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谈2020：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将考验每个人的战略定力 来源：国是直通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是否“破6”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经济是否开始推动了高质量发展，是否建设了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否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转换来建立起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潜力。全球经济同步放缓，中部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将考验国家、地方、企业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战略定力。[详情]

　　关于2020的这11句话，你一定用得上 原创： 陈康亮 国是直通车  2020年近在眼前。这一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迎来“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战，各种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11位发言嘉宾分享了他们对2020年的判断。这11句话，你一定用得上。 谈宏观调控：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要把握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既不能大水漫灌强刺激，也不能小水灌溉无感觉。 谈高质量发展：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指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的要求。要从过去的有没有、快不快转变为好不好、优不优，要防止出现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衰败，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谈经济增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规划。除了GDP增速，还要考虑就业、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等。 谈外汇：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表示，中国外汇市场运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做好外汇管理工作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明年外汇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守住面、突破点、把好线。 谈外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表示，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无可替代。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金额或将达到1400亿至1500亿美元，稳居全球吸引外资第一位。 谈投资：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表示，中国城镇化率约60%，发达国家的主流城镇化率都到80%以上，只要中国经济往前发展，未来城镇化还有一、二十年的空间。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谈收入分配：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最近拉美国家经济增速不错，扶贫进展也很好，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社会冲击却日益高涨。这给我们敲了一记警钟：在GDP持续增长，小康目标全面达成的时候，社会压力是不是就会减少？应该高度关注中产阶级的培育，不仅仅是中国大市场形成的关键，也是未来社会稳定的关键。 谈防风险： 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臻表示，增强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把握新时代金融风险新特点和监管的新要求，加快构建以金融开放新格局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新体系，既防“黑天鹅”又防“灰犀牛”。 谈人口减少：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过去30年的时间，中国年轻人数量减少超过了1个亿。这种状况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导致原来诸多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谈生态保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毅表示，展望未来，中国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立法质量。转型、转变不是一天发生的，不可能靠一个制度安排，或一个政策就使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此情况下，必须建立一个转型渐进的路径和战略，同时在政策方面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韧性和可预期性。 谈技术创新： 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表示，要改变思维定式，习惯进入无人区。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包括华为、微软都经常说自己进入了“无人区”，因为未来变化很大，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在这个“没有答案”的时代，中国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中国人实干、苦干。 [详情]

　　原标题：韦青：智能时代即将到来，要开始习惯进入无人区 来源：国是直通车 在没有答案的时代实干、苦干 24日，在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表示，中国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引领全世界发展潮流。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他说，我们要改变思维定式，开始习惯进入无人区。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包括华为、微软都经常说自己进入“无人区”了，因为未来变化很大，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不知道答案在何方。 他认为，某些前沿领域可能没有“道”。尤其是在所有国家都没有“道”的时候，应该想想如何“换道超车”。 在这个“没有答案”的时代，中国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中国人实干、苦干。“既然没有答案，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卷起袖子努力前行”，韦青说。 韦青表示，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化、智能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他指出，数字化是一种思维范式。从思想方面看，中国的优势在于抽象思维能力，而所需要补的“短板”是用数字化的方式来理解和阐述理念和方法。中国所缺的数字化思维方式在数字化时代是容易补上的。抽象的思维优势上再加上一个比较“落地”的思维方式，可能是中国能够引领新时代走向的原因。 对于智能化转型的方法，韦青解释说，包括数字化，以及专业化、系统化、流程化。 以下是韦青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 今天的主题非常的重要，是关于新时代、新发展、新使命和新动能，今天讲的都是新，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新”字来源于哪里？我们真的认为“新”是凭空蹦出来的吗？在座的各位很多是经济专家，我对经济学是外行，但是我会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或者是不同的维度，产生一种碰撞，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 我们经常问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吗？ 两个结论： 第一，中国在我们看来，是在过去的几百年内头一次，有了成功的前提要素，能够在这一轮引领全世界发展的潮流。 第二，如果我们不能产生自己自信的话语权和理论高度的话，如果我们还是一味的以为能够从别的地方学到一些理论、经验、知识，可以让我们达到今天，但是无法让我们走到明天，因为我们是需要有自己的一种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建立在一个对现状和未来正确的认知。 我先讲一下自己简单的体会，我刚刚从欧洲回来参加一个闭门的智库会议，感触非常深，在这个会议室里面40、50个人有来自于欧洲、中东、北美、南美、亚洲，从中国去的只有两个人，我是从中国出去的，另外一个人是国外的。 在座的很多人，首先他们大部分不是搞技术的，我一个技术官去讲好像头一次听到这种观点，另外他们对中国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同时他们也觉得中国的实力已经这么强大了，但是中国的理论、话语权还没有显现出来。 他们的理解是，一般来说当你的国力很强大的时候，你的理论高度、话语权同样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说没有感觉到？我就说你们别着急，今天我在这边我给你讲你看怎么怎么样，就跟大家讲确实我们面临着一个时代的话，不是讲就是新时代新使命，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使命。 我们真的要开始认真学习和重新梳理我们的方法论、价值观、理论体系，因为这个时代需要这些。 另外，就是关于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其实这个跟咱们的媒介也挺相关的，我经常参加培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速记员。 大家知道今天我用这个小的录音笔把今天的演讲录完，10分钟之内就全转成文字了，而且准确度差不多能够到95%以上，我回去差不多花1个小时左右，把这些资料重新整理完之后就是一篇几万字的文章了。 这说明技术不是说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其实技术早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我曾经有一次开会讲做速记的小女孩就说，当初引以为豪的速记，已经快被机器代替了，你要升级做编辑还有给别人写笔记，果然现在有一个新的行业就是笔记行业。 从速记必须要升到笔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千万要开始理解到，这个技术对于我们生活的渗透力，尤其是在中国。比如说拿速记跟笔记为例，也是在欧洲开会跟别人聊，我有这个设备，我所有的演讲，不管中文、英文的，马上能够变成文字。 有一个中东来的问我在哪儿，我就把科大讯飞给他看了，他说这个我要买。还介绍了一个美国的，他说他不相信美国相信中国这个。 其实咱们有很多事情中国已经有很独特的优势： 第一，我们如何识别我们的优势。 第二，我们要把它提升到理论高度，否则的话别人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先进了。 先声明三点： 第一，要想理解技术对我们的影响，在科技行业有一个词叫范式的转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思维方式不变的话，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世界本源的认知，如果这个不改变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儿了，我们会在无形中就被抛弃掉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讲，最危险的其实不是说你赶不上时代，最危险的是你连赶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世界最危险的是相关性，最怕的是你的工作不相关了，努力了一辈子，到了地方一看人家早就不在这儿玩儿了。 这个世界是没有专家的时代，比如说今天在我这边，我绝对不是专家，因为专家没有了，但是这个世界有两类人： 第一，实践者。 第二，空想家。 当你所有的范式全部变革之后，已经没有答案可寻了，如果我们还尝试找答案的话，这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当然也是咱们教育的优势，我们特别的善于在有答案的时候，找到答案之后可以飞速的增长。 但是，现在我们要改变一个思维定式，我们要开始习惯进入无人区了，国内像华为公司，任总一直说华为进入无人区了，像微软也是，我们的CEO也经常说微软进入无人区了。就像上次我去欧洲参加智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屋子里也在特别想了解从这边了解答案呢？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当我们觉得未来变化很大，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我跟你讲全世界都不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的机会是非常的好，就是当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有一个优势，我们实干、我们苦干。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答案时代的话，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卷起袖子努力前行，这是它在这个时代特征在里面的。 当然，最后一个，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时代，当你是要努力前行的时候，就要知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经常跟人说有两个寓言新解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个现在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时代，第二个是小马过河的时代。盲人摸象的话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从我们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真正变革的帷幕远没有拉开，才刚刚掀起一个角，甚至像原来咱们京剧后面讲的舞台上，当当当敲锣，敲了半天其实主角还没出来呢，现在出来的很多人、很多公司包括很多国家，还都只是一个前奏罢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方面知道是盲人摸象，第二牛说的水浅跟你没关系，兔子说的水浅跟你也没关系，只有你自己下水你才知道水多深多浅。 谈到这个的话，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面临的时代吗？ 我们人类都有一个特点，尤其是在技术界可能更多一点，每隔十年就有人站起来说，各位同胞们我是大英雄，我是伟人，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发现了比方说通讯，我在通讯行业做过十多年，发现了互联网，发现了物联网，发现了人工智能，但其实很大概率的事件可以说这些都只是即将到来的一个智能时代的一个皮毛罢了。 今天是国是论坛，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国是论坛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同时我也觉得国是论坛在这么多年已经越来越充当了一个先进思想的引领者的角色。就拿大家最熟悉的媒体界来做个例子，其实这是百搭任何行业的。 大家现在知道，现在这时代经常说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知道技术的变革造成了社会的变革，但我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供大家思考的，不是答案，我们是不是面临着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时代？ 这是在上次我参加国是论坛的时候曾经提过，从过去这两年发展来看的话，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了，你发现没有？现在大家怎么去跟这个变革，其实都是跟不上的，我们很多想法，我们以为变了，结果又不行了，所以也促使我们在技术界的思考，我们到底是一个工业革命，还是一个文艺复兴。就拿印刷术来讲，其实印刷术大家知道，很简单就是印刷，但是很少人去研究这印刷术，发现印刷术才是真正的改变了过去人类几百年从文艺复兴到宗教革命，到启蒙运动，到资本主义革命，到工业革命，它是一个巨大的加速器，也是一个催化剂。 另外，正是因为这个印刷机的流行，让知识、让信息变的无所不在，当然当时是纸质的，其实那时候已经丧失掉一个行业，就是刚才我讲的咱们新一轮的信息的数字化，让数计变成笔记了，当时是让书记员失业了，因为书记员他们是上几千年从埃及时代开始就知道他要抄书，那个时候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被很少人把握住的，而且知识是被很少人去解读的。但由于印刷术的出现，知识可以被很多人解读了，但是大家想现在知识是可以被所有人去解读，所以这对我们的媒体，对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机会，我们还能够按照过去的方法来管理这个，来推动这种社会吗？但是信息本身已经管不动了，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法的话。 而且当时的马丁路德他写的95条宗教的革命意见，据历史记载，他在贴到德国教堂门口的时候，17天之后英国满大街就是了，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当时要有这么一本比如圣经或者一本书的话，那是可能举家一辈子的收入还买不起一本书，那个时候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整个知识的泛滥，当然这个话也有问题，它其实也成为了后来过去几百年全球极速动荡的一个引子。 现在的数字化，为什么中国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咱们中国其实是在这一次是跟全球同步把我们的信息、汉字也数字化了。这是当初王选做的激光照牌，不要小看激光照牌，当初是把整个我们的传播途径完全数字化，这个而引申了后来的电子书。 今天的第一个结论实际上是说数字化、智能化，我们认为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是下一轮中国民族复兴的一个极大的原动力。 但是数字化是一种思维范式，原来我以为数字化挺简单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这是在十多年前我自己深受冲击的，这跟咱们现在的比方说中美之间谈判，有时候为什么谈不到一起，包括我们比如微软是个外资公司，我们在跟我们美国和欧洲的同事谈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握住全球的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的话，我们也很吃亏，所以我在公司里也跟年轻的同事跟他们交流说怎么样在这种国际话语体系把握话语权。 我们都知道喝茶，我很喜欢喝茶，原来《茶经》写的水温怎么定的，水温那时候定的叫谢眼泡，把水烧成蟹眼泡，就是温度够了。 我在十多年前去美国的时候跟我美国同事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喝茶，带了一堆茶具去跟他们演示中国的茶艺，我就说你看水烧到蟹眼泡的时候，你就可以冲茶了。撒茶是若干、一把，很牛啊。结果我再过了不到半年再去他们家了，他说我已经学会你们的茶艺了，我给你冲茶，怎么样？ 他的茶桌上面放了三个东西，一个电子温度计、一个电子秤、一个电子计时器，他把我所有的动作全都数字化了，但这个数字化大家想象这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依靠一个大师和一个很玄学的说法，就能把事情完全做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东西方思维方式和语境方式的一个很大的差异，造成的。有时候，其实咱们东方的文明咱们不是原来说过叫做诗人的国度嘛，我们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抽象，而且非常高效的，一句话甚至如果是佛教的话，一个微笑就把信息全传完了。但是在整个现在国际话语权，经常参与叫数字化，你如果不用数字化去衡量的话，和逻辑去阐述的话，他有时候不能理解，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沟通的断桥的地方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这个也是整个一个国家，像我们认为在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复兴，需要把握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思想方面，又有我们的抽象长处，同时又要知道我们还需要补什么样的缺位，咱们补的最大的一个缺就是用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阐述我们的理念和方法。 就像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他曾经当初做过结论，说中国的政治从在明朝开始，一直下来之后，不习惯用数字去管理，这个为什么？这个实际上可能是我们的优势，但也可能是我们不足的地方。其实这种非常规律性的、数字化的思维方式是容易补的，抽象的这种非常高维度的思维是难补的。那么我们在这种很高维度的思维上再加上一个很落地的思维方式，可能也是我们能够在这种新时代的新使命上能够突破的一个方法。 时间有限，几点建议。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刚才讲的可以说很多原因，说这个社会在变了，但实际上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人跟机器之间的关系有点混淆了，我们很习惯从2001《太空漫游》那部电影里面，猿人把这个骨头扔起来，啪，骨头翻来翻去，变成一个飞船，那也就是寓意着人类由于会使用工具了，造成了人跟其它动物的不同。 过去这几百年的进步，其实还是在用外围的这种机器代替人的四肢力，但是现在信息革命过去这几十年，信息的出现，使这个机器开始代替我们的大脑，但是大脑是不是全部可以被代替？值得重新的反思，我觉得像现在很多说的，说机器会代替人，但是我觉得那个方法有局限。因为人是一个比较懒的一种动物，所以大家说很多科技的进步是由于懒造成的，人是由于我们的结构和我们大家思考经济学，我们不太愿意思考，尤其不太愿意重复性的思考和那种特别费脑神经的思考，所以我们大脑有动物脑和心皮层。 那么，机器恰好把咱们所有动物脑的功能，就是人类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代替掉了，让人可以有精力、有能力干我们擅长干的事儿，但是由于它耗的能量太大，所以人类有时候不愿意干。那么这一轮到底怎么去重新评价机器人的关系？取决于一种文明是否可以拥抱一种新的机器或者外围的设备、外围的手段，让我们这个民族的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其实也就讲到我们真要开始重新审视碳机跟硅机的关系，碳机是人，以碳水化合物，咱们吃碳水和吸氧气，产生能量。人是一个一百瓦的发电机，大脑差不多是个20多瓦的计算器，不排除意识，人其实跟机器很相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大家看到这种相对应性，大家可以仔细考虑一下人跟机器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机会是如何能够在这么海量的人口情况下，提升我们的数字化能力，同时把机器的能力用足，因为机器能力不用足的话，我们的很多竞争有时会一瞬间消失殆尽不见的，因为人力有些上面是比不过机器的。 这种发展又说什么呢？今天我很高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实践者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技术跟行业是互补的关系，像现在很多行业有一个问题，行业总觉得没有技术人才，想去自己培养，培养不出来。技术业内又总觉得自己有行业知识，也没有。所以现在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什么呢？行业跟技术的配合。 时间关系，我就把我们总结的一个智能化转型的方法论沟通一下，不多解释了。 第一，数字化。为什么数字化？大家回去可以仔细考虑一下为什么数字化，几个词也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一个是数字孪生，或者国内有时候叫CPS，这是为什么，大家其实已经在数字孪生里面了，而且充分享受数字孪生的好处了，是导航。 在汽车我们的手机把我们的信息放在云上面去，他帮你算完把你的路径发回来你按照它走，这就是一种数字孪生，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效率很高，但是前提就是数字化，这就是数字化的特点，它能够把物理性粗颗粒的变成细颗粒的，所以现在有技术界有一个名词叫颗粒度。 我们的媒体、传媒、工业，由于我们的颗粒度不够细，包括现在全世界的各种动荡是什么造成的？它的颗粒度很细了，但是如果你的颗粒度很粗，你以为你站住的空间实际上你被别人站住了，这包括了思想、时间、一切。 第二，其实现在在基础界，谈这三个词，实际上就谈到了本源，如果我们在本源上没有很多人去分析的话，什么叫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大家回去查一下，这三个其实对我们接下来的这种社会的发展和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力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由于技术是向水一样渗透到空间的，所以要全员赋能和全流程再造，还是以媒体为例，媒体的采编已经很数字化了，但是媒体的审批是不是全数字化了？媒体的人事、财务是不是数字化了？我们在报销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填纸票呢？ 这些都是数字化潜在的内涵在里面。 第三，就是专业化、系统化、流程化，这个就不多说了，为什么说是系统？因为复杂系统就是水桶效应，所以我们在解决中国现在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论，这个不只是说系统，系统论是一个非常完善、非常先进、科学复杂的。理解了复杂系统论之后对我们的发展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云物大智我就不多说了，实际上我们最终是要进入智，但是智能社会的前提是数据，现在的数据其实是既不大也不好，我们万物互联的社会并没有建成，其实这种以云以海量的计算能力（无处不在）并没有在的话，这个社会其实没法真正的进入智能社会的，这是一个路径发展论的问题。 大家在谈智能的时候经常会说算力、算法和数据，但是我想和大家讲，真正做过智能化转型就知道了，算力和算法是很多公司没有能力做的。公司可以在数据储备和行业痛点、生态培养上面提前下功夫，你现在不下功夫以后就来不及了，在算力、算法方面，要跟专业的公司合作。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光说无益，我们还是要挽起袖子干，另外要明白需要对技术理解，最后有两个点，不做解释，只是供大家思考。 我们谈了很多加，“互联网+”、AI+，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加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在加完之后一定要内化。加是什么？比如说你脸上起了一个包了化妆叫加，什么叫化，吃药、调整休息水面那叫化。 另外，弯道超车与换道超车的概念，以我现在在全球各地跑的经验来看，小心弯道超车这个说法，就怕到时候道都没有了。 尤其是所有国家都没有道的时候，大家其实想的不止是弯道超车，其实想的是换道，我们怎么去靠换道超车，或者是另起一个游戏规则，而不是只想着晚稻，这一点其实供大家深思的。 谢谢大家！[详情]

　　姚景源：高质量发展道路该怎么走？ 原创： 刘亮 国是直通车 “中国高质量发展应坚持走创新、绿色、开放、以民生改善为目标的道路。”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24日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表示。 1 高质量发展是必由之路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姚景源说，经济和人一样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主要矛盾，有不同的考核目标。虽然目前中国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但并不能否认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他表示，如果没有过去那么多年的高速度，量不累积到一定程度，中国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肚子都吃不饱还如何讲质量”。 因此，中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进程，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成果。 但姚景源表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诸多的要素条件出现了边际变化。 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基本靠大量的资本投入、资源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但这些粗放式的高速度发展给目前中国经济发生带来了诸多问题。 例如，靠大量资本投入去追求增长速度，面对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长时间依赖大量资源投入，支撑高速度、追求高速度，显然走的是一条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路子。不能用透支资源、牺牲环境，去追求速度。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还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新挑战。 姚景源指出，1980年至1989年中国新生婴儿数量有2.28亿，1983年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到了1990年后降到了1.74亿，再到2000年后中国新生婴儿数量只有了1.26亿。 换言之，30年的时间，中国年轻人数量减少超过了1个亿。 姚景源强调，虽然现在中国放开二胎，但似乎对刺激新生婴儿没有明显的作用。根据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全国新出生婴儿数量比前年减少了200万人，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859万人。 这种状况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劳动力（16-60岁）人口的减少。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比2016年减少378万人的劳动力，2018年比2017年又减少470万劳动力。姚景源表示，按照这个模型推导，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有可能每年要减少800万劳动力，甚至更多。 姚景源表示，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导致原来诸多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因此，在这些综合背景下，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质量发展道路怎么走？ 2 高质量发展道路怎么走？ 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怎么走？姚景源总结有以下四点。 坚持创新为发展的源动力。建立以创新为根本驱动力的发展。过去中国高速度发展靠的是大量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但是高质量发展则强调让创新能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坚持绿色发展。中国过去高速度发展是高能耗、高物耗和高污染，绿色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开放的态度有利于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标。过去中国高速度发展与民生改善有一定的距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就是要以老百姓的获得感为根本考核，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姚景源强调，在中国，无论是干部也好、企业家也好，过去几十年都是“做速度”出身，对追求发展速度轻车熟路。但是，现在转型向高质量发展，这对中国而言还是相对陌生的领域。 因此，他提出，中国需要不断学习，提高整体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只要这样做才能认识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中国经济才能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进而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开始第二个百年目标。[详情]

　　刘元春：应做专门规划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原创： 李晓喻 国是直通车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中新社“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称，实现全面小康、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相对于2010年，2020年中国的GDP和收入要实现倍增。其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为关键。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他表示，中国2018年最终消费额约为48万亿元人民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0万亿元。按照目前的测算，2019年中国很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社会消费品零售的第一大国。 “第一大国”的背后，也要看到，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消费出现下滑。“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保持“十二五”期间持续回落的趋势，而是出现了反弹。在持续性的收入分配不平衡背后，存量不平等的问题正在累积。 刘元春提醒说，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最近的变化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比到2005年达到最低点，2005年之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持续上扬，到2015年达到高峰，最近持续回落。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全球的背景，有技术持续改进所带来的影响，也有扶贫工作加大力度等原因。也就是我们的政策实际上一方面有利于高收入阶层，另外一方面有利于低收入阶层，这导致的一个趋势叫“中等收入群体消失”。 他表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中国在全世界的潮流里面算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最近也有所下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占GDP的比重最近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比最近下降很猛，也就是说大量的消费是依靠政府消费来进行支撑的。各国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比，中国处在低水平。 刘元春称，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的态势保持不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成长、理想的“橄榄型社会”就很难出现。 他表示，最近拉美的智利、阿根廷、哥斯达、秘鲁等国家经济增速不错，扶贫进展也很好，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社会冲击却日益高涨。这给我们敲了一记警钟：在GDP持续增长，小康目标全面达成的时候，社会压力是不是就会减少？ 刘元春称，从拉美的现状来看，我们要注意，边际上的一些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收入、获得感的影响可能会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不仅是中国大市场形成的关键，也是未来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 他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应在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和收入扩张上有专门的规划，就像谋划全面小康社会一样，这样才能在收入差距持续下降，贫困问题持续改善的过程中，形成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建设打下良好基础。[详情]

　　明年经济怎么走？这场“国”字头的会释放大量信息 原创： 王恩博 国是直通车 2020年将至。在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经济将走出何种轨迹备受瞩目。 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 中国新闻社近日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多位大咖就明年中国经济政策和走向发声，释放出大量重要信息。 下行压力怎样应对？ “明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遇到更大的下行压力、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在高层作出上述判断后，中国如何应对下行压力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既有国外因素，也有国内因素。从外部看，主要是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特别是受贸易摩擦影响；从内部看，主要源于中国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攻关期。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 对此杨伟民指出，逆周期调节“既不能大水漫灌强刺激，也不能小水灌溉无感觉”。具体而言，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是提质增效，要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条件下保持逆周期调节力度，就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稳健货币政策的要点是灵活适度，即根据短期经济运行的边际变化，针对不同问题应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则指出，宏观调控依托的工具、手段，是双重的。既要有逆周期调节，也要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规划。除了GDP增速，还要考虑就业、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等，要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 实体经济是构筑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中国经济要顶住下行压力，就必须转向高质量发展，防止出现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只有把实体经济搞上去，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今年1至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人民币，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 他强调，未来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释放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金融发展有何新动向？ 即将过去的2019年，中国金融开放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外资准入门槛持续降低。下一步，金融发展还将有何动作？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表示，要把握好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时机和步调，在守住风险的前提下与更高水平的开放标准统筹平衡。稳步金融市场开放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走，实现开放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再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 但正如此前官方曾多次强调的，金融市场开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要建立在有效防范金融市场风险的基础上。 陆磊表示，要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我们一直采取‘先经常后资本、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后间接’的渐进式思路有序推进。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开放道路，是应该长期坚持的路径选择。” 随着扩大开放稳妥有序进行，近年来中国金融业规模不断壮大。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股票市场市值世界第二，债券市场余额世界第三，保险业保费收入世界第三。仅从绝对规模的角度看，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已经跻身全球领先行列。   “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难以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臻说，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金融供给的效率。经济结构优化，要求金融资源配置重心进行转移。让经济的发展惠及居民群体，要求金融加大对民营、小微、“三农”等金融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他指出，为了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中国金融机构要努力做好“四个增强”，即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增强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增强全球服务的能力，增强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 中国市场吸引力何在？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外资对中国市场信心如何？ 回答这个问题，可用一组数字作答：2018年，中国吸收外资额达1349.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11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243.9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并持续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红利。 “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无可替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预计， 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金额或将达到1400亿至1500亿美元，稳居全球吸引外资第一位。 他表示，四大因素将为此提供支撑：一是明年1月1日中国将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二是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三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带动；四是全球生产要素的重组。 魏建国同时指出，明年中国吸收外资将呈现三个特点。首先是外资项目将出现大中小项目共同发力，明年10亿美元以上的中型项目可能会超过1000个，此外还有不少1亿美元以上的小型项目。其次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并头齐驱。再者，东中西三个区域吸收外资将呈现齐头并进的局面。 “未来十年、二十年，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亦持类似观点，并给出了自己的三大理由。 第一，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00美元，今年或超过1万美元，但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巨大差距意味着巨大潜力；第二，中国城镇化率仅为60%，发达国家则达到80%以上，未来城镇化进程还有十到二十年的发展空间；第三，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任泽平还提出了中国推进改革的六个方向：放开汽车、金融、能源以及相关的服务业；深化国企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调动企业家、地方官员等积极性。他表示，未来中国如果能够推动以上六大改革，将开启一个经济新周期。[详情]

　　来源：国是直通车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眼光要放长远。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出席中新社举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时称，“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大家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乐观派。” 他认为，放眼未来十年、二十年，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原因何在？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任泽平指出，第一，虽然中国人均GDP在2018年达到约9700美元，今年将超过一万美元大关，但我们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的潜力。 第二，中国城镇化率约60%，发达国家的主流城镇化率都到80%以上，只要中国经济往前发展，未来城镇化还有一、二十年的空间。 此外，中国有14亿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8000万人，整个欧洲7亿人。 任泽平表示，中国就是一个14亿人的超大型经济体，以每年约6%的速度在增长，“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呢？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这里”。 任泽平还强调，事实上，中国的结构正在发生大转型，传统经济在个位数增长的同时，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经济正以30%的速度增长。 新经济繁荣发展体现在哪？任泽平指出，从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来看，中美两国加起来占全球的70%，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力非常活跃，大量的跨界创新蓬勃兴起，涌现了BAT、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甚至有的企业已经冲入“无人区”，具备了打地基的能力。 放眼未来，任泽平认为，中国如果能够推动以六大改革为突破点，将开启中国经济的新周期。 第一，放开汽车、能源、金融以及相关的服务业，因为这些行业还存在一定的管制，而这些领域未来开放是中国自身的需求； 第二，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竞争中性，坚持“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 第三，住房制度改革。核心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老成谋国是用时间来换空间； 第四，大规模减税降费，放水养鱼，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 第五，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创新，创新需要直接融资，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六，事业都是人干的，所以当务之急是调动企业家、地方官员、技术官僚的积极性。 任泽平强调，事实上，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而今天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为16%。“所以说跟过去比，我们增速下来了，当然跟国际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其实不低，而且还相当得高。” 他直言，中国将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深信经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详情]

　　 原标题：任泽平：中国应适当降息降准，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可适当开展超前的大规模基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在12月24日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指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在货币政策上，他认为，中国应该进行适当的降息降准。尽管连续“破三破四”，但中国的核心CPI持续下降，以PPI为代表的中国工业品价格甚至已掉入通缩区间，不能因为一头猪牺牲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货币的收紧。 他表示，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大于货币政策，2020年的减税降费应该更多地提高企业的获得感，比如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及社保缴费费率；同时，他建议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的基建。 另外，他预测，未来中国新增的2亿城镇人口将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19个城市群，未来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短缺，在大宗商品价格比较低、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便宜、然后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来做这些基建是远见之举。[详情]

　　 12月24日，国是论坛2019年会在北京举办，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会上表示，中国人均GDP和城镇化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巨大差距意味着巨大潜力。此外，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因此未来10年、20年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表示，中国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引领全世界发展潮流。 他表示，我们要改变思维定式，开始习惯进入无人区。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包括华为、微软都经常说自己进入“无人区”了，因为未来变化很大，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不知道答案在何方。某些前沿领域可能没有“道”。尤其是在所有国家都没有“道”的时候，应该想想如何“换道超车”。 在这个“没有答案”的时代，中国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中国人实干、苦干。“既然没有答案，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卷起袖子努力前行”，韦青说。 以下为发言全文： 大家上午好！ 我会从技术的角度来给大家提供不同的观点或者是不同的维度。一般来说，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有一个问题有两个结论，我们经常问搞技术还是不搞技术的，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吗？ 两个结论： 第一，中国在过去几百年内头一次，有了必要成功的前提要素，能够在这一轮引领全世界发展的潮流。 第二，如果我们不能产生自己自信的话语权和理论高度，一味地从别的地方学到一些理论、经验、知识，可以让我们达到今天，但是无法让我们走到明天，因为我们是需要有自己的一种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建立在一个对现状和未来正确的认知。 一般来说当你的国力很强大的时候，你的理论高度、话语权同样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说没有感觉到？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使命。 技术不是说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其实技术早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我曾经有一次开会讲做速记的小女孩就说，当初引以为豪的，已经被机器代替了，你要升级做编辑还有给别人写笔记，果然现在有一个新的行业就是笔记行业。技术对于我们生活的渗透力，尤其是在中国。比如说拿速记跟笔记为例，也是在欧洲开会跟别人聊，我会有这个设备，我所有的演讲，不管中文、英文的，马上能够变成文字。 中国已经有很独特的优势： 第一，如何识别我们的优势。 第二，要把它提升到理论高度，否则的话别人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先进了。 先声明三点： 第一，要想理解技术对我们的影响，在科技行业有一个词叫范式的转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思维方式不变的话，你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世界本源的认知，如果这个不改变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儿，我们会在无形中就被抛弃掉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讲，最危险的其实不是说你赶不上时代，最危险的是你连赶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世界最危险的是相关性，最怕的是你的工作不相关了，努力了一辈子，到了地方一看人家早就不在这儿玩儿了。 这个世界有两类人： 第一，实践者。 第二，空想家。 当你所有的范式全部变革之后，已经没有答案可寻了，如果我们还尝试找答案的话，这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当然也是咱们教育的优势，我们特别的善于在有答案的时候，找到答案之后可以飞速的增长。 但是，现在我们要改变一个思维定式，我们要开始习惯进入无人区了，国内像华为公司，任总一直说华为进入无人区了，像微软也是，我们的CEO也经常说微软进入无人区了，但我相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理解到了，国家也理解到了其实都进入无人区了。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的机会是非常的好，就是当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有一个优势，我们实干、我们苦干，但是也有人我们称之为打嘴炮，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样的话，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答案时代的话，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撸起袖子努力前行。 当然，最后一个，制造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时代，当你是要努力前行的时候，就要知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经常跟人说有两个寓言，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个现在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时代，第二个是小马过河的时代。盲人摸象的话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真正变革的帷幕远没有拉开，才刚刚掀起一个角，甚至像原来咱们京剧后面讲的舞台上，当当当敲锣，敲了半天其实主角还没出来呢，现在出来的很多人、很多公司包括很多国家，还都只是一个前奏罢了。 就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面临的时代吗？我们人类都有一个特点，尤其是在技术界可能更多一点，每隔十年就有人站起来说，各位同胞们我是大英雄，我是伟人，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发现了比方说通讯，我在通讯行业做过十多年，发现了互联网，发现了物联网，发现了人工智能，但其实很大概率的事件可以说这些都只是即将到来的一个智能时代的一个皮毛罢了。 我们知道技术的变革造成了社会的变革，但我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供大家思考的，不是答案，我们是不是面临着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时代，这是在上次参加国是论坛的时候曾经提过，从过去这两年发展来看的话，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了，你发现没有？现在大家怎么去跟这个变革，其实都是跟不上的，我们很多想法，我们以为变了，结果又不行了，所以也促使我们在技术界的思考，我们到底是一个工业革命，还是一个文艺复兴，我们就拿印刷术来讲，其实印刷术大家知道，很简单就是印刷，但是很少人去研究这印刷术，发现印刷术才是真正的改变了过去人类几百年从文艺复兴到宗教革命，到启蒙运动，到资本主义革命，到工业革命，它是一个巨大的加速器，也是一个催化剂。 简单举几个例子，这就不多讲历史，它实际上是加速了文艺复兴的步伐。另外，正是因为这个印刷机的流行，让知识、让信息变的无所不在，当然当时是纸质的，其实那时候已经丧失掉一个行业，就是刚才我讲的咱们新一轮的信息的数字化，让速记变成笔记了，当时是让书记员失业了，因为书记员他们是上几千年从埃及时代开始就知道他要抄书，那个时候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被很少人把握住的，而且知识是被很少人去解读的。但由于印刷术的出现，知识可以被很多人解读了，但是大家想现在知识是可以被所有人去解读，所以这对我们的媒体，对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机会，我们还能够按照过去的方法来管理这个，来推动这种社会吗？但是信息本身已经管不动了，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法的话。 今天的第一个结论实际上是说数字化、智能化，我们认为从技术角度来看得话，是下一轮中国民族复兴的一个极大的原动力，我们可以说很多有经济学的原因，有社会学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来比对第一次文艺复兴之后对社会造成的潜移默化影响的话，那么这一轮由于信息的无处不在，知识的无处不在，大家可能现在最知道的就是读书，孩子们读的书，我们现在家长已经拦不住了，管不住了，学校也管不住了，因为我的工作经常会跟孩子们打交道，他们也对我不忌讳，我就才跟很多家长讲说你真的是不知道你们家孩子他看的是什么东西，他看的远比你想象的要高超的多。 数字化是一种思维范式，原来我以为数字化挺简单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这是在十多年前我自己深受冲击的，这跟咱们现在的比方说中美之间谈判，有时候为什么谈不到一起，包括我们比如微软是个外资公司，我们在跟我们美国和欧洲的同事谈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握住全球的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的话，我们也很吃亏，所以我在公司里也跟年轻的同事跟他们交流说怎么样在这种国际话语体系把握话语权。 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这个也是整个一个国家像我们认为在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复兴，需要把握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思想方面，又有我们的抽象长处，同时又要知道我们还需要补什么样的缺位，咱们补的最大的一个缺就是对于数字化的方式来理解和阐述，用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阐述我们的理念和方法。[详情]

　　高培勇：中国宏观调控务实管用 原创： 赵建华 国是直通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24日在北京表示，中国的宏观调控务实管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宏观调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高培勇认为，它描绘了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图谱，这个图谱包括三部分：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是围绕着国家发展规划而发力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其他手段包括就业、产业、消费、投资、区域等政策。  当天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高培勇介绍，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有一个关键词——制度建设（包括要素市场制度建设、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等）。制度是稳定的、长期的，我们要长期地、稳定地贯彻执行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高培勇说，要理解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全面描述和界定，就要立足新时代。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高培勇认为，提出这些新表述、做出这些新概括，是因为我们面临新矛盾、新问题，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他分析，过去的经济发展、宏观调控，是围绕经济规模和速度展开的。不管做什么样的经济工作，不管制定什么样的发展规划，首先想到的是明年GDP的增速多少、规模多大，一切都围绕GDP增速转，以GDP论英雄，这是以往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索。  高培勇说，新发展理念告诉我们，新时代、新阶段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要把质量和效益纳入视野。我们现在关注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重视GDP的规模和增速，也要重视GDP的质量和效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高培勇表示，过去谈论经济运行，进入分析视野的主要包括周期、总量、运行状况等。我们总是要问，经济运行处于衰退还是通胀？不管衰退还是通胀，我们总以为它是短期的，过了这一段时间，一切又会回到原有的轨道。  高培勇指出，2012年以来，GDP增速面临趋势性下降或者放缓。新阶段，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体制性的。有的变化是趋势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地注重周期性变化，而要在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变化和体制性变化的因素。  他认为，新时代宏观调控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需求管理政策的颠覆性调整和方向性改变。以往站在需求侧，聚焦需求总量，搞对冲性调节，追求短期平衡。今天要移步到供给侧，关注供给结构，聚焦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动用的主要是改革性的行动。  高培勇说，宏观调控依托的工具、手段，是双重的。既要有逆周期调节，也要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规划。除了GDP增速，还要考虑就业、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等。  高培勇认为，要把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相区别，不能除了逆周期调节之外，很少去想其他工具、手段。应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详情]

　　林景臻：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当前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原创： 阮煜琳 国是直通车 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臻24日在中新社“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提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革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当前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经济中心逐渐东移 中国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林景臻说，在大变局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迎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严峻，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有利于中国利用大变局的机遇。 林景臻认为，应对大变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当前发展困局的必由之路，要推动中国的产业链、价值链向全球中高端迈进，增强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升，释放增长潜力。实现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根本变革，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提出“新要求”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股票市场市值世界第二，债券市场余额世界第三，保险业保费收入世界第三。单从绝对规模的角度看，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已经跻身全球领先行列。 “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难以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林景臻说，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金融供给的效率。经济结构优化，要求金融资源配置重心进行转移。让经济的发展惠及居民群体，要求金融加大对民营、小微、“三农”等金融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同时，高水平开放要求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金融“走出去”。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布局、综合竞争力、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以及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等需要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相适应。 林景臻说，金融监管要跟上金融发展的步伐，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将更多、更大，尤其是现代金融发展呈现出机构种类多、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金融风险外溢效应将更加突出。 坚守风险底线 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 林景臻说，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机构要努力做好“四个增强”：首先，要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扩大优质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深化行业结构调整，聚焦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消费升级等重点行业，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其次，增强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扩大金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持力度。针对新经济、轻资产、高成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解决银行授信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第三，增强全球服务的能力。未来既要以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开放金融市场，又要着眼于通过开放倒逼中国国金融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帮助中资机构在海外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完善和丰富跨境金融服务产品，为企业和居民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的产品和服务。要利用“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加快推出跨境人民币、跨境融资等特色产品。 第四，增强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把握新时代金融风险新特点和监管的新要求，加快构建以金融开放新格局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新体系，既防“黑天鹅”又防“灰犀牛”。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增强预防处置化解风险的能力，坚决守住风险底线。[详情]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今年减税降费将超2万亿元 来源：国是直通车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24日表示，今年中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1-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预计全年减税降费数额将超过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  当天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许宏才介绍，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  ——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对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民营和小微企业得到了重点支持，1-10月，民营经济各项政策合计减税10511亿元，小微企业减税1860亿元。  ——完善税收政策，培育创新主体。2018年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的限制，并将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费用优惠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将减少的成本用于研发、技改等再投资，引导加大研发投入。今年1-10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2%，高于全部投资9个百分点。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1-9月，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此外，还实施了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支持培育新动能，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 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对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成效明显的地区予以奖补支持。开展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改善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完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提高贷款额度上限，放宽贷款申请条件。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国家信贷担保联盟业务运作，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  许宏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详情]

　　原标题：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拓展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应用场景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黄蕾 12月24日，国是论坛“新时代·新使命”2019年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发言中指出，2020年外汇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守住面、突破点、把好线。其中，把好线指加强科技金融与外汇市场融合，抓住监管科技发展这一主线。 陆磊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广泛应用，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科技新业态。不久前，脸书发布的“天秤币”就引发了各方对金融稳定、跨境交易、全球货币体系的深度讨论。他指出外汇局搭建的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是目前唯一一个中央国家机关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备案的区块链平台。下一步，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拓展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应用场景。同时，要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应对数字货币的前瞻性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外汇监管科技体系建设。 守住面方面，陆磊表示坚决打好外汇市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切实维护国家金融体系总体健康。防范化解外汇领域风险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加快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宏观上要防止外部风险冲击引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必须关口前移，必须更加精准地找到重要变量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的顺周期波动。在微观上，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严厉打击虚假欺骗性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 突破点，即继续推进外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要点、制度要点、开放要点、兑换要点，统筹考虑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要求，有序推进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境外投资者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详情]

　　 姚景源：大家不想生二胎，未来劳动力每年将减少800万 来源：梨视频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国是论坛上称，“放开二胎，有人曾经预测这一放开，大家就猛生，现在的问题是都不生。”  我国的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了，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详情]

　　原标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毅：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实现双赢 中新网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 王恩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24日在北京表示，中国要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间实现双赢。 王毅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作如上表示。 他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上发生转变，从过去以GDP为核心的增长转变为如今生态优先的增长。展望未来，中国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立法质量。 以最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在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为例，王毅说，此次修订注重资源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三化”并举，相关治理正从简单的末端治理向全过程转变。 “转型、转变不是一天发生的，我们不可能靠一个制度安排，或一个政策就使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王毅表示，在此情况下，必须建立一个转型渐进的路径和战略，同时在政策方面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韧性和可预期性。 王毅同时强调，过去中国以牺牲环境来追求GDP增长，未来一方面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同时也不能以单纯的环境保护来牺牲发展基础和未来潜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发展和环境更好协调，获得双赢，从而推动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完）[详情]

　　原标题：财政部许宏才：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球网 记者 邓云】11月24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新时代·新使命”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表示：近年来，财政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今年1-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预计全年减税降费的数额将超过2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2%。 许宏才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度的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不再简单追求高速度，发展方式也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也要从主要依靠资源，低成本的人力，转向创新驱动。 同样，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的要求。要从过去的有没有、快不快转变为好不好、优不优，要防止出现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衰败，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许宏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加快。财政在深化增值税改革方面，目前初步实现了三个确保的要求：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它行业税负只减不升；在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方面，1-10月，民营经济各项政策合计减税1.05万亿元，在全部减税数额的比例达到63.8%，小微企业减税1860亿元；在完善税收政策、培育创新主体方面，1-10月份，在投资整体下行的形势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2%，高于整体的投资9个百分点。 此外，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支持培育新动能、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等方面也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许宏才表示，财政部将加强宏观政策协同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加大部门协调配合和对地方指导督促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帮助企业用好相关政策。同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精准发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尽管现在创新非常活跃，但是绿色新动能并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全球都是领先的，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拉动能力。 以下为演讲全文：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国是论坛，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实际上刚才已经提到了，而且大家也亲身感受到从2013年以来中国的环境质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大家有很多的获得感。 今天我们要来判断2019年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展望2020年，实际上它有一个跟其它的领域不太一样的落差，因为环境保护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持久战，过去的一年只是在一个很长的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个相对长的阶段来看我们是怎么样取得这个成绩的。 我想从中长期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从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变化，包括整个执政理念转变，从过去以GDP为核心的这么一种增长，到了一个生态优先的增长，包括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打赢污染攻坚战，特别是从根本上要建立健全一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要创建一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且要形成节约环保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贡献者、参与者和引领者，最后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实际上我们的解读就是它需要强调系统保护、系统治理和系统推进，这是我们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基本认识。 跟过去的传统发展不一样，新发展的理念里面，绿色发展的基本理念是要投资自然资本，刚才姚总说我们过去是靠这个资源投入，现在要投资自然资本，通过自然资本来形成新动能，然后把发展跟保护能够相互适应起来。其中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叫做三化一个优先，优先就是优先解决现有的资源环境问题，三化叫做产业绿色化，空间绿色化。同时，我们要把流域、区域、城镇的绿色发展要建立起来，从目标来讲大概有四类目标： 1、提高效率。包括能效、资源利用效率。 2、要控制总量，包括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消费总量。 3、要改善质量，当然是环保保护的质量，也包括经济发展的质量。 4、要优化结构。无论从能源结构也好，从交通结构、从产业结构，更多向绿色发展方向去走。 具体措施我们就总结了两条： 1、综合手段，综合手段大家都挺清楚，但是必须要跟本地的条件、能力相配合。 2、要循序渐进，要动态调整。这个绿色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更加绿色、更加清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最高级的概念，所以它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未来我们说遇到什么挑战？包括绿色发展，我们总结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的挑战： 1、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源环境问题是由于历史造成的，也不可能靠一日之功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急于求成。 2、我们要对新常态的、新时代里面的保护和发展之间的这个规律要搞清楚，我们要按规律，要依法来治理、来实现转型。 3、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现在创新非常活跃，但是绿色新动能并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全球都是领先的，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拉动能力。 4、同时我们还要应对中等收入的邻避效应，就是我们具有对于美好生活美好环境的这种需求，但是我们的支付能力比发达国家还相对比较远，中等收入阶段的邻避效应。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理论和实践当中也有很大的差别，包括我们在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当中有差距，包括我们在立法跟改革中间的差距，包括我们对于现有的试点的经验总结不够充分，时间也不够充分，我刚才说这是一场持久战。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经济手段取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因为它主要就是公共物品，跟其它的产品不一样。同时面临着一个成本分担的问题，谁来付费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面临到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2018年机构改革以后，发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很多部门整合在一起，但是也有很多部门需要建立新的协调机制，当然央地之间还有利益不相融的问题，或者我们叫做治理复杂性的问题，多个制度在这个地方发挥作用，往往它会起冲突。 同时，这里面最难的还是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因为它需要比较多的生态补偿，而我们生态补偿特别是综合性的生态补偿，目前这个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地方的治理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也同样在投资自然资本的时候要投资社会资本。 另外一个主题，或者另外一个挑战就来自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话语的问题，我们讲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全球它用的是可持续发展，应对气侯变化这种语言。 同时，在中美经贸摩擦下面也有很多新的一些挑战，一会儿我再说。新形势下，中国怎么去继续做好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必须要遴选一些重点的地区和重点的领域来开展，特别是南南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 同时要管控风险，特别是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保护，大家知道明年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在我们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大会，以及在英国开的气侯变化大年，将会对2050年的中期的就是世纪中叶的低排放战略要提交这个报告，所以明年是更多的讨论应对气候变化。 同时还有海洋问题，还有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是现在非常关注的世界的热点。 对于我们未来近中期的环境与发展的前景判断，这里涉及到一个国内外的，有劣势，也有所谓的机遇。所谓的劣势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国内经济的下行，另外一个就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增加我们未来达峰的难度，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迹象，比如说10年前欧盟刚刚同步了欧洲绿色新政，他的这个政策本身是希望能够把应对气侯变化的挑战转化为其它政策领域的机遇，跟我们的说法是一样的，并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要通过欧盟的气侯法，包括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本地的发展。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是他的创新体系。 欧盟这一套政策有可能带来全新思路的变化，比如说未来的石油加工也可能通过碳和氢的结合整个把石油工业替代，未来可能会带来新的低碳经济的体系，我们中国是不是要更加关注这些体系的建设，同时把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要做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污染攻坚战我们说的收官之年，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力度和节奏，要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恢复，同时我们还要防止简单粗暴的达标行为，我们知道过去有很多时候到了最后的阶段，都会有各种各样行动的干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展望未来，在未来5-10年我们叫做两期叠加： 第一，峰值平台期，就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大部分的资源都要分别达到峰值，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发展和环境要脱钩的阶段。 第二，针对峰值平台期就是社会经济全面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期同时也意味着会出现波动和多样性选择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要素，基于这两期叠加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时需要转型战略，这个是我们现在考虑的。 未来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想未来要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 第一，制度建设的核心是要提高立法的质量，要立法统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包括了法律法规怎么统筹执行，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星期人大正在讨论的《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过去只是关注末端的无害化治理，这里面新的里面又加上无害化要把资源的减量化、资源化三化能够并举，说明从简单的末端治理在向整个全过程的转变。 这就需要我们在法律上要给予更多的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统筹来执行，人大的立法资源是有限的，与此同时也要对标准进行配套，大家知道标准实际上是技术法规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当中也要引起关注，特别是提高地方立法的能力，和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这个是关于立法方面的要求。 第二，转型、转变不是一天发生的，我们不可能靠一个制度安排，或者一个政策就可以使我们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转型渐进的路径和战略，这里面包括我们未来的目标模式去设定，就刚刚我提的四类的目标。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要有明确的过渡战略和路径，而且我们在这个政策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韧性和可预期性。这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创新、融资、治理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制定转型战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对试点进行很好的总结和评估，要明确现有的一些制度建设的有序，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制度顶层设计很好，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发现可能成本很高，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对这些制度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排序，而不是所有制度都一起来上。 与此同时，我们要更多的配套的管理措施的变化，我们政策工具的变化，都要发生相关的变化，同时还要制订绿色转型的一个激励政策，包括在财税方面的、金融方面、价格和收费方面都需要有更多的改革。 另外，我们还需要管理转型当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转型战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要推动区域和流域的治理体系的建设，这里面估计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弱的，我们一方面要有制度建设之外，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要构建区域和流域的重要治理机制，这里面包括我们的综合协调的决策机制，我们的行政执行的机制，我们的科学咨询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国它在区域和流域发展当中一个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的治理机制，应该保证，同时要有配套的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要更多的在生态文明改革过程当中要激励地方的试点，包括地方的首创精神，并且中央要给地方的这种改革的授权，要促进相关制度的协调，比如说规划的制度，比如说河长制等相关这些制度的相互配合与与时俱进。 同时我们也要去考虑在整个流域治理过程当中，项目的科学性的问题，我现在一打包，甚至很多市都是上百亿的这种项目，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不具科学性的这些内容在里面，所以也是在这个领域要防止绿色债务的风险。 当然，在这个流域和区域里面，更重要的也要构建一个现代的环境的监管体系，要建立一个平台，包括要依法科学的监管，来提高我们与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 同时我们要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发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百名经济学家的短片里面，几乎所有外国的学者和嘉宾都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当然我们国内对这个也有很多质疑。 但是我们要反过头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气侯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放到整个全球政治经济当中的一盘大棋来看，成为中国跟世界沟通并且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来撬动社会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们要更大的眼光来看，要有更完善的顶层设计，要不断的扩大我们合作窗口和合作内涵，来创新发展的路径。 当然我们这里面有好多具体措施了，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发改委调到生态环境部，所以现在要重新去构建这个应对气候变化部门跟能源部门、跟产业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相互联系。 同时，我们要去制订一套组合性的整合，现在到这个阶段，系统推进你是需要组合性的政策，包括地方的制度建设。 那么什么叫组合的政策？我给大家介绍，举一个例子，可再生能源，大家都知道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过去靠着上网电价，现在由于有一波新的补贴的退坡，但退坡来讲就可能面临着我们可以看多近两年我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大幅的下降，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缺少一个新一轮的，对于针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配套政策。 这个配套政策就需要把现有的智能电网、现有的储能技术、分布式能源系统、多能互补包括终端的智能化，要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这就是变成一个系统性的政策，一个结构性的政策。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要把这个可再生能源它的发展和相关的交易协同起来，在这图里显示了，跟扶贫、跟农业发展、跟水产养殖、跟生态恢复跟制氢结合起来，跟未来的氢经济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综合的我们叫做2.0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一个设计。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也要去制订中国的全球议程，讲话我说多了中国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能力，但是必须要对予以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下边，绿色一带一路变的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要构建绿色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特别是对于软商品，我们一般的农产品、大宗农产品你要建立一个气侯友好的、环境友好的一个贸易体系，同时对于硬商品包括这些矿产资源，你要更多的去推进循环经济。与此同时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不同技术结合，包括对于数字技术的结合。 所以，我们说总而言之，我想可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围绕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 过去我们是用追求GDP来牺牲环境，我们牺牲环境来追求GDP，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一方面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同时我们也不能以单纯的环境保护来牺牲我们发展的基础和未来的潜力。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发展和环境能够更好的协调，能更好的去获得双赢，来推动可持续发展、高质量的发展。 我的发言到这儿，谢谢！[详情]

　　原标题：刘元春：推动中产阶级倍增计划，促进橄榄型社会形成 “中国目前很重要的短板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导致中产阶级的获得感不够。”12月24日，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在当前经济发展中要高度关注中产阶级的培育。 刘元春认为，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中国大市场形成的关键，也是未来社会稳定的关键。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我国将在明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刘元春表示，要实现以上目标，同时要实现中国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推动中产阶级倍增计划，促进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中等收入与高收入比的变化趋势 刘元春表示，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对中产阶级不利。自2015年后，我国中等收入与高收入比持续回落，这一是由于全球技术持续改进所带来的就业冲击，二是全球竞争对于资本的有利条件使高收入群体收入增加，同时我们的扶贫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有所提升。 刘元春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中等偏下人群的收入在2018年、2019年的增长速度已经下滑到1.2%，中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了世界的中上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在收入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方面的趋势需要得到重视。 换言之，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是财产净收入增速有抬头趋势、有利于高收入阶层，另外有一方面是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呈现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中产阶级消失的现象。 在消费方面，刘元春注意到，我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相比下降速度很快，“也就是说我们大量的消费是依靠政府消费来进行支撑的。”这需要改变以政府主导型投资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增加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刘元春进一步表示，要关注与中等收入群体有关的社会压力。他介绍道，近期在智利、阿根廷、哥斯达、秘鲁等拉美国家都出现了骚乱，这些国家在收入增长和扶贫方面进展都很好，同时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也较大。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边际变化，中产阶级的机会、收入、获得感的变化可能会非常剧烈。 刘元春认为，我国要旗帜鲜明的地推动中产阶级收入扩张和培育，要用专门的规划与战略性谋划以增进社会流动，进一步促进公平。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贫困问题持续改善、增长速度持续改善的过程中，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详情]

　　原标题：高培勇：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最重要是把周期性和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区别  中国网财经12月24日讯 国是论坛2019年会今日在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演讲中表示，经济下行压力要顶住，最重要的是要把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相区别，不能把周期性的问题当做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也不能把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当做周期性的问题，或混同于周期性的问题，这就需要告别惯性思维。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一谈到经济下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逆周期调节，而除了逆周期调节之外，很少去想到还有其它方面的工具、其它方面的手段，或者说在新时代我们所创新的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手段。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从今天的会议主题，特别是这一环节的主题，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讲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凭借的是什么？赖以支撑的又是什么？我想这里有一套务实管用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讲现代化治理和现代国家治理，显然离不开宏观调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疑也包括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因而，理解新时代新使命，我们很有必要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加以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宏观调控有这样一段表述，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这样一段表述与我们过去所见到的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表述，有何不同？突出变化在哪里？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变化，我们可以一下子捕捉到，描绘了我们整套宏观体系调控的图谱，或者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图谱，这个图谱有三部分： 第一，战略导向是什么？整个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是围绕着国家发展规划而发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第二，主要手段是什么？ 1、财政政策。 2、货币政策。 这有别于以往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描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 3、其它手段。 这里包括了就业、产业、消费、投资、区域，虽然后面加了一个等字，但是这五个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把整个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图谱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 制度化的定位，以往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什么？宏观政策体系是什么？宏观调控的手段又是什么？认识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基本的关键词是制度建设，是把整个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在制度化语境下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这个是不一样的。 而制度化是什么？无非就是稳定性、长期性。这是我们要长期、稳定的贯彻执行的这套宏观调控的支柱体系。 立足点，要理解这套制度体系的全面描述和界定，是立足于新时代的，而新时代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宏观调控做出全面的描述或者是全面的界定。 而对于新时代怎么把握，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怎么把握，四中全会做出了三位一体的概括： 1、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2、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大家可以从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当中得到佐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那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地讲，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如此等等。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一套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或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情况表述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意识到既然说这是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全新表述，会有突出变化的表述，这个新字、变字无疑是奔着解决新时代或者是新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而去的。 之所以提出这些新的表述，做出这些新的概括，显然是我们面临着在以往解决不了，或者是解决不好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使命。 因而，对于这一套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一定要结合着新使命来加以认识，我想至少有三个维度是我们不能忘却的。一是新发展理念。既然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然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个新发展理念新在何处？我们都知道新发展理念，无非讲的就是10个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我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能够做到烂熟于心。 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以往的发展理念，所没有解决或者是解决不了的矛盾和问题又是什么？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是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实践经历，我们显然知道，在过去的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是围绕着规模和速度而展开的。 不管做什么样的经济工作，不管定什么样的发展规划，首先想到的一个指标是明年GDP的增速是多少，规模是多大，一切、一切围绕着GDP的增速转，以GDP论英雄，这是以往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索。 而新发展理念无非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新阶段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要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经济工作的一个指导方针。 那么，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我们做经济工作所面临的、所需履行的一个新使命，就是要把质量和效益也纳入到经济工作的视野当中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重GDP的规模和增速，也要重GDP的质量和GDP的效益。所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刚才杨主任讲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是并重的。 因此，判断经济形势好不好，判断经济工作做的对不对，现在的标准至少是双重的，所以这是其一吧。 其二，经济运行。当谈经济运行的时候，我们过去的分析无非就是周期性的分析视野和总量性的分析视野，论及经济运行状况怎么样，我们的眼中所呈现的一个局面就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的局面，我们总要问经济运行现在是处在衰退阶段呢？还是处在通胀阶段呢？不管是衰退还是通胀，我们总以为它是短期的，过了这一段时间，一切一切又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上去。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至少从2012年以来，GDP的增速的态势，既不是W型的，也很难说是L型的，而是趋势性的下降，或者趋势性的放缓。 那么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新时代或者是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运行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它既有周期性的问题，也有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我们所见到的变化很可能是趋势性的，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周期性的。因而，我们在讨论宏观调控的聚焦点的时候，就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的注重于周期性的变化，而要在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变化的因素和体制性变化的因素，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是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同交织的深刻背景。 第三，宏观政策。我们一讨论到宏观政策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一下子想到的就是需求管理，或者以需求管理的理论所支撑的需求管理政策或者叫做逆周期调节政策，但是在新时代，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宏观调控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的表述，它实际上是需求管理政策的颠覆性调整和方向性的改变，以往我们可能是站在需求侧，聚焦需求总量，搞对冲性调节，追求的是一种短期平衡。而今天我们是要移步到供给侧，关注供给的结构，聚焦于经济的长期持续的发展，而动用的主要是改革性的行动。 所以，这样一种变化也提示我们，我们现在对于宏观调控所依托的工具或手段，是双重的，既要有逆周期调节，也要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发展目标，所聚焦的主要矛盾以及所依托的宏观政策，系双重而非单一。因此对当前的宏观调控的制度体系，我想真的是有必要全面而非狭隘地去加以理解。 之所以这样讲，我想显然是针对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而言的，我认为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于当前宏观政策的布局，以及对于当前的发展目标的理解，必须用双重而非单一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来加以理解。 比如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工作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是怎么标识的？你可以说6%的增速是合理区间，离开了6或者跌到6以下就不合理了，但是当你注意到按照新发展理念的理解，这个合理区间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规划。如果说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同时并重的时候，对于合理区间的描述就不能仅用GDP增速一个维度，而必须同时考虑就业的状况，民生的改善状况以及区域发展的状况，如此等等，它就可能是一种多维的线索。换句话来讲，单纯追求GDP增速，试图把GDP增速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可能不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个合理的区间，这是一条。 第二，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的治理。当我们谈到要顶住下行压力的时候，显然首先得搞明白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何处，所谓加大是哪一个方向上加大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到按照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样一个分析视野去判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周期性的问题。你可以把外需的下降和内需的疲软视为它的突出代表。 2、结构性的问题。 3、体制性的矛盾。 刚才杨主任讲之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时代背景就是因为主要矛盾已经转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上来了。 所以，我们讲究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可能指望有一种能够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来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因此，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你所能操用的政策工具至少是双重的，一手是实施逆周期调节，另外一手还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经济下行压力要顶住，最重要的是要把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相区别，不能把周期性的问题当做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也不能把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当做周期性的问题，或混同于周期性的问题，这就需要告别惯性思维。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一谈到经济下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逆周期调节，而除了逆周期调节之外，很少去想到还有其它方面的工具、其它方面的手段，或者说在新时代我们所创新的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手段。 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因而在新时代履行新使命，依照新时代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2020年的经济工作能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不能将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能不能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到底。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高院长的演讲，下面有请第五位发言嘉宾，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先生！[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刘元春表示2018年整个最终消费额48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数达到了40万亿，按照目前所测算到2019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社零销售的第一大国。 但也要看到，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比最近下降很猛，也就是说我们大量的消费是依靠政府消费来进行支撑的。因此未来需要高度关注中产阶级的培育，不仅仅是中国大市场形成的关键，也是我们未来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以下为发言全文： 非常感谢国是论坛的邀请，因为前面都是大家，谈的都是宏大叙事，现在已经是12点了，大家还在这儿坐着。 我想谈一个大家可能都已经听到过的话题，就是收入倍增，因为我们全面小康、第一个百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2020相对于2010年我们的GDP和收入，要有一个倍增过程。 那么在全面小康之后，我们在这上面的规划应该着眼于什么？虽然我们在经济工作会议里面，主要体现的是短期政策。但是，我们在四中全会里面，把我们中期在收入分配上面所要做的改革、规划进行了很好的说明，这个说明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们目前在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上面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目前提出中等收入人群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就是在于中国大市场。 大家会看到我们2018年整个最终消费额48万亿元，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数达到了40万亿，按照目前我们所测算到2019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社零销售的第一大国。 第一大国所支撑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很多人讨论是中产阶级，事实上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消费在持续下滑，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消费下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滑。 这个下滑里面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的低端人群下滑的速度会更快，这些下滑可能导致一些背后深层次的测算发生变异： 第一，我们会看到在十三五期间，我们的基尼系数并没有按照十二五期间持续回落的这个趋势进行，而是出现了反弹。 第二，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了世界的中上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在持续性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累计下面，我们的存量不平等的问题，已经开始在累计。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最近的一些数据，也就是我们把居民收入分成四等之后进行测算，最近的变化是，中等偏下人群的收入在2018年、2019年的增长速度已经下滑到1.2。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最近的一些变化，对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培育非常的不利，从2014年之后，我们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速度在整体下降的趋势下面，下降的幅度更大。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年在中等收入阶层的这种培育上面，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效果比较差： 第一，我们的转移性净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同时我们的工资性收入，基本上增长速度没有持续抬头。当然，如果从整体结构就会看到，最近高收入阶层增长的速度还可以，原因是什么？是财产净收入增速最近有抬头的趋势。 因此，目前我们所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收入与高收入阶层最近的变异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图形你就会知道，我们中等收入与高收入阶层之比，到了2005年的时候达到了最低点。2005年之后我们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是持续上扬。但是，上扬到2015年达到一个高峰，最近出现了持续回落，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全球的背景，有一个技术持续改进所带来的冲击，也有我们因为全球竞争对于资本的这种有利条件，以及我们在扶贫工作中间进一步的加大力度，使低收入阶层的水平有所提升。 也就是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是有利于高收入阶层，另外有一方面是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呈现的整个世界型的一个趋势叫中产阶级消失。当然，我们会看到中国在全世界的潮流里面算好的，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最近也有所下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占GDP的比重最近也有所下降。 同时，我们还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比，最近下降很猛，也就是说我们大量的消费是依靠政府消费来进行支撑的。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各国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比，中国是处在最低的水平，当然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中等收入下降的过程我们进行假设，比如说以4.2的增速进行假设，我们会看到我们到2035年刚好能够翻一番，保持这样速度的话。 但是，我们的这个速度可能保持不了，如果保持不了，中国中产阶级不断成长、这种我们所设想的这种橄榄型社会就很难出现，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最近在世界上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拉美最近出现了很多的骚乱。 在智利、阿根廷、哥斯达、秘鲁都出现了很多的骚乱，但是这些国家你会看到增长不错，同时在扶贫上面进展很好。此外，会看到基尼系数在过去16年里面下降的速度，玻利维亚、智利都下降了很高的水平，比中国下降的幅度还要大。 但是，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拉美冲突却日益高涨，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钟，当我们在未来GDP持续增长，各种贫困事业持续的进行改善，我们的小康目标全面达成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压力是不是就会减少？ 从目前拉美所发现的这种新现象来看，我们要注意，就是边际上的一些变化，对于中产阶级的机会、收入、获得感的影响，可能会非常的剧烈。也就是说，高度关注中产阶级的培育，不仅仅是中国大市场形成的关键，也是我们未来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说，提出中产阶级未来的这种倍增计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希望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在中产阶级收入扩张和培育上面，要有专门的规划、像我们全面小康这样战略性的谋划来进行发展它。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贫困问题持续改善、增长速度持续改善的过程中间，形成我们增长的可持续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社会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很重要的短板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所释放的这样一个未来的缺口是中产阶级的感受，中产阶级的获得感，在这上面我感觉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在目前世界的各种格局里面，我们要有很多的新思维来前瞻性地谋划未来我们相关的一些问题。时间有限，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观点，谢谢大家！[详情]

　　原标题：魏建国：明年中国吸引外资金额料居全球第一 中新社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 庞无忌）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24日在北京表示，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金额或将达到1400亿至1500亿美元，稳居全球吸引外资第一位。 魏建国在当日由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作出上述预判。 他认为，得益于明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全球生产要素重组等原因，明年中国将持续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其次，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今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46位提升至31位。下一步，魏建国认为，只要政策得当、“补短板”，未来3-5年中国的营商环境有望排入全球前10位甚至前5位。 同时，包括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也将使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更为重要的是，魏建国表示，随着全球生产要素的重组，既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又有完整产业链的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将无可替代。 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吸收外资额达1349.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11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243.9亿美元。魏建国认为，综合上述四个原因，明年中国吸收外资将稳坐全球吸收外资的第一位。 具体来看，他认为，明年中国吸收外资将呈现三大特点： 外资项目将出现大中小项目共同发力，服务业和制造业并头齐驱，东中西三个区域吸收外资齐头并进。（完）[详情]

　　原标题：财政部官员：预计全年减税降费数额超过2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2% （观察者网讯）12月24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北京举行的“国是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1-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全年减税降费的数额将超过2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2%。 他称，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在此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激发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许宏才称，要加强宏观政策协同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合作和上下联动，加强财政政策同货币政策及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配合，确保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汇聚到实体经济领域，保持实体经济的生机、活力。 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加大部门协调配合和对地方指导督促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帮助企业用好相关政策。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确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精准发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减少非必须、非重要支出安排。节省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大对于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投入、引导力度，坚持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发言，图源见水印，下同 翻页为演讲速记：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次机会与大家一起交流，我发言的主题是《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谈三个方面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第一，实体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实体经济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经济大国跃升为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被把振兴实体经济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展实体经济。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完备，技术相对成熟的实体经济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度的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不再简单追求高速度，发展方式也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也要从主要依靠资源，低成本的人力，转向创新驱动。同样，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的要求。要从过去的有没有、快不快转变为好不好、优不优，要防止出现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衰败，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侧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始终不能放松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确保各方面的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只有把实体经济搞上去，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做了根基。 第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近年来财政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今年我国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 1-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预计全年减税降费的数额将超过2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2%。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加快，这个从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个角度有这么几个方面： 1、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相应调整部分服务出口的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目前初步实现了三个确保的要求：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它行业税负只减不升。 2、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的三万元提高到十万元，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这个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并加大所得税的优惠力度。民营和小微企业得到了重点的支持。1-10月，民营经济各项政策合计减税1.05万亿元，在全部减税数额的比例达到63.8%，小微企业减税是1860亿元。 3、完善税收政策，培育创新主体。为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2018年我们取消了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的限制，也就是境外的研发费用在国内同样的跟国内的一样，享受加计扣除。并且将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提高至75%，这个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到所有的企业，也提高了75%。进一步加大研发费用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减少成本，用于研发、技改等再投资，引导加大研发投入。1-10月份，在投资整体下行的形势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2%，高于整体的投资9个百分点。 4、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的缴费比例，地方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可以降至16%，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1-9月新增的社保费降费是2725亿元，此外还实施了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适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政策措施。 5、支持培育新动能，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助力新动能成长、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重点领域国际产能合作。继续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和农业产业，大力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业产业。 6、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用好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加大债务充足力度，支持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加快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完善扶持政策体系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促进回到有效投资。 7、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对于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成效明显的地区，予以奖补支持。开展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改善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完善创业担保贷款体系政策，提高贷款额度上限，放宽贷款申请条件。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国家信贷担保联盟业务的运作，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这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当说还有很多的路要继续走，这个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方面的情况。 第三，多措并举，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在此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激发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财政部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加强宏观政策协同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合作和上下联动，加强财政政策同货币政策及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配合，确保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汇聚到实体经济领域，保持实体经济的生机、活力。 2、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加大部门协调配合和对地方指导督促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帮助企业用好相关政策。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确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精准发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减少非必须、非重要支出安排。节省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大对于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投入、引导力度，坚持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我主要向大家介绍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就介绍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原标题：高培勇：用双重思维理解当前经济，关注结构体制问题 12月24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必须用双重思维方式理解当前经济局势，不仅关注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更关注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 高培勇表示，当谈论经济运行的时候，过去的分析集中在周期性的分析视野和总量性的分析视野，认为经济运行状况就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的局面。我们总以为不管是衰退还是通胀，都一定是短期的，过一段时间，一切又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上去。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至少从2012年以来，GDP的增速的态势，既不是W型的，也很难说是L型的，而是趋势性的下降，或者趋势性的放缓。” 高培勇称，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既有周期性的问题，也有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当前新时代的经济变化很可能是趋势性的，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周期性的。 高培勇表示，经济下行压力要顶住，最重要的是要把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相区别，这就需要告别惯性思维。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一谈到经济下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逆周期调节，但事实上，除了逆周期调节之外，还有很多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手段。 “新工具、新手段”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培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上来，要“对症下药”，一方面要实施逆周期调节，另一方面还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一种“双重思维”在于经济发展量和质的并重。高培勇表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是怎么标识的？高培勇认为，按照新发展理念的理解，这个合理区间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规划。 在新时代、新阶段，经济的发展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要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经济工作的一个指导方针。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重GDP的规模和增速，也要重GDP的质量和GDP的效益。”高培勇说。 在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方面，高培勇表示，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宏观调控的表述是，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他认为，这是基于多维度发展的理念，对整个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图谱的全面描述。 高培勇认为，2020年的经济工作能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能不能将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能不能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到底。[详情]

　　原标题：任泽平：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增长最好的经济体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12月24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会上表示，跟国际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其实不低，而且还相当的高。   今年印度的GDP增速只有5点几，我们比它高。今年1-3季度美国经济2.1%，中国的三分之一。日本只有1点几，欧洲零点几，其它的金砖国家可能更低，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增长的经济体。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些观察以及建议，对于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的理解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就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来稳短期的增长，通过改革开放来稳长期的增长。   当下，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把数据做了拆分，数据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经济结构中，下行幅度比较大的是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大量的都是民企的投资，还有就是我们的出口，以及我们的土地出让收入。   所以，我们来看中国经济的下行有周期性和外部的因素，这个是需要我们通过财政货币的逆周期调节来进行平滑。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我们存在所谓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需要我们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和活力。   最重要的，总书记讲撸起袖子加油干，谁来干呢？就是我们要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我们要调动国企、民企、外资经济的活力，这都需要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事实上，这是中国跟过去自己比，因为中国过去高速增长，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将近10%，在十年前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跟日本差不多，今天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16%，而日本只有5点几。所以说跟过去比我们增速下来了，当然跟国际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其实不低，而且还相当的高。   今年1-3季度中国GDP增速6.2%，大家说以前我们都达到10，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GDP增速曾达到12-14%，确实因为基数的原因。今年印度的GDP增速只有5点几，我们比它高。川普天天发Twitter，说我今年经济不错，我上台以后美国经济大好，今年1-3季度美国经济2.1%，中国的三分之一。日本只有1点几，欧洲零点几，其它的金砖国家可能更低，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增长的经济体。   我觉得，我们对中国经济要进行一个客观的、全面的、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当前的通胀实际上业内争论比较大，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通胀，因为中国CPI连续破三破四，一般来说破三就是通胀的警戒线，按照过去的经验说破三以后我们应该加息，货币经济应该收紧。但我今年提了一个观点，这一轮的CPI的上涨主要是因为猪价的上升，而猪价的上升除了猪瘟，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包括猪周期、环保等因素。   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一头猪牺牲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货币的收紧，应该进行适当的降息降准。昨天总理也讲我们会采取结构性降准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因为中国的核心CPI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下降，而以PPI为代表的中国工业品价格甚至已经掉入了通缩区间，因为它已经负增长了。   对于宏观政策，我们建议应该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不要把财政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等同于大水漫灌，它是正常的熨平经济波动的行为。我们建议财政的力度应该大于货币。对于财政支持我们有两点建议：   1、大幅减税降费，放水养鱼。   对于2020年的减税降费，我们建议应该更多的提高企业的获得感，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及社保缴费费率，这对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获得感更强，效果更明显。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不是简单走铁公基的老路，我们的建议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的基建。为什么？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推动国家项目，中国修了很多路，当时争议很大，有人讲你修了很多路，但是没有车在跑。十年后，这些路都拥堵了。2009年中国搞四万亿刺激，当时的批评声音也很大，但是十年后我们当时修的路又拥堵了。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基建。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7.92，今天中国城镇化率已经60%了，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将会干到80%，根据我们的研究，未来中国新增的2亿城镇人口将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19个城市群，未来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短缺，所以在大宗商品价格比较低，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便宜，然后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来做这些政策，是具有非常长期的远见。   在经济学家里面，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大家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乐观派，不仅很多老外不理解中国经济，我目前认为我们国内很多人也没有把握好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机遇。   放眼未来十年、二十年，我认为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为什么呢？   第一，虽然中国人均GDP2018年是9700美元，今年超过一万美元，但是我们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的潜力。   第二，中国城镇化率60%，发达国家都到80%以上，只要中国经济往前发展，未来我们城镇化还有一二十年的空间。   此外，中国有14亿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8000万人，整个欧洲7亿人。中国就14亿人，一个14亿人的超大型经济体，以每年6%的速度在增长，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呢？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这里。   事实上中国的结构正在发生大转型，在传统经济在个位数增长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新经济，尤其是我们的互联网经济，是以30%的速度在增长。   经常有人抱怨说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好，我们来看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最好的独角兽企业不在美国，就在中国，中美两国加起来占全球的70%，所以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力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大量的跨界创新蓬勃兴起，所以我们涌现了BAT、华为这样世界级的企业，甚至有的企业已经冲入无人区，具备了打地基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个观察。   很多人讲说我们不会讲中国经济的故事。确实如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我们埋头苦干，我们忘了去到外部宣传我们，所以引发了很多误解，比如说在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当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什么呢？有人认为，中国是通过压低汇率，通过偷窃美国的技术来实现了我们伟大的成就，这是爆发中美贸易摩擦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但凡是对中国经济有理解、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不能接受这一观点。   其实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故事并不复杂，中国经济的故事、中国经济的成就，就是我们开放了大门，越开越大，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市场化，中国14亿人追求自由、追求梦想、追求中国梦的结果。我认为中国梦和美国梦有很多共通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正是符合时代的潮流。国际贸易、世界经济、西方经济学，他们倡导的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今天中国强大了你要用双重标准来要求中国呢？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放眼未来，我认为中国如果能够推动以六大改革为突破点，将开启中国经济的新周期：   第一，放开汽车金融、能源、金融以及相关的服务业，因为这些行业还存在一定的管制，就像总书记讲的这是我们自己未来开放的自身需求。   第二，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竞争中性，坚持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   第三，住房制度改革。核心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老成谋国是用时间来换空间。   第四，大规模减税降费，放水养鱼，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   第五，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创新，创新需要直接融资，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六，事业都是人干的，所以当务之急是调动企业家、地方官员、技术官僚的积极性。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主要观点，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将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我们深信经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谢谢！[详情]

　　原标题：魏建国：四大理由支持中国明年持续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12月24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论坛上表示，通过更加开放的外商投资政策与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中国在2020年将通过消费市场与产业链升级持续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魏建国认为，有四大理由保障我国明年继续吸引外商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明年1月1号中国将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负面清单的不断缩短让外商吃下“定心丸”。魏建国表示，此前的投资法是通过“管”和“限”进行外商投资管理；而新投资法则通过促进的条件、政策、与服务实现进一步开放政策。“所以新投资法明年真正实施后，将给跨国公司带来一个大的惊喜。”魏建国说。 二是我国的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这将使外商投资看到积极预期。魏建国表示，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升至全球第31位，比去年提升15位。魏建国认为，我国应该在营商透明度、贷款速度等指标进一步发力，在营商环境的登记、工商注册环节保持优势，他预测，只要各级发力、政策得当、目标锁定，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将进入前五。 三是中国持续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后中国将加快完成RCEP签署各项工作，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与更多有意愿的国家商谈高标准自贸协定。魏建国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很可能明年就敲定，这意味着我国保持开放大门，将与占全球经济总量接近50%、外贸量接近30%的国家形成更加密切的贸易合作，对外贸产生更大吸引力。 四是全球生产要素的重组。魏建国表示，中国既有巨大市场，又有人力资源，且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意味着在全球技术、人力、资源、市场要素的重组过程中，跨国公司将把生产、科研等环节设在中国等新兴市场，从而随时观察市场的需求。我国通过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将迎来更多的投资。 对于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魏建国认为明年中国外资将会首次出现大中小项目一起发力，同时首次出现服务业或制造业并头齐驱。魏建国预计，明年我国10亿美元以上的中型外资项目会超过1000个，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缩减与融资的扩大将进一步推动外资比例的增加。[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我国的人口红利发生了变化。 姚景源称，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更多的是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但是现在，的人口红利发生了变化。 他引用数据分析称，1980年-1989年我国出生了2亿2800万个孩子，1983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后，90后降到了1亿7400万，00后只有1亿2600万。 “什么概念呢？30年的时间，我们年轻人的数量减少超过了1个亿，各位你觉得是小事吗？放开二胎，有人曾经预测这一放开，大家就猛生，现在的问题是都不生”。 姚景源表示，“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去年比前年全国新出生婴儿减少200万，但是另外一方面，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859万”。“反应到经济上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于是就导致我们诸多的原来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臻表示，2018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第一，股票市值全球第二，债券全球第三，保险业保费收入全球第二。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林景臻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模式变革，这必然要求金融服务重心的转移，目前我国金融资源更多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行业由于缺少重资产，往往难以取得融资，这阻碍了他们的转型升级的步伐。 以下为发言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参加国是论坛2019年会，我谨代表中国银行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之前许多的领导和嘉宾，他们的洞见和睿智的发言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下面我也想从金融的视角，谈一谈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观察和建议。 一，大变革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当前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位未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做出的历史性、时代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判断。 我理解大变局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发展之变。世界经济持续低迷，重大科技创新处于黎明的前夜，世界经济还没有走出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高风险的发展困境。 2、国际格局之变。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经济中心逐渐的东移。 3、全球治理之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构，在大变局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迎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挑战在于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严峻，三期叠加的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机遇在于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有利于我国抓住大变局的机遇。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应对大变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当前发展困剧的必由之路，尤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提升： 1、要推动我国的产业链、价值链向全球中高端迈进，增强我国经济全球的竞争力。 2、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升，释放我国增长潜力。 3、要实现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根本变革，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提出的六个方面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为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18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第一，股票市值全球第二，债券全球第三，保险业保费收入全球第二。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六个方面： 1、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直接融资发挥更大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创新大量涌现，产业迈向中高端，国际的经验表明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资本是解决创新企业资金来源的最有效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直接融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截止2018年我国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只有13.4%，直接融资市场内部也不平衡，风险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门槛高。 2、经济结构优化，要求金融资源配置重心进行转移。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模式变革，这必然要求金融服务重心的转移，目前我国金融资源更多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和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型行业由于缺少重资产，往往难以取得融资，这阻碍了他们的转型升级的步伐。 3、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金融供给的效率。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金融资产规模快速增长，金融供给效率有所下降，突出体现在我国每单位GDP所需要的资本，由2007年的4%上升到2015年的7%，但是在2016年下降至5%，这主要与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的差异性不足有关。目前大中小银行普遍求大、求全，传统的金融已经难以满足互联网时代居民随时随地的金融需求。 4、共享经济的发展，对普惠金融提出了新要求。共享是未来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让经济的发展惠及居民群体，这就要求金融加大对民营、小微、三农等金融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金融机构要加大对金融扶贫支持力度，探索公益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金融扶贫新模式，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化战略。我想说支持和发展普惠金融，既是中国金融机构的责任和使命，同时更是金融机构做大客户基础，确保永续经营的重要路径。 5、高水平开放，要求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对于金融业跨境服务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方面中国走出去需要金融走出去，另外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化布局、综合竞争力、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以及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需要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相适应。 6、金融监管要跟上金融发展的步伐，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未来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将更多、更大，尤其是现代金融发展呈现出机构种类多、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金融风险外溢效应将更加突出。 三，承担金融使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提出的要求，金融机构要努力做好四个增强： 1、要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扩大优质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三农等短板领域的信贷支持，增加对制造业中的中长期贷款的支持，深化行业结构调整，聚焦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消费升级等重点行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2、增强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积极跟进经济增长新动力，技术产业的新变革，扩大金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持力度。针对新经济、轻资产、高成长、不确定性强这样的一些特点，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突破银行授信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 3、增强全球服务的能力。未来既要以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开放金融市场，又要着眼于通过开放倒逼我国金融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帮助中资机构在海外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完善和丰富跨境金融服务产品，为企业和居民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的产品和服务。要抓住“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加快推出跨境人民币、跨境融资等特色产品。 4，增强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把握新时代金融风险新特点和监管的新要求，加快构建以金融开放新格局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新体系，既防黑天鹅又防灰犀牛。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增强预防处置化解风险的能力，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各位朋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大变局时代，我国应对当前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中国银行作为我国持续经营时间最长、国际化、综合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我们至今已经在中国持续经营的107年，我们在海外分支机构已经布局了60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将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的优势，努力打造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最后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表示，任泽平：不能因为一头猪牺牲国民经济，应适当降息降准。 任泽平认为，本轮CPI的上涨主要是因为猪价的上升，而猪价的上升除了猪瘟，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包括猪周期、环保等因素。他强调，不能因为一头猪牺牲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货币的收紧，而应该进行适当的降息降准。 “昨天总理也讲我们会采取结构性降准的方式，来支持实体经济”，任泽平称，我国的核心CPI实际上在不断下降，而以PPI为代表的中国工业品价格甚至已经掉入了通缩区间，已经在负增长了。[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在会上表示我们的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了，30年的时间，我们年轻人的数量减少超过了1个亿，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去年比前年全国新出生婴儿减少200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859万。 这种状况反应到经济上，就是我们讲经济学的概念叫劳动力（16-60岁），我们是前年比大前年减少378万，去年比前年又减少470万，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减少。现在我们按照模型推导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有可能每年要减少800万，甚至更多。 以下为演讲全文： 高质量发展，我先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我从我们家事说到国事。我们家新增加了一个新孙子，我们这个小孙子他出生那天上称一称六斤二两，到他满月那天又把他弄称上一称，9斤6两，什么概念呢，就他这一个月的功夫，从6斤2两到9仅6两，这小不点一个月功夫他的体重增加54.8%，医生说这孩子正常、健康。我当时就想一个问题，要是我们这些人，咱们今天在座的，谁要是体重增加50%以上咱们是不是得上医院？ 所以，经济和人一样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主要矛盾，有不同的考核目标，我们现在讲到的高质量发展，我一直强调，我们讲高质量发展千万不要否定过去30多年的高速度。如果没有过去30多年的高速度，我们的量不累计一定的程度，我们谈不上高质量发展，因为肚子都吃不饱还讲质量？回过头说，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我们要进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进程，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要有紧迫感，这个紧迫感是什么？我讲过，我说中国经济到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更高的速度，但是我们不保持一定的速度也不行，所以我主张要把握辩证法。 我们一方面要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稳住经济下行的趋势，一方面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去扶植新产业新业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千方百计地为传统产业排忧解难。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努力地去扶持新动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旧的增长动能衰减过快。 现在中国经济，我觉得大家在高质量发展上一定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诸多的要素条件，现在出现边际变化。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基本上靠三个大量投入，大量的资本投入、资源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三个大量投入我们干到现在，大家知道我们长时间靠大量资本投入去追求增长速度，面对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就要面对现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时间依赖大量的资源投入，支撑高速度、追求高速度，显然走的是一条高能耗、高物耗的路子，然后就是高污染。 总书记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上讲，我们再也不能用透支资源、牺牲环境，去追求整个的速度，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更多的是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了，我讲三个数，1980年-1989年我们生了2亿2800万的孩子，然后1983年开始搞独生子女政策，到了90后降到了1亿7400万，再到00后我们只生了1亿2600万。什么概念呢？30年的时间，我们年轻人的数量减少超过了1个亿，各位你觉得是小事吗？放开二胎，有人曾经预测这一放开，大家就猛生，现在的问题是都不生，我给大家讲，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去年比前年全国新出生婴儿减少200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增加859万。 这种状况反应到经济上，就是我们讲经济学的概念叫劳动力（16-60岁），我们是前年比大前年减少378万，去年比前年又减少470万。现在我们按照模型推导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有可能每年要减少800万，甚至更多。 所以，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减少，反应到经济上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于是就导致我们诸多的原来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我们要有紧迫感，我们得看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或者讲确切一点，建国100年是我们第二个宏伟目标，必由之路，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这一条路。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我总结了四条： 第一，应当建立以创新为根本驱动力的发展，大家知道我们高速度发展靠什么？靠大量资本投入、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但是高质量发展是靠创新。所以，我们务必让创新能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第二，应当是绿色发展。我们高速度发展过去是高能耗、物耗接着高污染。 第三，应当是更加开放。总书记今年以来强调最多的就是如何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所以没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们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四，应当是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标，以老百姓的获得感为根本考核。 我过去在国家统计局工作过，我到哪里都有人问我统计的数据到底准不准，我说我们的统计数据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干扰，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是以GDP核算为核心，是追求速度，速度上去了和老百姓的民生改善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听老百姓的议论统计最多的一段话，你说增长速度那么快，我怎么没有感觉？ 所以，回过头高质量发展是以老百姓的获得感为根本考核，所以我想我们如何把高质量发展把它定位是以创新为根本驱动力的发展，是绿色发展、更加开放的发展、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标、以老百姓获得感为根本考核的发展，我相信各位都能看到，我们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带来广阔的空间和途径。 我也讲过，我们当干部的也好、当企业家也好，我们过去几十年都是干速度出身，干速度我们轻车熟路，所以我们铺摊子、上项目，甚至原来的叫5+2、白+黑。但是，现在搞质量发展我们应当承认，对我们相当多的同志是一个陌生、新的东西。 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需要回到四中全会就是要提高我们整个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我觉得只要这样做，我们认识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中国经济就能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进而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开始第二个百年目标。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会上表示，跟国际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其实不低，而且还相当的高。 今年印度的GDP增速只有5点几，我们比它高。今年1-3季度美国经济2.1%，中国的三分之一。日本只有1点几，欧洲零点几，其它的金砖国家可能更低，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增长的经济体。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些观察以及建议，对于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的理解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就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来稳短期的增长，通过改革开放来稳长期的增长。 当下，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把数据做了拆分，数据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经济结构中，下行幅度比较大的是我们的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大量的都是民企的投资，还有就是我们的出口，以及我们的土地出让收入。 所以，我们来看中国经济的下行有周期性和外部的因素，这个是需要我们通过财政货币的逆周期调节来进行平滑。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我们存在所谓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需要我们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和活力。 最重要的，总书记讲撸起袖子加油干，谁来干呢？就是我们要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我们要调动国企、民企、外资经济的活力，这都需要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事实上，这是中国跟过去自己比，因为中国过去高速增长，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将近10%，在十年前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跟日本差不多，今天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16%，而日本只有5点几。所以说跟过去比我们增速下来了，当然跟国际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其实不低，而且还相当的高。 今年1-3季度中国GDP增速6.2%，大家说以前我们都达到10，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GDP增速曾达到12-14%，确实因为基数的原因。今年印度的GDP增速只有5点几，我们比它高。川普天天发Twitter，说我今年经济不错，我上台以后美国经济大好，今年1-3季度美国经济2.1%，中国的三分之一。日本只有1点几，欧洲零点几，其它的金砖国家可能更低，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增长的经济体。 我觉得，我们对中国经济要进行一个客观的、全面的、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当前的通胀实际上业内争论比较大，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通胀，因为中国CPI连续破三破四，一般来说破三就是通胀的警戒线，按照过去的经验说破三以后我们应该加息，货币经济应该收紧。但我今年提了一个观点，这一轮的CPI的上涨主要是因为猪价的上升，而猪价的上升除了猪瘟，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包括猪周期、环保等因素。 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一头猪牺牲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货币的收紧，应该进行适当的降息降准。昨天总理也讲我们会采取结构性降准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因为中国的核心CPI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下降，而以PPI为代表的中国工业品价格甚至已经掉入了通缩区间，因为它已经负增长了。 对于宏观政策，我们建议应该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不要把财政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等同于大水漫灌，它是正常的熨平经济波动的行为。我们建议财政的力度应该大于货币。对于财政支持我们有两点建议： 1、大幅减税降费，放水养鱼。 对于2020年的减税降费，我们建议应该更多的提高企业的获得感，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及社保缴费费率，这对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获得感更强，效果更明显。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不是简单走铁公基的老路，我们的建议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的基建。为什么？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推动国家项目，中国修了很多路，当时争议很大，有人讲你修了很多路，但是没有车在跑。十年后，这些路都拥堵了。2009年中国搞四万亿刺激，当时的批评声音也很大，但是十年后我们当时修的路又拥堵了。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基建。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7.92，今天中国城镇化率已经60%了，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将会干到80%，根据我们的研究，未来中国新增的2亿城镇人口将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19个城市群，未来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短缺，所以在大宗商品价格比较低，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便宜，然后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来做这些政策，是具有非常长期的远见。 在经济学家里面，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大家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乐观派，不仅很多老外不理解中国经济，我目前认为我们国内很多人也没有把握好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机遇。 放眼未来十年、二十年，我认为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为什么呢？ 第一，虽然中国人均GDP2018年是9700美元，今年超过一万美元，但是我们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的潜力。 第二，中国城镇化率60%，发达国家都到80%以上，只要中国经济往前发展，未来我们城镇化还有一二十年的空间。 此外，中国有14亿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8000万人，整个欧洲7亿人。中国就14亿人，一个14亿人的超大型经济体，以每年6%的速度在增长，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呢？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这里。 事实上中国的结构正在发生大转型，在传统经济在个位数增长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新经济，尤其是我们的互联网经济，是以30%的速度在增长。 经常有人抱怨说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好，我们来看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最好的独角兽企业不在美国，就在中国，中美两国加起来占全球的70%，所以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力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大量的跨界创新蓬勃兴起，所以我们涌现了BAT、华为这样世界级的企业，甚至有的企业已经冲入无人区，具备了打地基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个观察。 很多人讲说我们不会讲中国经济的故事。确实如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我们埋头苦干，我们忘了去到外部宣传我们，所以引发了很多误解，比如说在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当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什么呢？有人认为，中国是通过压低汇率，通过偷窃美国的技术来实现了我们伟大的成就，这是爆发中美贸易摩擦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但凡是对中国经济有理解、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不能接受这一观点。 其实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故事并不复杂，中国经济的故事、中国经济的成就，就是我们开放了大门，越开越大，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市场化，中国14亿人追求自由、追求梦想、追求中国梦的结果。我认为中国梦和美国梦有很多共通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正是符合时代的潮流。国际贸易、世界经济、西方经济学，他们倡导的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今天中国强大了你要用双重标准来要求中国呢？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放眼未来，我认为中国如果能够推动以六大改革为突破点，将开启中国经济的新周期： 第一，放开汽车金融、能源、金融以及相关的服务业，因为这些行业还存在一定的管制，就像总书记讲的这是我们自己未来开放的自身需求。 第二，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竞争中性，坚持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 第三，住房制度改革。核心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老成谋国是用时间来换空间。 第四，大规模减税降费，放水养鱼，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 第五，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创新，创新需要直接融资，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六，事业都是人干的，所以当务之急是调动企业家、地方官员、技术官僚的积极性。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主要观点，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将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我们深信经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发言时表示展望2020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积极的方面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有助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高度警惕国际市场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领导、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受邀参加《2019国是论坛年会》，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本来这一环节应该由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同志演讲。因为潘行长临时有重要会议，委托我代为就2019年外汇市场演变、我们的基本经验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及政策取向谈一点看法。下面我讲四个观点，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2019年稳定外汇市场的基本经验是：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手段，以此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冲击 2019年是外汇市场很不平凡的一年，是防风险、促改革面临艰巨平衡的一年，我们坚持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手段。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反复多变等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形势，外汇管理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综合采取了增强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加强外汇市场预期引导、不断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和工具箱，保持跨周期微观监管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严厉打击外汇市场违规交易等举措，形成了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的政策合力，保持了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2019年是下决心更大力度实施外汇市场开放的一年。改革需要动力和压力，开放进一步增强了改革的迫切性。外汇管理改革的出发点永远是降低经济部门交易成本，前提是在实战检验中，管理者的治理水平与系统性风险管理要求相适应。 在复杂环境下坚持扩大开放，增加外汇管理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供给，目的就是降低金融部门和实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在金融市场开放层面，2019年持续优化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开展证券公司结售汇业务试点。上述改革举措提高了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程度。前11个月，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合计超1000亿美元，成为稳定外汇市场的重要力量。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层面，2019年3月，推出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在7个省、直辖市和14家法人银行开展试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10月底，经国务院批准，推出了6项促进跨境贸易和6项促进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举措，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同时，积极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对外开放高地，12月20日，出台便利横琴澳门投资企业跨境投融资6项举措，发挥特殊经济区域作为外汇改革开放新高地的示范作用。 二、平衡性是2019年外汇管理改革和外汇市场运行的最大亮点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外汇体制机制改革、金融市场开放、跨境资本流动、国际收支环节中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平衡性”是最恰如其分的描述。这种平衡为实体经济部门的贸易和投资、金融部门的资产组合营造了了更为稳定的货币和投融资环境，在中国的外汇市场上，货币和汇兑风险系统性地处于全球最为稳健的水平。我通过数字加以实证。 2019年，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总体呈现“四个稳”：一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中表现稳健平衡。全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中美经贸摩擦和磋商演变高度吻合。截至12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1.8%，CFETS指数下跌1.7%，而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9%，人民币在全球主要非美元货币中表现居中。二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2019年前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1432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逆差55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总体呈现净流入，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入277亿美元。三是外汇供求总体平衡。2019年前11个月，银行结售汇月均逆差53亿美元，低于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爆发初期。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总体呈现小幅净流入。前11个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130亿美元。四是国际储备总量、结构、投向和回报自求平衡。截至2019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956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加229亿美元；黄金储备稳中有升。 这种平衡性所带来的是良性循环的政策实践：通过市场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的信心和预期得以稳定，外汇市场异常波动隐患明显降低，实体经济得到了更加稳健的货币金融环境。在外部冲击面前要积极作为，但不能过犹不及，外汇头寸的分寸拿捏、国际储备的锱铢必较、贸易和投资项下的得失权衡，才能带来外汇市场平衡发展。 三、2020年外汇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守住面、突破点、把好线 展望2020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做好外汇管理工作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从积极的方面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未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升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夯实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磋商取得进展，有利于全球经济和贸易良性发展，为外汇市场总体平衡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高度警惕国际市场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着力抓重点、补短板、促开放，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守住面，坚决打好外汇市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切实维护国家金融体系总体健康。防范化解外汇领域风险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加快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宏观上要防止外部风险冲击引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必须关口前移，必须更加精准地找到重要变量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的顺周期波动。在微观上，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严厉打击虚假欺骗性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 二是突破点，继续推进外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要点、制度要点、开放要点、兑换要点，统筹考虑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稳定性要求，有序推进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提高可兑换项目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境外投资者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 三是把好线，加强科技金融与外汇市场融合，抓住监管科技发展这一主线。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广泛应用，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科技新业态。不久前，脸书发布的“天秤币”就引发了各方对金融稳定、跨境交易、全球货币体系的深度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外汇局搭建的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是目前唯一一个中央国家机关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备案的区块链平台。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拓展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应用场景。同时，要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应对数字货币的前瞻性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外汇监管科技体系建设。 四、展望未来，外汇管理要在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提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论，这需要我们加强全局观念，在改革、开放、稳定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一是把握好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时机和步调，在守住风险的前提下与更高水平的开放标准统筹平衡。稳步金融市场开放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走，实现开放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再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当然，金融市场开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要建立在有效防控金融市场风险的基础上。要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我们一直采取 “先经常后资本、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后间接”的渐进式开放思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开放道路，是应该长期坚持的路径选择。 二是始终坚持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跨期、跨部门、跨主体、跨境配置资源的重要媒介。未来，必须回归本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开放道路，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加快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最后，预祝本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会上表示许多外国记者问我一个问题，2020年中国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生产链还会持续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吗？我的回答是会，不仅会而且会更上一层楼。理由是以下四点： 第一，明年1月1号中国将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第二，中国打造全球最佳的营商环境以及外商投资看到了预期。第三，区域的发展。第四，全球生产要素的重组。 那明年中国吸引外资多少呢？魏建国认为，明年的吸引外资，将会在今年的基础上面，可能能够达到1400-1500亿，稳坐全球吸引外资的第一位。 以下为演讲全文： 许多外国记者问我一个问题，2020年中国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生产链还会持续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吗？我的回答是会，不仅会而且会更上一层楼。理由是以下四点： 第一，明年1月1号中国将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大家知道从今年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以后，外商关注最重要的是《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这几个月快马加鞭，努力地实现，可以说整体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美国驻中国的商会，还有日本驻华商会以及欧盟驻华商会的主席还有一些成员都跟我说，这个如果实施起来，外商就吃下了定心丸，全力谋发展或者是安心谋发展，我觉得这个评价太高了。 他们以前老说《外商投资法》是限制你、管理你，比如说限制的差不多有400多种，允许的也有300、400种，还有一些中间地带，就是要申请的这一块有几千种，外商搞不过来。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负面清单，只要能够缩减就大幅度缩减。外商说老投资法是一个管、一个限，新投资法也是两个字： 第一，促，给你促进的条件、政策。 第二，给你服务，是一个放开的政策。 所以新投资法如果明年真正实施，将给跨国公司带来一个大的惊喜。 第二条理由，我认为就是中国打造全球最佳的营商环境及外商投资看到了预期，同志们，预期很重要，可能我对这个项目可能前期一两年甚至三四年我不能盈利，我持平，甚至亏损，但是他预期会上去。就像马云初创阿里巴巴一样，就像包括腾讯初创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预期靠什么打造的呢？是靠我们的全球最佳营商环境，我们从46位已经提高到31位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继续上升呢？我认为只要把握三点还可以增加，甚至可以进入前十。 第一，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十个评判指标，我们有的是排在前20位的，有的大部分是60位的，还有的不行，不行就主要几个方面： 1、透明度。 2、贷款速度要加快，现在我们最好的是营商环境的登记、工商注册，如果把这两个做好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进前10、前5。 人家说你需要多少时间？我冒昧的说，只要我们各级发力、政策得当、目标锁定，未来三到五年中国进入前五这是肯定的。 第三个理由，区域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RCEP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印度我们原谅它了，也理解它，它要保护，它一看你进来了它就没法生产了，我们也经过这条路。但是我们给它过渡期了，甚至九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但是它还是心有余悸，那没办法，它那么大的国家，工业基础不好，民族工业要发展，我们理解它，但是门是开着的。明年的区域发展，我认为很可能RCEP明年就敲定，而且各国审议通过，这个是占全球经济总量接近50%，外贸接近30%的，覆盖人口最广的一个区域，外商投资到这儿来很有好处。 第二个，中日韩自贸协定。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加上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还要加上第九大经济体韩国，它意味着亚洲时代来了，靠欧盟靠不住，靠美国靠不住，靠其它的国家都不行，就靠亚洲这块发力，而中日韩自贸协定我估计明年习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会对这个有很好的安排，并且会有加速。当然，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习主席在进口博览会上说了，还要加强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跟瑞士在前年搞了，因为瑞士它不是欧盟嘛，它可以给我们FTA，搞完以后，我们原来的贸易是200亿美金，第二年400亿，第三年600亿，那就是翻番的走，当然我们瑞士手表什么都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们，这个我觉得互补性很强，所以我们跟一带一路的国家，再跟海合会大家都一看，现在的沙特的动向，包括卡塔尔，我是以前负责海合会的谈判的首席代表，我也是跟澳大利亚和韩国、新西兰谈FTA的代表。 告诉大家，FTA自贸协定两个经济体相差越大，互补性越强，比如说我们有能源，海合会、沙特、卡塔尔、巴林，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填上去，而它不制造的东西比如像我们的电器、家纺、自行车、汽车，它还要我们过去，包括建筑材料，这个在经济学外贸上面叫做边际效应，互相发挥到极点，因为我们双方都是零关税。所以，明年区域经济的发展加上我们整体会带来更大的外商投资进入。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全球生产要素的重组。假使库克公司把工厂设在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完美的生产链的地方，那在什么地方？现在全球只有中国，既是10亿人口的重要人口，又是生产链，哪怕一个小螺丝，库克为什么说他不愿意接受特朗普要求搬回去？他连螺丝他都造不成，一个手机有十多万个零件，你没有个生产链条它做不成，所以全球技术、人力、资源、市场要素的重组，使得特别是我们进口博览会，使得这些跨公司要把整体的工厂要设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科研、研发最近的，随时观察到市场的需求。 三星就已经在无锡投资，包括沃尔玛，现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沃尔玛老牌子的，它也要了解中国到底需求什么，沃尔玛做出零售这块什么，这就表明了中国在这一块不仅通过制度释放出红利，而且通过以上四点会使明年整体的信用外资会取得一个更新的发展。 那么明年发展会有什么特点呢？我个人认为，三个特点： 第一，明年中国外资将会首次出现大中小项目一起发力。以前我们是大项目发力，有时候中项目发力，有时候小项目发力。明年除了广州的、惠州的德克萨斯美孚是投资100亿美元，还有广东湛江德国的巴斯夫投资100亿美元做精细化工。大家知道精细化工不是一般的化工，不像我们搞污染的那种大的化工盐碱什么的，所以精细化工到中国100亿，除产生的生产链、服务链、供应链，它会波及到我们几千个到几万个这种中小企业。还有特斯拉在上海现在有人说特斯拉汽车40万亿部，当然我们看到特斯拉在新区好以后，它会带动一系列。还有华晨宝马在沈阳扩大它的股份，加大35亿美金。这个了不得，东北这个地方有35亿美金的投入，以后更多的人就来了，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负面清单开了以后，融资扩大以后，外资的比例增强，华晨宝马是一个。我了解到，明年10亿美元以上的中型项目会超过1000个，因为今年据商务部统计，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中型项目已经达到了870个，明年不能达到1000个吗？还有，1亿美元以上的小型项目，人家说这个小型项目怎么会有全面开放的呢？理由就是一条，中央目前所实施的关注支持民营企业打造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开放28条。 第二，首次会出现服务业或制造业并头齐驱。 从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吸引外资服务业占比超过54.5%以后，我们一直服务业这一块不错，但是制造业是根本，所以我们要把制造业外商去引进来，那就看你能不能实现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头并进，这个是很难的，中国做到了。今年我们也做到了，特别是大家看到服务业，我们今年一季度就达到了4847亿人民币，增长12.9%，而高新技术产业，我们达到了39.8%。制造业也继续发展，我们前三季度，制造业吸引的规模是1882亿人民币，而且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是德国、日本、荷兰，大家也看到了挪威。 搞IT产业芯片瑞典挪威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来了。还有一个现象，尽管中美贸易战打得很厉害，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增长了65.6%，特朗普不是叫你们回去吗？不仅不回去还加大了，可以说贸易战打得正酣的时候，关税在逼我们的时候，美国公司这确实是一个意外。 还有，像沃尔玛他们都过来了，这个就是看中你消费的水平、零售的水平，带动外国的小项目，尤其是日本很重视小微企业的合作，所以今后我们会看到，山东、江苏、福建、辽宁、东北小型企业会加大科技范围的合作。 第三，会出现东中西三个地点，同时齐头并进的局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吸引外资，可能东部地区好一些，中部地区差一些，西部地区更差一些，其实现在从今年看，我看到东部地区前三季度东部增长6.8、中部增长7.2、西部增长10.8。 我们现在有十八个自贸区，自贸区利用外资今年已经是988.4亿，已经达到占我们全部吸引外资的14.5%，但是我觉得下一步还有更大的可能，所以你们也都看到了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都在大力的吸引人才，因为这些东西上去以后，外资需要人才、需要大学生，需要这一块的整个的生产链条。 不仅是人力的红利，还有人才的红利，所以我不太同意一些专家学者，我们现在的人力红利减少，我们还要从人力的红利向人才红利，这一块西部地区很多，不要让孔雀东南飞，这一点我觉得明年会出现这个局面。 有人问我，既然这一块说了，你估计一下明年中国吸引外资多少呢？我个人认为，明年的吸引外资，将会在今年的基础上面，可能能够达到1400-1500亿，稳坐全球吸引外资的第一位，谢谢大家！[详情]

　　陆磊：2019年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中表现稳健 来源：国是直通车 外汇局副局长陆磊今天在北京出席由中新社举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时表示，2019年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中表现稳健，全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中美经贸摩擦和磋商演变高度吻合。截至12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1.8%，CFETS指数下跌1.7%，而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9%，人民币在全球主要非美元货币中表现居中。（记者 夏宾 摄影 侯宇） [详情]

　　杨伟民：逆周期政策既不可强刺激亦不可弱调节 来源：国是直通车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伟民24日在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上说，中国要把握好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度，其衡量尺度之一在于是否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从根本上看，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必须坚持供给侧改革为主线，逐步解决长期性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记者 王恩博 摄影 张兴龙） [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在过去的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是围绕着规模和速度而展开的。不管做什么样的经济工作，不管定什么样的发展规划，首先想到的一个指标是明年GDP的增速是多少，规模是多大，一切一切围绕着GDP的增速转，以GDP论英雄。 而新发展理念无非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新阶段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要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经济工作的一个指导方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重GDP的规模和增速，也要重GDP的质量和GDP的效益。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从今天的会议主题，特别是这一环节的主题，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讲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凭借的是什么？赖以支撑的又是什么？我想这里有一套务实管用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讲现代化治理和现代国家治理，显然离不开宏观调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疑也包括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因而，理解新时代新使命，我们很有必要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加以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宏观调控有这样一段表述，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这样一段表述与我们过去所见到的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表述，有何不同？突出变化在哪里？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变化，我们可以一下子捕捉到，描绘了我们整套宏观体系调控的图谱，或者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图谱，这个图谱有三部分： 第一，战略导向是什么？整个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是围绕着国家发展规划而发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第二，主要手段是什么？ 1、财政政策。 2、货币政策。 这有别于以往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描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 3、其它手段。 这里包括了就业、产业、消费、投资、区域，虽然后面加了一个等字，但是这五个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把整个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图谱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 制度化的定位，以往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什么？宏观政策体系是什么？宏观调控的手段又是什么？认识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基本的关键词是制度建设，是把整个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在制度化语境下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这个是不一样的。 而制度化是什么？无非就是稳定性、长期性。这是我们要长期、稳定的贯彻执行的这套宏观调控的支柱体系。 立足点，要理解这套制度体系的全面描述和界定，是立足于新时代的，而新时代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宏观调控做出全面的描述或者是全面的界定。 而对于新时代怎么把握，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怎么把握，四中全会做出了三位一体的概括： 1、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2、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大家可以从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当中得到佐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那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地讲，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如此等等。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一套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或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情况表述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意识到既然说这是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全新表述，会有突出变化的表述，这个新字、变字无疑是奔着解决新时代或者是新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而去的。 之所以提出这些新的表述，做出这些新的概括，显然是我们面临着在以往解决不了，或者是解决不好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使命。 因而，对于这一套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一定要结合着新使命来加以认识，我想至少有三个维度是我们不能忘却的。一是新发展理念。既然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然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个新发展理念新在何处？我们都知道新发展理念，无非讲的就是10个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我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能够做到烂熟于心。 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以往的发展理念，所没有解决或者是解决不了的矛盾和问题又是什么？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是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实践经历，我们显然知道，在过去的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是围绕着规模和速度而展开的。 不管做什么样的经济工作，不管定什么样的发展规划，首先想到的一个指标是明年GDP的增速是多少，规模是多大，一切、一切围绕着GDP的增速转，以GDP论英雄，这是以往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索。 而新发展理念无非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新阶段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要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经济工作的一个指导方针。 那么，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我们做经济工作所面临的、所需履行的一个新使命，就是要把质量和效益也纳入到经济工作的视野当中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重GDP的规模和增速，也要重GDP的质量和GDP的效益。所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刚才杨主任讲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是并重的。 因此，判断经济形势好不好，判断经济工作做的对不对，现在的标准至少是双重的，所以这是其一吧。 其二，经济运行。当谈经济运行的时候，我们过去的分析无非就是周期性的分析视野和总量性的分析视野，论及经济运行状况怎么样，我们的眼中所呈现的一个局面就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的局面，我们总要问经济运行现在是处在衰退阶段呢？还是处在通胀阶段呢？不管是衰退还是通胀，我们总以为它是短期的，过了这一段时间，一切一切又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上去。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至少从2012年以来，GDP的增速的态势，既不是W型的，也很难说是L型的，而是趋势性的下降，或者趋势性的放缓。 那么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新时代或者是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运行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它既有周期性的问题，也有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我们所见到的变化很可能是趋势性的，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周期性的。因而，我们在讨论宏观调控的聚焦点的时候，就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的注重于周期性的变化，而要在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变化的因素和体制性变化的因素，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是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同交织的深刻背景。 第三，宏观政策。我们一讨论到宏观政策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一下子想到的就是需求管理，或者以需求管理的理论所支撑的需求管理政策或者叫做逆周期调节政策，但是在新时代，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宏观调控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的表述，它实际上是需求管理政策的颠覆性调整和方向性的改变，以往我们可能是站在需求侧，聚焦需求总量，搞对冲性调节，追求的是一种短期平衡。而今天我们是要移步到供给侧，关注供给的结构，聚焦于经济的长期持续的发展，而动用的主要是改革性的行动。 所以，这样一种变化也提示我们，我们现在对于宏观调控所依托的工具或手段，是双重的，既要有逆周期调节，也要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发展目标，所聚焦的主要矛盾以及所依托的宏观政策，系双重而非单一。因此对当前的宏观调控的制度体系，我想真的是有必要全面而非狭隘地去加以理解。 之所以这样讲，我想显然是针对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而言的，我认为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于当前宏观政策的布局，以及对于当前的发展目标的理解，必须用双重而非单一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来加以理解。 比如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工作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是怎么标识的？你可以说6%的增速是合理区间，离开了6或者跌到6以下就不合理了，但是当你注意到按照新发展理念的理解，这个合理区间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规划。如果说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同时并重的时候，对于合理区间的描述就不能仅用GDP增速一个维度，而必须同时考虑就业的状况，民生的改善状况以及区域发展的状况，如此等等，它就可能是一种多维的线索。换句话来讲，单纯追求GDP增速，试图把GDP增速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可能不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那个合理的区间，这是一条。 第二，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的治理。当我们谈到要顶住下行压力的时候，显然首先得搞明白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何处，所谓加大是哪一个方向上加大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到按照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样一个分析视野去判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周期性的问题。你可以把外需的下降和内需的疲软视为它的突出代表。 2、结构性的问题。 3、体制性的矛盾。 刚才杨主任讲之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时代背景就是因为主要矛盾已经转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上来了。 所以，我们讲究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可能指望有一种能够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来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因此，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你所能操用的政策工具至少是双重的，一手是实施逆周期调节，另外一手还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经济下行压力要顶住，最重要的是要把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相区别，不能把周期性的问题当做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也不能把结构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当做周期性的问题，或混同于周期性的问题，这就需要告别惯性思维。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一谈到经济下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逆周期调节，而除了逆周期调节之外，很少去想到还有其它方面的工具、其它方面的手段，或者说在新时代我们所创新的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手段。 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因而在新时代履行新使命，依照新时代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2020年的经济工作能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不能将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能不能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到底。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谈及全球生产要素重组时表示，只有中国能提供消费大市场以及完整的供应链。 他举例称，假使苹果公司要把工厂设在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完美的生产链所在地，那在全球只有选择中国——既是10亿人口的重要消费市场，又有完整生产链，哪怕一个小螺丝。 “库克为什么说不愿意接受特朗普要求搬回去？（如果搬回去了）他连螺丝都造不成，一个手机有十多万个零件，你没有个生产链条它做不成”，魏建国表示，全球的技术、人力、资源、市场要素的重组，使得跨公司要把工厂要设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科研、研发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观察到市场的需求。[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谈及货币政策时表示，货币政策的要点是灵活适度，应根据短期经济运行的边际变化、针对不同的问题，应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以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他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目前实体经济利润过低，民间投资低迷、消费减速等等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就是融资成本还是过高。银行利润一枝独秀对国民经济大局而言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杨伟民说。[详情]

　　摄影 张兴龙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致辞时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侧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就减税降费方面而言，许宏才表示目前初步实现了三个确保的要求：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它行业税负只减不升。 以下为致辞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次机会与大家一起交流，我发言的主题是《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谈三个方面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第一，实体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实体经济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经济大国跃升为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被把振兴实体经济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展实体经济。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完备，技术相对成熟的实体经济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度的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不再简单追求高速度，发展方式也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也要从主要依靠资源，低成本的人力，转向创新驱动。同样，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的要求。要从过去的有没有、快不快转变为好不好、优不优，要防止出现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衰败，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侧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始终不能放松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确保各方面的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只有把实体经济搞上去，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做了根基。 第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财政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今年我国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 1-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预计全年减税降费的数额将超过2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2%。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加快，这个从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个角度有这么几个方面： 1、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相应调整部分服务出口的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 目前初步实现了三个确保的要求：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它行业税负只减不升。 2、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的三万元提高到十万元，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这个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并加大所得税的优惠力度。民营和小微企业得到了重点的支持。 1-10月，民营经济各项政策合计减税1.05万亿元，在全部减税数额的比例达到63.8%，小微企业减税是1860亿元。 3、完善税收政策，培育创新主体。为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2018年我们取消了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的限制，也就是境外的研发费用在国内同样的跟国内的一样，享受加计扣除。并且将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提高至75%，这个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到所有的企业，也提高了75%。进一步加大研发费用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减少成本，用于研发、技改等再投资，引导加大研发投入。 1-10月份，在投资整体下行的形势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2%，高于整体的投资9个百分点。 4、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的缴费比例，地方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可以降至16%，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1-9月新增的社保费降费是2725亿元，此外还实施了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适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政策措施。 5、支持培育新动能，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助力新动能成长、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重点领域国际产能合作。 继续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和农业产业，大力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业产业。 6、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用好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加大债务充足力度，支持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加快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完善扶持政策体系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促进回到有效投资。 7、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对于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成效明显的地区，予以奖补支持。开展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改善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完善创业担保贷款体系政策，提高贷款额度上限，放宽贷款申请条件。 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国家信贷担保联盟业务的运作，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这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当说还有很多的路要继续走，这个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方面的情况。 第三，多措并举，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在此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激发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财政部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加强宏观政策协同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合作和上下联动，加强财政政策同货币政策及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配合，确保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汇聚到实体经济领域，保持实体经济的生机、活力 2、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加大部门协调配合和对地方指导督促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帮助企业用好相关政策。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确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精准发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减少非必须、非重要支出安排。节省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大对于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投入、引导力度，坚持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 我主要向大家介绍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就介绍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摄影 侯宇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伟民发言时表示未来经济工作中既不能顺周期，也要把握好逆周期的度，也就是说不能强刺激，也不能弱调节。衡量的尺度之一就是是否激活了微观主体的活力，这是一个增长的基础。 要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既不能大水漫灌强刺激，也不能小水漫灌无感觉。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要点是要提质增效，因为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的条件下，又要保持逆周期的力度，更加的积极，就是必须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 杨伟民表示货币政策的要点是要灵活适度，也就是说根据短期经济运行的边际变化，针对不同的问题应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国是论坛。 中央经济工作会刚刚闭幕，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借这个机会我谈一些自己的学习机会，供大家参考。 第一，关于形势判断。准确判断形势实际上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中央经济工作会对形势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1、对今年成就的判断。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是符合预期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有两个数量也发布了，GDP接近100万亿，人均GDP将突破一万美元，这两个数量我觉得它确实有重要的标志意义，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今年这样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取得这样一个成就实属不易。 2、对经济下行及其原因的判断。去年的判断说的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今年一季度是说存在下行压力，因为一季度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的判断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个加大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从一季度到三季度确实是在走低。 经济下行的原因既有国外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国外因素，众所周知主要就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的放缓，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因素，主要就是因为我国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这样一个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这是把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放到了前面，这是我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时代背景。 3、对趋势的判断。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我前几天在青岛我也讲过。 4、对世界经济的判断，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我们已经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了。 第二，关于重要认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今年又提出了四个重要认识，我觉得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 今年经济工作当中有些方面出现了偏差，有些方面力度不够，所以需要提醒全党来注意。 1、要求逆周期。既不能顺周期，也要把握好逆周期的度，也就是说不能强刺激，也不能弱调节。衡量的尺度之一就是是否激活了微观主体的活力，这是一个增长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增强增长的能力，就是必须坚持供给侧改革为主线，逐步解决长期性的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2、要求讲究方式方法。这个方向目标明确以后，方式方法实际上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方式方法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方向有可能出现偏差，目标也有可能落空，所以要求树立全局观念、整体意识，把握好多重目标的平衡，也就是说不能单一目标，不能只顾一点，不顾其余，不能为了个体的“所谓的正确”，带来全局的整体的错误。 当然目标平衡是一个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现在目前经济下行期，要更加注重稳增长，不能各种约束性的政策集合用力。 3、要求加快改革。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我国经济的潜能是很大，但是目前的体制机制的障碍制约着这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增长。所以，必须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的开放，逐步激活潜能。 4、要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不详细说了。 第三，新发展理念。 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一项任务，这个是不多见的，同前面提出的四个重要任务实际上是异曲同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各方面的新发展理念，切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在落实，但是也存在说得多、做得少，不会做、不愿做。 在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忘了新发展理念，以及分拆新发展理念，只抓一点，缺乏整体、全面、全局、观念等等问题。 所以，要求在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当中来推动发展，不能带来新的不平衡，要树立全面整体的观念，五大理念是一个整体，不能够拆分。 比如一说创新，各地区就一窝蜂的搞新产业、人才大战、一刀切的关停传统产业等等，这样的话，创新也许上去了，但是会带来一些新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要充分考虑各项政策的综合影响，要做好事前的调查研究和评估，抓好政策的落实，不能搞形式主义等等。 第四，关于工作重要。 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所以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这是经得起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标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光是贫困人口，全体人民都要应该有获得感，所以在打赢三大攻坚战的同时，要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这一次任务一，贯彻新发展理念。任务二，打好三大攻坚战。任务三，改善民生。 也就是把民生放在了宏观政策和产业区域发展之前，过去大家知道往往是放在后面的，这种改变我觉得：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人民有获得感。 第二，也是发展理念的升华。 改善民生既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之上，就是财政要可持续，也要把改善民生其实就是扩大消费，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改善民生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比如说会议提出的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既是民生同时也增加了住房的供给，对上游产业又是一个需求，可以拉动住房及其相关产品的增产，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关于宏观政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确保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宏观政策总的是三大政策的协同： 1、宏观政策要稳，要保持财政、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实现六稳。 2、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瞄准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不强的问题来深化改革和制定政策。 目前国企、民企、外企（国家三大市场主体），都一定程度的存在活力不强的问题，当然在经济下行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各自的痛点是不一样的，最近中央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改变发展文件，其实就是瞄准民营企业目前面临的痛点，激活民营企业活力一个改革的举措。 3、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部分基层出现了财政支出面临较大的压力，所以要确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保的支出，不能出现缺口。 要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既不能大水漫灌强刺激，也不能小水漫灌无感觉。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要点是要提质增效，因为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的条件下，又要保持逆周期的力度，更加的积极，就是必须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 货币政策的要点是要灵活适度，也就是说根据短期经济运行的边际变化，针对不同的问题应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这一次会议特别提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样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要求新的任务，这个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举措。目前实体经济利润过低，民间投资低迷、消费减速等等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就是融资成本还是过高。 银行利率一枝独秀对国民经济大局而言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 第六，关于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以来的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今年仅是新闻稿就出现了七次，说明内涵和要求还在不断地拓展。 所以，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个方针，坚持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两个轮子，在深化供改上持续的用力，这里面包括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生猪生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换应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降低企业的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用市场机制和科技创新两大动力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加强战略性、网络性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是一些新的内容和要求。 区域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要实施好中央已经确定的六大国家战略外，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这个是在今年五次财经委会以后已经明确的一个政策方向，这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对未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向上的措施。 第七，关于改革开放。 会议强调了几项与激发经济潜能或者说和稳增长密切相关的改革，包括了民营企业，现在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最困难的，我们说企业比较困难主要就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而他们是经济发展特别是稳就业、稳收入的主体，所以会议提出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其实这个也是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当然这个现在已经在落实了，大家已经看到了文件在出台。 未来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完善，资金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的错配是目前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集中反应，所以会议提出要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这个是过去没有提过的。 土地计划管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叫计划管理，但是40年过去了，将来还有计划管理，所以要改革这个。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就不多说了，开放方面要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负面清单、降低关税总水平，这个已经在落实了，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等等。 以上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体会，仅供参考，谢谢大家！[详情]

　　摄影 张兴龙 新浪财经讯 12月24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于今日在北京举办，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表示即将过去的2019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 谭天星表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仍然没有变，仍然具备许多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利因素。未来仍要坚定推进改革开放，要坚持扩大开放不动摇，打开国门搞建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和大家相聚在国是论坛2019年会。首先，我谨代表中央统战部向各位嘉宾、各位专家以及企业代表的到来致以诚挚问候，向国是论坛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自创设以来已有3年。作为聚焦经济领域的高端平台，国是论坛紧扣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重大经济活动、重要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热点，进行及时全面准确权威的报道和解读，为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切，营造良好发展预期和舆论环境作出了贡献。 即将过去的2019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这一年，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决定，对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此次论坛以新时代·新使命为主题，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探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之道。期待能够听到在座朋友们的真知灼见，这里我也谈三点看法与大家交流： 第一牢固树立制度自信。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成功实践的结果。四中全会公报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大显著优势，其中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也包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制度等等。面对当前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加速演变的国际格局和国内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更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牢固树立制度自信，在坚持中完善发展，在改革中锐意创新，不断激发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并将其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二是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就业形势较为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百姓生活持续改善，科技创新成果丰硕。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展望未来，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仍然没有变，仍然具备许多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利因素。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深水区。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面对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坚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向改革要活力，向开放要动力，努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坚持扩大开放不动摇，打开国门搞建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广泛汇聚智慧力量。统一战线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工作领域更加宽广、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大有可为。 我们要始终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奋斗。充分发挥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海内外同胞的智慧和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当前要更加重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激发各民族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要深入做好海外人才、留学人员，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服务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高精尖领域的领军者突破性的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不断地完善市场、政策、法治的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港澳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维护港澳繁荣稳定，推动两岸共同市场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要积极发挥好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引导他们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增进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合作，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志们、朋友们，再出发征途不畏险难，未来中国充满自信，祝国是论坛进一步把握方向、提高质量越办越好。 祝国是论坛2019年会取得圆满的成功，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取得更大的进步，谢谢大家！[详情]

　　原标题：财政部许宏才：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 加强宏观政策协同  中证网讯（记者 赵白执南）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24日在“国是论坛2019年会：新时代·新使命”上表示，多措并举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振兴。 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同，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合作和上下联动，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配合，确保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汇聚到实体经济领域，保持实体经济的生机活力。 二是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加大部门协调配合和对地方的指导督促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帮助企业拥足用好相关政策，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活力，确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三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精准发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减少非必须、非重点支出安排，节省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投入领导力度，支持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详情]

　　财政部许宏才：前10月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 预计全年超过2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24日在“国是论坛2019年会：新时代·新使命”上表示，今年我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在确保公平、效率的情况下，有效减轻了实体经济负担。前10月实现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23日消息，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将于2019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新时代•新使命”。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等将出席并发言。 [详情]