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创新非常活跃 但绿色新动能并未形成整体合力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尽管现在创新非常活跃，但是绿色新动能并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全球都是领先的，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拉动能力。

　　以下为演讲全文：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国是论坛，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实际上刚才已经提到了，而且大家也亲身感受到从2013年以来中国的环境质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大家有很多的获得感。

　　今天我们要来判断2019年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展望2020年，实际上它有一个跟其它的领域不太一样的落差，因为环境保护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持久战，过去的一年只是在一个很长的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个相对长的阶段来看我们是怎么样取得这个成绩的。

　　我想从中长期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从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变化，包括整个执政理念转变，从过去以GDP为核心的这么一种增长，到了一个生态优先的增长，包括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打赢污染攻坚战，特别是从根本上要建立健全一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要创建一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且要形成节约环保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贡献者、参与者和引领者，最后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实际上我们的解读就是它需要强调系统保护、系统治理和系统推进，这是我们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基本认识。

　　跟过去的传统发展不一样，新发展的理念里面，绿色发展的基本理念是要投资自然资本，刚才姚总说我们过去是靠这个资源投入，现在要投资自然资本，通过自然资本来形成新动能，然后把发展跟保护能够相互适应起来。其中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叫做三化一个优先，优先就是优先解决现有的资源环境问题，三化叫做产业绿色化，空间绿色化。同时，我们要把流域、区域、城镇的绿色发展要建立起来，从目标来讲大概有四类目标：

　　1、提高效率。包括能效、资源利用效率。

　　2、要控制总量，包括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消费总量。

　　3、要改善质量，当然是环保保护的质量，也包括经济发展的质量。

　　4、要优化结构。无论从能源结构也好，从交通结构、从产业结构，更多向绿色发展方向去走。

　　具体措施我们就总结了两条：

　　1、综合手段，综合手段大家都挺清楚，但是必须要跟本地的条件、能力相配合。

　　2、要循序渐进，要动态调整。这个绿色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更加绿色、更加清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最高级的概念，所以它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未来我们说遇到什么挑战？包括绿色发展，我们总结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的挑战：

　　1、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源环境问题是由于历史造成的，也不可能靠一日之功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急于求成。

　　2、我们要对新常态的、新时代里面的保护和发展之间的这个规律要搞清楚，我们要按规律，要依法来治理、来实现转型。

　　3、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现在创新非常活跃，但是绿色新动能并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全球都是领先的，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拉动能力。

　　4、同时我们还要应对中等收入的邻避效应，就是我们具有对于美好生活美好环境的这种需求，但是我们的支付能力比发达国家还相对比较远，中等收入阶段的邻避效应。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理论和实践当中也有很大的差别，包括我们在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当中有差距，包括我们在立法跟改革中间的差距，包括我们对于现有的试点的经验总结不够充分，时间也不够充分，我刚才说这是一场持久战。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经济手段取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因为它主要就是公共物品，跟其它的产品不一样。同时面临着一个成本分担的问题，谁来付费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面临到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2018年机构改革以后，发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很多部门整合在一起，但是也有很多部门需要建立新的协调机制，当然央地之间还有利益不相融的问题，或者我们叫做治理复杂性的问题，多个制度在这个地方发挥作用，往往它会起冲突。

　　同时，这里面最难的还是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因为它需要比较多的生态补偿，而我们生态补偿特别是综合性的生态补偿，目前这个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地方的治理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也同样在投资自然资本的时候要投资社会资本。

　　另外一个主题，或者另外一个挑战就来自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话语的问题，我们讲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全球它用的是可持续发展，应对气侯变化这种语言。

　　同时，在中美经贸摩擦下面也有很多新的一些挑战，一会儿我再说。新形势下，中国怎么去继续做好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必须要遴选一些重点的地区和重点的领域来开展，特别是南南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

　　同时要管控风险，特别是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保护，大家知道明年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在我们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大会，以及在英国开的气侯变化大年，将会对2050年的中期的就是世纪中叶的低排放战略要提交这个报告，所以明年是更多的讨论应对气候变化。

　　同时还有海洋问题，还有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是现在非常关注的世界的热点。

　　对于我们未来近中期的环境与发展的前景判断，这里涉及到一个国内外的，有劣势，也有所谓的机遇。所谓的劣势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国内经济的下行，另外一个就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增加我们未来达峰的难度，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迹象，比如说10年前欧盟刚刚同步了欧洲绿色新政，他的这个政策本身是希望能够把应对气侯变化的挑战转化为其它政策领域的机遇，跟我们的说法是一样的，并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要通过欧盟的气侯法，包括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本地的发展。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是他的创新体系。

　　欧盟这一套政策有可能带来全新思路的变化，比如说未来的石油加工也可能通过碳和氢的结合整个把石油工业替代，未来可能会带来新的低碳经济的体系，我们中国是不是要更加关注这些体系的建设，同时把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要做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污染攻坚战我们说的收官之年，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力度和节奏，要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恢复，同时我们还要防止简单粗暴的达标行为，我们知道过去有很多时候到了最后的阶段，都会有各种各样行动的干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展望未来，在未来5-10年我们叫做两期叠加：

　　第一，峰值平台期，就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大部分的资源都要分别达到峰值，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发展和环境要脱钩的阶段。

　　第二，针对峰值平台期就是社会经济全面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期同时也意味着会出现波动和多样性选择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要素，基于这两期叠加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时需要转型战略，这个是我们现在考虑的。

　　未来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想未来要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

　　第一，制度建设的核心是要提高立法的质量，要立法统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包括了法律法规怎么统筹执行，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星期人大正在讨论的《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过去只是关注末端的无害化治理，这里面新的里面又加上无害化要把资源的减量化、资源化三化能够并举，说明从简单的末端治理在向整个全过程的转变。

　　这就需要我们在法律上要给予更多的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统筹来执行，人大的立法资源是有限的，与此同时也要对标准进行配套，大家知道标准实际上是技术法规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当中也要引起关注，特别是提高地方立法的能力，和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这个是关于立法方面的要求。

　　第二，转型、转变不是一天发生的，我们不可能靠一个制度安排，或者一个政策就可以使我们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转型渐进的路径和战略，这里面包括我们未来的目标模式去设定，就刚刚我提的四类的目标。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要有明确的过渡战略和路径，而且我们在这个政策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韧性和可预期性。这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创新、融资、治理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制定转型战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对试点进行很好的总结和评估，要明确现有的一些制度建设的有序，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制度顶层设计很好，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发现可能成本很高，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对这些制度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排序，而不是所有制度都一起来上。

　　与此同时，我们要更多的配套的管理措施的变化，我们政策工具的变化，都要发生相关的变化，同时还要制订绿色转型的一个激励政策，包括在财税方面的、金融方面、价格和收费方面都需要有更多的改革。

　　另外，我们还需要管理转型当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转型战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要推动区域和流域的治理体系的建设，这里面估计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弱的，我们一方面要有制度建设之外，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要构建区域和流域的重要治理机制，这里面包括我们的综合协调的决策机制，我们的行政执行的机制，我们的科学咨询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国它在区域和流域发展当中一个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的治理机制，应该保证，同时要有配套的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要更多的在生态文明改革过程当中要激励地方的试点，包括地方的首创精神，并且中央要给地方的这种改革的授权，要促进相关制度的协调，比如说规划的制度，比如说河长制等相关这些制度的相互配合与与时俱进。

　　同时我们也要去考虑在整个流域治理过程当中，项目的科学性的问题，我现在一打包，甚至很多市都是上百亿的这种项目，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不具科学性的这些内容在里面，所以也是在这个领域要防止绿色债务的风险。

　　当然，在这个流域和区域里面，更重要的也要构建一个现代的环境的监管体系，要建立一个平台，包括要依法科学的监管，来提高我们与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

　　同时我们要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发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百名经济学家的短片里面，几乎所有外国的学者和嘉宾都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当然我们国内对这个也有很多质疑。

　　但是我们要反过头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气侯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放到整个全球政治经济当中的一盘大棋来看，成为中国跟世界沟通并且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来撬动社会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们要更大的眼光来看，要有更完善的顶层设计，要不断的扩大我们合作窗口和合作内涵，来创新发展的路径。

　　当然我们这里面有好多具体措施了，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发改委调到生态环境部，所以现在要重新去构建这个应对气候变化部门跟能源部门、跟产业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相互联系。

　　同时，我们要去制订一套组合性的整合，现在到这个阶段，系统推进你是需要组合性的政策，包括地方的制度建设。

　　那么什么叫组合的政策？我给大家介绍，举一个例子，可再生能源，大家都知道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过去靠着上网电价，现在由于有一波新的补贴的退坡，但退坡来讲就可能面临着我们可以看多近两年我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大幅的下降，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缺少一个新一轮的，对于针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配套政策。

　　这个配套政策就需要把现有的智能电网、现有的储能技术、分布式能源系统、多能互补包括终端的智能化，要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这就是变成一个系统性的政策，一个结构性的政策。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要把这个可再生能源它的发展和相关的交易协同起来，在这图里显示了，跟扶贫、跟农业发展、跟水产养殖、跟生态恢复跟制氢结合起来，跟未来的氢经济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综合的我们叫做2.0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一个设计。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也要去制订中国的全球议程，讲话我说多了中国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能力，但是必须要对予以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下边，绿色一带一路变的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要构建绿色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特别是对于软商品，我们一般的农产品、大宗农产品你要建立一个气侯友好的、环境友好的一个贸易体系，同时对于硬商品包括这些矿产资源，你要更多的去推进循环经济。与此同时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不同技术结合，包括对于数字技术的结合。

　　所以，我们说总而言之，我想可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围绕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

　　过去我们是用追求GDP来牺牲环境，我们牺牲环境来追求GDP，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一方面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同时我们也不能以单纯的环境保护来牺牲我们发展的基础和未来的潜力。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发展和环境能够更好的协调，能更好的去获得双赢，来推动可持续发展、高质量的发展。

　　我的发言到这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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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