成果清算落地和项目实施建设，截至2018年6月末， 1300亿元专项贷款全部签约。丝路基金秉承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积极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产能合作、资源开发等领域，截至2018年8月底，已签约投资项目25个，承诺投资金额超过82亿美元和26亿元人民币，实际出资金额超过68亿美元。根据博鳌亚洲论坛年度报告，2019年1~2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新增投资合计23亿美元，同比增长7%。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22.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3.2%；完成营业额9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4.5%。中信保在2017年年度承保金额达到5246亿美元。其中，支持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投资、工程承包业务，累计承保金额达1298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支付赔款超过4亿美元。

　　二是投资领域新拓展。丝路基金投资项目已覆盖中东欧、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一带一路”主要区域，涉及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多个投资领域。在签约承诺投资总额中，股权类投资占比约70%，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油气开发、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占全部承诺投资额的近70%，为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商业银行持续推动“机构先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截至2017年末，五家大型银行在沿线共设置59家分支机构，占中资银行布局总数的88%，较2013年增加48%，是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扩张的主力军。亚投行自运营以来已批准项目投资53亿多美元，所有投资项目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三是绿色金融新亮点。中国积极践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激发了巨大绿色投融资空间，为新一代绿色产品和绿色技术提供了广阔市场。推出《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绿色金融成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新的增长点和亮点。中国金融机构在以丰富的创新产品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投资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推动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第三方金融合作新突破。丝路基金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立了能源基础设施联合投资平台，主要投资于包括“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电力电网、油气、新能源行业的绿地或棕地项目，对于促进第三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中英、中日、中法等第三方市场金融合作项目不断深入，充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经济金融新风险

　　2017年，世界经济似乎正开足马力走出金融危机阴霾，呈现集体复苏趋势。特别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势头更为抢眼。然而，2018年以来，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逆流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疲软、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风险叠加造成大面积深度危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逆风加剧，风险因素不可忽视。

　　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易引发新兴市场货币新危机。在过去两年里，美联储加息缩表已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回流和美元升值。2018年，美元指数走强已经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巴西等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土耳其经济在2018年年初本来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3%。从3月开始，土耳其货币里拉持续贬值，并在5月份和8月份出现两次大幅度贬值。货币大幅度贬值破坏了土耳其国内的经济秩序，使其生产活跃程度大幅度下挫，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回落至5.2%。2018年，印尼盾不断暴跌，印尼总统佐科要求40家出口商把离岸收入汇回本国，协助当局防止印尼盾继续下滑。阿根廷也出现了货币危机引起经济严重收缩的情况，2018年第二季度其GDP季度同比甚至出现4.2%的负增长，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500亿美元贷款。巴西雷亚尔兑美元不断下跌，迫使巴西政府宣布继续坚持财政整顿计划，改善公共账户。巴西央行进行外汇掉期拍卖，期望能缓和雷亚尔的跌势。

　　2019年3月，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声明鸽派基调非常鲜明，暗示基准利率将维持不变，这意味着美联储自2015年12月份启动的加息进程可能按下暂停键。但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一旦缩表将可能引起资本进一步回流美国和美元进一步升值，新兴市场国家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加大。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类似国家同样发生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这种传染效应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

　　二是债务高企易引发新兴市场债务违约新风险。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1月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过去4年间，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从30%升至50%，它们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政府收入用于支付利息。假如借款成本在未来数年内按预期水平增加，低收入国家的偿债压力只会进一步增大。倘若融资条件骤然收紧，低收入国家就可能面临资本外流、“借新债偿旧债”的窘境。对于沿线国家债务的历史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借机抹黑“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造成了沿线国家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污称中国通过贷款的方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合作，使这些国家因缺乏相应的偿还能力不得不向中国“出让”部分国家“主权”。

　　三是美国股市下滑易引发新兴市场动荡新爆点。从2009年以来，美国股市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2018年以来，美国资本市场持续动荡，10月之后美国三大股指均已明显下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下行产生的预期恶化，使美国股市未来仍将有较大下跌风险。如果美国股市价格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将引发市场剧烈震荡，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四是保护主义成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新源头。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与多国进行贸易谈判，全球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失序。美欧之间的贸易磋商长期陷入停滞，欧洲内部的贸易政策分歧、美欧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都意味着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受经济外部冲击能力薄弱，如果下一轮衰退到来，各国间政策缺乏协调和约束，以邻为壑的政策则很可能成为个别国家的选项，保护主义将不断抬头，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趋势，不确定性必定加剧。

　　防范化解“一带一路”金融风险新思路

　　从国家层面看，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层面看，金融风险具有传染性、防范难度大等特点。从金融属性看，金融天生蕴含风险，金融业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风险没法躲避。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更需要警惕其内生的高风险性。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学习中提出，“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这两次重要讲话，为我国防范化解“一带一路”金融风险提供了新思路。

　　一是底线思维是基础。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越多、不可控性越强，就越需要运用底线思维来明晰立身之本和发展方向。要增强忧患意识，对2019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从国内看，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总方针，稳步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

　　二是坚定不移加快“一带一路”金融开放。要处理好开放和安全的辩证关系。目前中国正稳步推进新一轮金融领域开放，金融开放的勇气是基于对经济自信的基础上，同时开放又能有效促进经济活力，只有顺应开放的大势，跟上开放的潮流，统筹好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关系，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全球化的大势下有效维护经济安全。要把金融改革开放任务落实到位，同时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举措。要促进“货物出海、企业出海、人民币出海”，更好地保障国内经济金融安全。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抓住工业化进程中大宗商品大进大出的“窗口期”，在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加快推进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建设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防范价格波动风险，维护大宗商品安全。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强化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融资功能，深化新三板改革，推动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和途径，支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企业扩大股权融资。

　　三是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第一，要深化金融产品创新。基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特征及风险，创新融资产品，如对标的物收益、开发性贷款、大型设备资产等进行证券化。根据“一带一路”投资活动特性，研发不同风险、期限、保费、保价的投资保险产品。研发企业海外资产保值和风险对冲理财产品及衍生产品，并提供财务咨询、投资、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第二，推进资金结算业务创新，在传统收付款、账户管理等结算产品基础上，为企业提供投融资管理的多渠道、多产品服务。第三，推进新型金融市场建设。在投融资方面强化电子网络平台建设，利用好“大数据”和“云技术”，为供应链上的供应商、投资商、代理商等参与方提供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第四，优化金融机构治理体系。推动金融机构建立互信包容的治理架构，区分有效需求和绝对需求，做好风险评估工作。第五，“一带一路”金融创新要以法治思维贯穿始终，全流程高度重视法律风险防范。发挥好规则和法治在凝聚共识、平衡利益、保障发展、定纷止争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从法治层面更加全面系统地构建多维度的长效机制，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的制度性保障体系。

　　四是有效完善“一带一路”项目风险管理。“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投资就会有风险，关键是把风险管控在合理的限度内。首先，完善债务风险管理，增强债务管理能力，鼓励通过创新的融资手段，如股权投资、PPP合作等方式，多渠道参与基础设施融资。其次，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国别风险、信用风险等因素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的影响。一方面，建立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当国别风险发生，金融机构利益受损时，补偿基金根据某一特定比率对金融机构予以补偿；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的风险补偿作用，鼓励保险机构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沿线国家居民的人身和财产以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保险保障。

　　五是加强管控“一带一路”金融风险的国际合作。第一，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中主权债务处理、出口信贷、投资担保、解决投资争端、绿色金融等国际合作，加强与巴黎俱乐部、出口信贷国际工作组、世界银行集团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世界银行集团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等机制对接沟通，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一带一路”项目沟通平台。第二，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加强国际法律协调合作，推动双边、多边金融合作和第三方市场金融合作，构建“一带一路”金融风险防控系统，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第三，搭建更开放包容的融资平台，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国际资本、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等各类资本的优势，形成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合力。多边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系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管控融资风险，降低融资难度。■

　　（责任编辑  贾瑛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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