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贷大法好：一家城商行的神奇逆袭及其隐忧

　　 来源：新金融琅琊榜

　　作者： 董云峰

　　一家原本零售业务并不见长的城商行，通过助贷业务，掀起了一场个人消费贷业务的大跃进。在此过程中，该行如何履行核心风控的责任？

　　在最近举行的一次行业活动上，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中心执行副总裁沈卫裕披露了该行个人信用消费贷款产品——“融e借”的经营数据。

　　截至目前，“融e借”交易总额超过2000亿，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0亿元。

　　作为“宇宙行”旗下的现金贷产品，融e借的表现，显得有点尴尬。

　　不管借呗还是微粒贷，放款量早就达到了万亿量级，贷款余额则在千亿级别。

　　事实上，工行这个成绩，连一些城商行都不如。

　　据天津银行年报，截至去年末，该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778.96亿元，同比增长785.9%，去年新增余额691.03亿元。

　　要知道，天津银行的总资产不到7000亿元，工商银行总资产高达27.7万亿。

　　究竟是工行太弱，还是天津银行太妖呢？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银行。该行去年末互联网消费贷款余额1095.1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67.55%，也就是去年新增余额797.39亿元。

　　与天津银行相比，上海银行零售业务基础较好，且较早发力金融科技，如此成绩不算太意外。

　　真正值得关注的样本是天津银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提的现金贷是广义概念，指的是基于互联网的个人无担保信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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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银行的神奇逆袭

　　前不久，天津银行交出了一份颇为惊艳的财报。

　　年报显示，天津银行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21.4亿元，较2017年增长19.7%，创历史新高；拨备前利润87.0亿元，较2017年增长24.0%；实现净利润42.30亿元，较2017年增长7.3%。

　　此前两年，天津银行的业绩一直是负增长。2016年该行实现净利润45.18亿元，同比下降8.4%；2017年实现净利润39.4亿元，同比继续下降12.7%。

　　在行业里，天津银行不算出彩，近年来多次爆出风控大案，包括2014年滨海分行天保支行 “存款纠纷”案、2015年济南分行 “存款纠纷”案和2016年上海“4.6”票据案，并被卷入了渤海钢铁巨额债务重组。

　　今年3月1日，天津银保监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因存在12项违法违规事实，其对天津银行罚款人民币合计660万元。

　　这样一家银行，是如何在2018年实现业绩大翻身的呢？

　　答案是现金贷。在大幅压缩对公业务的同时，天津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井喷，尤其是个人消费贷余额暴增近700亿元。

　　财报显示，截至去年末，天津银行个人贷款余额为1060.10亿元，同比增长208.4%。其中，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778.96亿元，同比增长785.9%。

　　而在2017年末，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余额不过87.93亿元。

　　个人消费贷的高收益，推动天津银行的营收大幅提升。去年该行客户贷款及垫款的利息收入由上年的108.81亿元增至140.38亿元，同比增长29.0%。

　　数据显示，去年该行客户贷款和垫款平均收益率达到5.55%，较2017年提升了72个基点；净息差由2017年的1.25%上升到2018年的1.59%，提升34个基点；净息差由2017年的0.81%上升到2018年的1.23%，提升42个基点。

　　在个人消费贷狂飙的同时，天津银行对公业务出现萎缩。截至2018年末，该行公司贷款余额1717.39亿元，同比减少15.2%。

　　如果不是天津银行加大了拨备力度，其在2018年的盈利增长将更加引人瞩目。去年末，该行拨备覆盖率达到250.37%，较2017年上升56.56个百分点。

　　除了规模上的大跃进，天津银行还保持了良好的资产质量。

　　据财报，去年末，天津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从上年末的0.87%降至0.17%，远低于该行整体1.64%的不良率，甚至比住房按揭贷款还要低。

　　这还推动天津银行的个人贷款不良率由上年末的1.64%降至去年末0.58%；同期其公司贷款不良率从1.47%上升至2.25%。

　　真是一场华丽的翻身仗，现金贷则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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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转型还是资金通道？

　　问题来了：天津银行的零售业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数据显示，2017年末，天津银行的个人贷款余额为343.79亿元，占全部客户贷款及垫款的比例为13.8%；到2018年末，个人贷款总额达到1060.10亿元，占比跳升至36.7%。

　　这一年间的增量为716.31亿元，而去年天津银行个人消费贷余额新增691.03亿元，占比达到96.47%。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个人消费贷的疯狂放量，天津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不可能取得如此的增长。

　　截至去年末，天津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个人经营类贷款及信用卡透支分别为229.29亿元、44.97亿元及6.89亿元，分别占个人贷款总额的21.6%、4.2%及0.6%。

　　此外，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津银行已发行19.91万张信用卡。

　　可以看到，不考虑个人消费贷，天津银行的零售业务占比很低、乏善可陈。

　　那么，天津银行的零售业务何以突然崛起？答案很可能是助贷（联合贷款）。

　　据天津银行官方网站披露，去年4月、6月、10月和12月，该行先后与新网银行、蚂蚁金服、百信银行和度小满金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据自媒体“第一消费金融”报道，“天津银行大规模进军个人消费贷款的起步时间是在2018年3月，开始大规模放款是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与借呗合作之后，在高峰时期，天津银行通过借呗1天放款7亿元。”

　　我们的疑惑在于：一家原本零售业务并不见长的城商行，通过助贷业务，掀起了一场个人消费贷业务的大跃进。在此过程中，该行如何履行核心风控的责任？

　　根据去年末网传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银行不得将授信审查、风控等核心业务环节外包给合作机构，不得仅根据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的信用评分放贷。

　　上述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地方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主要服务当地客户，向外省客户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网贷款总余额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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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被掏空之忧

　　零售转型，是当下银行业的主流选择。

　　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商业银行难以保持快速的规模扩张，并且对公业务风险持续暴露，这对其经营业绩形成了压力。

　　过去很长时间里，银行业对零售业务的重视度普遍不高。直到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让金融机构看到了零售业务的巨大价值。

　　然而，除了极少数大中型银行，绝大多数银行都缺乏零售经验和流量基础，很难有所作为。

　　针对网络小贷和现金贷业务的强监管，给这些银行带来了机会。

　　为了遏制网络小贷的无限杠杆，监管部门提出了严格的杠杆要求，促使现金贷走向了助贷时代——新金融机构作为助贷方提供场景和流量，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放贷人提供资金。

　　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强调金融机构要承担核心风控责任，但这条监管规定缺乏实际约束力。

　　如此一来，一些金融机构在助贷业务中就变成了纯粹的资金通道，躺着赚高利差，而将核心风控责任置若罔闻。

　　监管部门的忧虑，正在于此。

　　在今年初发表的《开正门！助贷大时代来临，金融科技洗牌将至》一文中，我曾提到：

　　在助贷业务中，由于助贷方普遍承诺兜底，许多金融机构将这项业务变成了一项固定收益业务，也就是纯粹的资金生意，而非需要承担信用风险的信贷业务。

　　这不仅使得助贷业务的真实风险被人为掩盖，还令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淡化乃至放弃了属于自己的风控责任，全部甩给助贷机构，这反过来又提升了风险。

　　长此以往，如果助贷业务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占比中越来越高，而金融机构又远离核心风控环节，其将丧失最核心的风险管理能力。

　　与跨区域经营相比，这才是监管部门最担心的问题——助贷不能成为部分金融机构的“鸦片”。因为一旦核心能力下降，还会影响到金融机构其他业务的健康发展，最终威胁金融体系安全。

　　金融是经营风险的生意，如果金融机构连风控都外包出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也就被动摇了。监管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新金融城最近发表的《商业银行如何把握互联网贷款政策的变与不变》一文指出：

　　城商行、农商行应当在坚守主业、坚守服务本地的前提下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应当把这个业务作为运用科技手段提升自身风控能力、获客能力的工具；应当把这个业务作为传统业务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应将业务规模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内，将它当做一道大菜，而不是当做主食。

　　道理大家都懂，但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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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